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历史，据说是为了摆脱历史。——美尔斯·赖特·米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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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话题之前，我要先做一些铺垫。
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皇帝这个角色其实挺复杂的。在我看来皇帝生涯并不是什么好营生，既是万乘之尊，又是孤家寡人；既睥睨天下，又经常被人算计；既可以决定万民的生死，自己的生死却又往往被别人所决定……有没有当皇帝当得特腻烦，背过人把自己打一顿，或者也像当代人那样犯抑郁症，用四两麻绳吊死在金銮宝殿上的？我估计也是有的，只不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已。
史书上记载最多的，仍然是皇帝的威风八面，无所不能；仍然是许许多多没有当上皇帝的人豁出性命去抢夺皇帝宝座，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骨肉相残，甚至燃起战争狼烟，把好端端的一个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中国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篡位杀子”、“靖难之役”，“雍正继位和屠戮手足”……吃相都不怎么好看。而社会完全失序的魏晋南北朝在长达三百多年时间里上演的一幕幕国家政治丑剧，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人对皇权的追逐和倾轧可以血腥混乱到什么程度。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皇帝还是很值得当一当的，我上面说的所谓“有没有当皇帝当得特腻烦”的话，不过是无知小民愚不可及的揣想罢了。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再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皇帝以及无数想当皇帝的人一定都在笑。这要是在皇帝当朝的时日，把奴才拖出去杖毙也未可知。
皇帝是如何拥有决定天下万民生死的绝对力量的？答案简单而明确：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拥有了绝对的力量，哪怕是一个智力不全的傻子和脑回路不怎么正常的疯子坐到皇位上，也会自然获得不容冒犯的威权，因此，我们谈论皇帝，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权力。还可以这样说，自秦始皇以来，“皇帝”在中国风光了两千多年，其实这只是表象，真正风光的是依附在皇帝身上的皇权，是权力。
那么，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从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列举它如下四种定义（来自维基百科）：一、权力作为个人或国家的追求目标；二、权力作为影响力的度量尺度，即资源的内容与多寡；三、权力作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四、权力作为一种宰制与被宰制关系的表述。
我觉得上述四种解释都挺好，不好的是太饶舌，也太烧脑，一时半会儿还真弄不明白丫说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这样的学术外行碰到深奥的学术问题经常都会遇到的困境。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就是喜欢把简单的问题给弄得连上帝都“蒙圈”的程度，你有什么办法？！与之相比，我觉得美国社会学家美尔斯·赖特·米尔斯（1916-1962）说的，反倒更精准透彻也更通俗易懂，更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权力是在反对的情况下仍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或者说，权力是指通过意志的运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言简意赅，一句话就把事情说透了。如果这个姓米的家伙给出的解释反映了某种社会学规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规律在任何一种性质的权力关系中一定普遍存在，没有例外。
那“皇权”又是怎么回事呢？
应当承认，权力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是人类社会维持运转的必要手段，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权力具有天生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当权力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超级力量（皇权）以后，你也就很难忽略权力所含有的政治恶的因子了；或者说，当权力作为一种超级力量失去正当性以后，往往会蜕变成为赤裸裸的权力暴力，或者说国家政治暴力。沿用这个说法，我们就得到了虽然不那么严谨、却极度契合我们话题的另一种说法：所谓“皇权”，作为绝对化了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绝对性的政治恶，是绝对权力因其绝对而自动失去正当性以后蜕变而成的绝对的政治恐惧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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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政治暴力，当然首先要说的，就是杀人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皇帝并不亲手杀人（历史上有，但极为罕见皇帝亲自拿把刀子，在金銮殿上追逐文武大臣，非要亲手宰了他们丫的），皇帝却可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就是可以下令杀人。“令”这个东西的本质，不在皇帝，而在皇权；非是“皇帝”诏曰，而是“皇权”诏曰；是皇权将恐怖的政治暴力衍化或者说装饰出了权力的合法性。这种不合法的“合法性”，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是不受任何质疑的，即便是在社会道德层面亦是如此——陈胜、吴广喊出的那句“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极端情况下的愤怒宣泄罢了，在无尽的历史时空中，中国的“民”对皇帝和皇权，都是绝对畏惧、绝对顺从的。
