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网主编任重按：儒门会讲是由儒家网牵头主办的公益性学术活动，以关切现实、砥砺思想、凝聚共识、扩大影响为主旨，长期连续举办，以期推动儒学复兴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第二讲于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11月13日，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陈明先生主讲，刘海波、赵广明先生评议，唐文明先生主持。现将会讲纪录整理发布，以飨读者。甲午年十一月初二日于北京】
【主题】“儒家网·儒门会讲”之二
【主讲人】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暨儒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三亚学院南海书院院长）
【评议人】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赵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主持人】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主办】儒家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支持】中国儒教网，儒学联合论坛，大同思想网
【提要】
陈明：我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超越左右，就是因为他是以近代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理论思考的基础和政治追求的目标。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破的什么？就是五四确立的“革命”与“启蒙”那两种宏大叙事。
陈明：既不沿袭阶级，也不选择个体，习大大是用什么概念来做超越左右的政治方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呢？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也正是近代救亡史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的思想自觉、理论成就和政治遗产。
陈明：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中国梦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涵摄性的，而不是排斥性的，就不是从阶级去讲了。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在建构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扩大自己的历史基础。
陈明：通三统就是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对它们在近代史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才是完整的、贯通的，我们的现实也才会是完整的、和谐的。习大大以中华民族概念作为叙事主体，从近代史讲起，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陈明：这个党不能简单使用西方政党那个party理解，party是一部分，是在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政治平台也已完善的前提下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国民党、共产党是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概念去讲的。它是一个殖民运动中受欺凌的民族所采取的自救方式，是救国党、建国党。如果非要套用西方政治的话语，它们都属于全民党。这样或许可以对党国做一个历史的同情的理解。
陈明：习大大更上层楼，讲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的目标和责任。升级的地方就是在对外争独立的任务完成后，建国大业完成后，救国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的。所以，在中国梦的理论体系里，如果还是党国论，那么它也已经有所改进有所升级，已经是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的2.0版了。
赵广明：陈明实际上不仅是超左右，而是超左中右。
赵广明：通三统通不好就通出个甘阳和刘小枫来，出来个认贼作父。
赵广明：想把儒家的希望寄托在一党专制的身上，这种理论合理性有没有？儒家要反思。
赵广明：如果说一百年前，或者说李泽厚老师说的那个“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那个时代，我们没有资格对国家做深刻的、现代的界定，我们现在应该有这个资格了。这个定义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个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就是自由的权利。
赵广明：我觉得启蒙就是“拨乱反正”。拨的“乱”就是任何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包括皇帝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教会的权力，乃至文化和道德的权力。
刘海波：中共和儒家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刘海波：政治论述必须要重构，而习又给人以很大的期望。这种趋向，不只是我们发现了，很多人也都发现了。
刘海波：当下继承儒家是要恢复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的化育能力，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刘海波：重新发现共产党，是他仍然处于儒家哲学的道德体系当中。
刘海波：马克思理论只有参考价值并无指导意义。和毛泽东领导的伟大实践相比，马克思可说是微不足道。
刘海波：中国革命自有道统，不必认西方激进文人马克思为祖宗。
刘海波：我今天还想说的是婚姻家庭女性问题。只有说这个问题，才能同时气煞自由主义右派与西化左派，才能把格格不入的气质凸显出来。
刘海波：我为什么是左派？我是站在延安共产党这边的，而不是明末东林党这边的。
刘海波：在儒家传统里，正义才是根基，因为是普适主义者。
唐文明：“中国梦”这个提法的确是把握到了现在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共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还是儒家，都能够聚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面大旗下。
唐文明：陈明用“超左右”来刻画习近平的思路，广明认为这是可疑的，海波认为应该继续推进党国制，特别是先进性团体的重建。我则更愿意相信习近平是左拥右抱，是在做加法，把儒家加进去。但是，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怎么把儒家加进来？
【正文】
唐文明：大家好！本期儒门会讲，原来计划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先生来主持。他临时有事，所以我就客串一下。这次的主讲者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我想也不需要太多的介绍，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赵广明研究员和法学所的刘海波研究员来做评论。我们现在就开始。有请陈明。
【主讲】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中国梦的儒家解读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暨儒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三亚学院南海书院院长）
陈明：谢谢文明！尤其要谢谢广明和海波！都是老朋友，组织者要我找评议员的时候，我想最好找一个左派和一个右派，因为儒家的观点立场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或者说只有以左派和右派为参照才能表述清楚，也才能彰显其意义和价值。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很主观地把海波当作左派，把广明当作右派，多少有点得罪吧？但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认为是多大的冒犯，因为毕竟是老朋友，有很多年的交往。
左派和右派，在过去是有很强的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含义的。在今天情况应该有所不同，今天的世界很复杂，不是某个单一的思想体系就可以描述清楚，更不是某个单一的思想体系就可以解释透彻把问题搞定。所以所谓的左派右派应该是在面对这个世界时的不同问题关注和解题思路吧。我们是从一个一元化的社会过来的，对这种分化和多元有个习惯的过程。既然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拼图，那么思想也必然表现为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板块，从不同角度构建相应的世界图景。我认为从整个结构来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来说，各方的存在都是必要的正面的，应该视作新常态性的东西。长时间跟他们做朋友交往，这也是一个理性的基础。
言归正传。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可是在当代思想中，儒家的思想立场、思想方法、对现代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方法是什么？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唐文明曾经说过，现在的你要么接受左派，要么接受右派，但你自己是什么，实际上是不清晰的。我觉得，儒家跟左派右派类型上不太一样，它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诞生，直接呈现为一个政治话语的形态，所处理的也并不是现代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它当下的政治论述中首先是一个对各种观点进行认知筛选或站队，因而表现出或左或右甚至忽左忽右的现象。
但是，在这一切的下面，或者说在方法论、价值观这些基础论述上它实际是自成系统而与左右各派完全不同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例如现代性是来自外来的冲击，在近代的突变中儒家也主要镶嵌融汇在社会之维，立场中庸，而没有像国民党、共产党那样由于种种机缘建立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论述。现在，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左、右两个思想体系都陷入某种困境、在习大大表现出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意向之后，一些问题似乎可以也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中国是需要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会有所不同；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形态转换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有新的思路，既不能维持过去模式，也不能分化为所谓民族国家，长期以来阶级建国、公民建国是两个思考点，但现在显然要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选择处理和尝试探索，这是近代史的问题，也是近代史的主题。现在讨论儒学，或者说儒家开始发声，实际应该看成是近代史儒家失语的补课，是对五四以来思想走偏的拨乱反正。中国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国情需要借助儒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去应对处理，才可能会走得通，走得比较稳妥，而生搬硬套西方或左或右的模式则可能出岔子走弯路欲速不达。
这里我就做一个尝试，根据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变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以历史为参照，做一个儒家式的诠释或想象，即“中国梦”的儒家解读。
有人说中国梦就是庄周的蝴蝶梦和儒家的周公解梦。这种调侃说明很多人，包括做传统文化的人对它存在误解或拒斥。但是，把它放在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悬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探索演变的脉络里，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标志着中共指导思想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统治向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主导，即由普遍的、思辨的乌托邦理想追求向中华民族内在需要满足之转变的完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上的革命党、阶级党向执政党、全民党的转变完成都以此为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习近平亲近儒家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是我们这里从儒家角度对中国梦进行阐释的基础和前提。
