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三月，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辟，陆游到达宣抚使司治所汉中，为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同年十一月二日离去。汉中八月，在陆游一生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王炎是这一时期陆游交游中的关键人物。现在，我们对王炎一生作一些粗略考察，希望有助于对陆游这一时期及以后有关诗篇的了解。
王炎，字公明（见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二），相州安阳人。曾祖尚恭，熙宁间官至光禄卿；父绹，曾知兴国军；从兄竞，尝官尚书礼部侍郎（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九《兴国太守赠太保王公绹神道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十二月己巳及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戊午纪事、王质《雪山集》卷十三《上王公明寿》）[1]。
王炎青年时，曾经到庐山东林学道，“闭户面壁，终夏不出”，赢得老宿的赞扬（见《渭南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十七《静镇堂记》）。这样有意识地刻苦磨炼自己，对他以后办事果决作风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绍兴二十二年（1152）间，炎为蕲水令（《系年要录》卷一六三、《挥麈录·后录》卷十一》）。王之道《相山集》卷十二有诗赞扬他：“才业如君真独步，文章政事尽堪传。”后为司农丞。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为言者论罢（《系年要录》卷一七二、《中兴小纪》卷三七）。二十九年，为湖州通判（《系年要录》卷一八三）。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汪澈以御史中丞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宋史·高宗纪》）。汪澈过九江，王炎主动“见澈论边事”，汪澈“辟为属，偕至襄阳抚诸军（《宋史》卷三八四《汪澈传》）。史称汪澈“论事忠悫，荐达人才”。王炎能受到汪澈的赏识，说明其军事才干有过人之处；而王炎当国步艰难之际，亦愿以其才智为国家效劳。
乾道元年（1165），王炎为两浙转运副使。二年五月，知临安，十一月，以职事修举，除秘阁修撰（《咸淳临安志》卷七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临安繁剧，为南宋各地之冠，说明王炎精于行政事务。三年五月，奏“近来士大夫议论太拘畏”，如朝廷派员“至淮上相度城壁”，他们“纷然不以为宜”。其意盖为隆兴二年（1164）虽与金人定和议，然恢复大计不可变，防御仍不可丝毫松弛。宋孝宗赞成王炎的看法，认为“儒生之论真不达时变”，而王炎为通达时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其识虑高人一等。同月知荆南。在荆南，籍义勇民兵八千四百人，每岁于农隙教阅一月，省钱粮甚多（同上卷四七）。这对于战备防守均有极大的意义，其效益均不在经济方面。
事实证明，王炎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干才。正因如此，他在数岁之间，位至公辅（参《静镇堂记》）。据《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七、《宋史·宰辅表》，乾道四年二月，王炎以试兵部尚书赐同进士出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五年二月，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三月，以左中大夫为四川宣抚使，依旧参知政事。
这时，王炎在士大夫中间，已有很高的声望。由于参知政事是副首相，以参知政事而为四川宣抚使，是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命。王炎的友人——李石、晁公溯、王质、蔡戡等皆以把握机遇、建立功名相期（《方舟集》卷十二《上王宣谕启》，《嵩山居士集》卷三十、卷三六与王炎柬、札，《雪山集》卷九《上王参政启》、《定斋集》卷九《贺王参政启》）。
王炎宣抚四川，其主要任务是：在今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布置防务，积蓄人力、物力，以图进取。根据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宋、金西段，以大散关为界。上述地区乃对金斗争的前沿地区。
此项使命十分艰巨，而又十分复杂。第一，朝廷内部明显的、暗藏的主和派会进行反对的活动，宵小之徒会乘机破坏，甚至设置陷井。面对着这样的现实，王炎志意坚决，义无反顾，知难而上。《文集》卷八《谢王宣抚启》说“践危机而志意愈坚”，正说明王炎这时的心情。
