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学术是对自然、社会、人生事象所作的反思与总结，而学术史则是对学术本身所进行的反思与总结。学术史的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它比学术更高的精神相位和更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史是对既往精神活动的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重构（相对思想史而言）。如果这么说不算悖谬的话，那么“既往精神活动史”和“批判性重构”两个概念便暗示了学术史的两个基本视角：主体的视角和客体的视角。
主体的视角指研究的意图指向学者。许多时候，人们研究某个人或某个时代的学术史，兴趣并不在这学术本身而在乎了解那个人、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结构。今人对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的研究似乎便着眼于此。不言而喻，经学、玄学正是眺望两汉、魏晋思想的主要窗口，通过对经学、玄学的研究，可以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脉搏。此外，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兼为学者，就这些人来说，其学术甚至已不再只是个人精神的基本内容，而已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无不折射着某种时代思潮的光影。以他们为对象的学术史研究，无疑将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至于像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已成为其生存方式的学者，了解他的学术就几乎等于了解他的全部。主体视角感兴趣的就是学者与学术的这种关系，诸如学术在他生活中占有何等位置，学术体现了他的何种志趣、何种性情等等。郭沫若对屈原推崇备至，鲁迅却不甚喜欢屈原，这不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么？胡适在1921年6月的学潮中，白天为请愿学生奔走呼吁，晚上照旧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水浒传》考证。这种反差不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么？此类问题自应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围，但其目标显然是学者主体而非学术客体。与此相对，客体的视角意图指向学术本身，它关心学术本身的高下得失，确定不同学者、不同学术著作的异同优劣，乃至承传影响。比如欧阳修、朱熹、王夫之、魏源四位大学者均有《诗经》学著作，将它们作一番比较，分析各自阐释《诗经》的特点及成就失误，就是客体视角的研究。但如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它们分别体现出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特点以及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什么关系，那就进入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围了。由此可见，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在实际研究中很容易交叉跨越的，绝非河水井水互不相干。
然而，概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流变，从《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到黄宗羲《明儒学案》、皮锡瑞《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为数不多的学术史著作似乎都属客体视角的研究。当然，对于一门以反思学术发展流变为基本目标的学科及其著作来说，客体视角自应是基本视角，但我们不应由此放弃主体视角的观照。因为在很多场合，学术主体的意义远要比学术客体更为重要。《诗经》在清代以前的二千多年间，实际上是以汉儒赋予的意义为人们接受的，汉儒的《诗经》学本身并不足道，但其中贯穿的思想方法、解释原则尤其是它们对古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却是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问题。《春秋》公羊学也是如此，对思想史来说，它的影响远比它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在这种场合，主体视角的学术史研究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即使像《孟子》这样固属思想史重要内容的著作，其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在我看来也决不低于研究其思想本身。孟子身后升沉荣毁的戏剧性遭遇，从一个侧面勾画出封建专制严酷程度的曲线。我始终认为，孔孟之道的意义主要在于两千年来对中国人以及汉文化圈的巨大影响。而要研究这种影响对文化传统的意义，花几十万字的篇幅写一部孔子、孟子研究，远不如写一部孔子、孟子学史更有意义。孔子思想从《论语》起就处在不断变化的解释中，或道，或法，或谶，或玄，或理，或释，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焦竑……许多人都曾在上面涂过大笔大笔的浓墨重彩。孔学的历史用主体视角去研究也一定比客体视角更有收获。总之，我想强调的是，在学术史研究中应该加强主体视角的透视，因为学术史也是一种人学。
学术之为物，正像文学，一著于文字之表便脱离作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物。但因为它本身是精神活动的主观产物，所以它一产生就落在一个精神史的网络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确定一部著作、一个学人、或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学术在那网络中的位置。为此，我们需要作四个向度的判断：第一，考察学术的真实性，即确定它与作者的所属关系是否真实。这里的真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是否真的出自某人或某个时代，二是指是否为作者意图之真实、自由表达。只有确定了这一点，才能开始真正的学术史研究。第二，判断学术的正确性，即验证它的论证是否有根据，解释是否合理，结论能否成立。第三，揭示学术的独创性，即通过对师承、渊源的分析，同既有水平的比较，确定其独创性和成就。第四，指出学术的启示性，即研究它给当时、后世的启示和影响，确立其历史地位。以上四方面的工作，一指向作者，一指向世界，是为横向；一指向前人，一指向后世，是为纵向。学术就处在纵横两条线的交叉点上。四方面的工作做妥，学术史的发展、演变，学者的功过是非，学术著作的优劣深浅，自然一一彰明。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古代的学术史研究昧于揭示学术的启示性，而今人的学术史研究短于揭示学术的独创性。