儒家的角度是啥？儒家或者说儒教，它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是，它信奉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天。这个天，它是有生命的、有意志的，也是有价值的。与道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同，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儒教核心概念的仁就是指天的这个生物之心。落实到政治哲学，就是以生命的发展安顿为最高价值，用《中庸》的话说就是要成己成物，并且“与天下共遂其生”。亚里斯多德把幸福作为最高的善，幸福就是生活得安顿生命得发展，就是flourish——繁荣，就是大家都活得很好，就是鸢飞鱼跃、共存共荣。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孔子所称许的最高政治境界圣就是博施广济，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与现代政治的原则，与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义、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都是可以贯通的。
有人否定家国理想，认为儒家不能处理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因此不够普世，实际是没有看到儒家的家国天下是一脉相通的。爱有差等、施自亲始是在经验层面，是作为“协和万邦”的实践路径所提出的命题，逻辑位格是低于或从属于前一原则的。此外，所谓等差并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减着减着就成负数了，因此并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或与普世性相冲突。我老师余敦康还有李泽厚先生以及打过交道的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的和谐是一种价值，它不仅是普世的，甚至比自由什么的更具基础性。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和谐是由“生生为仁”这样一种天道信仰维系支撑着的。从这样一种信仰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看这个中国梦，我觉得在现实中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第一点是超左右，超越左右而回归本土；第二点是通三统，由此而重建历史整体性；第三点是新党国，将党国论从阶级论的1.0版提升为国族论的2.0版，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方向明确节奏稳妥。
一、超左右：突破五四确立的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两种宏大叙事
先说超左右。
这里的左和右既是指一套历史哲学，也指一套政治制度方案，不妨分别叫做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革命话语这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中国已经是“潇洒走一回”了，效果怎么样？我认为效果不怎么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中共党内的国际派因教条主义水土不服被本土派替代；之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实践的文革几乎使得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毛在1949年之前实际是持本土派立场，无论在价值上还是知识上，即选择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共运的宏伟规划，但1949年之后，尤其是赫鲁晓夫改革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国际共运领袖了，于是超越或背离了此前的本土情怀和民族立场，进而选择了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还更上层楼发展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谓晚年的错误，本质和根源就在这里。反而是作为其对立面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代表和反映着对中国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解决思路。后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后来叫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才把国家和执政党带出生天。
启蒙方案那一套还没有走，正因为它还没有系统的付诸实践，所以它的理论光环还十分迷人影响力很大。但菲律宾、印度的现状以及俄罗斯变化的经验，甚至台湾的动荡都促使我们去思考制度决定论到底成不成立？去思考选择一种制度究竟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还是为了获得一种相对更好的生活？去思考制度的安排实现是不是存在约束条件？去思考理论上的最优是不是等于效果上的最优？去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约束条件都是些什么？我们中国的问题序列中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如何兼顾均衡？右派所做的诊断和方案是准确有效的么？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当中我认为它存在错位的地方。近代以来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民族救亡，是国家寻求富强，是保国保种保教。虽然不能不承认契约论、个体论在现实中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很有积极意义，但它的虚拟性、非历史性决定了其作为实践理论的可操作性是很需要推敲的，而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显得有些急躁甚至傲慢。很巧，最近网上有个视频非常流行，是李世默调侃左右两个宏大叙事。左右开弓却没有谁出来反驳，甚至主流媒体好像也颇为欣赏。在我看来，实际它真正的现实作用是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个元叙事的解构，因为右派的启蒙叙事并没实现与政治力量的结合成为制度和政策方案，很大程度还只是个精神性存在。如果有关方面看懂了还这样做，是不是表明它们内心真的有所觉醒了呢？
这就有个反思清理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的引进、建构和确立都是在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右派，我们知道李泽厚有所谓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他认为从近代以来，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这一历史规划一直受到干扰冲击，没有充分的展开。他在八十年代就说要补课，补新民主义的课，就是补资产阶级的课，也就是补启蒙的课。许纪霖跟王元化他们八十年代在上海办一个《新启蒙》，就是重续启蒙，还是要补课。这都是在五阶段论的历史哲学或者说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的前提下立论的，里面暗含着目的论和规律论，目的论就是理性王国，规律论就是经过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一套。这是右派的说法。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组织基础都是由此奠定的。按照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它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而在路线图上还是先解放全人类再实现自身的解放。但不管怎样，五四因为引进了这两种宏大叙事，这两种宏大叙事又因为历史的机缘与某种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被强化、被真理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五四成为了新世纪的起点，成为政治和文化的图腾。必须指出，这个起点与此前的历史是断裂的，对于救亡的近代史主题，更是一种改写、扭曲和覆盖。虽然它也歪打正着支撑着我们走过了二十世纪，但我们思想和社会的成熟，却不能不首先表现为对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反思与清理。
五四之所以为五四，是因为有《新青年》，因为反对《二十一条》。《新青年》是以道德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就是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文化落后；《二十一条》则是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不能收回而转给日本，这都是一个近代痛史的一个部分，属于救亡主题下的一个内容。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五四都应该是近代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可是，因为左右两种叙事的引入，这两种叙事在思想和政治上支配地位的取得，整个历史描述被改写，中国的问题不再是寻求富强的救亡，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制度，有这样的制度承诺兑现一个理性社会一个乌托邦。换言之，通过这两种元叙事，儿子吞并了母亲，五千年的文化被否定，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这些儒士大夫的历史努力被抹杀，弑父弑母，别子为宗。就这样，五四成为左右两派共同的神主牌，但两派共同的思想罩门也就在这里。
我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超越左右，就是因为他是以近代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理论思考的基础和政治追求的目标。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破的什么？就是五四确立的那两种宏大叙事。救亡是国人在生存危机下的意志和需求之表达，救亡与复兴是一体两面，一个从反面说一个从正面说。现在当局将“富强”放在核心价值观之首，最深刻的意义和内涵就在这里。所以我说它的第一个理论意义就是超左右而回归近代语境，回归本土意识和情怀。救亡语境中的中西关系是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体的国家民族间的竞争博弈的关系，而革命话语和启蒙规划则把它转换成了文化关系、阶级关系，消解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紧张，这显然是荒谬的。更要命的是，它们把问题解决方式导向自我否定，而向普遍真理认同。这个关键要害，今天是必须加以揭露和澄清的。揭露和澄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对左和右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元叙事加以否定和扬弃，走出洞穴蔽锢，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
如何实现超越呢？不扯抽象的，左派元叙事的中心概念是阶级，右派意识形态和元叙事的中心概念是个体。阶级我暂时不想说，个体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他的要求、欲求肯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中国来说，要救亡首先要建立的是一个能进入现代世界，能够参与国际政治的博弈政治单位即主权国家，因为当代世界的竞争博弈是以国家为单位并以国家竞争为内容的。殖民主义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我们展现的是丛林世界及其规则，所以这个主权国家的建构目的首先是要能够在这个丛林世界立足，即有效面对列强，而不是现在这左右两派所讲的要解决社会自主、个体自由或者劳资关系搞共产主义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是很奢侈的玩意，用来做动员可以，目的则是要救亡，要保种保国保文化，这是没得选择的当务之急！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五月花号上那样的协议——对原住民印第安人来说，那难道不更像是一个强盗集团内部的分赃协议？这些是历史的差异造成的，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宿命。承认这种差异，我们就不能想着从个体出发，从阶级出发，照着人家的模式去想像安排自己的制度。苏联的模式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大代价，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水沟。这是很重要一点。
