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离故乡山阴赴夔州通判任，十月到达夔州。乾道八年(1172)又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聘，由夔州赴王炎幕府，三月抵南郑（今四川汉中）。同年十月，因王炎召还，幕僚遣散，陆游也离南郑还成都，自此在成都及附近州府供职。至淳熙五年(1178)春奉诏东归，共在蜀中八九年（注：参见《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版。）。自来评论陆游诗的创作，都把他在四川的生活作为一大关键。清人赵翼就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
但实际上陆游真正过军中生活，在当时边境第一线的，只是在南郑的七个月。应当说，这七个月才使陆游亲身体验战争实景，因而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陆游自己也是首肯的。他晚年隐居绍兴时，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先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但后来从军南郑，生活有新变：“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而诗界则立刻上一新台阶：“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无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注：《剑南诗稿》卷二五，中华书局1976年11月《陆游集》点校本。以下引陆游诗文，皆用此本，不备注。）。陆游当时确实是在最前线的，他说他在南郑，能在城中“望见长安南山”（《南郑马上作》）（注：《剑南诗稿》卷三。），而长安当时仍为金人占据。陆游是很想从南郑往北，攻入长安的：“客游山南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夏夜大醉醒后有感》）（注：《剑南诗稿》卷七。）
陆游还有好几首诗提到他在南郑的生活和抗敌复国的情怀。如《夜观秦蜀地图》中写道：“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散关摩云俯贼垒，清渭如带陈军容。高旌缥缈严玉帐，画角悲壮夜传风。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注：《剑南诗稿》卷一四。）散关是大散关，当时是宋、金边界线。陆游满有信心从大散关居高而下，直冲向前，这样不到三日就可到咸阳，金人的根据地幽州也可一烧而空。又说：“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鹅湖夜坐书怀》）（注：《剑南诗稿》卷一一。）“夜栖高冢占星象，昼上巢车望虏尘。”（《忆昔》）（注：《剑南诗稿》卷三六。）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一点：这里所举满怀激昂慷慨之情、充溢恢宏雄放之气的诗篇，是陆游怀旧忆昔之作，并不是即在南郑执笔，直抒胸怀。据我们就今存的陆游之诗统计，他在南郑所写的诗，仅只十二首，见《剑南诗稿》卷三。而且这为数不多的诗作，没有一篇是记述当时的军旅生活的。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实际上，陆游在南郑是作有为数不少的从军诗的，他自己就说有“百余篇”，称“山南杂诗”，当是名为《山南杂咏》的专集。山南即关中。还有一个《东楼集》，收古、律三十首，也有包括汉中的作品。这些应当是极为珍贵的名篇，但可惜，据陆游自己说，它们都丢失了。
关于前者，《剑南诗稿》卷三七《感旧》六首的第一首，末二句“百诗犹可想，叹息遂无传”，自注说这百余篇诗，“舟行过望云滩，坠水中”。陆游另有《予行蜀汉间道出潭毒关下……》一诗（注：《剑南诗稿》卷三，诗的全题为《予行蜀汉间道出潭毒关下每憩罗汉院山光轩今复过之怅然有感》。）。又《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广元县·谭毒关》下小注：“望云关，在县北五十五里。”则陆游所说的望云滩，当即在望云关下。据此，则其所谓失落时间，当为乾道八年冬他自汉中（也即南郑）还成都的途中。
关于后者，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四有《东楼集序》。序作于乾道九年(1173)六月在成都时，序中说此集收乾道六年“溯峡到巴中”至乾道九年六月前的作品，特别提到乾道八年在王炎幕府“凭高望鄠、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的情况；及发而为诗，“欲出则不敢，欲弃则不忍，乃叙藏之”。查现存陆游在南郑之诗，并没有突出地表现以上的情况，只是在《南郑马上作》一诗有“目断南山天际横”之句。可以肯定，表现上述军中情况之诗，已经失传。
我们现在就此作一些思考。
第一，如果《山南杂咏》真的坠落水中，《东楼集序》一定会提到此事，因《东楼集序》作于所谓坠落水中的第二年，不必等到作《忆昔》诗的宋宁宗庆元四年(1197)才说及。
第二，《东楼集》既是“叙藏”，是自己珍爱的作品，为什么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在严州刻《诗稿》时不收进去？序中所说的“不敢”，则透露了一点讯息，说的是实情。“不敢”者，犯时之所忌也。估计此《东楼集》保藏了很长时间，陆游长子虡、幼子遹刻《诗稿》时都没有收进去，说明所犯时忌很深，在这以后也就失传了。
由是，我们又可以作进一步推断，《山南杂咏》的失传，同样是由于犯时忌，同样有一段隐情。
