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些人我一样，曾经有过被人骂做“乡下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被人骂：“侬只乡下人(你这个乡下人)!”，是我十六岁刚从江苏到上海的时候，在一辆现已消失的公交“巨龙车”上，我因为太热，打开了车顶上天窗，结果被一个看似进入绝经期的中年妇女怒目而视地骂。当时，初到上海的外地人，被本地人骂成乡下人也是常事。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多见了。我第二次被骂成同类的话，是被我的一个叫大周的香港同事，也是一位进入了绝经期的中年妇女，大意是“你这个内地人”。

起初，我很不明白我为何会被骂成“乡下人”，因为，我的高祖父在前清同治年间就在上海安家了，但我的知青父母又回到原籍生活，但我还是能够在成年后回到了上海，也算一个上海人吧。

后来分析，第一次被骂，是因为我的装束土气，发型也是无锡乡镇理发店里常见的款式，不太时髦现代(那种四周剪短中间一块的“马桶头”)，另外，我当时出汗，腋下挥发出腋臭。大概是我破坏了上海人的坐车习惯，在大冬天的清晨因为自己太热，打开了天窗让大家吹冷风，于是那位妇女用“乡下人”来表达她对一个装扮土气的，散发腋臭，让大家吹冷风，不懂得集体利益的人的愤怒。而第二次被香港老太婆骂成“内地人”，我事后怀疑，这位同事的精神不正常，是种眼红加愤懑加忧郁的神经病。

或许，你会问，这样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往事，你为何会如此耿耿于怀到要爆炸的地步。这主要是在近期看到有内地客到香港被骂的新闻，勾起了我的这些往事。

这种情形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是相似的，但上海已经转变了，变的宽容了，豁达了。同时，我也想表达，类似的喜欢骂人“乡下人”的人，并不代表全部上海人或者香港人。作为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最西化、城市文明最先进的城市，本身就是由无数的天南海北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歧视外地人就是在歧视自己，要放下那种已经不存在的臭架子和优越感，学会宽容。

另一方面，作为初来乍到的客人和新移民，或许也需要修正和改良自己的习惯、习俗、文化、思维，慢慢融入到这个城市的文化中，而最终被这座城市接纳。而解决好这种当代的“土客之争”的问题，问题本身并不复杂，没必要抬到上纲上线、意识形态、对抗怒视的地步，更不要产生过多的恶意揣测。

上海和香港是两座极其类似的城市，从历史上看，上海的崛起是清末民初的战乱导致的大量移民涌入上海租界而起。现在每个上海人，往上数不超过三代，都是非本地人士，要么是江苏人、要么是浙江人，香港也是如此。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蜗居在“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和九龙城寨内，用他们汗水和智慧，一起创造了上海和香港这两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在1950年—1960年，香港接纳了大量的来自内地的移民而使之替代了旧上海自由港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崛起，如果没有这种接纳移民的胸怀，聚集来自内地各地的工商和文化精英，就妄谈香港的繁荣，更不会出现浙江人查良庸和邵逸夫的麾下的文化帝国。而香港接纳的那些“逃港”出来的底层内地民众，接纳他们用摊档小车在大街小巷谋生，用一碗碗云吞和面条喂养出一群群当代的香港人。所以，歧视移民就是在歧视自己的过去，排斥外来者和新移民，更是饮鸩止渴和缩减城市生命的愚蠢之举。

在今年春节，我路过旧上海的标志建筑——国际饭店，我想进去坐坐，但发现里面的大堂沙发内做满了老年人，我闻到在一股股老式建筑护墙板内散发出的古老味道，仰望大堂内曾经十分气派的装潢和巨大的水晶吊灯，这是上世纪租界时期的上海的繁华、优雅与品质生活的遗留。而那些占领了大堂沙发的老人，虽然貌似他们的人均消费在人民币五十块左右，但那种喝咖啡的认真态度，却让人羡慕和尊敬。当我离开时，门口一位一身正装，白发苍苍的上海人保安对我说：“先生，帮您把雨伞上的袋子拿掉，开门请当心脚下台阶。” 这些老人，或许也是旧上海西化绅士生活最后的一丝过往的荣誉和保留。

作为曾经的租界和殖民地的原因，上海和香港得以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英美城市文明的果实，从对契约精神尊重、对生活品质的注重、恪守基本的礼仪礼貌等等。而是否能尊重和遵守这些习惯、习俗、文化、思维，也是你是否能融入这个城市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再回到我被骂“乡下人”和“内地人”的话题。我知道，这样的类似上海“宽带山社区”中的沪港本土“绿营”人士，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绝非全部的上海人和香港人。而这种“土客之争”，是一个宽容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文化彼此磨合与交融的问题，用时间，用理解，用沟通是解决它的不多的途径。没必要上升到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民主自由和对抗敌视的高度和恶意揣测。

如我的一些香港朋友所说：“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这样啦，我首先是中国人嘛，谁喜欢你的上司是背后跟着两个黑的像炭的印度阿三的英国佬啊，向着你不认识的英女皇鞠躬呢?”“再说，我们要到内地赚钱的，香港那么小，内地那么大，如果没有生意做，大家喝西北风啦。排斥内地的人大概有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