既不沿袭阶级，也不选择个体，习大大是用什么概念来做超越左右的政治方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呢？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也正是近代救亡史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的思想自觉、理论成就和政治遗产。面对西方列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民有了共同的命运感受，有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意识。它意味着对满蒙回藏汉ethnic属性的超越，意味着对大清王朝这个制度形式的超越。它带来的是一种现代意义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追求和可能。因为中华民族是nation，nation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座的赵广明是回族，我是汉族，各位可能还有别的民族，那个民族是个ethnical概念，但是我们共同构成一个nation，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在这个政治性法律性的概念基础上获得新的同一性。我认为这正好是近代的一个主题。今天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回到近代，回归本土，从哪里回归？从左和右的老路和邪路——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歧路。中国梦才是一条真正的正路。我写过一些文章，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新浪的陈明原道，我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把文章发给你们。当然，去买《儒教与公民社会》更好。这里就不细说，讨论比一个人啰嗦重要得多。
二、通三统：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重建历史
第二点，通三统以重建历史。什么叫通三统？统本来是讲天子的正朔，是个时间的起点。三统就是夏、商、周的正朔。汤武革命一般被认为是顺天应人的新朝代对旧朝代的替代。但是，在儒家更宏观的论述里，尧、舜、禹、汤、文、武是一统的，是一以贯之的，即统一于天。通三统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汤代桀、武王伐纣属于革命，但都是替天行道，是在天命的原则和节律下展开进行。各方政治的对立是经验层次的历史层次的，而这种政治权力本身确实属于天的，因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必须有所维持、有所表示。通三统就是要体现这点。它主要要表达两层含义：一个是新建立的政权既要与前朝有所区隔，同时又要有所衔接，表明与天道的流转性和一贯性相应；第二是对前朝统治者的后代要加以优待，“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最根本的一点则是强调对天道之绝对性的尊重，在这种尊重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用儒家公羊学的通三统来讲习近平的中国梦，主要是基于后面这一点的考量。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从近代讲起，是以中华民族为立论基点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超个体的，也是超阶级的。如果我们按照左派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讲，清属于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民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导；本朝则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三者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那么这一时段内的政权更替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与儒家政治哲学里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广播，听得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池恒、梁效的文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声音。在这样的论述里，一代一代是对立的，因此是断裂的，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念骨子里是基督教的思维，是一种目的论、末世论。那种乌托邦理想，那个最高审判者，都是神学性的，跟我们中国的或者说儒家的、道家的历史观念完全不一样。这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历史事实和现实需求来说是不好的，也不好用，历朝历代都不是这么讲的。因为按照通三统来说，它要讲政治的连续性，要讲天道的合法性，落脚在现实的道义、秩序和伦理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孙中山是高度肯定认同的。毛泽东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但是他的政治思想或方针政策却不是这些东西。由于种种原因，他反感儒家亲近法家，可能对缓不济急不屑一顾，乌托邦又把造反派赋予了历史价值，于是他把正史中的价值观掀了个底朝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陈胜吴广、赤眉黄巾以及黄巢、闯王、洪秀全则是进步的代表未来的。这就导致整个历史的断裂和价值的虚无化。
但中国梦不是这样。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中国梦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涵摄性的，而不是排斥性的，就不是从阶级去讲了。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在建构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扩大自己的历史基础。当局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晚清以来的仁人志士的肯定，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否定，像文学史对作品的解读，“阿Q正传”证明了地主阶级不行，“子夜”证明了资产阶级不行，“围城”证明了知识分子不行，然后究竟是他自己如何如何。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即使作为策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如果认为寻求富强、振兴中华是近代的主题，是我们现在应该承接的，那我们就要想，在近代语境下、国际环境中，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建构问题。富强、中华，都是相对列强、相对侵略者提出的概念，跟阶级、个体没有直接关系。国家建构，也不是平地起高楼，像美国建国一样，而是一个帝国转型的问题，跟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有丁点类似，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形态决定的。
满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从趋势上说就是必然趋于削弱衰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入侵只是使得这一过程加速并充满危机，不仅是权力的内部转移，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瓦解。怎么避免克服这一危机才是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什么个性解放、阶级解放之类的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存在，那也是无足轻重的，是那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之后才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你才能认清自己到底在哪里，到底要去到哪里。内外压力的化解，成为那个将要建构追求的新国家必须首先满足的功能条件。这显然是无法套用西方的理论如契约论之类来描述、规范和评价的。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内部生长的产物，新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升，诉求改变，权力重新分配，旧的国家形式被和平或不和平地替代，政治权力和权利根据社会力量的对比与需求重新安排划分，英国的贵族和平民、法国的僧侣和第三等级等等的情况都是如此。而我们不是这样。我面对的是外部挑战，需要做的是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化解外部的压力、解决内部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一个帝国转型的问题并构成这个问题解决的路径和目标。在这里，组织和动员能力才是最大考量，而版图不缩小、族群不分裂则是它的前提和约束条件。
世界范围看，所有的帝国转型都是以分裂成若干个民族国家为结局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情况能不能这样？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右派认为，中国就应该是这样的。它们是个人本位，并且主张程序优先。这样的逻辑带入历史，分裂就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也倾向于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划等号。这是理论貌似正确，实际相当荒谬。这方面左派可能稍微好点，基本认为国家是不能分裂的——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另一回事。作为儒家，我觉得所谓的大一统，从疆域不改变、民族不分裂的角度理解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的，对这个大中华的坚持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不是什么理论什么意识形态可以改变的。以这一理解为内容的现代转型才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就是五十六个ethnical groups 组成一个nation，外部独立，内部繁荣。
这个版图直接的来说就是满清奠定确立的。有人把“清帝逊位诏书”作为重要的宪法文本，很有道理。五族共和，这是清的期望，也是民国的追求，当然也应该是共和国的理想。通三统就是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对它们在近代史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才是完整的、贯通的，我们的现实也才会是完整的、和谐的。习大大以中华民族概念作为叙事主体，从近代史讲起，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是我讲的通三统以重建历史整体性的第一层含义。由此推出的第二层含义就是通过对这种历史整体性的体认，明确我们今天的问题之所在，那就是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这是一个仍未完成的任务。新疆、西藏、台湾就不说了，现在香港又出现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满清、近代，划归到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问题范畴之内。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必须牢牢抓住，而不要受个性理论、阶级理论那些左的和右的思想观念的干扰。右派总从个人权利去讲，个人权利是重要的，但我认为那是一个问题，但重要性还没到那个程度，现有制度框架内的空间还没用够，就是说它目前还只是个技术问题。阶级问题就更荒唐了，在政治斗争时作为一种论述是可以的，但是那是一种修辞，当真就麻烦了，就会回到文革。
所以，通三统重建历史整体性、明确自身政治问题所在与超左右，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
三、新党国：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
这样就进入第三个问题，新党国。如果明确了问题是帝国的转型，明确了转型是为了化解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化解外部和内部的压力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解释、评价近代历史中的种种活动、现象就有了一个大的坐标参照。在这个参照系里，党国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基本的制度特征，就是首先需要处理的。
