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别人如何，张光芒几篇据说颇受关注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我读得非常吃力。立意横空出世截断众流、论述自相缠绕自相矛盾。我不知道作者想说的到底是什么，但文章中对启蒙的新定义、对现当代文学的新评价、对今后文学走向的新规划，感觉问题很多很大。
先说第一点。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其社会内涵和精神气质乃是中华民族之生命历程的展开和记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它进行逻辑把握时须谨防概念、方法的暴虐，而对其内在完整性和丰富性给予充分的尊重。张氏虽然反对“完全以西方后现代学说为理论根据”来描述评价，但他在坚持现代性前提下，自己定义并用以读解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视角或进路，仍远谈不上同情的理解。在对自己所谓体系的汲汲追求中，其概念、方法和结论，从西方的历史和思想角度看，是一种知识的错误；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事实的歪曲。
张说：“启蒙哲学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表现于审美结构中就是启蒙叙事。……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其特征在于，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从文意看，前面的“启蒙哲学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与后面的“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同一性，如个别一般普遍特殊或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一论述在逻辑上才能成立。但实际呢？“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这应该也就是启蒙哲学的精神。那个运用理智的主体，则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人。布克哈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这一段历史有生动描述与精采论说。它的核心，则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哪里发现？教会和神的笼罩下。
在“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中，只有“本能欲望之发掘”与启蒙勾连。“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云云，与文艺复兴和启蒙无涉。至于“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志——创造自我”和“欲望——情感——自由意志——创造自我”的复式结构，更像是思想史家对素朴历史的过度诠释。但是，我没看到作者对材料的归纳和逻辑的推理，大概是诉之于“由胳臂到大腿”的幻想吧。从当时北京大学文化人对再生（renaissance）的渴望和认同，应该是有所谓启蒙主题奏响的。但作为主旋律，充其量也只唱了不足二十年，从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看，这种个人本位的启蒙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展开，岂怎足以支撑如此“完整”的哲学架构？如果属实，它又体现在哪些作品、哪些作家上？鲁迅具有面对黑暗的勇气，但心底并无多少亮色；巴金有追求幸福的热情，笔下却多是悲剧。郭沫若、茅盾、丁玲么？他们带着爱国热情和理想主义，高唱洪波曲，却在阴差阳错之中，连自己的人格也被扭曲，令人叹息造化弄人！
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张氏笔下只剩两个字——启蒙：“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建构虽是以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作为缘起的，但当启蒙主义真正进入建构过程之后，政治与国家观念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抛掉了。”在民族的独立解放面前，个人的自由幸福退居其次，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是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作家的共识。将“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与“本能、自由、意志、自我”割裂对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强势集团利用前者打压后者，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在理论上调和，更不意味着现代作家在二者间作出了排它性的选择（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指责丁文江等与当局的合作，同样是对近代历史之复合性特征的无知）。“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问题正在于此。它预设了救亡与启蒙的对立，似乎历史应该且只能是启蒙逻辑一元舒展。这样的思想命题适合对专制的批判，却未必适用于对历史尤其是文学史的意义研究。
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凌空蹈虚的自话自说，还有人称为新体系。在我看来，作为思辩，它太过混乱；作为描述，它完全不合事实。历史是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和现象）的意义内在于民族生命的发育过程之中。正如五阶段论之类一样，将基于西方历史和社会经验的理论框架用于中国问题的解读时，必须要有主体的自觉，有一个“得意忘言”的转换，切忌生吞活剥照猫画虎。对此，张氏表面看似有所意识，但实际却是五十步笑百步（什么“中国启蒙文学运动自身就包含着自我异化的基因”之类，根本就是霍克海姆《启蒙的辩证法》之东施效颦）。由于学术准备不足，而创建体系的冲动又太过强烈，这种方法论上的病灶于是被放大而成为反面标本。
结合第二点，对现当代文学的新评价，我们对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所谓“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只有在运用于实际时，它的内容及其荒谬性才能彻底反映出来。1949-1976年的文学被论者称为反启蒙文学。但是在张氏理解的启蒙文学脉络里，“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因为它有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
