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的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再版者很少，最近重版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因此很引人注目。《白沙宋墓》卷首刊有一则出版社的再版说明，其中说道:

本书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的经典之作。书中全面报道了白沙宋墓的发掘资料，着重通过墓室结构的特点和墓室壁画的内容，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考证和再现了宋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作者将文献考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生动的宋代日常生活资料，在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所做的精辟阐述，至今仍可供学者参考。

记得此书初版问世不久，即有一则短评，于是找到一九五八年的《考古通讯》.果然是有的，标题作:《宿白著:“白沙宋墓”》，刊在第十期的“书刊评论”栏，文章说:

这本报告的文字内容，可分为正文和注释两部分。其中注释所占的字数远超过正文，有不少是必要的考释，但也有若干注释可以精简或删节的。如壁画中的人物衣饰、用器、室内陈设、马匹等等，莫不广引文献或其他各地出土资料，详予注释。这样，就难免注文所占的字数比正文要多。如果我们随便检阅一下，会感到:像二十页三行正文“著圆领窄袖浅蓝衫”和四行“著圆领窄袖四浅蓝衫”所有的注[37][38]，其所考释的是一为“圆领”、一为“四楑”的文献记载，因而对服著这两种服饰者的身份没有起到作用，几近乎是注释名词而己。又像同页第八行，正文“黑鬃黑尾浅黄色马”，其注[39]也做了约四百字的说明。我们知道，举凡墓葬中出土的画马或马俑，甚至早在殷周的车马坑、车马饰等的出土，都不难理解为墓主人生时所骑而死后也象征着要用的马，这只要在正文中添几个字就行，何必引用近来出土的辽墓资料呢。又像二十一页三行“双手持骨朵”，既有七种不同形式的比较插图(插图一六)，复于注[42]中做了六百多字的考释。这种编写的体制，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有的注文偏重于名词的解释考证，有的注文几乎可以独立成为数百字的短文，其所起的作用迹近于“辞海”、“辞源”一类的性质。如果为了便利读者读此书不必再翻其他参考文献则可，不然是大可不必这样编写的。

不惜篇幅引录这样多，是因为当年提出批评的，今日看来，却正是此著的优胜之处。当然这一则评介并没有怎样的权威性，也未必能够代表当时考古界的一般看法。不过直到《白沙宋墓》再版，此间的四十五年中，并没有一部用同样方法写就的田野考古报告出现，毕竟有点耐人寻味。

界外人士常常把文物与考古并提，二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考古——田野考古;文物——文物研究，学科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均有很大不同，考古所最初属科学院，若干大学将考古专收设在人类学系，都表示出这种区别;《考古》杂志与《文物》杂志各有侧重，各具风格，其区别也很显然。至少考古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严守学科界限的。

《白沙宋墓》却是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一个恰好的结合。书的本身原也分作两部分，其一是田野考古报告，此即正文部分，亦即对遗迹遗物极为严谨的客观描述;其二是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此即注释部分。对墓室壁画中事物的诠解与定名，引证文献，排比己知的实物与图像材料，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做细致的梳理，皆由注释部分完成。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繁琐考证，它的作用也不是《辞海》、《辞源》般的语词释义，此中对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均与对整个历史背景的把握密相呼应。它有点像侦破案件，往往从最能反映本质或特征的细节入手，以之作为打开关键的锁钥，由此推断出墓葬的时代先后，它的性质，以及墓主人的身份。就一处墓葬的发掘而言，考古报告是对遗迹遗物的忠实记录，并从性质上作出判断;而文物研究，则是努力于把墓葬中的一切复原到它的时代中去。可以说，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事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