所谓党国就是党在国上，权力集中于一党之手。右派从契约论出发，用西方政治理论的“政党俘获国家”来否定批判。左派则从列宁主义出发，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以肯定赞扬。其实，国共两党的的党国体制，根本上讲完全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即救亡主题决定的，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制度选择。如果说跟列宁主义有某种重合，那也纯属偶然，当然，用右派那种理论来批判也完全不得要领。孙中山在三次革命失败后，发现救国任务的完成，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要有富于理想热情和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的精英人士组合起来，在一个领袖领导下才有可能完成。这实际很有点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色彩和味道。权力运作的形式上它也许是专制的、独裁的，但权力运作的目的却是救国救民，因此不能简单化。再看近代中国，危机四伏，一盘散沙，要外争国权、内保民权，谈何容易？就像一组七长八短的木块要拼成一个木桶盛水，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铁箍把它箍起来。所以，从组织力量、组织效率和组织目标的角度去看，或许对党国的制度安排就会有一定的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要知道，当时可以说是国已不国，党正是为救国救民才组织建立起来的，政党俘获国家，那有什么国家可供俘获？因此，这个党不能简单使用西方政党那个party理解，party是一部分，是在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政治平台也已完善的前提下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国民党、共产党是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概念去讲的。它是一个殖民运动中受欺凌的民族所采取的自救方式，是救国党、建国党。如果非要套用西方政治的话语，它们都属于全民党。这样或许可以对党国做一个历史的同情的理解。
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不是永恒的。当初步的目标，救国、建国的目标完成实现后，就应该以国家如何才能发展更好为尺度对自己进行调整；这是救国党、建国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列宁主义的论述里，在阶级论的论述里，它是要建设共产主义，到所谓共产主义实现、国家消亡才有党的消亡，因而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我把这中列宁主义叫做党国论的1.0版，就是阶级为基础的党国论。从近代史语境出发，中共接受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为共产党的建立虽然是外部因素促成的，但是那些布尔什维克们在随后的政治军事实践里一败涂地纷纷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延安派、本土派。以毛为代表的本土派接受马列主义，最初并不是从一个主义、不是从什么共产主义认同来干的，他们要找的是救国的真理。毛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说明在他那里社会主义是工具性的手段，救中国才是价值性的目的。这里的逻辑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救中国，甚至危害中国，那就肯定要改弦更张。他把这个一直进来的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极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完全起了反效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邓小平出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那一套乌托邦思想悬搁起来，虽然还是党国制，但理论的基础已经在替换。邓小平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可不是一般的抒情煽情，而是大有深意存焉——以私人语言的形式表达了对乌托邦的否定。随后就是“党章”的修改，共产党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习大大更上层楼，讲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的目标和责任。升级的地方就是在对外争独立的任务完成后，建国大业完成后，救国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的。那么，人民幸福都有哪些指标指数呢？这个定义权当然是属于人民自己吧？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这是第一层次；然后安居乐业；再然后当家作主，这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步步高升了。如果嘴巴主要用于吃饭，那么经济就最重要，如果嘴巴主要用于说话，那么言论自由就最重要。既然对人民的幸福有承诺，那当然就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了。所以，在中国梦的理论体系里，如果还是党国论，那么它也已经有所改进有所升级，已经是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的2.0版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讲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现在中国由很多的党，民盟、民建什么的，还有国民党、民进党，这些党显然没法做到这点，因为它没有能够满足需要的组织动员能力。换言之，要维持国家的统一、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往好的方面想，往好的方面期待。这并不是什么不进步，也不是悲观。我实际还是很乐观的，因为这个党国论的2.0版，不仅符合现阶段的历史境况，同时也包含着未来发展的积极可能，理论逻辑上容留有党国分离的可能——前面已经点到了。至于什么时候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很多条件。当局有两个一百年的说法，可以是理解成时间表。现在十八代又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获得很多想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民族复兴相对应；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如果说“富强”所对应的是国家，是主权与公权的确立稳固，“民主”、“自由”所对应的是私权的保护与发展，那么，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执政党政治词典里的价值目标排序？理解为中国梦实现的路线图？是不是对近代中国主流价值的继承发扬？是不是对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次第安排的心领神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国真正建成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政治哲学中政府能力维持与个人权利保障是一对矛盾，如何在尼采的“超人”与海德格尔的“纳粹”之外走出一条均衡之路，是儒家中庸之道所看重追求的，而以国家、民族的复兴安置统摄二者，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理论创新的机会，对各方来说都充满机会与挑战。很巧，二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人民日报》开会，当时跑前跑后端茶送水的那个小女孩卢新宁，北大毕业的，最近她有篇文章很火，叫做《给理想一点时间》。我也觉得是应该这样调整心态。
讲到这里，我的三个观点就差不多讲完了。我认为我是从儒家的角度给中国梦做一个阐释，做一个延伸。二十年前我就是这么思考的。左派右派则都烦我，我觉得是好事，这证明儒家有自己不同的思想立场。我不敢说我代表儒家，只是我个人的思考。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从左派右派和儒家同道得到反馈和批评。谢谢！
唐文明：陈明把他的观点做了概括性的陈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评议的环节。首先有请广明兄。
【评议之一】
启蒙，启蒙，启蒙！
赵广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现在关于西方的会我很少有兴趣参加，我最乐意参加的是与国学有关的会。参加国学和中国传统的会，意味着从西学的理论转向中国的现实，因为现在真正关注现实关注到骨子里的，是国学界的朋友们。
昨天在微信群里面，有学者发了一段感叹，说现在的政治风向，使很多他熟悉的学者朋友都按耐不住寂寞激动起来，他后来用“我一叹再叹”表达他的感叹，我下面给他附了三个词，六个字：“启蒙，启蒙，启蒙”。启蒙是个老话题。今年春天，有人把唐文明教授一篇批启蒙的文章发到我们“自由与理性”微信群里面，引起激烈争论。
启蒙是个太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启蒙呢？当初读了陈明兄的这篇文章以后，我沉默了半天，有点无语。我很早就认识陈明，二十五年前我们一起经历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场运动，那场运动，我把它定义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正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一场中国文明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启蒙运动和精神启蒙运动，所以我很了解陈明。正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的老底在哪儿。所以读他的东西，我多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定不能停留在字面。停留在字面就会觉得他不可思议。所以读他的文章一定要读他字面后边的意思，读他的微言大义。他把初稿给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和儒家没多大关系。他昨天把定稿发来，前面加了“天道信仰、仁政理想、家国情怀”为儒家之根本，这算是陈明版的儒家思想，先亮出来，然后以之给中国梦做注释。
陈明这个行为本身，从表面上一般朋友很难理解。二十五年前的陈明今天变得太多、太复杂了。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陈明这篇文章表面看不可接受，但骨子里是很理性的。要说他所概括的中国梦的这三个方面：超左右、通三统和新党国，和朋友们在微信里都曾经讨论过。实际上不仅是超左右，而是超左中右。所以说现在的朝廷和皇帝比较牛。通三统也比较牛，古今通吃。新党国就不用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三个核心概念里面，陈明都有埋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出来。我不愿意停留在1.0的陈明版，而进入他的2.0陈明版。就是这篇文章有显、隐两层含义。
超左中右，好的说法是他很牛，有自己的一个idea出来了，但是不好的说法也可以理解，就是他凭什么超、怎么超。就像造车，奔驰宝马就不学，东方红拖拉机又不愿意造，奇瑞和吉利又不上档次，我要独自创造，造个什么呢，造一个六百多万的，就是Apec开的那个车，红旗牌，弄不好就造了个红旗牌，而且还是250。这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红旗牌250，它骨子里面是西方的，没有多少是自己的。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很牛，我不能造奔驰宝马，更看不上东方红拖拉机。我就造个红旗牌250。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这样。“通三统”，通不好，就通出个甘阳和刘小枫来，出来个认贼作父。问题在于，你统的根据是什么，你这个道何在？至于新党国，我认为这是陈明这篇文章的核心，也是精华。他不仅文章里写了，而且刚才也讲得很明白。这些东西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就像那位美女说的，我们要给理想一点时间，实际上你想说的是我们要给一党专制一点时间，对吧？
陈明：乐观的看见玫瑰，悲观的看见刺。各种人都有，各种人都要有。
赵广明：现在回到刚开始讲的那个词：启蒙。为什么要谈启蒙，实际上关乎下面几个问题，几个界定。
第一，我们如何界定皇上和朝廷。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在猜，现在的朝廷，现在的皇上到底想干嘛。你认为你猜得准，我不这样认为。
第二，我们如何界定国家。因为你谈了很多国家的概念。国家和民族成了我们近现代以来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你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做了个（国家高于个人的）选择，我对你这个选择表示理解，但是我想进一步追问。
第三，我们如何界定理论。我们现在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理论。
你的左中右太抽象、太宽泛，而我只强调一个概念，启蒙。我们一般把它说成是苏格兰的启蒙，或者再宽泛一点，英国的启蒙，然后法国的启蒙、美国的启蒙、德国的启蒙。在《原道》二十二辑发了一篇“关于自由问题的通信”，主要是我和儒家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一些讨论。其中陈明给我的一封信中提醒我要去关注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常识。其实现在看，你恰恰是背离了你建议的英国经验主义，或者说是英国式的启蒙，那种常识。你现在立论的根据，从你这个文章来看，恰恰是法国的，而且不是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的法国启蒙，甚至也不是卢梭的启蒙，而是狄德罗、爱尔维修、拉美特利、伏尔泰的启蒙。因为你这个文章如果从字面来理解，最基本的含义，恰恰符合是法国启蒙那些最坏的精华，就是对开明专制的诉求。这一帮偏狭的法国启蒙主义者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而实际上，你给我推荐的英国人的启蒙，才更切近你的原始儒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恰恰是沙夫兹伯里、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这些人的启蒙思想最符合原始儒家精神，就是所谓的moral sentiment，道德情感或道德情操。
