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明的荣耀到历史的包袱

漫长的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历史的数千年辉煌，具体表现为文明早、中期的秦汉帝国政制和文化系统一直在不断地趋于完善，不断地向周边吸噬其它文明。在高端，用于维持对内的君臣威仪和对外的东亚朝供体系方面，能够一直长盛不衰；在低端，则表现为积淀了沉静、内敛、奴性和保守的国民性格。只是，当这种封闭且毫无新意的文明一旦陷于强大的文明惯性之中时，虽然身在其中者仍能沾沾自喜，事实上已经难出其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末期产生固化效应和内卷应力，终于慢慢沦为进行工业文明转型升级的历史包袱。

直到19世纪后半页开始，乡土中国才伴随着后清洋务运动、民国共和革命、思想启蒙运动等历史大潮，磕磕绊绊地走上了现代文明的探索之路。现代文明之风虽然让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器物之变，但在精神层面好像并没有对强大的农业文明思维形成有效的冲击，并且历史还开了一个玩笑，让共产主义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色调。作为共运阵营一分子的毛泽东再三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受国际共运的左右，中国的暴力革命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更是道德和法律的基本伦理。

众所周知的是，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之后兴起了独立解放运动，许多新建国家摆脱了殖民治理并独立建国，与此同时，也不知不觉中脱离了现代文明的轨道，重新陷入本国、本族解放领袖们新的专制统治之下。走了猛虎，来了恶狼，从现实表现看，这种本族高压统治几乎百分之百地要比原殖民统治更加严酷和残忍N多倍。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历史进化学说，人类社会的“文明返祖现象”，在20世纪很大范围的原殖民地后发国家中出现了。

在毛式革命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也进行了比暴力革命更加血雨腥风的社会改造运动。据统计，前28年的红色中国总共发动了56场社会运动，这是让秦皇汉武们难望项背的何等“风流”？如果说暴力革命是为了夺取政权，则后来的社会改造是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地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被视为“糟粕”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残余，进而以马列主义革命文化和毛式党文化来填充已经被洗白了的国民大脑，描绘新的红色中国梦。二是新政权在苏俄制度基础之上重新进行了毛主义化的制度设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公有财产（仅限名义）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以人民公社、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制度。

财产公有制，实际上是名义公有制，在实践过程中无不主仆易位，各级管理者成为现实财产的所有者和分配者。在此名义下实行的人民公社、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制度，不但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公化和社会矛盾，还制约了个人对财产和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二元割裂的户籍隔离制度，是与奴隶制(因无法考证，仅取其语义，假设曾经有过奴隶制文明)类似的制度设计，受害者主要是农民群体。它不但限制了农民自由流动、自主生产的权力，而且长期的城乡发展落差造成了城乡群体的天然对立和群体利益冲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伤害。

这种制度设计对当时仍以农业立国，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主体，迫切需要对农业文明进行转型升级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在文明进程中倒退了一大步，一夜回到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关系当中。农业文明末期、工业文明初期的中国农民问题，也再次成为挥之不去的国家问题。

二、文明返祖之于中国农民

因为中国农民60多年来失血过于严重，往往成为社会良心关注的焦点。现引述几份不同资料以供鉴读：

a.数年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认为，因为长期忽视“三农”投入，致使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

b.仅在1954年～1978年的集体化期间，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向国家贡献建设资金达5100亿元，二项合计达6078亿元，相当于农业净产值的1/3。

c.1949～1979年间，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农民付出了约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农民更多是通过土地折价和人力资源差价向社会贡献大约39万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农民为共和国的大厦建设总共付出了将近70万亿。

教科书上说：政府用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显而易见，这和政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一成果是农民办到的，是农民的功劳。因此还有，中国农民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60%最庞大和最昂贵的公务员群体。反过来却是，这占世界上22%的人口中的90%吃着全世界最毒的食物，缴纳着最高的税赋，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享受”着负福利的待遇，背负着低贱的人格和尊严。

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巧合的是，纳粹的达豪集中营里也曾经贴着异曲同工的一句标语：“劳动使人自由”。中国式 “文明返祖现象”的典型体现，就是长期的城乡分治使农民成为没有议价权利的廉价劳动奴隶，沦为名符其实的现代农奴。也因此，“三农”成为最弱势的行业和人群，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落后的制度无疑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落入“自食虫定律”的窠臼之中。终于在某年某月，新政权的经济发展水平再也承受不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治理成本，不得不迎接第二次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命运大考。中国绕了一个大弯，不得不重新找回失去的历史，再一次寻找未来前进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与前30年的农业政策遗产一脉相承，同样离不开政策歧视造就的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所以，当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完全消失，多数人因为没有得到公平的社会保障，只能默默无闻地“告老还乡”。广袤破败的农村，再次为城市承担了高速发展之后的遗留责任。一项数年前来自政府的调查显示，30%已回到出生地的农民工表示，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沿海工厂去打工。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二元隔离制度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困境。虽然，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一定程度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在固有的城乡差别方面，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乡村的衰败继续持续，不可避免。

“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除”，世纪之交的历史橱窗中，高度浓缩并僵持着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等林林总总诸多可变原素，其中最显强大的“圣王明君”意识，仍试图以“嫡传正统”的名义，让中国“回归”到农业文明的暗中去。好在互联技术出乎意料地破门而入，终于打破了中国人封闭僵化的意识长城，也似乎找到了一个通往光明未来的方向。

2015/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