政治运行很多时候具有物理的属性。譬如，如果我们把皇权作为一种力看的话，那么，它是靠何种介质将这种力传导出去，从而作用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转的呢？我的回答是：介质是国家机器，是在国家机器上运行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程序，皇权以及皇帝意志不过是这架机器的动力总成，其他全都是用以传导动力的杠杆或者螺栓而已。没有这些杠杆和螺栓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器件，皇帝，无论他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威严，多么神圣，甚至连人的儿子也不当了，成了所谓的“天子”即老天爷的儿子……然而就其本质来说，皇帝也不过就是个“一般人儿”，“一般人儿”除了指挥自己的老婆之外，还指挥得了谁呢？一定没有人听他的，更不要说替他去杀人了。
毛泽东所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十分毒辣地质证了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制度本性，不得不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洞悉历史本质的穿透性目光，确实无与伦比。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毛主席特别强调“历代”二字的深刻内涵：至少在“历代”所标识的历史时空之内，历史内容，也就是相应的政治机理、政治质地——完全排斥或者根本没有政治分权和权力制衡机制，典型事件是历史上不断发生皇权与相权之争，而且一般都以相权遭到削弱、乃至于像在朱元璋手里那样被完全取缔为其结果——是一成不变的。在如此这般的条件下，如果你相信出现一个所谓的“明君”或者其他自称什么什么的人或力量，天地就会不一样，只能说你是过于善良，也过于天真了。为了留点儿口德，我们就不说“呆傻”、“愚笨”了吧。
譬如我们前面说的皇帝杀人这件事，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个道理。从唐朝武则天（624-705）任用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流杀人到明朝朱棣（1360-1324）任用酷吏纪纲、陈瑛之流杀人，虽然彼此相距六七百年，中间隔着宋、元，然而两者在动机（强化皇权）和方式（皇帝操纵国家机器无止境地向自己集权）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分别，你简直可以认为他们是在相互粘贴和复制，晃动在历史帷幕后面的，似乎是同一个人的身影。可见历史的惯性有多么强大，多么不可违拗！
好！经过这样一番铺垫，我们就顺理成章进入到本文标题所标识的话题了：皇帝任用酷吏打击朝臣，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机器对国家施行恐怖政治的手段之一，也正因为如此，祸乱朝政的酷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国家政治的重要表征，他们是伴随着皇帝的脚步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的。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比较有趣的说法来描述这种情形：皇帝与酷吏就像恋爱中的人那样，是相互寻觅的结果；这里除了生理性的情欲（政治目的）的因素之外，更有精神性的爱情（权力愉悦）的因素，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这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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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皇帝和酷吏是怎么相互寻觅的呢？在寻觅的过程中，他们分别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们先说酷吏。酷吏在成为酷吏之前，心底里必定蕴藏着极为强大的出人头地的动能；真正的酷吏必定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心理素质，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让挡道儿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的境界了。这里所说的“心理素质”不是单一、静止的，而是复杂和动态的，是随着人物权势强弱不断变化着的。而酷吏权势的强弱又直接来源于皇帝的拿捏，因此，在事情的最初阶段，怎样取得皇帝的信任，争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位，就成了所有酷吏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头等重要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说，如何迈出第一步至关重要。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家伙迈出第一步的方式真可谓匠心独运。在推翻建文帝的“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经过两年多奋战，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于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率领燕军也就是北军挥师南下，打算取道山东直取首都金陵（南京），然而却在济南遇到了南军（建文军）的顽强抵抗，围攻三个月而不下，最后不得不被迫退返北京。这是燕王起兵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特别注意的事情：燕王在行军途中，忽然遇到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拦住马匹，自称有独到的智慧和本领，愿意为朱棣效犬马之劳。经过一番交谈，燕王看这个人不像是神经病，便让他出来“走两步”，没想此人在骑射上也还说得过去。战事趋紧，正是用人的档口，而燕王又一向是很善于用人的，于是就把此人留在了身边，打算看看丫是不是一个可用之人。这个斗胆拦阻燕王“请自效”的人，就是后来永乐朝让人谈之色变、闻风丧胆，恨得牙根儿痒痒的酷吏纪纲。
我没有找到描述这个人长相的史料，然而从“相由心生”的角度，我想象此人应当是獐头鼠目，面色焦黄，说起话来眼珠子乱转的那种人。当然，也许完全相反，明明是一个卑劣无耻的小人，面相上却五官端正，憨厚老实，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我们在生活中无数次领教过这两种极端情形所造成的伤害。好在《明史·纪纲传》虽然没有对这个人做面相描述，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构成人的内在品性的最重要特征：“善钩人意向。”这五个字一下子就把我们想象上的空缺给填补了：纪纲是一个非常善于琢磨和捕捉人尤其是皇帝心思的人。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善钩人意向”已经构成了成为酷吏的最重要条件，这也是酷吏极为特殊的才能。比如，皇帝的一个眼神就可以决定一位朝臣的生死，是谁解读了“眼神”，并且把“眼神”所包含的深意转变为具体的戕害或者肉体灭失的呢？当然是讨得皇帝欢心并且被皇帝信任的酷吏。