你这个文章证明你是想为一党专制留点时间，想把儒家的希望寄托在一党专制的身上，这种理论合理性有没有？儒家要反思。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从各种微信群就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一抛媚眼，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就开始呻吟叫春。我觉得这是个现实，因为你能普遍地感觉到那种情怀，那种激动，中国梦，大家一起开始做梦，一场春梦。所以现在就回到你的核心：党国也好，党的传统也好，他是为人民的幸福谋福利。现在我们就回到你这个概念：人民的幸福怎么讲。因为在左和右或者是左中右的近代历史上，关于人民的幸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义。一个来自于英国，由哈奇森提出，后来称为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很现实，能落实到每个个人。一个来自于法国，那个坏的启蒙，他提出了一个所有人的最大幸福，很理想，但只能落实到权贵。后来，包括中国的党国（与法国启蒙有关），也是打着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利益的旗号来干事。干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
所以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我赞同你把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进一步追问，为了立国，你的本在哪？把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以后，如何使这个国家的基础建立起来？如何立国？这就存在左中右不同的选择。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五十年前，或是一百年前，我们如何立国有一个特殊的语境，我们现在立国的语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资格为国家重新寻找根基，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这是个核心问题。
但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一个问题是现实，就是回到我的第四个界定：如何界定我们的现实，并借以帮助我们下判断。我就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去河南开封，在河南封丘做了一个调研，调研的结果是什么呢，封丘有些乡镇，一个乡有几十个村庄，被要求2018年全拆全迁，一个村庄不剩，统一建个镇，把这些人全部集中起来，分两种户型，一种是公寓楼，一种是独栋。但到现在，这些村民都不知道如何分配，给自己多少补偿，把我的宅基地全部收走了，给我多少补偿，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村民不知情。另外一个问题是房屋的质量更不能保证了，因为他没有经过这些人的同意、选择和监督已经在建了。但是下边的问题你可以设想，如果是这样搞下去的话，你儒家的根基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何在，这比当年文化大革命可能还厉害。这个东西值得思考。
第二个现实是上周我刚去了苏南无锡。这是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一个民营企业家对我讲：现在的宏观经济模式和金融政策再坚持两个月，中国最发达地区的这些民营企业，二十家就有十六七家要倒闭。说的时候，他非常忧虑，像他这个企业也投了好几个亿，才两年，起点比较高，高科技。但也面临严重资金困境，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专门请教了社科院和《银行家》杂志的两位大专家，了解到，按规定，大银行大部分钱是放给国企的，其他银行是一半放给国企，民营企业很难得到钱。民营得到钱有个条件，必须担保。互相担保就造成一个企业倒掉大家跟着全倒。这是现实。
再举个例子，与北大世界伦理中心主要的资助人三一重工有关。我知道三一重工高层现在非常重视国学，但三一重工差点被政策毁掉，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就是那个四万亿刺激政策差点把它毁掉。四万亿刺激政策导致三一重工规模迅速膨胀，这种规模根本上不是市场本身所为，经营不久就陷入被动，好在民营企业反应快，调整及时，通过大量裁人，裁了四分之一左右的人，才算度过了危机。但是你看看，一个星期以前，李克强召集了一个企业家的会，配合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大量地输出资本和产能，三一重工未被获邀，获邀的是国企中联重科，也就是三一重工的死对头。而中联重科的老板的现场发言，几乎都是针对三一重工的。中国民营企业现在命悬一线，但民营企业是中国真正的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江浙、广东、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文化和现实最为核心的部分。但是现在的朝廷怎么做的？包括这一次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他真正关心的是国有企业。另外包括下个星期一开通的沪港通，是中国股市和金融界的重大事件，它真正有利的也是国有蓝筹股。国家政策的整个倾向就是关注它的经济基础，就是一党专制的经济基础，它不考虑更多。
你应该根据这些现实来判断我们的朝廷，我们的皇上在考虑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咱们搞理论，无论是搞西学还是国学，尤其是搞国学，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对现实做出判定，尤其对我们现在这个朝廷，它提出中国梦，里面内含的东西，你要做出界定，然后再考虑自己的理论，考虑自己的思想。包括社科院的王院长那篇石破天惊的文章，据说，王院长那篇文章在发表之前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认可的。大家琢磨了很多理解的版本，最后我自己琢磨，王伟光这个阶级斗争论，表面看是以意识形态划分阶级，实际上，王伟光和读他文章的最高领导一点也不傻，他们清楚，划分阶级的基础是经济和利益，所以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提醒党的整个领导阶层和权贵阶层，提醒大家要团结起来，阶级斗争是真的，是硬道理，提醒大家（为了大家共同的阶级利益）要团结。这个国家，你怎么界定？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界定，而是那帮英国人对国家的界定：国家是每一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这就回到你的核心问题，国家。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否定国家，而是对国家重新定义。
如果说一百年前，或者说李泽厚老师说的那个“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那个时代，我们没有资格对国家做深刻的、现代的界定，我们现在应该有这个资格了。这个定义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个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就是自由的权利。没有自由，幸福怎么谈？你这个幸福是别人给你的，或者说是别人给你规定的！只有有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个体的情感、道义、良知、理性、信仰的权利，这个社会才有根基，才能一百年或者一千年不动摇，所以我不反对国家，但我主张对国家重新进行界定，这是我们搞理论的、搞哲学的、搞政治学的、搞现实的都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妥协一点，说给专制一点时间，但是专制不给你时间。
我给启蒙下个定义。什么叫启蒙？这个启蒙定义是我对各种启蒙思想的一个反思，我不欣赏狄德乐和伏尔泰的启蒙，但我欣赏和法国启蒙有关的康德的启蒙，也欣赏英国人的启蒙，如果说法国人以理性界定启蒙，康德以自由界定启蒙，那英国人就是以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与儒家孔孟道德情感有很大关系的那个东西来界定启蒙。我们给所有的人，无差别的人确立一个社会根基，就是每一个人的道德情感。你肯定一个人的道德情感，就是肯定他的良知的权利、情感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幸福的权利，也就是存在的权利。这是立国之本，这是英国人给我们的，康德对它做了一个更高的认定。我坚持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启蒙就是“拨乱反正”。拨的“乱”就是任何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包括皇帝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教会的权力，乃至文化和道德的权力。只要不受限制，干涉了人的自由，我们都要对他限定；反的“正”就是人的自由的权利，这个自由包括我刚才说的良知、情感、理性、信仰等等。
在我的启蒙定义里，信仰和传统是有位置的。所以我说，启蒙，也就是“拨乱反正”应该是你文章的核心。因为你的文章讲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讲得非常理智，也非常的二十五年前。在我看来，我们有两个党国，那个党国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通过自我革命，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完满的感叹号，那个党国已经转了，现在这个党国，我们还要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不过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唐文明：评论很犀利，揭老底的方式也很特别。不过，把视野拉回到西方的十七、十八世纪，有些地方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其中讲到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我想海波兄对这方面应该是考虑得更深一些，接下来请海波来评论。
【评议之二】
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刘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我认为陈明所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他的重要就在于，继承儒家传统，试图进行中国当代的政治论述。中国的政治论述，自清末以来实际已经为西方话语占据。当然，我并不主张在词句上都回到传统，也不是主张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都复古。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对他一系列的、在各个层面上的讲话进行总括，进行一种倾向的勾勒。这个倾向好像是要构造出一个新的论述，一个新的政治论述。但是这套整体的论述没有很好的达成，现在也仅仅是有了一个雏形，还尚待完善。前两任领导人在此方面显然并不算很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耽误了太久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耽误了60年之久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工作本身应该在延安整风之后不用太长时间就开始做的。
实际上，中共真正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办事反而是在建国之后，也就是说是从延安共产党往另外一个方向多走了几步，所以才有了文革。这是定义文革的一个理论，文革究竟是沉渣泛起呢还是启蒙理性一个极端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启蒙到了极限就是文革，而终结也在于文革。
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儒家，读过一些古人的书，也许并不是读的很多但无论如何生活在这个传统当中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出自己的论述和见解。这是测验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包容、化育和安顿西方的思想，以及中共本身的实践和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和儒家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政治论述必须要重构，而习又给人以很大的期望。这种趋向不只是我们发现了，很多人也都发现了。这种重构在相当程度上肯定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论述脉络的更新或者说是对话，这种论述是能够被先贤们所理解的。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中共党员的信仰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当中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现代人说柏林墙倒塌了，他的信仰就没了。或者2008年金融海啸了，他的信仰又没了。在历史我们中间经历的苦难和遭受的灾祸那得多少次，但这些并没有导致儒家的士大夫做人的气节或者说行事的方式就要向比如物欲和堕落的方向去转变，这是没有的。尽管他也要不断探索制度哪些方面不好、不合适，灾祸是否有人为可以避免的办法？所以从这点而言，更新自身的政治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来说也是必要、必须的事情。
