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这枚阴冷的标签，往往都是朝他人身上贴，惟有柯文哲，竟以此自封，令人瞠目。那么这位台北市长酷在哪里呢?他履新之后，要求下属早上7点半到岗，下属表现不好，便遭他破口大骂，“市长室秘书上班第一天就哭着辞职，柯再去秘书处要人，因为工时太长，没人敢报名”。不过，对比中国古代的著名酷吏，如张汤、严延年、周兴、来俊臣等，柯文哲便成了谦谦君子;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酷吏面前，新官上任的柯文哲以骂人立威，好似过家家。同为酷吏，张汤、严延年之酷，可谓严酷、残酷;柯文哲之酷，充其量只是严格，我想到的形容词，则是Cool，更多是一种性情、姿态的张扬，难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柯文哲自称酷吏，未尝没有一丝哗众取宠的意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与张汤等前辈相提并论。说起来，法治社会，焉有酷吏的容身之地。酷吏本是反法治的物种。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称道酷吏赵禹“据法守正”、义纵“直法行治”，这里的法，并非良法，法治则是良法之治。汉朝的立法，正是在赵禹和张汤手上，开始走向严峻(“(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而且，赵禹“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不讲程序，更有违法治精神。依据恶法，甚至不依法律，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不啻是酷吏的本色。
所以我们不必见柯文哲自诩酷吏而色变。尽管台湾的法治及民主并不完善，它可能纵容庸人当政，却不会滋生酷吏横行。法治之于酷吏，首先在于预防，其次在于补缺。求法治而必反酷吏，反之，酷吏肆虐的地方，法治必定不彰。
酷吏是法治的天敌，却是专制的忠犬。专制者惯用两种人，一是贪官，二是酷吏。为什么要用贪官呢?专制政治最讲究对专制者的忠诚。把贪官肮脏的辫子捏在手里，他们则不得不听话，不得不忠心，所谓“用贪官而结其忠”，正是此意。贪官的另一大妙用，则在扮演替罪羊和出气筒，危急存亡之秋，专制者可杀贪官以平民愤，把社会矛盾从制度身上转移开来，所谓“反贪官不反皇帝”，其来有自。再次，贪官搜刮的财富，貌似属于个体，实则属于国家，随时可收归国库(当然国库即专制者的私囊，还是属于个体)，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为注脚。此之谓一举三得。
任用酷吏，则事关贪官。不难想见，贪官的心思大都用在贪上，不愿或不能做事，政务废弛，民心涣散，须得有人收拾局面，这就需要酷吏出场。酷吏往往敢于任事，而且富有干才，试看《史记·酷吏列传》所载的郅都、王温舒等人：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王温舒任广平都尉，以毒攻毒，手段狠辣，以至“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任河内太守，抓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上任三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
其次，反贪官而用酷吏，甚至非用酷吏不可。贪官虽然贪渎，却非尽是无能之辈，有些奸猾无比，如同耗子，且喜结党，一为营私，二为自保，是以贪污多为窝案。对付这些人，惟有起用酷吏，施以雷霆手段，才能事半功倍，一网打尽。
有人会问：假如酷吏本身也是贪官，那该如何?这其实对反贪毫无影响，反而正中专制者下怀。专制与法治的一大根本区别在于，法治以法律制衡权力，专制以权力制衡权力，其制度设计，除了专制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制约，余者皆环环相扣，以乙制衡甲，再以丙制衡乙，再以丁制衡丙，最后用甲制衡丁，一环扣一环，扣成一个连环，这个连环，只有专制者能解。作为其中一环，酷吏概莫能外，制衡他人，同时为他人所制。专制者用酷吏反贪，赋予其强权，却也担心其权势熏天，尾大不掉，因此需要备好后手。若酷吏是贪官，那就好办多了，随时可以剪除，甚至不必浪费行政资源，照搬反贪的名义即可。