那么，隐情何在呢？这里关系到王炎这位积极主张抗金人物的悲剧命运。
二
王炎，字公明（见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二），相州安阳人。年轻时，曾经到庐山东林学道，“闭户面壁，终夏不出”，赢得老宿的赞扬（陆游《静镇堂记》）（注：《渭南文集》卷一七，亦见中华书局1976年11月《陆游集》点校本。）。这样有意识地刻苦磨炼自己，对他以后办事果决作风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间，王炎为蕲水县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二有诗赞扬他：“才业如君真独步，文章政事尽堪传。”王之道年辈大于王炎，他是主张抗金、极力反对和议的，绍兴和议订立时，王之道任滁州通判，与几位友朋上疏，“力陈辱国非便”，秦桧就把他贬黜，“坐是论废者二十年”（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集部《相山集》提要。）。可见王炎早年就与抗金派人物有共识。
乾道元年(1165)，王炎为两浙转运副使。二年五月，知临安，十一月，以职事修举，除秘阁修撰（《咸淳临安志》卷七三）。三年五月，奏“近来士大夫议论太拘畏”，如朝廷派员“至淮上相度城壁”，这些人就“纷然不以为宜”。王炎以为隆兴二年(1164)虽与金人和议，但恢复大计仍不可变，防御不能丝毫松弛。宋孝宗是赞成王炎看法的，认为“儒生之论真不达时变”，而王炎则为通达时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
事实证明，王炎是具有多方面才干的。正因如此，他在数岁之间，位至公辅。乾道四年(1168)二月，王炎以试兵部尚书赐同进士出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五年(1169)二月，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同年三月，以左中大夫为四川宣抚使，依旧参知政事（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宋史·宰辅表》）。王炎官位的迅进，也说明他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声望。当时他的一些友人，如李石、晁公溯、王质、蔡戡等，都对他以把握机遇、建立功业、恢复中土相期（注：见《方舟集》卷一二《上王宣谕启》，《嵩山居士集》卷三○、卷三六与王炎柬、札，《雪山集》卷九《上王参政启》，《定斋集》卷九《贺王参政启》。）。
但当时南宋朝廷，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朝廷内部仍有主和派，士大夫中也有人主张“当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先”，要人们“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以为用兵非急务（《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传》）。但王炎仍意志坚决，义无反顾。正如陆游感谢王炎聘其入幕府的书启中所说：“践危机而志意愈坚。”（注：《渭南文集》卷八《谢王宣抚启》。）
王炎一到任，就把宣抚使的治所由原来的益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移至汉中，这是因为他考虑到“帷幄制胜，汉中为便”（《舆地纪胜》卷一八三引王炎语）。汉中更接近斗争的前线，迁治汉中，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也确实表现出王炎进军的决心。王炎在任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积极组建地方武装，二是广泛延揽人才。在此作简要的介绍。
在四川宣抚使的辖区内，在接近金人的前沿地区兴州、洋州、大安军等地的乡村中，有自行组织起来的、以保卫地方为目的的抗金武装“义士”。王炎很看重这支武装，乾道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奏准朝廷，“令安抚司依时差官前去”按试，考察“所习武艺有无精熟”（《宋会要辑稿》第6768页）。
在四川宣抚使所属关外成、西和、风州有“忠勇军”，是地方正式武装。他们“原系保甲”，“各自备鞍马器甲，修置营寨”，屡经战斗，立有功绩。对于这支队伍，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王炎奏准朝廷，决定“差官训练教阅”，与“见屯御前军马一般出入”，提高他们的待遇；对于因疾病裁汰下来的人，给他们妥善安置（《宋会要辑稿》第6793页）。
陆游称王炎四川宣抚使幕府为征西大幕。那么，四川宣抚使治所就是征西司令部。在征西司令部里，有一支特殊的战斗部队——“义胜军”。这支部队，“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当时指契丹化、女真化的汉人——作者）”组成。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四日，王炎奏准朝廷，派员“专一训练”他们及“诸军见管归正北人”；考虑到包括风俗习惯及语言在内的许多情况，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熟悉，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王炎决定从他们中间“选择抽差”一将，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应该说，这件事本身即说明王炎具有大将风范，值得特别提出。（《宋会要辑稿》第7052页）