表面看起来，儒家好像拥有高超的政治论述能力，甚至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主张当下继承儒家是要恢复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的化育能力，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既定的政治秩序，儒家总是在合理化同时规范化，不执其一端。“化”，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失去了其曾经丰富的含义。我们只有批评或赞同而不能“化育”，失去了中庸之道。中庸有两段著名的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延安共产党，蔑视明末东林党。中国社会主义是旗帜，但是其具体的制度政策唯有在经验中建设。马克思理论只有参考价值并无指导意义。和毛泽东领导的伟大实践相比，马克思可说是微不足道。就经济制度和政策而言，中共根据地货币工作经验、日韩台农协实践、日本共同体企业实践都比马克思理论要重要。
我的发言涉及几个主题：中国革命自有道统，不必认西方激进文人马克思为祖宗。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是个动词。中国革命是顺天应人的革命，是如此伟大，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不足相提并论。所谓周公之后德政无二，此非虚言，即以中共曾经终结“攒钱买地”和建立“主权货币”二事，即足够了。我的论述，要重述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拯救中国革命的遗产而同时与文革的精神遗产格格不入。
我和陈明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不是“新党国”，而是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中共的实践和表达本来就是有背离的地方，也就是说重构的政治论述可能更接近于原有的实践或者跟原有实践中良好的那面相契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延安体系”浅论》和《党史尤须重视史论与体例》。在《“延安体系”浅论》里有很多发明，这些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眼里是离经叛道的。
中共本身的组成就是多样的，而且其中就人数而言认同我的论述者是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他们并不是由王明、张春桥、陈伯达等这样一批人组成的，他们是由王震、许世友、黄克诚、罗荣桓、焦裕禄、杨善洲、刘胡兰、董存瑞等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儒家的体系里能够获得很好的安顿，论述反而能够契合上述这些人的认知。我就写过一个打油诗：“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马列成灰不足惜，不忍党人泉下哭。”为什么我是个左派，就是最后这两句。
可以说这点我没有变化，我自开始就是个反启蒙派，自开始就是在红嫂、戎冠秀们这边来阐释和评价中共的历史和现实的。所以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我觉得压得还不够，正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中共才是中共。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对中共实践的认识才有认同。重新发现共产党，是他仍然处于儒家哲学的道德体系当中，比如中共所讲的党员的一些要求，是一种先进性的要求，而这个先进性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这是儒家意义上的先进性，而被绝大多数党员误解为这是对的。比如说，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要有觉悟，先己后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放在农村还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一个德性的因素，德性在唯物主义哲学那里是没有的，但被中共认为是可以修炼出来的。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个含义也不是马克思的那个定义，因为很大程度上无产阶级是个境界。如果你是码头工人但你没有无产阶级的境界，我家里原来是大地主、大官僚，但我一方面通过思想觉悟的提高，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实践的努力，就可以有无产阶级境界，然后就有了入党的资格。当然这个境界是无穷无尽的，要不断的进行努力。所以我说中共本身就是先进性组织，他不是阶级代表性组织，这样更合乎历史的面目，也就更合乎现在的要求。这些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我说罗荣桓、黄克诚他们是可以拿到儒家传统中用列传写平生的。
儒家对人的评论是德、功、言，是分开来论的，并不是有德必有功或者有功必有言，而德一定程度上是对内在圆满的肯定，就是说这些人是求仁而得仁，即你相信你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且你愿意为你所奋斗的事业做出你所承诺的一些牺牲。所以历代都会礼葬敌对派的忠臣义士，知道这些人必须杀，因为他们是政治对立的敌人，但是又尊重他们的品格，所以中共礼葬张灵甫。按这个标准，中共有巨大的牺牲，从陈独秀的儿子开始，一直到李大钊和瞿秋白，当然也有毛泽东本人，不要说六个亲人的牺牲，光孩子丢了的就很多。这是党人牺牲多，是内在的圆满。
另一个就是功业，我们当然不能按历史目的论和历史规律论来讨论是不是这样一个说法，在历史的脉络当中，我们现在看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建设，我还有个说法是币制－货币制度，田制－土地制度，社制－社会组织的构造，兵制、税制等等层面，这些从延安开始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一种突破性。这里面的制度创制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给一个适当的评价。中共革命之创制，如地租均享、终结地租竞逐；建立主权货币；建设种种社会组织包括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实施赶超型产业战略等等。我说是，周公之后，德政无二。我这里不再详细说了。
我今天还想说的是婚姻家庭女性问题。只有说这个问题，才能同时气煞自由主义右派与西化左派，才能把格格不入的气质凸显出来。中共自到延安后，有重大的变化，在婚姻家庭方面也是如此，“严格一夫一妻制、严厉性道德”。婚姻有所谓“组织之命、领导之言、离婚不自由”。毛泽东时代，对中下层青年男子的婚姻与性挤压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虽然有新女性如萧红、李云鹤等投奔延安，而且她们主要起了很负面的作用，这个主题没有人说过。但是中共根据地的基座还是旧女性，代表为红嫂、戎冠秀，后者才是战士之母战士之嫂，她们是孟母诸葛妻、岳母包公嫂的后人。所谓妇女解放是后者的解放。
中共和其他党不一样的就是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秘密政党，他一成立就到南方参加革命，实际上是个地方割据性质的。1927年之后始终是一个公开打着旗号的一方，或多或少的，最少的时候几个县，最多的时候到抗战结束已经有一亿军民地方的一个公开的统治者，他没有暗杀党和流亡党的经历，这和俄共还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是左派，我是站在延安共产党这边的而不是明末东林党这边的，尽管言说上，延安共产党仍然是满口的马列，而东林党满口的孔孟、程朱。这就是表达和实践的分离，而在更深一个层次上，作为一个传统中人我们需要认真评价中共政治性的实践，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
还有个问题，陈明反复说了“新党国”，是更新的新，也就是是否可以为一党专政做一个辩护，这个辩护，我相信是可以做出来的。首先我们辩护的语式是什么，肯定是一个古典的、政治科学的，一定不是一个目的论、规律论的辩护，所以不可能用王伟光院长的那套来辩护中共执政的正当性，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们回到先进性团体政治，我写了一篇文章《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及一般论述》。先进性团体政治是列宁党的构造，因为这是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内不准有派系，是民主集中制。政治组织如果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视角自生自发的秩序，显然在构造政治方面是严重不足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一直说这是政治科学的论述，仍然是基于经验的，基于我们对于人性的限度和人性的高贵的一系列思考。儒家可以在具体知识方面有所欠缺，但儒家的心性是能够理解和融化这些的。
举一个例子，就目前来说，历史最久的一个组织是天主教会，他也曾经经历了多次由于对金钱、权欲的贪婪而导致的腐化，但他仍然坚持精英伦理，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一次一次的死而复生。教皇方济各也是一个左派。谓的资本主义也确实有一些弊政，而这些弊政之于极端也会灭亡的。对于共产党，能够做中国人民或者世界人民命运的担纲者，顺乎天、应乎人就会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辩护先进性团体政治和多党竞选政治在根本逻辑上是不一样的。
我和陈明不一样的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前景是不是过渡状态？暂时我还看不出来，很可能是个长期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改进就和最近所说的依法治国有关，所以我说中共要“坚决领导国务院，拆下肋骨建法院”。制度的安排是很微妙的，“坚决领导国务院”就是领导行政；“拆下肋骨建法院”是亚当夏娃的典故，因为这是建立敌体，因为中国古代夫妻是敌体，这样一种建设很可能更有益于先进性组织的完善，当然意识形态总体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仍然处在现在这样一个迷乱的状态是不行的。
我读陈明的文章还有一个想法，民族国家是不是一个根基？我想儒家传统是不会这样的，在儒家传统里，正义才是根基，因为是普适主义者。我们说现在要有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样才有政治生活，但他也一定不是终极的，如果以此为终极，我们就落到了近代民族主义甚至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的陷阱里了，我们说通了，而其他人就说不通了而且彼此之间就制造了一个如果其他人这样做那么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打仗的世界，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政治共同体是有限的，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就带有机缘的性质，因为很偶然的因素一些人没有进来，本来也许蒙古可能也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由于比较偶然的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会珍惜他，珍惜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共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一个组织的纽带，我们要承认这点以后再进行论述。
那么接着我要说赵广明先生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的幸福，这点儒家是讲的最好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同时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在有人辩护说以前没有手机，以前没有汽车，这不是的，他是个整体的状态，我们当然要有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另外就看其生存的道德的、精神的层面，儒家是非常重视这一点，否则就不是一个人。一个文明的人的这个层面提升是无限的，物质的提高可能是有限的但不会否认这一点，这有助于今天我们对于一些公共政策进行评价，我们现在不惟GDP了，也跟这个有一点相通的地方。
具体而言，今年来企业的困难，这里面肯定有弊政的地方，这和我们的货币、企业制度是有关系的，还和马克思原来说的资本主义的噩梦——生产过剩利润不能实现有关系的，而具体的弊政只能进行具体的解决，我们无法把党国这件事进行一个从此到彼的推理，正如我所说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只有黑帮组织而没有企业来进行挣钱的生意，这是更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制度改造，政策和制度的安排要逐项的在经验当中进行讨论，当然这不是启蒙，如果是启蒙，他就会进行一个一揽子式的即知道了A就知道了B，而我相信知道了A也未必知道了B。
