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李白、苏轼合谈，的确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加上杜甫，就更有意义。这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最熟悉和最尊敬的三位诗人，更因为他们的诗歌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

就仿佛为我的这个题目而作，苏辙在《子瞻和陶诗集引》中不失时机地将老兄苏轼与李杜联系在一块，认为“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相比”。苏诗是否一定比李杜为有余，此处不论；苏诗和陶是否一定要与陶诗相比，此处也不论。苏轼虽称颂李杜，却又以陶为最高，这是可以肯定的。换言之，苏轼对李杜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这不满足的地方，也就是满足于陶诗的地方，也是可以肯定的，苏轼不满于李杜而满于陶诗的地方就是“魏晋以来”的“高风绝尘”。这在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得很清楚：“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陶渊明的高风绝尘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萧散简远”的“远韵”、可供“一唱而三叹”的咸酸之外的美。不论个别，只说总体，李诗当然不是以萧散简远为特征的，不适于一唱三叹；杜诗更不用说。所以他们只能屈居陶诗之下。

这就要说到我所说的类型问题了。李杜诗的特征不是萧散简远。如果把以“萧散简远”为特征的“高风绝尘”当做一个坐标，那么李白是太过了，杜甫则太不及。李杜的中间才是萧散简远，才是苏轼欣赏的高风绝尘。陶诗就是这样的范本。对于东坡，尤其是晚年的东坡，这样的陶诗才是他的诗学理想、美学追求。那么李杜的特征是什么？这就又是常识问题了，我们只需照引前人就是：才分上“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鸿苞集》），取材上“李能凭空谛构，杜贵实境举足”（《静居绪言》），章法上“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诗薮》），运思上“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韵语阳秋》），风格上“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果然如此，那我们就可以说，东坡的才分正是处于实与虚之间；苏诗的取材处于空与实之间；苏诗的章法处于有法与无法之间；苏诗的运思处于苦与疾之间；苏诗的风格处于飘逸与沉郁之间，苏诗的肌质也处于质绮与癯腴、纤秾与简古、至味与淡泊的适当配搭之间。

有人说李诗如万里长江，浩浩奔放，杜诗如九曲黄河，百折千回；又有人说李白是“敏捷诗千首”（杜评李句），杜甫是“惨淡经营中”（杜赞曹霸句）；还有人说“李青莲之诗，佳处在不著纸。杜浣花之诗，佳处在力透纸背”（《北江诗话》）。这种种比喻都很贴切。而苏轼对自己也有一种贴切的比喻，就是著名的《自评文》中“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那一段。那么即就比喻本身而论，“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不也正处于“浩浩奔放”和“百折千回”之间、“敏捷千首”和“惨淡经营”之间、“不著纸”与“力透纸背”之间吗？还有，李白素称诗仙，杜甫素称诗圣，那么苏轼就是介于仙与圣之间（虽然也有不少人称其为坡仙）。仙、圣之间是什么？是平常人、普通人。清人徐增《而庵诗话》：“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地才、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王摩诘三字换成苏东坡，我以为是更加精确不移的。

总之，李杜苏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这三种类型虽然不同，却以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类型链。在这个类型链上，苏轼是介于李杜二人中间的一环。苏轼生乎二人之后，是二人的隔代景慕者，得以与二人并驾齐驱，就因为开辟了足以与二人的类型相提并举的另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形成及其内涵，与他所激赏的陶诗以“萧散简远”为特征的“高风绝尘”之间当然有难以分割的深层联系，但要注意的是他的诗堂庑宏大，地负海涵，又不能仅用“萧散简远”的“高风绝尘”一语概乎言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