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厌恶那些戏说历史的读物，油腔滑调，东拉西扯，往往是为了掩饰思想的贫乏，也掩饰了史料功夫不扎实的缺陷。在我看来，戏说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戏说，比如任何时候打开电视机，都能看到的那些宫斗戏、手撕鬼子戏;另一种是半戏说，作者是专家学者，立场是严肃的，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史料的运用，却大都以野史为依据，缺乏严谨的订正，长于辩证思维，短于逻辑思维。其意义更多是以“影射”、“托讽”观照当下。如果较起真来，对史料进行归纳、推演、证伪的话，亦难免漏洞百出。
对前者我是基本不想看，即使偶一观之，也是当作纯娱乐作品看;对后者我是基本想看，但心态就像听睿智老人讲故事，“历史啊，就像长江三峡，冲过了三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站在巫山十二峰上看长江，固有居高临下，大开大合之感，让人视野开阔，得到历史观上的启发，但不能过分纠缠史实的真伪，一纠缠你就输了。
然而，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几十年泡在故纸堆里，往往已变成了偏执的实证主义者，把逻辑思维看得比辩证思维更重要，遇上疑问，你要他不纠缠真伪，等于逼他咽下一只苍蝇。别人是逻辑不足，辩证搭救，他们则相反，是辩证不足，逻辑搭救。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长江三峡，而是马王堆汉墓里的文物。他们也许提炼不出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但胜在有深厚的史料功底，经过他们广泛收集、缜密考据，“历史的必然规律”也在史料之中，自然浮现。
研究历史，要从最基本的史料做起，这恰恰是最繁琐、最枯燥、最累人的过程，要花很多的时间与精力，甚至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最后你做出来的成果，可能无人问津，因为没有宫闱秘闻，没有美女谍战，读者也了无兴趣。
我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特别敬佩林忠佳老前辈。他退休前是广东档案馆编研出版处的研究馆员，省先进工作者。十年前我认识他时，他已经退休了，本来在广州有房子，他不住，跑回海丰老家，承包了近百亩荒山坡地，白天栽种果树，晚上编写汕尾地方历史人文资料，还因陋就简，在荒地里建了一间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光顾的“陈炯明与粤军史料陈列室”。
他在那里埋头整理有关陈炯明与粤军的史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浩如烟海的《广东群报》、《广东公报》、《广州民国日报》和《申报》等旧报纸中，摘录出两百多万的相关文字，编了一套六卷本的《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没出版商肯出，他就申请个非盈利准印证，筹钱自印，赠送给历史研究者。他个人没捞到什么好处，要名无名，要利无利，但这套书却成为研究陈炯明与粤军历史，甚至是研究民国初年广东历史的必备工具书。我常常想，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忘记历史，隐瞒历史，歪曲历史，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药。很多历史的悲剧，看似尘埃落定，人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黑夜总算过去，忘掉它似乎是最好的疗伤办法。殊不知正是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令悲剧随时有重演的危险。我很感谢在广东有林忠佳这样的老前辈，为自己，为我们，为未来，默默地对抗遗忘，坚守真实。我从事广州“文革”史的研究已近20年，近日亦受林老先生的激励，发大宏愿，要为后人编一套“广州‘文革’编年史”，从一点一滴的史料做起。
载《晶报》2015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