纪纲确实讨得了燕王的欢心，也获得了燕王的信任，没多久，纪纲就被擢升为“忠义卫千户”，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直接为燕王办事的人”。官职不大，也不很显赫，然而其能量却十分了得，能够为燕王办理私密事务，这里面如果没有深度的信任，甚至被视为心腹，是绝不可能的。而被燕王视为心腹意味着什么，我不说读者也明白，你只要想象某人成为单位一把手的心腹意味着什么就可以了。
燕王打下南京，继位为明成祖以后，又迅速将纪纲擢升为“锦衣卫指挥使”，这就更加了得了！众所周知，锦衣卫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的，它的前身是“拱卫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到了锦衣卫，权限进一步扩大，除了掌管皇帝侍卫之外，还新增了侦缉和诏狱的功能，而锦衣卫侦缉和诏狱的对象，则主要是朝廷官员，这就恐怖了。怎么就“恐怖”了呢？道理很简单：在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这几乎意味着酷吏直接有了对朝廷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意味着丫可以逾越人的底线，做任何不耻于人的勾当而不用担心承担后果，无论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后果。我们平时说的“耳目”、“鹰犬”、“打手”、“狗腿子”、“干儿子”、“三孙子”，大概也指的是这样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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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我想插在这里说一下。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如过江之鲫从未断绝，然而我写这组“读史札记”，最初是想尽可能把话题圈定在明朝洪武、永乐范围以内的，因此我们不说酷吏中的煌煌大者如刘瑾、魏忠贤者流，尽管他们也属于明朝，而是将“业绩”比他们小得多，危害却未必比他们小的酷吏作为例证，来说明我在这个话题中想说的道理。
我这样做还有一个缘由，那就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中国的国家政治才建立起空前完备的特务机构（最早的“察言司”以及“终明而不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把皇权专制主义统治发展到了极致，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出现的酷吏，不仅具有阴暗人性的特点，更带着绝对集权化的国家暴政的特征，是作为国家权力的皇权绝对化的产物。尽管这样，我们对皇权绝对化的议论，也不能完全取代对普遍意义上的权力机制的思考。皇权有皇权的特殊性逻辑，权力有权力的普遍性逻辑，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我将尽力将这两者都顾及到。
在权力普遍性逻辑上，我们可以将酷吏现象纳入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法、势、术”中“术”的范畴。什么是“术”呢？这方面，先秦法家尤其是管仲、李斯有很多论述，而我手头只有《韩非子》一书，我们就引用韩非子吧！韩非子直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以执也。”(《韩非子·定法四十三》)。意思是君主必须根据人的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官员的职位要求其政绩，对官员要拥有生杀大权，随时考核官员的能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君主必须要掌握的。在我看来，“法”、“势”是对君主统治理论在战略层面的考察，而“术”则是对君主统治理论在统治技艺上的探寻或者说主张，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韩非子·难三》)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则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随随便便表露出来。因此，开明的君主谈论“法”，就连国内最卑贱的老百姓也应该知道，而不仅仅是朝堂上的人；用“术”时，就连君主最宠幸的亲信也不能让丫感觉到，那就更不该让满朝堂的人都知道了。
韩非子特别强调：“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意思是如果君主不知道如何使用“术”，朝政一定会出现混乱和各种弊端；臣属如果没有法令的约束，必定会在下面兴风作浪。“法”与“术”是君主施行国家统治的工具，缺一不可。
如果把韩非子的意思接引到本文语境，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所谓的“酷吏”，实际上就是皇帝把玩和操弄的器具；在皇权专制主义机器的架构中，他们连“人”都不是。既然连“人”都不是，你又怎么指望心性歹毒的纪纲像“人”那样对待人呢？结果我们看到，“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明史·纪纲传》）意思是纪纲利用其本性里就有的“善钩人意向”的本事，精准地揣度皇帝的意图，再将这种意图转化为行动——纪纲在朝臣身边广布校尉，每天刺探他们无法拿到台面上的事情，然后再添油加醋，竭力污蔑和诋毁，密告给皇帝。
这么一来，皇帝对朝臣的一举一动也就了如指掌，大大方便了对朝臣的人身控制，要杀要剐，也变得十分容易了。皇上一定会觉得纪纲的作为“深得朕心”，于是把越来越多的机密事宜交给纪纲处理。有了皇帝这个不倒的靠山，纪纲就开始由着性儿折腾，大肆诬陷和诋毁看着不顺眼——不仅是皇帝看着不顺眼，更有皇上未必看着不顺眼，仅只是他自己看着不顺眼——的朝臣。这里起主导性作用的，当然是皇帝的意志，皇权的意志，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酷吏的个人意志——在普遍人性的角度，这种个人意志一定与填不满的利益欲壑紧密相连——同样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更要命的是，皇帝竟然把纪纲的这些滥权行为视为是对他的忠诚，“亲之若肺腑”！这是让事情严重起来的重要原因。
随着燕王登上皇帝宝座而成为明成祖，纪纲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朱棣对这位酷吏的倚重更是无以复加，甚至到了“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即凡是皇帝不喜欢的官员都交给纪纲处理，任其对这些朝臣治罪论死，一时间朝廷内外变得阴风飒飒，充满恐怖的气息，朝臣们的脑袋随时都会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而搬家……这哪里还是什么朝政？哪里还有什么纲常法纪？这简直他妈的是发生在土匪窝子里的黑道儿勾当了！
既然皇帝给了纪纲无限的权力和巨大的裁量空间，那么，这个本来就没有做人底线的人渣，必定要把事情做到让人瞠目结舌。《明史·纪纲传》说，皇帝交给纪纲处理的朝臣武将，“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
为了使读者看得真切，我们形象化地解说这段话描述的情境——
