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研究肇始于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论著，然成果较少，仅有宋杨齐贤、元萧士赟、明胡震亨、清王琦数家注及各种诗话文集中的片断评论。这和宋以来千家注杜的盛况显然无法相比。进入20世纪，李白研究的局面有了改观，70年代后更是硕果累累。因而本文所述详今略古，着眼于争论较多和创获较丰的问题。
一、家世
李白家世的原始记载，见于李白诗文中自叙、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但李白所说和李《序》、范《碑》叙述都有不契合处，从而引起后世种种推测，出现了汉人、胡人、胡化之汉人三说。
1.汉人说 又有唐宗室说和非宗室说。李白自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二）；说其祖先曾“遭沮渠蒙逊难”（《上安州裴长史书》），即谓凉武昭王暠之子李歆被沮渠蒙逊打败而死。李《序》、范《碑》均云白为“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这实际上说李白与唐室同宗（李暠为唐高祖李渊七世祖），《新唐书?李白传》、王琦《李太白年谱》等从之。而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等则认为李白的祖先为汉人但非唐宗室。
2.胡人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1月）提出李白之父本为西域胡人，至蜀地才改姓李。詹锳《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月）也认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
3.胡化之汉人 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逸经》第1期，1936年3月）认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罗斯城的南面十馀里，是突厥化的中国人。幽谷《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逸经》第11期，1936年11月）支持此说。
李白家世众说纷纭，但对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于神龙初潜还蜀地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出生地
明人胡应麟曾慨叹：“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少室山房笔丛》卷5）
1.山东 此说盖源于元稹误解杜甫“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意，而在《杜君墓系铭》中径称“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见称”。其后《旧唐书?李白传》、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2等遂以讹传讹，以太白为山东人。
2.蜀中 明杨慎《李诗选题辞》引《成都古今记》说：“李白生于（绵州）彰明之青莲乡（今四川江油）。”清王琦、黄锡珪两种《李太白年谱》都采用这种说法。今人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生于青莲乡，但此说显然与李白的出生年代不符。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亦持生于蜀中说，谓李《序》、范《碑》中的“神龙初”为“神功初”之误。
3.西域 李宜琛《李白底籍贯与生地》（《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证，断定太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西域碎叶，但未说明碎叶的位置。其后，陈寅恪、胡怀琛、幽谷都认为李白生于西域。
4.中亚碎叶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根据范《碑》，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原苏联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并指出李《序》说的条支是区域大专名，碎叶是城镇小专名，碎叶属于条支都督府。这就把李《序》和范《碑》所说统一了起来。郭说影响很大，一时几成定论。
5.其他说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几种新说，如李从军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自治县一带（《李白考异录?李白出生地考异》，齐鲁书社，1986）。刘友竹谓生于条支，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钟兴麟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三、几入长安
千馀年来，研究者都认为李白到长安只有一次，即玄宗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入京、供奉翰林，至天宝三载(744)春出金门离开长安。现在两入长安说盛行，尚有人坚持李白一生到长安只有一次。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注意到李白在关中所写诗篇流露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是天宝初奉诏入京时期不当有的，因而提出李白在开元年间曾到过长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肯定其说，并据李白《与韩荆州书》“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等语，以及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史实，推定首次到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730)。郁贤皓于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等系列文章（《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补充了大量证据。
李从军认为除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李白还在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李白三入长安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持此说者还有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四、重要行踪
1.出蜀年代 清以前的各种载籍均未明确李白何年出蜀，清季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定于开元十四年(726)，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定为开元十三年(725)。郁贤皓《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据李白开元十八年《上安州裴长史书》“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句，认为李白于开元十五年在安陆成婚，由此按李白行踪向上推算，李白出蜀时间当在开元十二年(724)秋。
2.在山东寓居地 旧说据《旧唐书?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认为李白在山东之寓居地为任城（今山东济宁）。20世纪80年代，安旗至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方志，撰《李白东鲁寓家地考》（《李白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考出李白诗中的“东鲁”、“鲁门”、“沙丘”等地名均指唐兖州治所瑕丘（今山东兖州），而非任城。“尧祠”、“石门”亦在兖州东门外。安说已为学界公认，特别是近年在兖州出土的一块石刻上有“沙丘”名称，更证实了李白诗中的“沙丘”就在兖州。
3.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 前人都以为安史之乱初起时李白一直在宣城。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据李白《奔亡道中》，提出李白在天宝十四载冬曾回梁园，恰逢安史之乱，于是携宗夫人南奔。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文史》55辑）作了进一步考证，从李白《奔亡道中五首》考出李白并非从梁园南奔，而是从沦陷区改换胡装逃出后西奔函谷关。
4.是否到达夜郎 李白因从永王璘而被判长流夜郎，但是否到达夜郎历来有争论。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谓“至巫山，遇赦得释”。王琦《李太白年谱》、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亦持未至说。但清人黎庶昌《拙遵园丛稿》卷四、张澍《续黔书?李白至夜郎辨》等则提出已至说。如黎庶昌释李白诗题“半道承恩放还”云：“半道犹言中间也，盖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今人张才良《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被判为唐律惩治最严厉的三年“加役流”，但至夜郎不久即遇赦，相对于“役三年”来说，是“半道承恩放还”。
五、交游
8至19世纪，关于李白交流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及《年谱》等，但所得不多。20世纪以来，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为代表性著作。其中，《李白丛考》考明李白交游达四十多人，其研究成果已多为学界接受。
其他关于李白交流研究的单篇论文有：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辑）、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许嘉甫《李白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等。
六、卒年