在延揽人才方面，王炎的举措更显出不寻常的眼力。当时陆游只在川东的夔州通判任，王炎就招他。陆游在谢启中满含感情地说：“抚剑悲歌，临书浩叹。每感岁时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昨属元臣，暂临西鄙。获厕油幕众贤之俊，实轻玉关万里之行。”（《谢王宣抚启》）他称王炎幕府中人才“众贤”济济，确符实际。王炎曾提出：“形势地利，须人以为重”（注：《陈亮集》卷一九《与章德茂侍郎书》引。）。可见他是很重人才的。据陆游晚年所记，当时在宣抚使幕中的，有“十四五人”（《跋刘戒之东归诗》）（注：《渭南文集》卷之三一。）。除陆游外，其代表人物有：
章森，字德茂，广汉绵竹人。陈亮称之为“西州之英，负一时之望，汉廷诸公莫之敢先”，“开豁亮直，足以起士气”。（注：《陈亮集》卷一九《与章德茂侍郎书》。）
张縯，字季长，唐安（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杨万里曾称赞其“声誉震于京师”（注：《诚斋集》卷六八《答张季长少卿书》。）。陆游说他与张縯，“邂逅南郑，异体同心。有善相勉，阙遗相箴”，他是“众彦所钦”的人（《祭张季长大卿文》）（注：《渭南文集》卷四一。）。
阎苍舒，字才元，蜀州晋原人。苍舒关心边事，尝与周必大论之（周必大《书稿》与苍舒书）。淳熙间使金，过汴京，赋《水龙吟》，有“五十年都城如旧，而今但有伤心烟雾，萦愁杨柳”之句，感慨万端（注：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
范仲芑，字西叔，与弟仲艺（东叔）奋发有为，均为蜀中知名之士。张孝祥谓仲芑“白玉比粹温”，仲艺“俊逸百马奔”（注：《于湖集》卷四《劝范东叔饮》。）。
可以注意的是，幕府中有不少是四川人，可见王炎是颇有识见的。这征西大幕是一个特殊的参谋部，他们在帷幄中经常商议军事，又有实际军事行动。如其中一位浙江长兴人周颉（字元吉），后来，陆游在绍兴闲居时曾与他话旧，“追怀南郑”，有诗云：“阅兵金鼓震河渭，纵猎狐兔平山丘。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和周元吉右司过敝居追怀南郑相从之作》）（注：《剑南诗稿》卷二一。）他们或者“踏营渭北夜衔枚”，“盘槊横戈一世雄”（《忆山南》）；或者“寝饭鞍马间”，“扬鞭临散关”（《忆昔》）；或者“宿师南山旁”，“土床炽薪炭”（《十月喧甚人多疾……》）（注：以上诗作，分别见《剑南诗稿》卷一一、卷二八、卷五九。）。这些都是陆游怀旧之作，但由此也可见这是一个颇有生气的群体，正如陆游上述诗中所说：“是时意气快，岂复思江乡。”
王炎还有其他措施，如在兴元府兴修水渠（见《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加紧积粟练兵，奏褒忠义及边政有功者，开展对金占区的工作（见《宋会要辑稿》第7028、3750等页，及《剑南诗稿》有关诗作）。
三
王炎的事业正在顺利进展的时候，南宋中央决策却发生突异的变化。
乾道八年七月，陆游应王炎之请，为幕府治所作《静镇堂记》，并引用近时宋孝宗给予宣抚使的诏文中“静镇坤维”一语（注：见《渭南文集》卷一七。）。这一语很值得注意。按《易》坤卦为西南之卦，《淮南子》说“坤维在西南”，这里指西方，即四川宣抚使辖地。“静镇坤维”是朝廷对待西事的新方针。王炎乾道七年七月，加除为枢密使，依前四川宣抚使时，周必大当时代孝宗作制词《王炎除枢密使加封邑制》，其中说到：“西顾未宽，则藉精神而折千里；群方庶定，则还英俊以强本朝。”（注：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二。）显然，这“静镇坤维”的话比起这几句，已经从进取的意味后退了。
接着，过了不到两个月，即乾道八年九月乙亥，下诏王炎还朝赴都堂治事；同月戊寅，正式下命以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宋史·孝宗纪》）。而且是“促诏”（《王绹神道碑》）。王炎离汉中，幕府星散。九年正月辛未，王炎罢枢密使，奉祠，也就是彻底解除官职。这实在是太突兀了。
王炎苦心经营川、陕近四年，应该说有不少建树的。其友人、著名诗人范成大就盛赞他宣抚四川“四年西略可万世，孤撑独立扛千钧”（注：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一五《寄题潭帅王枢使佚老堂》。）。范成大之言是客观公正的。
那末，王炎究竟为什么自汉中罢归呢？
就现有的南宋史料来说，没有一条来说明、回答此事的。对于像王炎这样曾任过宰执副相，又任过西部边防大臣的人来说，在此时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应当是有所记载、解析的。而且王炎的后半生遭遇，也值得深思。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王炎过了一段退居生活以后，于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但不到半年，即淳熙二年五月，就有人告他“欺君”，于是又被罢官，贬至“袁州居住”。三年十二月，“欺君”的罪名算是解除，并任命他知荆南，但这时他以“疾辞”（注：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赐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王炎再辞免资政殿大学士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诏》。）。淳熙五年(1178)去世，年六十五。淳熙是孝宗年号，可见王炎在孝宗时，自四川宣抚使罢免后，一直是很坎坷的，有几年甚至还加有“欺君”的罪名，很值得研究。而且，他的死，没有人写祭文、挽词。除《玉堂类稿》及以后的《宋宰辅编年录》外，没有一篇关于王炎汉中罢归后事迹的粗略记载，甚至连传闻都没有。《宋史》也未为他立传（元代修《宋史》，主要是根据宋代留存的史料的）。一个为恢复国土竭尽心力的人，凄凉、冷落到如此地步，颇值得沉思。