纪纲把皇帝企图治罪的人请到家里，满脸笑容，好酒好饭地款待，故意装作体己，说：“你那事情，甭着急，回头我在皇上面前为你求求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过去就过去了！”来时满脸愁容、连死的心事都有的客人这才松动开容颜，转忧为喜，马上跪伏在地，感激涕零地说：“有你老人家这个恩典，我下半辈子就是给你当牛做马也愿意呀！我一家老小在这边厢给你磕头了！”纪纲扶起客人，说：“快请起，老大人你客气了。晚生后辈我一直仰慕你的人品学问，这哪里是帮忙，不过是表达晚生一点儿钦敬之情罢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客人这才坐下来，言谈中自然要不断表达感激之情，明着暗着做钱财上的许诺。纪纲装傻，既不应承，也不拒阻，于是，这位朝臣的千万家产就化成白花花的银子，倾流到了纪纲的钱柜里。而高悬在头上的那把剑，却仍旧不祥地闪着寒光，朝臣完全不知晓纪纲是否真的向皇上求了情，皇上是否真的准备宽赦？
为了保住整个家族数百口人的性命，这位朝臣终于心甘情愿地被纪纲榨干了（“金帛且尽”）。被榨干了的人当然也就没用了，于是纪纲登时翻脸，将朝臣“忽刑于市”，也就是突然把这个倒霉蛋押到菜市口给砍掉了脑袋，全家数百口人仍旧没有逃脱被戗灭的命运。侥幸活下来的，或者发配宁古塔做军人的家奴，或者遣送到数千里之外的苦寒之地服流徙之刑，总之，纪纲把这个家族给灭了！据《明史·佞悻》记载，死在纪纲手里的人不计其数（“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这就是说，被纪纲灭门的，远不止我们说的这一家！
《明史》由清朝明史馆官修，张廷玉等主撰，已经没有本朝（明朝）的禁忌与束缚，因此写得比较客观周详。《明史·纪纲传》中对酷吏纪纲的描述，简直就像是对这个畜生人渣的控状，从字里行间都可以感觉到撰者的鄙夷与愤恨。譬如纪纲曾经“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诈取交址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乾没金宝无算。”意思是他曾经构陷数十百家大商人，肆无忌惮地敲诈他们的钱财。他甚至胆大妄为诈取交趾（今越南北部）使者带来的奇珍异宝、夺占官民田宅；奉旨抄家没收原晋王朱棡、吴王朱橚的家产时，隐匿并侵吞了大量金银财宝。
更有甚者，纪纲还“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引文同上）意思是纪纲很多次指使家人伪造诏书，发往各地盐场，勒索食盐达四百余万斤。回程时仍然利用伪诏，夺用二十艘官船、四百辆牛车，把这些不义之财载入他的私宅……真可谓罪行累累，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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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知不知道纪纲不是东西呢？种种迹象表明，他是知道的。知道不是东西，为什么还要重用呢？即便是黑帮土匪也还有规矩，那么朝廷规矩到哪里去了呢？组织原则到哪里去了呢？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也暂时不交代纪纲的最后下场，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上面提到的比纪纲更不是东西的人：陈瑛。陈瑛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酷吏，然而就其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摧折朝臣的酷烈程度来说，丫较之纪纲，已经高了无数个量级，几乎达到史诗级别了。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明史·陈瑛传》）就是说，陈瑛在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被建文帝朱允炆派遣到北京担任“按察使佥事”（北京司法厅副厅长），后来有人向建文帝告发陈瑛接受燕王金钱，似有密谋反叛朝廷之嫌，对燕王高度警觉的朱允炆就把他“逮谪”到边远之地广西，也算是对可疑之人的剪除吧。后来燕王果真反叛，发动靖难之役，如愿登上帝位。登上帝位的朱棣当然要大量使用绝对忠诚的人，于是重新就把由于与燕王交好而被建文帝惩罚的陈瑛从广西召了回来，让丫担任督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纠劾百官的最高监察机构）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无论对于皇帝还是对于陈瑛来说，这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由此可见明成祖对于陈瑛的信任。
然而《明史·陈瑛传》说“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丫之所以刚一上任就宣布无限量地大肆追捕和杀戮建文旧臣，无非是把准了明成祖新朝初立、整顿干部队伍之脉搏的结果，我觉得这也倒不能说有多么过分。问题出在“瑛天性残忍”上。一般人天性残忍顶多也就是用开水烫猫、直接把鸡脑袋揪下来之类，而获得无上权力的陈瑛者流，则必定会在杀人的事情上凸显其令人发指的本性，尤其是皇帝下决心要大规模杀人的时候。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儿子明成祖朱棣都曾经大规模杀人，前者是称帝以后大规模屠杀帮助他打江山的功臣武将，后者则是称帝以后大规模屠杀原本无辜的建文旧臣。两位并非恶魔，为什么要大规模杀人呢？我这里还要使用前面使用过的句式：不是皇帝要杀人，而是皇权要杀人。太祖和成祖的意志都是要消除掉任何对皇权构成威胁的现实和潜在的因素，保障他们享用的绝对权力绝对无虞。
大规模杀戮功臣武将和前朝旧臣即使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也需要正当理由的遮掩，而所谓的“正当理由”又是很容易找到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语出《左传》：“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了。数千年以来，用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杀人以保障皇权绝对无虞，已经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机器运行最重要的内在动力。这一点，明成祖明白，酷吏陈瑛更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皇权与酷吏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皇权的意志可以无限制延伸，而酷吏获得了合法授权，可以随意杀害和处置任何官员。结果我们看到这个叫陈瑛的家伙果真放开手脚大弄了：“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明史·陈瑛传》）