我们会有一个好的论述，这个论述能够安顿中共的历史和当下，从而这个论述既具有普适的意义同时能够在各个方面对根本政治制度有一个站得住的辩护，也没有封闭各项政策进行修正的空间，反而鼓励各项政策的修正，因为这些无法终结。
唐文明：
海波以他一个独特的左派的视角，对于陈明和广明的一些看法做了评论，我认为很多方面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思路，特别是对于启蒙的根本反思，以及如何把对启蒙的根本反思运用到现代中国的叙事上面，我认为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关于延安体系，我不太熟悉。我想起梁漱溟在50年代有一个重新理解共产党的行动，他完全不是按照毛泽东的理论认可1949年的建国，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去解释1949年的建国，海波的看法从思路上跟梁漱溟有点像。
听了三位的讲述，感觉有一个共识是很清楚的，就是大家对儒家文明传统都持一个肯定态度，差别在于政治立场，以及儒家传统以何种方式复兴的问题上。“中国梦”这个政治修辞是新的，但讲到具体的内容，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是新话题，而是近代以来一个共同的主题。习近平的这个提法的确是把握到了现在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共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还是儒家，都能够聚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面大旗下。
陈明用“超左右”来刻画习近平的思路，广明认为这是可疑的，海波认为应该继续推进党国制，特别是先进性团体的重建。我则更愿意相信习近平是左拥右抱，是在做加法，把儒家加进去，但是怎么加呢，我们在这样的模式里还是看不太出来。对一个谨慎的改革者来说，只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做加法，就没必要改变原来的结构了，更不用说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怎么把儒家加进来。左翼会说，能不能加到先进性团体的建设上来；自由派则认为只能加到社会中，不要加到政治中。我想，三位对于儒家传统都有充分的肯定，最大的分歧在于怎么把儒家加进来。陈明讲得前两个方面我基本上能够接受，关于第三个方面，我有一些疑虑。我不知道你是在讲你自己对习近平的期待呢，还是你认为他会这么走呢？
陈明：文明最后说，是我的期待呢还是别的什么呢？这是我的期待，对新党国的乐观的期待。但我认为自己的乐观是有根据的，两点成一线，一个是中国梦出来后，又是十八大出台的核心价值观，我读出了一个路线图，由富强到民主到自由到法治，这一点也是我认为中国近代唯一能走得通的路。如果像自由派那样把自由放在前面，这个国家肯定就瓦解了；如果像左派一样还是搞阶级斗争，那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执政党才探索，形势比人强，它必须这样做。所以我认为我的解读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文明讲新党国并不够新，我认为还是暗含了这个可能。虽然都在复兴中华民族，毛也讲过，但现在在经过了过去的一切，完成了三个代表理论，经过了党章的修改之后，再这样讲，理解和境界就不再一样了。刚才你讲毛也讲他和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实际上不是，早年或许这样，但后来就转到列宁主义、国际共运的思路和道路上去了。现实中说，他认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阶级问题，这就很成问题。习这里都是不同的。中国梦真的大有深意！
唐文明：
我问的更直白点，在你所谓的新党国里，儒家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陈明：新党国里面，儒家的位置就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对意识形态的替代，对认同的维持，对社会的培育等等，在中华民族的论述里都是自然而然的。新党国里以对人民的承诺作为自己论证的基础，我暗示了党国分离的前景。然后海波讲的是先进性辩护，而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辩护，是一个功能性辩护，一党专制，而不是先进性，你是强调他的先进性。功能性的理据是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好坏我不管他，实用就行。从这个角度我是一个很社会科学的判断。
赵广明：你是有价值内涵的。
陈明：至于说儒家在哪里，当它分离之前儒家在哪里，分离以后怎么又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我是回应文明的。而海波讲，民族国家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根基的问题，这个一个问题，民族国家在儒家这里是一个环节，不是根基。而我这里是讲的是描述习大大这套东西，我说他是在做这个，与儒家有交集、有接口，但并不重合，肯定存在张力。海波，我听出你是本土派、延安派，实际跟我有很多相呼应的地方，尤其49以前，但正因如此，你并不是讲座最合适的评论者。要是一个丁耘那样的坚持国际共运思想和道路的经典左派，效果会大大不同。
唐文明：你是说他火药味不够？
陈明：针尖麦芒才刺激嘛。
刘海波：我们的差异很可能是体现在对房地产政策，对货币制度的建设上。
陈明：所以你刚才说本土的中共，红嫂或者王明、博古与许世友、黄克诚，你刚才说是两种气质，其实上我觉得是两种话语，只是我党，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也不是很有自觉，有个渐渐成熟的过程，所以我有时候会想活着你这种方式中共更容易接受。但究竟是佛是魔，还系于一念！
赵广明：换句话说就是不靠谱。
陈明：这个问题一定意义上说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也许历史就应该这样。广明认为新党国很重要，我在想我们确实要对党国这一传统制度结构的形成做一个历史的把握。第二，在运用自由主义理论批判党国体制的时候，要看到它的意义和局限性。不从历史的维度不从组织力量的角度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也不能准确评价它的意义地位。简单否定不可能，也不会有好的前途。我虽然赞成苏格兰学派，但法国人确实没有走那条改良的路。现在如果搞开明专制，那也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以前不久就是进步么？你能一步到位么？ “虽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就是我的心理活动，活思想。
赵广明：但是儒家不是这样讲，孔子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你讲的不是儒家了。
陈明：不是这样，你能说董仲舒不是儒家吗？
赵广明：那跟孔孟就有差别了。
陈明：孔孟如果不通过董仲舒这个环节，汉朝的文治武功就没有。
唐文明：广明这是要把陈明从儒家阵营里开除出去了。
赵广明：儒家不是一统。
陈明：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像海波讲的一点，儒家的基础论述和经验性政治论述是不同的，这里是二阶性的。朱子说“尧舜、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偿于天地之间”，照这样的标准那还不快快去悬梁自尽得了？如果不能，那就尽量去做自己的事，能做一点做一点。
赵广明：我认为是选择的问题，你认为没法选择，所以就这种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做的更有效果，是这个意思吧？
陈明：可以这样讲，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寻找国家基础，这一点儒家跟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来说还是蛮有共识的。
唐文明：这是你们三个的共识。
陈明：对，这个没有问题。你刚才说拨乱反正，什么是乱什么是正，这才是差异。拨乱反正启蒙绝对是可以这样讲的。我认为中国近代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个自由的、权利的、信仰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中国富强之后才真正成立。而中国，蒙古包括新疆、西藏，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可能完全按照自由的权利去讲的事。就中共本身来讲，他们的国家利益、民族意识等问题与党员身份的关系问题，实际也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清理。这方面，你们右派跟左派实际完全一样，世界公民与工人阶级无祖国难道不是一样吗？你们讲要程序合法，香港独立、台湾独立、新疆独立、蒙古独立、西藏独立都是可以的，但我要说这个事情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能，在美国夏威夷人可以公投独立么？笑话！你必须考虑到约束条件以后再去讨论自由、权利的问题，这样就跟我这样的儒家比较接近了。你刚才讲“五四”、“六四”“太阳花运动”、“占中运动”都是启蒙，我非常不赞成。
唐文明：他讲的主要是指8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
陈明：在《自由主义与北大传统》这本书里，李慎之、刘军宁他们把“五四”说成启蒙和自由主义的起点，我就不赞成。我认为它首先是爱国注意的，然后才是采用什么理论口号。爱国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就像救亡是个更基本的东西，而启蒙是救亡的方案，革命也是救亡的方案，方案好不好是可以根据目的做调整的。在今天，我认为我和你的差别就在于我做出了调整，你没有做出调整。
唐文明：好，现在把时间留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评论都可以讲。
听众：我觉得陈明先生他有一些立场已经非常强悍的放在那里了，比如说认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启蒙在那个时代毋庸置疑前者是更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语境和今天的语境下，我认为你还是这样认为的。另外你还讲到，用国族来重建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文化主体，我认为你是非常霸道和强悍的，包括国家不能分裂是讨论问题的大前提，要在这之下讨论。但是像赵广明所说，你还是要有一个立的基础，你是依据什么来整合的，就像现在我们要有国族的概念，那国族和公民之间是不是有重合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一个公民就够了？并且儒家位置的在哪里，儒家怎么看待其他的在中国本土之内的文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陈明：她这个讲的是非常尖锐的，第一个问题，讲国家民族的重要性是放在个人自由的前面的，从近代史的语境来说我想你也不否认这一点。那么在今天来说，是该在什么位置，我想我是讲过的，人民的地位是历史的，是根据情况而变化的。以前只要吃饭就可以，现在要说话，那就应该给人民空间，所以说这是一个弹性的，我想我没有误解。在今天，我个人认为，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还是很强的，但是相对于过去没那么急迫了，所以他可以也应该给人权一点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这点我是有变化的，至于变化的幅度有多大，左派、右派、儒家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是一个中道，这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中华民族就是国族，不是排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他本身构成了某种认同，和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但公民主要是从法律角度上讲，而国族是对一个共同体的认同，共享一些法律之外的经验和愿景，甚至一些文化价值，所以国族和公民不是冲突的概念，可以说是互补的。并且我讨论儒家我是一直讲公民身份优先的，我认为公民身份是基础性的。但也应该看到仅有这个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共和国，只有公民概念而没有一个相应的国民宗教对国族建设提供一个厚重的内容就太薄了。从这个角度说，其他文化的关系如基督教等，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这点儒家内部像蒋庆、唐文明就不赞成我这个观点。我从公民宗教角度去讲，就是强调在现代社会的情况下要通过竞争、自发的形式去催生。你最后一点我是不赞成的，我说以国家不能分裂为前提讨论，你认为这个前提本身应该讨论的，我是不会讲道理的，我认为这也不需要讲什么道理。
听众：我感觉你这篇文章某种意义上是在阐释共产党的执政为什么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你首先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你说这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你还对比了国民党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党国，然后你讲国家富强，你是把他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几乎唯一的根源。我觉得你这个依据本身是可以质疑的。
陈明：这怎么讲，你质疑一下。
