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很早就看过了，之所以要去看，缘自于我父亲的强烈要求，他认为我到了应该知道那些事情的年龄了。现在我已记不住当时看这书时自己究竟是个什么心态，但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倒是我父亲的反应。书中有一个故事，讲得是一个舞蹈演员在文革中和自己病重的父亲划清界限，直到父亲逝世都坚决不去看他，以后当她得知父亲在临终时还把她的照片攥在胸前时，她的良知觉醒了，以后在每一次的表演中，她几乎都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拼命地跳，她眼中台下只有一个观众，那就是她的父亲，每一次演出她都以她特殊的方式忏悔着，然而她还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记得我父亲当时非常感慨，他大声地说着：“不能怪她！不能怪她！”他脸上那种激动的表情让我十分诧异，甚至让当时的我有点害怕。

我父亲在我眼里是条硬汉，文革时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文革后期的几年里，当他作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学生里的造反派整他敬重的老师，大字报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十条罪状刚贴出来，我父亲就和他的朋友们找张大纸草草地写上“((老实交代！”把他些人辛辛苦苦写了一个晚上的东西遮了个严严实实，气得那些人找他们打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同情、原谅那些文革时犯过错误的人，在他看来他们只是被利用了，所以他们的反省就更能刺痛人的心髓，那不只是一个人的反省，那是人性在复活时的呻吟！以后我长大出去上学、出去工作，每次回家探亲都看到在他的床边案前放的全是一些关于文革的书，渐渐我发现他除了和我聊一些受害者的故事外，还谈起了当年的一些风云人物，在他的书堆里又多了叶永烈写的许多这些人的传记。有一次他和我讲起当年某位大人物，文革入狱后表现良好，加上身体也不是很好，提前释放后长期在家反省。一年过春节，当地领导因为他是历史人物，所以还去看望了他一次，那空荡荡的房子里终于有了客人，老人又惊又喜，当几位领导走后，很远回过头来还能看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在夕阳中不停地挥着手，眼睛殷殷地望着。每讲到这里，我看到父亲笑了，可那笑容里却没有幸灾乐祸，而是有一种宽恕，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我仍能听到他在说：“不能怪他，不能怪他。”

如今父亲已经逝世几年了，我再回家时，谈的都是一些眼前的事，只是偶尔看看他留下的那些书，想到了他晚年负病在家终日就是生活在对当年的回忆里，而且除了对几个人他怎么也不会原谅外，在他心灵深处，实际上原谅了很多人。世界上有许多宽恕和原谅是建立在与已无关痛痒的基础上的，而我相信父亲的原谅却是深沉的，是一想起那些错者时，心也会跟着一起痛的原谅，是把那些人也当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时的原谅。当然，原谅不等于忘记，理解也不等于赞同，只不过建立在原谅与理解基础上的批判，其眼光是望着未来的。

今天冯先生的书又重版了，相信父亲如果还活着一定会高兴地捧着再读，还会把冯先生的序言郑重地推荐给我读，可我已长大，自己也知道如何找来去读了，甚至还会发出点异议。不过在我作异议之前却罗罗嗦嗦地说了那么多我父亲的事，只有两个理由：一是想表达对冯先生的敬重，曾几何时中国有多少笔头上流着火的作家，可是现在呢？当伤痕好了以后，看着他们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那脸上的笑容真是堆满了，真的！堆满了！然而冯先生还在做这些与时尚无关的事，按他的说法，还在做着为人民代言的工作，这种不熄的慷慨，这些激动的言谈，贯透着象我父亲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对历史“顽固”回忆的劲头，因此也就特别值得我去敬重。另一点是想对冯先生说，真正对过去进行反省的主力并不是知识精英，而是那些如我父亲般的普通的人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千万万，他们普通，所以他们不被人放到聚光灯的中心，他们不是我们民族的脸面，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忘记了过去，只会留这个民族的脸，但却不会让这个民族垮掉，因为她的脊梁还结实得很！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对文革经历得很少，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继承了那些精神，所以也要请冯先生不要太担心，下一代中国人并不都是善于遗忘过去的人。

二

冯先生在序言中谈到：“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而且冯先生当年对文革批判机会的错失十分感慨，他认为，“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的确，应当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省、批评，但是首先如果知识界仅只是站在自己立场上进行反省，那么这种反省一定是很单薄的，也很成问题，往往会演化成为知识界人士自我诉苦的文集，和相互间打文笔官司的案卷，从而把文革的重点变成了文化受迫害、文化人受迫害的事件。冯先生所做的当然不是这样，他记录的很多人并不是知识界的人士，而是普通的民众，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工作正是在为文革构描出一幅全景的心理图示。这种深入到民众中去的态度才是严肃地认识文革的开始，只有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的话才是有力度。不过我总是觉得冯先生对“知识界”强调的太多了一些，希望总是在民众身上，知识界反省的程度源于他们于民众结合的程度，要小心“知识精英”，但要相信民众。