与“纪纲传”一样，《明史》中的“陈瑛传”同样被写成了对传主累累罪行的控状：“永乐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讦发为能。八月劾历城侯盛庸怨诽，当诛，庸自杀。二年劾曹国公李景隆谋不轨，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谏，多置庄产，蓄佃仆，意叵测，俱收系。又劾长兴侯耿炳文僣，炳文自杀。劾驸马都尉梅殷邪谋，殷遇害。三年，行部尚书雒佥言事忤帝意，瑛劾佥贪暴，佥坐诛死。又劾驸马都尉胡观强取民间女子，娶娼为妾，预景降逆谋，以亲见宥不改。帝命勿治，罢观朝请。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狱。八年劾降平侯张信占练湖及江阴官田，命三法司杂治之。瑛为都御史数年，所论劾勋戚、大臣十余人，皆阴希帝指。其他所劾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指挥王恕，都督曹远，指挥房昭，佥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复，御史车舒，都督王瑞，指挥林泉、牛谅，通政司参议贺银等，先后又数十人，俱得罪。”这段文字比较浅显，可以直接看明白，我这里就不做翻译和解说了。
我们前面说过的《明史·纪纲传》在数落纪纲罪行的同时，还专门荡开一笔控诉陈瑛：“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也算是从数字的角度给陈瑛的滔天罪行做了一个总结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可见，就连《明史》主笔张廷玉这样老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对于前朝（明朝）政治之昏暗，酷吏之猖獗，也难掩愤慨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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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可以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
就像明成祖知道纪纲不是东西一样，皇帝同样也知道陈瑛不是东西；既然皇帝知道这些毫无人性的酷吏不是东西，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放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关键领导岗位加以重用呢？《明史》没有摊开了说这件事，只点了一句：“帝以为能发奸，宠任之，然亦知其残刻，所奏谳不尽从。”（《明史·陈瑛传》）这是一种强调，意思是皇帝觉得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也是有效用的，所以才加以宠信和放任；皇帝当然也知道酷吏残忍刻薄，所以对于他们的奏劾也不是全都照办的。
仔细琢磨，就会发现《明史》的这一强调的味道不是很对头——不要说纪纲，单是陈瑛就已经“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可以说造成了重大的国家灾难（人才损失），而你却只给皇帝来了句轻飘飘的“所奏谳不尽从”，这开脱得了皇帝的责任吗？！或者说，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不便言说的话语呢？！
我想是有的。
历史叙述归根结底是进行历史叙述的人依据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本质来进行叙述的，或者说，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叙述者更难以跳出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窠臼来叙述历史。这也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最根本的理由和原因。
叙述者张廷玉所处的清代固然没有了对明朝皇帝高压残暴、草菅人命的恐惧，然而清代仍旧沿袭着明代的帝制，只不过当时的皇帝改换成康熙、雍正或者乾隆罢了，构成历史本质的历史机理、历史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张廷玉自身也在相同的体制下享誉着皇帝的隆恩——《清史稿》（卷288）记载：“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看到了吗？三朝重臣张廷玉享有的地位与尊荣甚至于远在纪纲、陈瑛之上，说是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心腹，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谋臣也不为过，否则他怎么“参与机密”呢？要知道，这里所谓的“机密”，可是皇帝的机密、皇权的机密呀！在如此这般的历史处境当中，你若是让撰写《明史》张廷玉，哪怕是三朝重臣，也像我们今天这样非议皇权，非议皇帝，非议整个皇权专制主义的官僚体制，这不是在要他的命吗？他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对酷吏纪纲、陈瑛表达鄙视和愤慨，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啊！
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历史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历史叙述也绝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我记得我以前在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这是我们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都需要特别加以警觉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总是在提醒人们：“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的宣传。”（《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而历史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的历史叙述，更需要提防，我认为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把钥匙，只有用这把钥匙才可以打开重重迷雾中的那把历史叙述之锁，让我们看到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皇权专制主义状态下，皇帝和酷吏互为倚重，相辅相成，他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皇帝需要酷吏，酷吏就产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事情更加简单的是：尽管这样，酷吏仍旧是酷吏，他们仍旧不过是皇帝手中的器具，就像我前面说的，是从政治运行的动力总成（皇帝意愿）那里延伸出来、用以传导国家政治力（皇权意志）的杠杆或者螺栓。这种政治结构本身就注定了酷吏的命运：皇帝可以使用酷吏，也可以随时将酷吏丢弃或者毁灭，就像拆除掉机器上一个报废的部件一样。使用酷吏，是因为酷吏确实可以为皇帝办别人办不了的事，酷吏确实可以为维护皇权绝对化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毁灭酷吏，是因为皇帝清清楚楚地知道酷吏是什么东西，知道酷吏最终会成为他的必须被清理的负资产，所以明成祖才在正确的时候对大臣们正确地说：“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明史·陈瑛传》），这就是说，当皇帝需要邀约人心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天威灭掉酷吏，什么心腹不心腹的，全都是屁话。