酷吏而为清官，对专制者来讲，反成难题。《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诸人，不乏清官，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张汤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这二人之死，都值得玩味。窦太后欲杀郅都，因无罪证可寻，只能“以危法中都”，“中都以汉法”，这则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张汤被审讯，拼命辩解，不甘就范，皇帝急了，派赵禹前去开导：“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于是张汤自杀。假如这两个人都是贪官，杀起来便轻而易举，何必罗织、威逼。
由此可以说说酷吏的结局。老话说，酷吏都没有好下场，反观国史，固然能找到反例，却也罕见，而且最知名的酷吏，几乎都是横死。司马迁撰《史记》，商鞅、李斯独立成篇，故未纳入“酷吏列传”，这二人可谓酷吏的先驱，商鞅战败而死，尸身遭车裂示众;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西汉的酷吏，郅都、义纵被杀，张汤、王温舒被迫自杀，唯有杜周病死，得以善终。东汉的酷吏之代表，有“屠伯”之称的严延年，被处弃市。唐朝的酷吏，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周兴和来俊臣，周兴虽被武则天赦免死刑，改判流放岭南，却在路上被仇家所杀;至于请他入瓮的来俊臣，结局也是弃市，被斩之后，百姓争割其肉。
然而酷吏的横死，却不当归结于报应论的灵验。不能说，酷吏生前有多么严酷，死相必将严酷十倍百倍。严酷只是酷吏之死的表面原因，正如贪污只是贪官落马的表面原因。专制之下，决定贪官与酷吏命运的因素，权力的盛衰，远过于法令的宽严。试想，倘一个酷吏，一生大权在握，死后权柄将传承至其子孙或党羽，那么他怎么会不得善终呢?笃信并鼓吹报应论，也许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古往今来，报应论失效的时间，未必少于生效的时间。
酷吏与贪官一样，都是专制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关于酷吏的譬喻，通常拟为刀枪，更形象的说法则是夜壶，用舍行藏，端看主人是否内急。譬如需要肃清贪腐，需要打击豪强，便把酷吏从幽暗的床下取出来;需要拨乱反正，需要平衡左右，便把酷吏一脚踢下台去，甚至杀之而后快。酷吏为专制而生，更当为专制而死，他的生死往往不由自主，对专制者而言，如果酷吏死亡的价值高于生存，那么他就必须死亡，反之亦然。无论生死，作为螺丝钉的酷吏，都得为专制机器贡献最大价值。
说到底，酷吏的命运，与专制政治的命运牢不可分。酷吏之酷，其实就是专制之酷：酷吏或者以其严酷博取专制者的青睐，或者以其严酷贯彻专制者的意志。酷吏政治正是专制政治的一个面相，它的背面，则是所谓的仁政。抛开专制而谈酷吏，结论恐将流于表面，正如抛开酷吏而谈专制，结论恐将失之片面。
令人诧异的是，而今竟有人推崇酷吏。揣摩其情由，不外两点，一是酷吏能做事，这则需要细究，他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便做好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酷吏之严酷，更多在过程而非结局，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二是酷吏能反贪，这不免叫人哑然失笑，酷吏对付贪官，手段的确严酷，然而他们对付民众，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而更胜一筹，汉朝的酷吏，被用来针对豪强，后来则等而下之，到了周兴、来俊臣的时代，酷吏手下的冤魂，到底是官多还是民多?
法治之下，酷吏无处扎根，专制之下，酷吏难得善终。作为一种政治病毒，酷吏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消亡。这不仅是国家之幸、民众之幸，于酷吏自己，也是莫大幸事。如果给酷吏一个重生的机会，他们还会选择重蹈这条不归路么?刑场之上，李斯对其子感慨：“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权力的魔法，不是忏悔、鲜血和生命所能破解。李斯之后，酷吏不绝;他的临终叹息，却成绝响，渺不可闻。
2015年3月16日
供“三剑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