第二，当时士大夫中间，有一些人主张“当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先”，要人们“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以为用兵非急务（《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传》）。这对王炎来说，是一股不小的阻力。王炎毅然冲破这种阻力，亟以恢复自期。
王炎宣抚四川，即招陆游入其幕府。上面说到的《谢王宣抚启》，乃此时答炎所作。说明王炎在此以前对陆游已有很深的了解。陆游答应了，然而没有去。此启次乾道五年十二月所作《通判夔州谢政府启》后，作于炎受命后不久。
据《宋史·宰辅表》，乾道七年七月，除王炎枢密使，依前四川宣抚使。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二《王炎除枢密使加封邑制》，乃此时所作。制词褒扬王炎之功：
粤贰政于中台，即宣威于全蜀。虑无遗策，事不辞难。和众安民，得欣心于将帅；补军搜乘，厉武节于边疆。邦储裕于麈甿，国马蕃于互市。
这是秉承宋孝宗的意思写的，《省斋文稿》卷十四《王炎除枢密使御笔跋》说得很清楚：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国忌假，薄暮，快行。忽宣锁，既至，院御药甘泽赍御札来，除王炎为枢密使，依旧宣抚。又出方寸纸，载“和将帅”、“足财用”、“招兵买马”等事。传旨云：晚，不及召见，令谕褒用炎之意。（下略）
现在，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对宋孝宗所称王炎政绩作一些具体考察。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乾道]七年，王炎言：‘兴元府山河堰。……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浚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拱。”（《宋会要辑稿》第四九三六页、四九五四页皆载此事，前者谓溉田493万30亩有奇，后者谓为乾道七年五月十二日事）。
吴拱是绍兴名将吴玠的儿子，父子皆立武功于西陲。王炎、吴拱共同致力于山河堰的修复。山河是一项规模相当宏伟的工程，三万一千余缗不是小数字。这件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四川宣抚司“和将帅”、“足财用”的政绩。当然，这里也应着重提出：王炎、吴拱关心发展农业生产，既为老百姓办了实事，也有利于防务。
“招军买马”的目的，是扩大并提高战斗力，积蓄战斗力量。
在四川宣抚使的辖区内，在接近金人的前沿地区兴州、洋州、大安军等地的乡村中，有自行组织起来的、以保卫地方为目的的抗金武装“义士”。王炎很看重这支武装，乾道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奏准朝廷，“令安抚司依时差官前去”按试，考察“所习武艺有无精熟”（《宋会要辑稿》第六七六八页）。“义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民兵。
在四川宣抚使所属关外成、西和、风州有“忠勇军”，是地方正式武装。他们“原系保甲”，“各自备鞍马器甲，修置营寨”，屡经战斗，立有功绩。对于这支队伍，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王炎奏准朝廷，决定“差官训练教阅”，与“见屯御前军马一般出入”，提高他们的待遇；对于因疾病裁汰下来的人，给他们妥善安置。（《宋会要辑稿》第六七九三页）。
陆游称王炎四川宣抚使幕府为征西大幕。那么，四川宣抚使治所就是征西司令部。在征西司令部里，有一支特殊的战斗部队——“义胜军”。这支部队，“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当是指契丹化、女真化的汉人——作者）”组成。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四日，王炎奏准朝廷，派员“专一训练”他们及“诸军见管归正北人”；考虑到包括风俗习惯及语言在内的许多情况，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熟悉，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王炎决定从他们中间“选择抽差”一将，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应该说，这件事本身即说明王炎具有大将风范，值得特别提出（《宋会要辑稿》第七〇五二页）。
金人来自北方，善骑射。建立一支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骑兵，是对金斗争必不可少的措施。王炎认为，买马是一项急迫的任务。乾道六年十月九日，王炎奏准朝廷令茶马司收买骡马二千匹、马翁二百匹。七年二月，买骡马一千匹。乾道七年五月十三日，应王炎之请，朝廷除都大提举川秦茶事买马赵彦博直秘阁，以职事修举（《宋会要辑稿》第七一六二、七二一三、四七八七页）。
应该说，这里所举的事，只不过是当时实事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些，也足能说明王炎为恢复大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实，王炎宣抚之功，除宋孝宗说及的以外，还有几点值得提出。