结果酷吏纪纲、陈瑛也就真的落得了完全相同的下场。前者，“（永乐）十四年七月，内侍仇（视）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罪状颁示天下。”（《明史·纪纲传》）后者，“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明史·陈瑛传》）
皇帝需要“天下快之”，“天下”果然就“快之”了。
真是操作自如啊！
7
我不知道“酷吏”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历史的，但我知道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年－前1世纪，西汉时期）破天荒第一次把“酷吏”作为专门一类人列入《史记》，并且给出了直至今天仍在使用的定义的。这件事不仅说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作为思想家对历史的深刻洞悉，至少还说明如下三点——
一、中国的国家政治在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以前，已经在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发展得极为成熟，没有这种历史时空所造就的成熟，司马迁也就不可能归纳出这类只有在成熟政治中才会出现的特殊人物，他也就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做汪洋恣肆的精神驰骋，中华民族也就不可能拥有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深远的历史时空”这个概念，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历史是有机的整体，它们是在连续性上作为整体显现才表现为我们观念世界中的“历史”概念的。换一句话说，任何过去都含有“现在”以及“未来”的因子，任何“现在”和“未来”都与“过去”紧密相连。
汤因比先生曾经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对人类文明或历史的整体性做过一个有趣的概括：“我的确感觉到，我作为其成员之一所在的家庭，就是从起源一直到尚未达成历史终点的人类的整体。虽然我是一个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人，但我还是感到，我和一个出生在二百万年前的原始人以及一个可能在我死后二十亿年出生的人有亲缘关系。”（《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按照汤因比先生的说法，不要以为我们离历史有多远，我们更是在历史之中的啊！
《史记》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不妨把《史记》视为这两千五百年的政治历史总结，而在我们的话题中，我们更不妨将酷吏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时空扩展为两千五百年，如果再加上司马迁写作《史记》到今天的两千一百二十六年，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四千六百二十六年。经过将近五千年的时空凝结，任何一类政治人物都可以成精了，皇帝如此，朝臣如此，酷吏同样也是如此，锚定在“历代皆行秦政制”这一历史事实上的整个上层建筑——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相应的国家政治架构或者说文明体的特征——以及匹配在这个架构各个部位中的人物，尤其如此。
“成精”当然不是价值判断，仅只是对某些类型人物某方面的品德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概括而已。这就是说，国家政治架构中的某些人的品性，常常是远超某一历史阶段的人的平均水平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好就极好，坏就极坏，非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酷吏”当然是极坏的，我们说能够被纳入到“酷吏”行列中的人，一定是一些品性极为恶劣的高纯度混蛋，并不冤枉他们。
二、更值得指出的是，“酷吏”的产生不是他们作为戏剧角色主动钻到历史舞台上去的，而是由历史戏剧的剧本所决定的，酷吏不过是在履行剧本中的角色赋予他们的戏剧责任而已，酷吏本身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职责的。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再重复一遍：首先是历史戏剧的剧本设定了“酷吏”的角色，然后才有酷吏，没有这个条件，一个人即使缺八辈儿祖宗的德，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不说人话，不拉人屎，不做人事，也未必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再往大了说，“酷吏”现象是比历史更漫长更古老的人性的产物，它直接承袭了人作为动物时期的某些品性。这就好比一条食物链，站在顶端的皇帝，必定要通吃自他之下的所有生物以维护皇权，而酷吏不过是他吞噬和咀嚼的一种物料而已。
奇妙的是，酷吏的一切作为，同样也具有生物品性，是多种生物品类中一种极为特殊的品类——纪纲、陈瑛者流，从本性上说，使我想到猥琐低劣的非洲鬣狗，譬如残忍，譬如凶暴，譬如阴鸷，譬如歹毒，譬如灵魂深处潜藏着的嗜血渴望……等等。当国家政治给诸如此类的人提供机缘的时候，这些人身上潜藏的动物本性就会因得到营养的滋润而一次次被唤醒，使他们重新生成为国家政治现象中的独特类别，重新生成为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政治角色。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过程。
三、酷吏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的是国家政治文化（也可以表述为国家政治质地）特征，或者说，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机理投射在历史帷幕上的映像，它与彼时彼地的国家后果甚至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政治在它的运行之中，至少在有限的历史时空之内，很有可能看不到明显的善恶因果之分，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恶的东西都必然导致直接、即时的国家后果，就像毒瘤并不会马上要人命，却可以潜在地影响人体健康一样。本文标题用“帝国肌体深处的毒瘤”来概括酷吏现象，更多的是在强调这个毒瘤的隐秘性和顽固性，而非指证说这种毒瘤必然导致一个王朝的即时的衰亡和崩解，虽然从历史的最终意义上说，这种衰亡和崩解是必然的，是躲也躲不掉的。
8
我们以唐朝为例。
武则天篡权十五年，无所顾忌地宠信和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以致从此大开告讦之门，滥用刑诛，残杀唐朝宗室，对社稷江山和人民的贻累实为不浅；这个酷爱权力的老娘们就像晚清的慈禧一样，又滥用爵禄，收买人心，弄得政界上全是一帮子无耻之徒和兴风作浪的小人，政界上的空气总不得清明（语自吕思勉：《中国通史》，1920年）。从国家的角度说，也并没有马上得到历史的报应，酷吏毒瘤缓慢散发的毒性却直接导致外患——突厥、契丹势力——的兴起，以至于到了唐玄宗，就不得不宠信和利用有突厥血统、却很有军事实力的安禄山来护驾皇权了，结果养虎为患，养痈为患，造成安禄山势力逐渐坐大，最终酿成导致唐王朝健康（国家政治景况）急剧恶化的“安史之乱”。
