当国人对马桶盖趋之若鹜，哲学家怎样思考家用电器？
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
这是刚出版不久的《论家用电器》中描述的，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
我们的生活陷在家用电器的网络中，却甚少反省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相当深刻的，既影响到家庭空间部署，又影响到家庭伦理关系。“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
汪民安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揭露了洗衣机、电冰箱、手机、电视机等电器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空间权力结构。
那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机器之作吗？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批判，但喜欢怀疑。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写家用电器时并没有使用很多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而旧作《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很多“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物”的生与死很多时候是一个时代决定的……
汪民安：是的，我没有使用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我理解你说的外部分析，就是强调物是如何被时代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代和历史所淘汰的。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徐敏有几篇谈论这样问题的文章非常精彩。比如他分析录像机是如何走私进来的，如何在中国普及的，又是如何在几年之内被快速地淘汰的，还有与之相关的录像厅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等等，他的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和历史调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研究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我要说的是，完全不同于时下众多回忆80年代的角度——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分析。但我的意图有点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对机器的使用，尤其是在家庭中使用这些机器的经验。我把这些机器尽可能限制在家庭空间之内。这也是我将自己局限在家用电器方面的原因。我不仅想表明，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还试图表明，它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不仅对家庭的伦理关系，而且对家庭的空间关系诸如家庭的部署等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不过，我并没有对此做大规模的社会考察，我无意于此，也不擅长与此。我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我的论述的。这次，我不是在桌前摆满一堆书，翻几页书，写几行字。我的桌面上空空如也。我一边写作，一边回忆，有时候还长时间地盯着这些机器就像画家正在描摹它们一样。使用这些电器的经验逐渐浮现，我快速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感想，仅此而已。但是，您或许会问，一种个人经验有何代表性和普遍性呢？我的回答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历史性的，是具体而独特的。但是，每一种独特性都带有某种普遍性。人们常常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似乎普遍性的前提就是要消灭独特性。但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肯定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和具体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应该相互肯定。现在，我越来越强调独特性和具体性的经验。我把它展示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机器使用经验，但这难道完全不是时代的经验吗？
澎湃新闻：今天的物化、异化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从整体上你怎么评价当今人在机器中迷失的状态？你持有马克思式的批判立场吗？
汪民安：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和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批判用语。它们的脉络和意义非常复杂。如果非要对它进行最简单概括的话，它指的是人们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物塞进了人的意识中并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都和商品及其普遍生产脱不了干系。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愈演愈烈。人们的意识完全被物所控制。今天人们普遍意识的主要客体不就是一套舒适的住房吗？所有人都为此殚精竭虑。
在卢卡奇那个时代，机器尚未进入家庭，机器在工厂之中。工人们在机器上被迫地适应它的节奏。机器是异己的力量，它对人的吞噬非常残酷——今天很多人提到的血汗工厂仍然大抵如此。但我分析的是当代家庭中的机器。工厂中的机器和家庭中的机器有所不同。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一样。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一旦它们从生活中被剥离出去，人们就会感觉到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在书中谈论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当然，家庭对机器的依赖，这说不上是迷失。机器带来的方便显而易见。在此，我也很难说对机器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我不过是试图暴露它们的运作机制，这些机制太日常了，以至于我们很少对它投以质疑的目光。我确实引用了马克思一次。我在书的后记中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有引文。引文在这里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演戏。你知道，没有引文很难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必须装点一下。这就是我要用引文，包括引用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我对机器谈不上批判。尤其是家用电器。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批判，但我喜欢怀疑。批判是用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怀疑则是对一切立场都表示批判。