让我们来看三段话：“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对人们认清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及批判国民性弱点具有伟大的启示意义，但是面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却似乎无能为力。而《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等作品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几代人的灵魂世界。……受革命乌托邦影响的人则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总能够像夸父逐日般向着一个既定的神圣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江姐宁愿牺牲也不屈服，对她来说，这一行为更为本质的动力并非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之美好愿望本身，而在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已内化为她一切幸福感、荣誉感、自尊自爱的源泉，随着血液循环而在体内流淌、沸腾 ，提纯、凝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此而献身便是其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是她自我价值的最高意义的确认”；“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信念使建国前后的文学取得了逻辑的一致性与承传性。……（并）解决了一个人人都要追问的方向与道路的问题。十七年文学不正是将这一答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的吗？”
对前者，用不着深入的分析就能看出其荒谬，因为它违背常识：凭什么将两类作品中的两类人物绑到一块，由你按照自己对启蒙的理解打分？《呐喊》、《彷徨》与《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孰高孰低？你想说的到底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中的人物事件？对江姐这一形像的解释，更是自作多情强作解人，不仅作者们、领导们不会认同，江竹筠大姐自己恐怕也会更加死不暝目——你究竟是要褒奖我还是要贬低我？而最后一点，将1949至1966年的文学创作按照自己的启蒙定义评价定位，则多少让人联想起新左派用所谓复数现代性对红色传统的包装。十七年有成就也有黑暗，个中曲折需要深入细致的具体分疏。张文概括简单粗暴，最客气的评语也只能是，感觉错位，不伦不类。
不过，我们却可由此大致窥知张氏启蒙新论的后半截内容，“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创造性自我之实现”，即是将崇高的理想内化，凝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所谓道德形上主义，则是对这一理性感性之结合的美学命名。在张氏笔下，哪怕所谓的理性（理想）属于乌托邦，只要它能解决一个人人都要追问的方向与道路的问题，它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就是“创造性自我之实现”，就是道德形上主义。因此，张断定“反启蒙文学思潮不仅不是对启蒙文学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是后者自身发展的结果。”他还反问：“既然可以置《离骚》的政治/封建性于不顾，而只观照其审美/道德精神，为什么就不能姑且抛离后者的革命语境，而从深层考察其审美/道德的内在秘密呢？”显然，他认为梁生宝的启蒙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把这样一种结合或结构作为启蒙的精髓，作为理解和评价文学的关键，也许不失为有趣的一家之言，但是，它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实在太过遥远。至于在另一处说“道德形而上主义既是1949-1976年反启蒙文学思潮较之此前与此后启蒙文学的高妙之处，又是它能够长久地戕害人们心灵的内在秘密”，更让人困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肯定还是否定1949-1976年的反启蒙文学；或者，是要从社会、人生上否定，而从文学、美学上肯定？文学和道德在他的文本中时分时合，恐怕只有他自己搞得清楚。
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其旨趣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人从其与神的不对称关系中分离出来，把原本属人的东西归还给人，因此它根本上乃是一个批判的概念。而这种批判性，首先就表现在对形形色色的所谓结合的警惕上。所以，有必要提醒，在张氏鼓吹的结构中，如果不明确感性对理性在逻辑和价值上的优先性，而一味强调双方结合的重要性，必然走向启蒙的反面，走向乌托邦，走向宗教。
事实上，在第三点，即其对今后文学走向的新规划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危险。他说，“从道德的角度，尤其是形而上的角度，来反思与重构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与反启蒙是极其必要的。”张文三番五次地引用康德的话来说明道德之重要。实际康德处人们对道德的服从乃是意志自由的个体出于幸福的目的，对规律的服从，与张氏将文学将生命的本质道德化并进一步将道德形上化，完全是两回事。“对《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等红色文本来说，无论在其艺术生产中，还是在其艺术鉴赏中，革命的因素都已转化为道德的因素，以道德冲动为中介激动着作家感染着读者。”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理性的使用、理念的正当，而是是否内化、是否与感性结合。张认为这种道德中介乃美的触媒和酵母，从祥林嫂身上，他也感到了这种美丽。他写道，“主人公形象多是一个政治上愚昧、经济上贫穷、惟独道德上强大的结合体。这就意味着，当他自觉在为自身、为自身的信仰而献身时，他实际上是幸福地做了另一种东西的祭品”。当别人对此提出批评时，他又抱屈说自己与批评者观点一样。冤什么冤！你写下这一切，不正是要从“一种审美道德形而上主义来反观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史”，“以凸显其独特的精神价值”么？
道德，形上，接下来，对了，自然是宗教。所谓形上道德主义的谜底至此终于浮出水面：“上帝就是爱的基督教精神，本身就是先验的，因此这种道德诉求充盈着形上光彩。……基督教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的事实，意识到人的有限，就是同时意识到无限；不满于局限，就是超越的开始，因此任何实用主义都是可笑的，可怜的，都是井蛙之见。……上帝之爱的意义不在于为现代自我回归精神家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路径，而在于为现代个人的道德超越指明和确证了终极关怀和信仰的意义。这是深化启蒙精神和升华人性的重要精神导向和资源。”
由道德和乌托邦领衔的体系，不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在引用一段《圣经》中的故事后，张直言不讳地宣称：通天塔是“人类形而上冲动的外化与象征。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建构正是为了通往这座伟大的精神巴别塔”。这不禁让我想起契诃夫《黑修士》中的主人公柯甫陵。柯氏因一黑衣修士的启示，听到了主的声音，从而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一跃成为“为永恒真理服务”、“为公众幸福不惜一死”的“选民”。冷峻的契诃夫告诉读者，当柯在“为永恒真理服务”时，他其实是个神经病患者；当他没有这种幸福感觉时，他倒是个正常人。柯甫陵最后吐血而死时，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显然，他相信自己正在“夸父逐日般向着神圣的目标”走啊走。
康德说：“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同时，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