从表面看，唐朝的覆亡与武则天宠信酷吏、屠杀唐朝宗室和朝臣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你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里有一条深埋在历史深处的连线，这条连线将两者连接在了一起。换一句话说，只有把导致唐朝从此萎靡不兴的原因与武则天倚重和任用酷吏联系起来，我们才可以发现曾几何时的“毒瘤”的毒性并没有消失，它一直都在缓慢地向国家躯体散发着致命的毒素。
这条连线，固然表现为某种政治机理，然而政治机理仍旧是通过人性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触摸到了问题的核心：如果说皇权意志以及酷吏现象包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的话，我们必须说，这里的所谓的“历史后果”一定是通过人的“精神后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什么精神后果呢？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甚至于底层民众，对皇权和权力不得不怀有流动在血液里的恐惧，崇高者不得不对崇高唯恐避之不及，深刻者不得不对浅薄无聊趋之若鹜……所有这些东西汇合起来，我们才在近代看到中华民族最终的几乎可以说全面的几无站立之力的精神羸弱；才看到西方列强甚至于倭寇小日本也挥舞着屠刀在这块土地上杀人放火，劫掠资财，为所欲为到如入无人之境；才看到祖国母亲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列强欺辱和蹂躏，看到他们从她身上割去一块块血肉，看到她身上流淌着淋淋鲜血……这才是皇权专制主义状态下酷吏现象经由精神通道所导致的让我们无限悲愤的最终的历史后果。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最终的历史后果”是最终才呈现出来的，在具体的即视的历史过程中，除非是一些具有独特思想穿透力的人——譬如明末出现的黄宗羲那样的伟大思想家——很少能有人意识到在遥远的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说，“最终的历史后果”隐藏在我们这些庸众目力所不能及的历史深空，就像处在三维空间的人无法感知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是正常的，我还可以说，这其实是社会常数，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状态，并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宠信和利用酷吏，把皇权专制主义推向极致，也并没有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即时倾覆，反之，洪武、永乐两朝从总体上来说治理得还是不错的。这固然与朱元璋、朱棣作为封建帝王绝不是平庸之辈有关，然而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只要帝国的肌体深处埋藏着缓慢散发毒素的毒瘤，你就不能无视它，它归根结底还是要发生作用，导致帝国肌体出现局部或者全部的病变，继而溃疡和腐烂，并最终缓慢死亡的。我们从李自成造反、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把自己吊死在煤山，风光了267年的明王朝最终坍塌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堆瓦砾中，看到了这一点。而生活在洪武朝、永乐朝的人，对这一切是一定一无所知一无所感的，他们正在忙着为好不容易才盼到的盛世欢呼和跳跃，对广施隆恩的皇帝山呼着万岁。
在数千年历史中，沿着政治与人性的通道，酷吏现象早就成为了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政治机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了国家政治运行中的普遍质态，或者说，无论皇帝还是酷吏，都成为了国家政治机器运转和传导的不可或缺的部件。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不分地域，不分时间，凡是以绝对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政治实体，一定就会有酷吏；酷吏现象不过是绝对权力为其特征的国家政治的常规运行方式。不信的话，你可以依照我给出的条件，深入到世界上所有文明体的历史时空中去寻找，我相信你将会犹如经历一场噩梦，你会为人类社会竟曾经经历如此大面积的绝望而感到惊讶，感到惊悸，感到寒冷彻骨。
1936年8月到1938年3月发生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也可以印证我的上述断言。在这桩导致近七十万人被“合法”处死、近一百四十万人因各种政治原因被“合法”逮捕并受到暴虐对待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事件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我们前面议论皇帝与酷吏事件涉及到的所有关键要素——
皇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据说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人说他是恶魔式的独裁者，本质上与希特勒没有什么区别。他对绝对权力的追求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古代皇帝，而他通过酷吏残酷消灭掉的俄罗斯精英人数，更足以让任何一个残暴的中国古代皇帝感到汗颜。在斯大林大搞皇权绝对化（个人崇拜）的政治狂潮中，斯大林同样也得到了善于阿谀奉承的朝臣们排山倒海般的欢呼与膜拜。俄罗斯的附庸国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经验证明这个真理：谁如果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谁如果不是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我不痛斥季米特洛夫混账王八蛋，但是我提请读者注意，从这段话里，你是不是可以闻到中国朝臣们颂扬皇帝的味道？是不是有一种在我们皇权专制主义历史中的似曾相识之感？
酷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个人的职务与陈瑛相当，是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秘密警察首脑，他也是斯大林政治大清洗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此人性情之阴鸷、心性之残忍、手段之毒辣，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酷吏所能及，真可以说杀人如麻，他是在千千万万被杀害者的血海中跳舞的舞者，更是一个传播死亡与黑暗的精灵。