1.代宗宝应元年(762)说 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云：“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又肃宗至德二载(757)，太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有“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之句，据此推算，则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沿用此说。
2.代宗广德二年(764)说 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称：“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李从军《李白考异录?李白卒年辨》谓曾巩所说六十四岁卒是正确的，只是“宝应元年”有误，应为广德二年。张昕、陈建平《<李白卒年辨>存疑》（《唐代文学论丛》总第8辑）否认李从军的看法，认为其论据不足以推翻传统的宝应元年说。
3.广德元年(763)说 此说见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及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2000年）。反对此说的论文有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辨》（《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等。
七、作品真伪
李白作品在唐代已大量散佚。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在搜辑过程中掺入了一些伪作，鉴别李白作品的真伪也就成为李白研究的重要课题。
1.诗之辨伪 李诗辨伪始于北宋苏轼，他认为《笑歌行》、《悲歌行》、《草书歌行》等篇皆唐末贯休以下诗格，《姑熟十咏》为李赤诗等，然无确据。严羽《沧浪诗话》、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王琦《李太白全集》指出他人诗误入太白集情况，论据充分。明朱谏作《李诗选注》，另把他认为非李白所作的216篇作品编为《李诗辨疑》，多无根据。20世纪的李诗辨伪更具学术性，主要有詹锳《李诗辨伪》（《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郁贤皓、尹楚彬《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等。经过古今学者的考辨，现可确定为他人之作误入李集的有：岑参的《送别》（“斗酒渭城边”），王昌龄的《军行》（“骝马新跨白玉鞍”），顾况的《去妇词》（“古来有弃妇”），高适的《观放白鹰》（“寒冬十二月”），玄宗的《谒老君庙》（“先君怀圣德”），晚唐人的《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久辞荣禄遂初衣”）等。
2.词之辨伪 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之说分别见于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南宋初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9。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盛赞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明胡应麟最早表示怀疑：“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之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象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卷下）今人詹锳、俞平伯、吴熊和等也否定李白作二词。肯定李白作此二词的学者主要有任二北、夏承焘、唐圭璋等。如唐圭璋、潘君昭认为：“《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中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论词的起源》，《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3.文之辨伪 黄锡珪《李太白年谱》从《四六法海》和《古今图书集成》中辑录出李白文三篇，附录于该书之后，谓是新发现。郁贤皓《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考明此三文非李白所作，而是独孤及之文，并考明《四六法海》和《古今图书集成》致误的原因。
八、《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
《蜀道难》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但关于该诗的寓意及创作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解说。
1.罪严武 此说始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云：“《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也说：“严武拥旄西蜀，……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琯）、杜（甫）危之也。”
2.讽玄宗入蜀 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3、沈德潜《唐诗别裁》卷5持此说。俞平伯《<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1957年5月）也认为此说最可信。
3.即事成篇 胡震亨《李诗通》卷4云：“白蜀人，自为蜀咏耳。”顾炎武《日知录》卷26亦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4.送友人入蜀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谓送友人王炎入蜀作，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1957年2月17日）也认为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路艰难、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5.寓功业难成 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认为作于初入长安时，指出唐人已认为此诗寓有功业难成之意。安旗《<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等文章认为是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恨。
九、是否反映盛唐气象
20世纪50年代，林庚《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7日）一文提出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代表，“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又在《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盛唐气象的本质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此后，李泽厚《盛唐之音》（《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更明确提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裴斐则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青春奋发，而是忧郁和愤怒（《谈李白的诗歌》上、下，《光明日报》1955年11月13日、20日）；又在《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及《盛唐之音再质疑》（《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3日）二文中指出李白创作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如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分别指出李白身上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是盛唐文化的代表，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十、李杜优劣论
1.杜优李劣 元稹在《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的长篇排律远优于太白诗。宋苏辙承其说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诗病五事》，《栾城集》卷8） 2.李优杜劣 欧阳修《李杜优劣论》说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明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人诗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总评杜诗曰“外道”（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2）。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竭力贬抑杜甫，将扬李抑杜倾向发展到极致。
3.李杜正不当优劣 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李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明李东阳也认为“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怀麓堂集?杂记》卷10）。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比较李杜多着眼于客观分析，罗宗强《李杜论略》全面地比较了李杜二人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持论中肯。
以上简单回顾了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相信，通过后继者的不懈探求，21世纪的李白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