第一，裁损事节。王炎在接受四川宣抚使的任命时，就奏准朝廷，在他所管辖的事务内，有可以“省减事节”者，有权“参酌裁损”（《宋会要辑稿》三一八五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冗员，节省开支，提高工作效率，有明显的针对性。
第二，移治汉中。四川宣抚使的治所原在益昌，王炎考虑到“帷幄制胜，汉中为便”（《舆地纪胜》卷一八三引王炎语），于是移治汉中（《静镇堂记》）。汉中更接近斗争的前线，迁治汉中，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
第三，延揽人才。如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乙酉传位录》，高祚（子长）应王炎之请，于乾道七年正月末离临安经荆南赴汉中，以右朝请郎充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剑南诗稿》（以下简称《诗稿》）卷三有《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祚为历阳人，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九《高传郎夫人墓志铭》称祚为孝子。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八《闻威州诸羌退厅，边事已宁，少城筹边楼
槛修葺亦毕工，作诗寄权制帅高子长》有“横槊诗成满袖风”之句，则祚乃风流儒将，时祚权四川制置使。
综合以上所述，宋孝宗此时任命王炎为枢密使，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是准备有所作为的。王炎当然明白，枢密使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新的任命表明朝廷有意加速恢复事业的步伐，他决心不辜负朝廷的希望，进一步积极采取措施。
王炎把在过去的基础上广泛招揽人才的做法放在首要的位置。他尝言：“形势地利，须人以为重”（《陈亮集》卷十九《与章德茂书》引）。参加征西大幕的达“十四五人”（《文集》卷三一《跋刘戒之东归诗》），和高祚一样，他们皆一时之英。除陆游外，其代表人物有：
章森：字德茂，广汉绵竹人。陈亮称之为“西州之英，负一时之望，汉廷诸公莫之敢先”，“英雄磊落”、“开豁亮直，足以起士气”（《陈亮集》卷十九《与章德茂侍郎》）。家富藏书，“学无不通，而尤深于诗”（《省斋文稿》卷二八《章氏近思堂记》）。尝使金。屡知建康、荆南、兴元诸重镇。
张縯，字季长，唐安人。隆兴元年进士。乾道末官临安，即“声誉震于京师”（《诚斋集》卷六八《答张委长少卿书》），为“众彦所钦”（《文集》卷四一《祭张季长少卿文》）。著书数百卷（《诗稿》卷七二《哭季长》自注），今存者仅文数篇，诗多首。縯与陆游为至交，一生仕不甚显。嘉泰间，陆游入朝修史，欲荐之于朝，以“力微”未成。
阎苍舒。苍舒字才元，蜀州晋原人。苍舒关心边事，尝与周必大论之（周必大《书稿》与苍舒书）。淳熙间使金，过汴京，赋《水龙吟》，有“五十年都城如旧，而今但有伤心烟雾，萦愁杨柳”之句，感慨万端（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十）。周必大《书稿》与张縯书谓苍舒“笔札妙天下”，《皇宋书录》亦云其工书。尝知兴元，《宋史·艺文志》著录其《兴元志》二十卷，不传。卒谥恭惠（《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八页）。
周颉。颉字元吉，长兴人（《万姓统谱》卷六一、《浙江通志》卷二四八）。绍兴十五年进士（《浙江通志》卷二四八）。仕至右司郎中，绍熙间，退居二浙，与史浩、汪大猷、沈枢、郑丙诗简倡酬，人竞传之（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二五《郑丙神道碑》）。有《适庵集》二百卷，不传。
范仲芑。仲芑字西叔，世为成都望族，曾祖百禄，从祖祖禹，均以直闻。仲芑与弟仲艺（东叔）奋发有为，系蜀中知名士，张孝祥谓仲芑“白玉比粹温”，仲艺“俊逸百马奔”（《于湖集》卷四《劝范东叔饮》）。淳熙元年十月，仲芑官侍御史，风采凛然，声徽藉甚(见《文集》卷十四《郑范西叔序》、《省斋文稿》卷三八祭仲芑文)。
征西大幕是参谋部。他们在帷幄中咨谋军事（《诗稿》卷二一《和周元吉右司……》）。陆游就曾积极向王炎建议：在陇右积蓄力量，自陇右取长安，以经略中原，撤换骄恣不法的将领吴挺，由吴拱代之，以整肃军纪，防患于未然（《宋史·陆游传》）。
参加征西大幕的成员是一支战斗队。他们或者“踏营渭北夜衔枚”（《诗稿》卷十一《忆山南》），或者“昼上巢车望虏尘”（《诗稿》卷二八《忆昔》），或者“寝饭鞍马间”，“扬鞭临散关”（《诗稿》卷二八《怀昔》），或者“宿师南山旁”，“土床炽薪炭”（《诗稿》卷五九《十月暄甚……》）。他们都是战士，都以在这崭新的生活中能为国效力而自豪。
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统帅周围，集中大批参谋人员，为统帅出谋划策，并不少见。但这些参谋人员能有和谐的、宽松的环境，足以施展其智慧和才华，却并不多见。从陆游的诗里，我们觉得王炎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仅就这一点而论，在古代社会中也值得大书特书。
其次是加紧积粟练兵。《诗稿》卷二三《冬夜读书》说到“千艘粟漕”，足见积粟之多，运粟之忙。卷十八《秋怀》说到“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马蹄度陇雹声急，士甲照日波光明”，卷二一《和周元吉右司……》说到“阅兵金鼓震河渭”，说明军容甚盛，军威甚肃，军纪严明。