过程——政治大清洗依从于国家政治机理而发生和递进的过程，更像建筑中的榫卯结构一样，准确地对应了我们上面议论的“皇帝-酷吏”这两种角色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就是说，政治大清洗所“清洗”的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国家栋梁，同样是知识分子精英，同样是企图像人那样活着的任何社会阶层中的成员。在政治大清洗中，“皇帝”斯大林的“皇权”也的确得到了强化，也的确被强化到了绝对化的程度。更奇妙的是，酷吏的下场与纪纲和陈瑛的下场竟然也完全相同：当“皇帝”斯大林认为叶若夫成为他的政治负资产以后，当“皇帝”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将其灭除以邀约人心、需要“人心大快”的时候，他也就真的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宣示声中，把这个人给处决了，果然得到了“皇帝”斯大林所需要的“人心大快”的效果。
结果——结果怎样了呢？让我们把目光往前放远一些，我们同样看到，苏联像明朝一样，延续到1989年就轰然崩塌了，成为了历史路程中的一堆残砖烂瓦。时间不过才过去了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五十年不过一瞬间而已。真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9
那你要是问了：“能不能认为酷吏现象是历史的偶然疏忽导致社会失范、道德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呢？”我认为不能。这是因为，酷吏现象从来不是道德问题，国家政治也从来不是道德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注意到严酷的国家律法在某些条件下未必会是国家之幸，提倡孔子所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也不能犯“泛道德主义”的错误，认为道德可以拯救一切。事实上，在我们称之为皇权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治架构和运行中，“道德”十分苍白和羸弱，某些情况下，所谓的“道德”甚至是浮泛的，虚伪的，很多时候它同样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器具性的“工具”当然无法抵御幽深政治和残缺人性组合而成的巨大幽灵。这也是中国儒家数千年以来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喊得震天响，却从来没有真正作用于国家政治的主要原因。“外儒内法”四个字，令人尴尬地把皇权专制主义之“术”所包藏的丑陋与腌臜，全部暴露在了人们面前。
酷吏这类人物并非我们东方文明所独有，在作为西方文明渊源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中，在这种文明向现代历史的延续中，“酷吏”以及与“酷吏”相仿佛的人物也从来没有断绝。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阐述的阴森森的政治主张，正是这种长期以来就在宫廷政治中潜行的政治规则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总结。我们从莎士比亚——我必须说，在莎士比亚之前，还从未有人如此精到地梭巡到复杂人性中的所有光明与阴暗，他就像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发见了以前从未有人发见的如此丰富的人类情感和心灵的品类——戏剧中，也能够轻松发现被司马迁列为“酷吏”的佞臣和钻营在宫廷帷幕后面专门不做人事的政治小人。奥地利伟大作家茨威格通过《一个阴谋家的画像》一书，更是为我们贡献了法国阴谋家富歇在政治斗争领域将人类卑劣本性发展到极致的法兰西式的“酷吏”。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经由这位伟大作家的天才手笔——茨威格的文字简直就是解剖刀和显微镜，我们更有质感地看到了“酷吏”腐烂灵魂里流动着污血的血管和向外渗流毒素的神经网络。在这一点上，茨威格已经不亚于我们的老祖先司马迁先生了。
司马迁毕竟生活在比茨威格早两千多年的时代，因此，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司马迁仍旧是世界上无人能够比肩的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和骄傲。具体到“酷吏”的话题，司马迁的目光实在是太深刻也太独到了，在他之后，任何形式的历史叙述就都无法回避“酷吏”这一特殊人群了。
自司马迁之后，为什么《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都不约而同列有“酷吏列传”？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绝对性地说明了后来的历史叙述者对司马迁的服膺，史家很难跳出既定的思维窠臼了；其二，更说明自从司马迁给这类人物取名之后，这个特殊种群继续出现在历史时空之中，从来没有断绝过，以至于在人们的意识里，“酷吏”已经不是概念，不是词汇，而是社会现实中的政治常态；是在政治常态中活动着的活生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蛇蝎一般的人；他们就与你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作用你的生存，即使你不过是一介草民，亦是如此。至于被酷吏所戕害和折磨的人，譬如我们正在议论的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代每天上朝都要对家人交代后事，生怕这一走就不能活着回来了的朝廷官员，譬如那些被皇权专制主义的国家暴政所戕害的知识分子，会怀有怎样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唉！这一切都该这么说呢？
我再强调一遍吧：历史剧本只有在内容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才会反复出现同一类角色，同一类人物。我们有时候看到倒映，有时候看到折射，有时候则看到幢幢鬼影……历史之于我们的根本意义，通常就隐藏在这些如梦如画的幻景之中。就像庄周梦蝶一样，谁说得清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
就连庄子都说不清的东西，我们这些肉眼凡胎又怎么可能说得清呢？
2023-2-23
此文《酷吏：帝国肌体深处的毒瘤》（2023-2-23）为“读史札记”中的第七篇，前六篇是《想起了方孝孺》（2022-5-5））、《道衍之道》（2022-5-16）、《皇权的逻辑》（2022-6-6）、《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2022-7-2）、《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2022-8-6）、《文字狱中的政治与人性——以清代庄廷鑨明史案为例》（2023-1-17），下一篇为《利出一孔：皇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密匙》，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
陈行之 谨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