唐文明：我想，如果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可能会清楚一点。陈明想讲的是，中国在不断完善自己国家建设过程中，有一个次序优先的考虑，先要讲富强，自由和平等也要讲，只是在次序上要有一个优先，他是既认可国家富强也认可自由平等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是理论层次，他讲到国族，实际上是说我们不能把国家仅仅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应该以一个共同体作为基础，即个人美好生活的达成在他的理论里必须要考虑共同体生活，而不是一个原子式个体的自由，这就类似于共同体主义的思路，也就是说，假如在这个点上你们没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层次是最后的理论的层次，而第一个则是实践次序的层次。把这两个层次分开以后，我认为差异不会那么大，也会更清晰。
赵广明：我补充一下，公德与私德、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里有两个现实。现在北京APEC为什么这么牛，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很多人信服这个朝廷、信服这个皇帝，他的牛气从哪来的，现在看来是从经济，他有这个实力，但是你再考虑这个实力到底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老路来的而是邪路来的，而陈明提的“超左右”有什么好处呢，他又掌握市场又掌握权力，这就是他的特点。前几天我出了一个课题，我觉得是可以申报社科基金特大课题的，就是一党专制、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相协调，这个课题必须做，能不能行，人类历史上没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某一界线之内是可以行，但这个界线是有界的。实际上大家现在的着眼点就在现实上，他到底能不能通，我认为他通不了。第二个是历史的现实，我们看孟德斯鸠也好、科波维尔也好，他们的历史或者现实的考察只有一个结论，只有在一种语境中公德和私德是可以统一协调的，就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法制传统有了《大宪章》或者比《大宪章》更早的法制传统，另外有1640年的革命，又有1688年的革命，还有15世纪都铎王朝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几百年里完成里法国人在几十年里要完成的事，这个现实你要考虑。
陈明：自由主义指出了理论上的弱点你要克服，还有一个是现实中弱点是你太急躁，太着急了，你刚才讲的就是这样。你讲一党专制和开放社会、自由经济相容的度到底怎么样，你先要把这个空间用完以后再继续说。这就是我说的，他还是有很强的自我调整的能力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说习大大讲的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调整的结果。
刘海波：因为他调整的方向不一样，一种是调整多党竞选，一种是往先进性组织的更先进性调整，促进政策的审议性，多党竞选不是讲政策审议性而是博弈的均衡性，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感到政治和经济是不一样的，在经济领域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达到各方博弈的平衡，使得不管一个人心里怎么想他的行为是不会差，而在政治领域就更加难。所以说先进性团体政治可以作为一个很难建构的东西去建设，比如新教组织刚开始是很有生机的，会对老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但就目前来讲，天主教会仍然是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陈明：对，是这样的，我接着海波这点讲。实际上共产党先进性的问题，我和海波的一个重要差别，他是从内部讲而我是从外部去讲的。今天我们谈防腐，可以理解为是共党内部要防止自己彻底利益集团化的举措。当年救国建国，它是对天下国家有所承担的，现在，似乎忘记了初衷，忘记了对社会会的承诺。先进性教育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光靠教育是不是管用，是不是需要对制度做某些调整？这是个问题。但前途应该不会像自由主义者们所预言和期望的，比较接近的是日本——中国情况更复杂，所以连日本的程度也不会达到，这点大家心里要有准备。你刚才说中国今天的成就是邪路来的，这个不太准确，因为中国如果真的走邪路就会瓦解了，而市场、教育、勤奋以及国际分工体系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社会科学路径。你这观点跟安德森讲是从社会主义老路来的方法完全一样。
刘海波：要在全球比烂的话，咱们是够烂的，但在烂中还算是好的。
听众：陈老师您好，我是社科院的，在北大做博士后。我主要研究社会思潮，我有两个问题。首先陈老师您今天讲到您认为您是中间派的，您的标准是什么，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思潮的三大流派是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还有我们的新儒家，我们姑且将他称作文化的守成主义或者文化的保守主义，是这样的划分。我听了您的观点之后，我感觉您是把自己定位在中间派，您定义的右是自由主义的，左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在说您是在吸收他们的精华然后做一些调和的工作。另一个，请问刘老师，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我们党的先进性其实在第一代领导人身上， 他们是更多的是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私德和从善的方面，所以在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这点是相当突出的，这种先进性大家都看的到，而且榜样的作用激励了几代人，我是这样感觉，我也是八零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成长的这代人，尤其是九零后，他们已经告别了中国的短缺经济，甚至当他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是竞争的时候，这种先进性我们以前和儒家结合的从善的方面已经不稳固，那我们又怎么来抑恶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陈明：我说的左中右是简单的说，从这个文章来看，我并不是从这两个点来确定自己的，儒家有自己的天道信仰和方法论，如果说左是比较快，右是比较慢的话，只有方法论这点是比较中庸的可能是中派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并且，除了从天道的角度出发，还有“施爱自亲始”，强调从这个点出发。我认为阶级论不是这样的，个体主义也不是这样的。它们在方法论和理论的预设上是不一样的。方法论上我们比较中庸一点，而信仰的前提和价值基础也不一样，是把整体生命和个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个体和阶级都有一种机械论的味道，对社会本身有一种切割。我讲儒家是从正面来讲的，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儒家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又右了，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在这里要得到一个理论上的表述，既从理论上去说明，同时通过对现实的阐述看出对他们理论预测的批判来彰显自己的东西。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所谓的中派，这个“中”里是有儒家的立场，是以天道为前提的。
唐文明：就是说以孝悌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也不是以阶级为本。
刘海波：扬善和抑恶的问题，首先我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学家，考虑先进性团体政治不是着眼于个体的角度，他是讲团体本身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既需要有德行的人加入，同时又有这个组织本身的构建。比如这个组织的组织纪律性，不许搞派系，供给制生活，尤其高级领导人和特殊任务党员必须供给制，供给制可以是很高级的贵族制生活，但是供给中你就是无产阶级。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到死也是无产阶级，尽管他住在中南海的大房子里，但那不是他的。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团体的本身的某种特性，比如对政策的审议性有长远的视角而不是局部的视角。第二个关于个体的和现代的，我们都说今不入古，其实每个时刻都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德行高尚的，任何时候都有。我们现在绝对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你说金钱至上的时代，那我们还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比起那个现在就不能算是最坏的。我们说金钱至上是有原因的，比如泛市场化、泛资本化导致的结果。有一些类北欧社会身份的作用是很大的，作为一个公民身份就差不多了，因为公民身份冻饿可能没有甚至性生活都有，那对一般不思进取的人来说他就不会想着去挣钱，因为父母的医疗费有着落、子女的教育费有着落，就是自己的旅游费、包小姐费没着落，那还挣什么钱，没什么动力去挣钱。如果你强调了企业的、村社的尤其是国家的社团的身份性的权利，不是一切都由经济决定，那社会对金钱的崇尚自然就会降低。
唐文明：再给最后一个提问机会。
观众：我问一个问题，陈明老师是讲新党国，刘海波老师你讲的是重新发现共产党，我理解的可能你是往回走，陈明老师是往前走。你们之间当然是有交集，但是新党国在你的表述中刚开始跟儒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这其中是有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起家的时候他的指导思想或者经营理念是反传统的，那么在今天如果往回走的话，那在精神上或理论上的矛盾和张力如何解决。第二个，你重新寻找出来的新的执政党和儒家关系或者他奉的道统是什么，你是怎样将他们安置的。第三个，你认为现在的执政党面临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更严峻呢？
刘海波：我认为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加严峻。我个人认为中共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经济政策上有几个比较大的选择性的失误，比如说房地产，土地政策上是鼓励地租竞逐，货币制度上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全部由外汇储备来发放。还有在教育、医疗以及公务员薪酬方面都不肯正式养兵，导致这些人一股脑的去挣钱，合法不合法都去，整个社会就出现大的问题，所以经济是共产党真正的挑战，要挑战的话就在于一是要审议，一是要冲破利益集团、各重势力的阻碍，这个时候就急需要两个方向，一个是普选和竞争之下出现的政策，而且不能把政策决定道路，另一个思路是自身越发巩固越发团结，清除腐败的力量越强大越不受外部的影响，越自主越能将政策执行到位。一个党拆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党说要比以前强大很多倍才能问题才能解决，一个是后国民党，一个是国民党没做到的也就是集权党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威权党退回集权党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台湾也是一样，就是面临调整政策、执行政策的巨大挑战的时候。你说的冲突，单从儒家来说他能够包容和安顿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容纳不了儒家的，而对今天来讲是需要中共讲他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讲完这句才是有建设性的，否则就是和以前的打仗、不断的求解放，而耽误了建设。现在党的政策不是和以前单纯的断裂，你有没有你自己的愿景、宏图，党员的节操，政策方面有没有比西方或者东方更合理、更公平的政策制定出来执行下去。这是在建设，所以不要再和以前、跟文革、跟马克思主义打仗，实际上可能是虚的，我们做好了现在的，那些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要说这样一句，必须得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
唐文明：所以我说他是独特的左派。
陈明：海波这个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你把很弱的东西看成了本质的东西、很强的东西。
刘海波：这个并不弱，在中共的传统里，在牺牲和功业方面并不弱。
赵广明：海波兄，你是想把这两个东西撮合起来，但是我是想提醒儒界的朋友们，要看清朝廷是把你做目的还是做工具。
陈明：肯定是做工具，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赵广明：那就没有好下场。
陈明：互为工具。“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你不可能指望他也像你一样是信这个东西的。
唐文明：孔子也说过，吾待贾者也。不过广明的提醒在目前的处境下是有意义的。
陈明：对，你怎么可能奢望他是跟你一样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要注意的是发心要正。
唐文明：好，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由于时间关系，就到此为止。
录音整理：危敏、王雅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