建国以来，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致有“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焦竑《笔乘》续集卷三批评明人学风之语）之弊，评论古人学术时或隔靴搔痒，或盲人摸象，不识古人的真正精妙之处，反把平庸的东西滥加夸誉；而评论今人学术时亦不免矮人观场，觑不真切。比如王国维对史学的贡献，今人都据《三代地理小记》（1915）中的一段话：“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吾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象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以“二重证据法”为王氏首倡的古史研究新思路。实则以贞石证史，以出土文物补正古史的阙误，自古而然。李富孙《校经庼文稿》《金石学录序》云：“古来言金石者，以其可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缪讹，而法物文章皆足为多识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彦，莫不博搜而争宝之。”金石之学从宋代已蔚然成风，到顾炎武而证史业绩大著。只不过往昔出土的器物时代都比较后，不如小屯所出殷墟书契早。有了甲骨卜辞，上古史的研究才得以付之实证，所以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可见，不是古无此法，只因不具条件，难于实施而已。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学术特点，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第一点如上所说自宋已然，第二点清儒已然（如取日本所传经传古义证经），第三点则属王国维时代学界通行的风尚，都不能说是王国维的独创。王国维的了不起在于将三者融为一体，而且达到精深博大的境地，遂领一代风骚。这种只见树木不见丛林的近视眼光，只缘学术史修养有歉而已。钱钟书研究中也有类似情形，如研究钱钟书文学批评方法，说归根结底为两种：一是同中求异，一是异中求同。这结论不能说不精辟，只是我觉得实在有点像称赞李宁前滚翻翻得好，有披金拣沙之嫌。因为我终究不明白，这与我们平常所依据的原则到底有何不同，钱钟书的独到之处又在哪里呢？
学术史研究，除具有史学一般具有的满足人对过去的好奇心的意义外，主要是通过整理学科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综合本学科现有的成果，总结学术研究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杰出学者的贡献，提出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达到完善学科建设、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史研究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回顾建国以来的学术发展，令人深切感到，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已愈来愈突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近年来，学术书刊出版量激增，由于情报、信息流通、传递手段的落后，学术研究中的重复现象比比皆是。更兼一些学者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准则，不掌握专题文献，不关注学科的发展，一味闭门造车，以致将早已是老生常谈的东西矜为独得之秘。更有甚者，不尊重他人的劳动，引用别人成果不加说明，竟成为通行惯例；而另一方面，批评别人的观点也不注明出处，使读者不知何为前人定论，何为作者创见，只见一家之言，莫辨谁是谁非。这种一锅粥的学术，产生的只能是混乱、盲目和无聊的重复，让大量粗率、平庸的东西湮没真正的精华，同时也给学术史研究造成极大困难。在国外，某个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必须列出本课题现有的研究及自己参考的文献，谁提出什么观点，做出什么贡献一目了然。而国内的社会科学论著却很少看到这种情形。如果你对一个课题进行学术史的研究，你从最新的论文中常看不到对既有成果、参考文献（也许根本就没有参考）的交代，必须自己去查阅有关索引，而当你找到论证某个问题、提出某个观点的论文时，也别欣慰得太早，因为这个观点或许是别人在谈别个问题的书中偶尔涉及的。美学家、哲人、作家的灵感火花常会触发学者的思考，但他很可能隐去灵感的来源，而这缺乏学术道德和自信的行为往往便使学术史的起点后推多少年。上文将考察学术的真实性放在首位，用意就在这里。这不只是一个发明权的荣誉问题，更是历史真实性的基础。钟嵘《诗品》有云：“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学术史研究果能淘汰浅薄、平庸而剔抉出菁华，那对学术的规范化必定功德无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在制度上作些建设性的改革，比如学习国外许多权威刊物的作法，文章后注明收稿日期。我们编辑的《中国诗学》已采用了这种办法，这在目前出版周期长，出版情况不稳定的形势下，起码可以避免一些发明权的纠纷。
学术规范化的要求不只意味着操作程序的规范化，它还应该包括操作手段的规范化。这里的操作手段是指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它的规范化表现在术语的标准化、分析的模型化、归纳的计量化及推论的逻辑化等方面。就文学而言，即在妙悟的前提下倡导一种实证性的科学态度。记得我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时，泛览今人对天宝、元和前后两个时期诗歌的研究，结果令我惊异的是，数量极多的关于李杜、韩柳、元白这些大家的论著，竟很少能找到可以直接引证，无须复勘的论断！我们的学者往往习惯于抓住一两篇自以为很典型的作品给它贴标签，喝彩赞美，而比较也多是一种价值高下、优秀程度的比较，缺乏冷静、理智的分析，总之着眼于评价性而不是认知性。于是所有的研究留给我们的就是许多关于作家之伟大、作品之优秀及彼此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没有对作品进行深入的技术性分析和比较得出的认知判断。价值判断并非不重要，但出自不规范的学术活动，无形中就削弱了它的意义。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抓住一两篇轰动作品展开思辩的翅膀，用逻辑推衍代替实证研究的倾向。这样的学术研究即使很繁荣，也不会带来稳定、扎实的知识积累。由此我想到日本的汉学，它常给中国学者零碎、琐细、钻牛角尖的印象。但凭着脚踏实地的精神，规范而精密的操作，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也终于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像赤塚忠、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等学者关于《诗经》、唐宋诗、古典戏曲及文学批评的研究，在当时都超过了国内的水平。我们几十年来，先是忙于贴标签，接着又忙于建构宏观体系、比较研究，始终没能静下心来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除了少数搞考据的学者），热闹了几年，回过头来看看实在没攒下多少经用的本钱。
鉴于学术发展的现状，我认为，在目前研究近时期的学术史远要比研究往古的学术史更有迫切的需要。不规范的学术亟待学术史的研究来淘汰、冲刷，殳尽榛芜，方显正道，是所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