三是奏褒忠义及边政有功者。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炎奏准承奉郎曹伟明“先因陷虏，收藏本朝告札，不受伪命，军兴归朝，备见忠义”，差为凤州推官。八年二月七日，王炎奏准朝廷，黎州知州宇文绍直能抚存远人，所买之马，多是良细，令再任一次。同年二月，朝廷从王炎之请，赠利州路转运判官兼权四川宣抚使司参议官孙叔豹为左朝奉郎，以叔豹“措置边防，宣力颇多”（《宋会要辑稿》第七〇二八、三七五〇、二〇三〇页）。
四是开展对金占区的工作。王炎宣抚四川，其宣抚的范围，不仅仅是南宋统治区内部，还包括金占区。如向金占区宣谕朝廷旨意，号召遗民起义，策动金文武官员归正并作好归正工作等。《诗稿》卷十八《昔日》自注：“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以报。”足见双方早有联系，此项工作有很大开展。
形势在发展，人们对恢复事业的信心在不断增强，但就在这时，朝廷方面的态度却有了微妙变化。
乾道八年七月，陆游应王炎之请，作《静镇堂记》。“镇静”得名于孝宗亲诏四川宣抚使中所云“静镇坤维”一语。《易》坤卦为西南之卦，《淮南子》说“坤维在西南”，这里是指西方，即四川宣抚使辖地。“静镇坤维”是朝廷对待西事的新方针，强调的是防御，较之《王炎除枢密使加封邑制》所云“西顾未宽，则藉精神而折千里；群方庶定，则还英俊以强本朝”带有一点进取意味的方针后退了。王炎自然不会不知道这点，他以“静镇”为名，是要在尊重朝廷的名义之下，继续为进取作准备，乃是出于策略考虑。
宋孝宗对王炎的态度果然急遽倒转。《宋史·孝宗纪》：乾道八年九月乙亥，诏王炎赴都堂治事；戊寅，以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而且是“促诏”（《王绹神道碑》）。王炎离汉中，幕府星散。九年正月辛未，王炎罢枢密使，奉祠。
王炎苦心经营川、陕近四年，有很多重大建树。王炎的友人范成大就盛赞他宣抚四川“四年西略可万世，孤撑独立扛千钧”（《石湖诗集》卷十五《寄题潭帅王枢使佚老堂》）。范成大之言是客观公正的。
王炎的罢归，陆游当时只是无可奈何地归之于“世事多乖”（《诗稿》卷三《简章德茂》）。他能说什么呢？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天下事有几件能符合自己心愿的呢？在以后的岁月中，陆游数十次提到征西大幕，但从未提到过王炎，也从来不直接表达对王炎罢归的看法。《宋史·陆游传》全文860字，而叙陆游与王炎交往的文字为124个，达七分之一。根据内容，可以认为，这是两篇札子的节文。陆游很多极普通的文字都传了下来，但这二文没有传下来。汉中八个月，是陆游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而《诗稿》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过寥寥十余首。据陆游自述，他这一时期，有100多首诗，结集为《山南杂诗》，在舟行过望云滩时，坠落水中（《诗稿》卷三七《感旧》其一自注）。王炎有词见《回文类聚》、《阳春白雪》，他大约也能诗。《山南杂诗》中当有涉及王炎者。陆游诗相当完整地传到了现在，而纪录战斗生活的《山南杂诗》却偏偏遭了厄运。在迷离闪烁之中，我们感到陆游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不便说出来。
那么，王炎究竟为什么自汉中罢归呢？
在封建社会中，很多历史事实表明，守边将帅将他的工作进展越顺利，实力越来越强、功绩越来越大、影响和声望越来越显著时，朝廷却往往始则疑虑，继则不安。随着事态的发展，有的干脆予以召回，任意加上一个什么罪名，把他杀掉；有的则解除职务，废置不用，幸运一点的，则给予优厚俸禄，把他养起来。
王炎的突然被召回，有类于此。就是说，他的被召回，正是因为功大，朝廷对他不放心。他那么信任尊重由“契丹、女真、汉儿”组成的义胜军，他手下那么一个由陆游、章森等人组成的活跃的智囊团，这都十分令人敏感。上引范成大《寄题潭帅王枢使佚老堂》“孤撑独立扛千钧”句后有“危言岌岌愁鬼神”之句。这句诗透露出来了这个消息。
王炎的被召回，是自毁长城，表明南宋小朝廷的毫无作为。这是一幕历史悲剧。从此，宣告了宋孝宗进取政策（更准确地说，是意图）的终结，代之以维持现状的苟安政策；而这对盼望恢复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望王师的遗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这些，都生动、形象地反映在陆游的诗篇里。
这幕悲剧的形成，还由于朝廷宰辅大员之间没有和衷共济。上引《王炎除枢密使御笔跋》“令谕褒用炎之意”句后，尚有一段文字：
初，炎与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屡乞罢归，允文荐权吏部侍郎王之奇为代。……暨宣炎[除枢密使]制，宰相以下皆莫测云。
孝宗的除命，排斥了虞允文的意见，加深了王、虞的隔阂。王炎得不到虞允文的支持，他的宣抚使位置实处于不稳定状态，潜藏着危机。
可以看出，王炎的罢归，与虞允文有关系。王炎罢去，虞允文代之，幕府即星散。说明王炎广泛招揽人才的作法，虞允文并不赞成。
王炎也有责任。既然说“不相能”，说明王炎并未能主动真诚地争取虞允文的帮助，遂使隔阂日益加深，终至不可收拾。
关于虞允文、王炎的关系，如果说周必大是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所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下面所引辛弃疾的话，则是在虞、王死后所写（虞允文卒于淳熙元年二月），就比较客观了。