王炎一生的转折点，是他任四川宣抚使。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事业的高峰，但也由此向下跌落。我们觉得，这与王炎在这段时间所创的功绩大有关系，特别是他组建幕府，募用不少蜀人，又在川、陕一带建立地方特色的武装队伍，颇有实力，联系到他晚年曾被人告以“欺君”之罪，恐怕他在四川的作为是受到孝宗的猜忌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忌讳。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社会上经常发生的人事矛盾。上面曾引用周必大《王炎除枢密使制》，周必大在此后尚有一段跋，云：“初，（王）炎与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屡乞罢归，允文荐权吏部侍郎王之奇为代。……暨宣炎（除枢密使）制，宰相以下皆莫测云。”可以看出，王炎的罢归，与虞允文有关系。以与王炎“不相能”的虞允文去代替王炎，这当是宋孝宗与虞允文的共识。王炎罢去，虞允文代之，幕府尽散，陆游明确地说：“同在宣抚使幕中，同舍十四五人，宣抚使召还，予辈皆散去。”（《跋刘戒之东归诗》）幕府中十四五个人，一个也不留，这确如中国俗话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也由此可见虞允文对王炎意气之深，他完全不从事业着想，而完全为了泄私愤。
辛弃疾于淳熙五年(1178)离知江陵府任时，曾作有《水调歌头》一词，这时王炎刚去世不久，辛弃疾在这首词的小序中曾提及：“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门户之叹。”（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辛弃疾明显是同情于王炎的，他不但自己流露这一心情，还说当时在坐的友客，竟“终夕”议论，认为王炎是受的“门户”之祸。可见这也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共识。
历史常常令人惋惜，也使人深思。绍兴三十一年(1161)，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大破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何等气概。然而，虞允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讳缺失”（《宋史·薛季宣传》）。他听惯了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不同意见，更有嫉妒的心理，久而久之，不免起“门户”之心，排斥异己。辛弃疾及其友人的感慨确是由此而发的。
四
从以上这一政治背景，我们就可真切理解陆游的心情。陆游刚从南郑撤回，在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心情一直是极为悲痛、十分深重的。他在刚得到撤散的消息，上路时，感到恢复失土已渺然无望：“渭水函关元不远，着鞭无日涕空横。”（《嘉川铺得檄遂行中夜饮小柏》）途中有时还因忧愤喝醉了酒，“门外倚车辕，颓然就醉昏”，他想以此“一洗穷边恨，重招去国魂”。（《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县市中得羊因小酌》）离开汉中时，他还是想再眺望一次长安：“凭高望杜陵，烟树略可指”，但毕竟是：“今朝忽梦破，跋马临漾水”（《自兴元赴官成都》）（注：以上均见《剑南诗稿》卷三。）。
从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情，我们可以更真切的体会陆游的这首名篇：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此诗见于《剑南诗稿》卷三，也就是离南郑，永远脱离前线，再无抗敌报国之望，于是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一种渺茫之感。过去一般对此诗的评论、赏析，往往是不着边际的。
正因为了解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陆游为什么在此之后就再也不提王炎。陆游在南郑的诗作，当有叙及与王炎的交往，对其加以赞颂，也会有记录行军生活，与同僚交往，甚或有记录得到敌方情报的即兴之作。王炎，在孝宗后期已是一个政治“忌讳”。前面提到过的范成大那一首赞誉王炎诗，在“孤撑独立扛千钧”之后，即有“危言岌岌愁鬼神”之句。范成大也已感到一种犯时讳的压力，可以想见，陆游肯定会认识到，如果把南郑这些诗保存下来，传之于世，就会给人以口实，给自己和子孙带来不利。他在《东楼集序》中说，他在汉中所写的诗，“欲出则不敢”，这一“不敢”的词，是很沉重的。这种重压之情当一直负荷着，时间一长久，这些“叙藏”着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的佚失了。这应当说是政治事件造成的对文学事业的损害，是南宋文学上的一件大事，但过去却为人漠视。陆游在南郑从军诗的失传，不论是对陆游，还是对南宋诗坛，以及我们今天的研究，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这应当说也是一个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