澎湃新闻：著名的英剧《黑镜》用极端的情境展示了电器、数码产品发展到一定条件之下呈现的黑暗人性样貌，而您的物的抒情诗基调还是有温情的。就您自己而言，对于家庭居住空间，是不是有一种迷人的乌托邦想象吸引着您？
汪民安：家庭住宅谈不上有什么迷人之处，更谈不上乌托邦想象。对我而言，家庭空间就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我必须吃饭，必须睡觉，必须工作，我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当然，我也绝不排斥这里。而家用电器不过是家庭这个空间的必须配件，它们内在于住宅结构本身，是住宅的有机部分。住在家宅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就住在电器之中。
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里，许多人精心收拾房间，一尘不染，考究的家具灯饰，合理的空间区隔，沐浴在阳光中的宽大阳台，以及巧妙地点缀在房间中的花花草草，所有这一切都舒适怡人。这或许是一个迷人的空间？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一个沉默的空间，一个沉默的空间比一个整齐舒适的空间对我来说重要得多。我能忍受凌乱，但不能忍受喧嚣。你之所以觉得我充满了抒情的基调，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家庭空间是我能回避他人的唯一地方。如果不呆在家里，我还能呆在哪里呢？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和他人相处，而是说，我不愿意参与到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人事之中。你知道，在被迫跟一些乏味的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么迫切地想回到家中——这个时候，家庭空间确实充满了迷人之处。
澎湃新闻：您说过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那么相应的反抗是不是也从家庭空间入手？
汪民安：我十年前的文章近乎有点开玩笑地说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空间生产体现了父亲（家长）的力量。这么说，有它合理的地方，你看看孩子在家庭空间的部署和选择方面有什么发言权吗？但随着孩子的长大，我要修正自己的观点。今天，孩子通常是家庭空间中的主权者。家庭通常是围绕着孩子而运转的。反抗和争斗，既有孩子对父母的反抗和争斗，也有父母对孩子的反抗和争斗。
澎湃新闻：您认为90年代因为房屋商品化使得中国的家庭空间开始施展力量并塑造家庭，而20世纪随着城镇化蔓延、房地产掠夺式开发和房价飙升，大众的居住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空间的生产有哪些变化？
汪民安：只要房价很高，只要房产是家庭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经济事件的话，家庭空间的生产就很难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家庭空间生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当然，90年代是一个开端，所有人面临着住宅的私有化问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倾尽全力。这就是这个世纪头十年席卷整个国家所有阶层的残酷的空间之战。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空间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今天，这场战争开始逐渐落幕，但它最后的结局尚未清晰显现，它也未得到有效而生动的事后分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通过这场空间战争已经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对住宅的需求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了，至少在可见的眼前没有那么迫切了。而且，有点讽刺性的是，人们开始买房是担心将来无房可买（这就是空间战争的重要根源），但是，后来发现，无论买了多少房子，总还是有大量的房子等待出售。空间消费的速度比不上空间生产的速度。毫无疑问，围绕着住房的空间之战还会继续下去，但它的剧烈程度会减低。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让人想到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在诗意之中呈现出一个抽离、抽象的家庭空间，在我看来您笔下的家和电器甚至带有一种陈列的遗存的视角，而人性在其中是相对缺席的。写作“物的传记”是否会带来“人”的空缺？
汪民安：以物为主题的写作当然是以物为主。
我写过几本讨论所谓“观念”、“思想”或者“人文”的书，我有点厌倦了。我觉得有必要谈谈非人的东西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垃圾的文章，也写过一点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东西。我一直在为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而做准备。不过，这些非人的主题并非和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它转换了视角来谈论人，或者说，它不再是作为人的配角来谈论人，它们在和人的关联中都有自己的能动性。
谈论物，谈论机器，谈论动物，将它们上升为书中的主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人从这个舞台上删掉。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同目前欧美新近的哲学时尚“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看法。他们重视物，但是，代价是要将人牺牲掉。我的观点是，物很重要，它可以对人产生能动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没有人。我写过一篇长文来讨论在物的研究中人所占据的位置，本来想把它作为《论家用电器》的前言。但是，我发现它太理论化了，同整个书的风格不匹配，就把它拿掉了。
（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