再者，文革不光是中国历史上，而且还是世界历史上一件极大的事件，冯先生自己也说：“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但是冯先生又说，“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不能不说冯先生心中同时交织着的冷静和急切的心理，同时在针对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冯先生使用了一些很激烈的词，如：“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掘地三尺”，“彻底清除”等，这样激动的语言我们可以理解，同样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会知道这些话的份量，但从思想反省角度看，如上文所说，理解并不等于赞同。

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性，无可置疑，文革根本上是错的，但它在历史中的作用，真不是我们这几代人就能说得清，因此需要更大的耐心，八十年代时人们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算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一代人被卷入其中，他们的情绪，他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可能对认清事实并无助益。我记得自己父亲年纪还轻一些时，谈到文革中那些迫害别人的人时，总是义愤填膺，但随着年华老去，渐渐变得宽容起来，说是人老多情，有那么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老了，对世界看法也就不是单方位的了，人是复杂的，世界更是复杂的，要去体验、反省、认识、同情、原谅，然后才有真正的批判、建设性的批判！然而这需要时间，我们所处的时代才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的很。因此，我们前一代人最有价值的事业并不是去彻底批判文革，而是要为以后真正冷静下来的人们准备、积累一手资料，用各种形式，尤其是文学的形式，把它们活生生地保存下来，让后来的人读到它们时重新激动起来，使他们的冷静不致变得机械。我想冯先生在该书序言书后实际所做的工作恰恰是这样的，他正是为以后进一步深刻的反省收积、整理过去的资料，尤其是普通人生活中的一手资料。我想这也许比单纯的忏悔更有价值，因为这不再是面向过去流泪，而是把希望的种子留给了未来。

另一个问题在于冯先生写道：“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我觉得这个结论得出的太过草率，这等于说2006年的一切都是由2005年决定的，而且把文革说成是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也值得重新考虑。

冯先生是作家，所以注重个体的体验、真实生活中的经历，针对他上面这种观点，我也就从自己的个案体验谈起吧。前几年我们单位组织去了趟孔庙，开始时我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次文化参拜，十分的神圣。刚进入孔庙时看着眼前青砖绿树，残碑古宅，一股怀古的情绪悠然而生。然而好景不长，没走出几步，前面吹吹打打地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个“皇帝”，贼头贼脑一幅吸了鸦片的样子，拖着鞭子有气无力地走着，后面一大群妃子嘻嘻哈哈地跟着。后来找到一个导游，听他的讲解总结起来就两句话：“我们孔子是皇帝的老师！天下姓孔的是一家！”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导游脸上得意的样子。再后来去了孔林，看到其中一位孔老爷埋在那里，旁边是他的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远外还有一个坟，导游莫测高深地告诉我们那是老爷死后被大老婆赶出去的小小老婆的坟。还有很多，当我走出孔庙时，已经没有什么虔敬之心了。以后电视上经常看到祭孔、祭三皇五帝的游戏时，看着那些没了古人雄健体魄，扭着丑陋不堪的身体，穿着树叶毛皮等奇装异服的人们在前面蹦达，再看着旁边一群衣冠楚楚在烈日下站成几排毕恭毕敬地观看的社会名流，都会情不自禁地说道：“牛鬼蛇神们在搞什么鬼！”

记得在一位文革时造反派司令写得回忆录中他写道：他要忏悔，但是他仍认为唐尧禹公不过是洞里的酋长，传统里那一套更多的不过教人如何去三拜九叩！我们现代人要建设未来有希望的中国就不能把它们顶在头上。我想他的言辞是激烈的，偏颇的，但其中也并非没有几分道理。那些古代的帝王们到底有几分功德？共和时代、红色中国革命时期那些高尚纯洁的战士们难道就不如古代的圣人？而且中国人的劣根性难道就是文革的结果？说起善忘，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出的第二年，“老佛爷”要热热闹闹地过个年，于是北京城的老百姓倾城而出，舞狮子，摆庙会，一幅升平景象，可是两年前，北京还是一片屠场，那时还没有文革，可那时的人们就不善忘吗？把文革之前的传统说得太好是有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横竖不是“吃人”二字吗？那时有什么好的？如果我们真能拥有美好的生活，那一定是在未来，而担当这美好世界建设任务的人们是我们不只是批判文革，而且是更严厉批判传统的新一代的人。

至于说文革是“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我想这断语也有些唐突，把文革等同于封建并不准确，倒不如说，文革是中国近现代的理想主义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总决战！当然理想主义输了，而且输的很惨、很丑，但封建的东西也没赢，文革留下了一片废墟，但不能说这片废墟就一无是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的理想主义氛围，而不是把文革想象成封建复辟，这样才能对那段时光的错误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然控诉会失去效力，眼泪也会白流。

三

因为激动之言会多偏颇，所以也就有了也许同样偏颇的反应，但这样的文字却是值得人们去阅读、尊重，而那些四平八稳的东西，虽然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没了激情，也就谈不上关注，更没有了反应。在此，写了一些异议，也许有很多误解，很多偏颇，请冯先生海涵，也算是虽不是生于文革之后，但也是文革结束后一代人对当年的一些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