辛弃疾在《水调歌头》（《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小序中说到淳熙五年离知江陵府任时，友人饯别，记云：“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门户之叹。”
“不相能”的发展就是各立“门户”。虞、王“门户”之争，以王炎的失败而告终，而一代英才竟也成为门户斗争的牺牲品。
历史常常令人惋惜，也使人深思。绍兴三十一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大破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何等气概。然而，虞允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讳缺失”（《宋史·薛季宣传》。他听惯了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不同意见，久而久之，不免讲起“门户”，排斥异己，为国家铸成了大错，为个人留下了缺陷。辛弃疾及其友人的慨叹确是由此而发的。
因此，我们想到，如果虞允文、王炎以及与他们有纠葛的人，都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致力于恢复大业，则国事未尝不可为，陆游进取长安、经略中原的建议，未尝不可以实现，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坐失良机，这也是辛弃疾及其友人所以为之终夕慨叹而不能自已者。
据《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七，王炎过了一段退居生活以后，于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知潭州。二年五月，有人说他“欺君”，于是又被罢官，贬至“袁州居住”。三年十二月，“欺君”的罪名总算解除了，朝廷任命他知荆南，他以“疾辞”（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赐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王炎再辞免资政殿大学士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诏》，作于淳熙四年二月以后至六月七日以前），朝廷同意了。五年，死去，年六十五。
他的死，没有人写挽词、祭文。这大约是因为，与以前王炎就任四川宣抚使时相比，朝廷的大气候变了，已不讲什么恢复了。还有，王炎“欺君”的罪名虽然得到了解除，但人们心中总不免留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就不便说什么了。
不仅没有人写挽词、祭文，除《宋宰辅编年录》和《玉堂类稿》外，还没有一篇关于王炎汉中罢归后的事迹的粗略记述，甚至连传闻都没有，《宋史》也未为他立传。一个为恢复事业竭尽心力的人，凄凉、冷落到如此地步，是值得令人沉思的。王炎的遭遇是一个悲剧。汉中罢归后的几年，只是悲剧的余韵。
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陆游为什么不提王炎。因为王炎自汉中罢归，是一件政治事件，而自己又与此事件有关，自己的言行偶一不慎，就会贻人口实，铸成大错。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就可以大胆怀疑前面提到的与王炎有关的两篇札子是有意删去，而《山南杂诗》说坠落水中，很可能即是托词，极有可能是陆游有意删去的。
陆游的精神受到压抑，我们读他征西大幕的诗篇，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些诗篇，有意识避开王炎，大体上单纯回忆个人的那一段经历，发抒一点属于他个人的叹老嗟衰一类的感情，陆游的用心可谓良苦。但是，人们读过这些诗篇以后，不由得要想一想，征西大幕是王炎举办的，没有王炎，就没有征西大幕。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游所有的征西大幕诗篇，不都是怀念王炎的吗？不过表达得曲折一点罢了。作为一个有爱国真情的诗人，陆游的深意也许深藏在这里。
《诗稿》卷八十二《初夏杂咏》其五有两句诗：
北首心空壮，东归愤不摅。
这首诗写于宋宁宗嘉定二年，也就是陆游告别人世的那一年。“东归”是指淳熙五年自四川回到山阴。这里，回忆了四川那一段生活，在四川生活中，汉中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里拈出一个“愤”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报国的宏图没有实现，心里充满着愤慨。这就强烈地表现了对王炎自汉中罢归的深思。“东归”包括自四川归来以后。作者写这首诗时，王炎已经在低调的政治气候中死去几十年，凄苦的忆念，使当年的报国豪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更为壮烈。
注释：
[1]《王绹神道碑》谓炎兄弟二人，弟名圭。《系年要录》谓竟为炎之兄，按：当为从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