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磊光的身份一样，笔者也是林贤治先生所说的“农民的儿子”（写这篇文字并不是想凑热闹，而是想说农村的一些现状。方法和《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的困惑》（刊于《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一样，采取深描。），对于农村的前前后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如今的演变轨迹，可谓是“亲身体验”，加之四五年前，又一直在关注三农问题，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所以，对于农村的感情，以及农村的变化，感受尤为的强烈。

这种强烈的情感，每次春节，需要返回乡村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不再是所谓的村庄调查时，以他者进入场域时的“熟悉的陌生感”，而是与血脉相连的一种情怀，你永远都无法割舍的感情。

今年春节，本来不打算回去，因为路途实在是遥远，还有人们常说的，转车就足够花上好几个小时，笔者看到有的人的文章里提到，他们要花费十几个小时，实在是感叹回家的不易。并且，现在的乡村公路，有的还是泥巴路，如果是下雨的话，那是相当的难走，车也无法进出，故而颇为麻烦。

我跟母亲说，我还是回来一趟，无论路途多么艰辛。因为，从广州出发，也只能买到坐票，虽然是硬卧改装的，而且还是临客。母亲说，都可以，但是不要太劳累。父母，自然是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我也不是害怕这种坐车方式，因为原先在大西北求学的时候，二十多个小时的站票都承受过。

广州东站的人，可谓是“黑压压的一片”，想必多半都是农民工（有的是第二代农民工），还有一些和我一样，都是归乡之人。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内涵中，春节不回家和父母团聚，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正有这种意味在其中，才有了如此壮观的“社会流动”场景。（有人曾说，春运是中国最大的一次社会流动（横向））。

当我们周折的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看到如此之多的同胞时，我第一个感觉不是他们的不易，也不是我的不易，而是担心上海“踩踏事件”的重演，因为稍微有点混乱，恐怕场面非常不容易控制，我们慢慢地，慢慢地移动脚步，生怕打乱了秩序，危及到了彼此的生命安全。而维持秩序的人，又在一旁不停的叫喊着，请注意自己的财物。也就是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不要在如此之乱的场面中，财物被小偷偷走，特别是一些辛苦了大半年的农民工，本来钱就不多，都是血汗钱，要是被盗取了，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伤心万分。诚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成为受害者。只是，比较而言，他们要更为的不易。

在卧铺车厢改装的空间里，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有的卧铺居然没有卖出去，专门留着，让上车的人有需求的可以补卧铺。我不知道铁道部门这样的安排是什么意思？是害怕没有人买卧铺吗？我相信，这票只要放出去，肯定几秒钟就被买走了。在十几个小时的路途中，在凌晨才出发的车厢里，谁不愿意多花一百多元钱，睡个好觉，以至于身体不那么的劳累。当然，我在一次从兰州回武汉的路途里也看到，有的农民，或者说底层人士，为了节约这点钱，硬是睡在硬座下面，这个场面和王博士生的文章里描述的如出一辙。其实，农民的逻辑，非常好理解，他们只是认为，反正劳累一点无所谓，钱可以节约还是节约。用我父亲在春节给我讲的一个道理来说，某人要走很远的路，穿着伍佰元一双的鞋子，如果穿着这双鞋走到目的地，那么，鞋子很可能就坏了，而脚没有事情。可是，有些农民却要把鞋子提着而不穿，打着赤脚走到目的地，因为，脚磨坏了，肉可以重新长起来，而鞋子坏了，又要花钱买。这就是农民的一个逻辑。

紧接着，车缓缓的启动，开向目的地，很多人也补了卧铺票，笔者也不例外。索然，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有补助的博士生而言，多花费一百元，没有太大的妨碍，只是如果把票开始就卖了，恐怕农民也弄不到。一则是黄牛在其中做鬼，另外一则是技术不对等，农民抢到票的概率要远远的小于熟悉互联网的大学生。这一点，在网络买票出现之前，很多媒体和网友就声讨过，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用学术研究的语境说，是个假问题。

故乡在腊月二十九才出现在笔者的面前，还是那个熟悉的村子，还是那些熟悉的人，只是有的，不知道什么病，突然去世了。所谓凋敝，其实笔者的感受却不同，倒是村庄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靠着公路的两旁，我问父亲，这些房子都是做什么的？父亲说，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也就是说，农民申请，然后盖房，让申请到房子的农民入住，但是其中的金钱怎么算计，我没有更多的过问，可以肯定的是，农民肯定也要出一定的钱才能够入住。

湖北中部的这场新农村建设，所盖的房子非常的有特色，我猜想的是，可能是受到省份临近安徽的的影响，因为新农村做的房子，都是徽派建筑的风格，看起来颇为美观。而又处于“中国农谷”的核心地带的沙洋县张池村的这些建筑，很多农民其实都想要，主要是希望得到一些交通的便利，以及举办油菜花节时，会有一些游客来此消费，获得上万元的收入。至于公共服务，根本都谈不上。没有自来水，没有互联网，没有超市，没有医院，也没有学校。和我们调查其他村庄时的感觉有些相同的是，新农村建设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因为房屋依靠的很紧密，而原先，“单家落户”的现象在农村还是常见的，因为农民希望得到更加宽阔的天地，可以喂养鸡鸭，即便是自己家里养的鸡鸭去“害人”（偷食别人家的油菜等），也不会被责问，良心上也过得去，吃的毕竟是自己家里的庄稼。可是新农村建设，把一些农民聚集起来以后，除了政治美学的需要以外（应付上级检查），就是上述中我们说的，有一些收入，可以交通更为便利。

回到故乡的感觉，是熟悉的，是陌生的，是一个外来者的考察，是生活和出生在此的本地人的回味。反正很多不同的感受纠缠在一起，说不清，也道不明。因为，毕竟是你出生的地方，那种客观的观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重现。当然，这也谈不上遗憾。

就在不到一个星期内的时间，笔者所感受和观察到的，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现在的礼节在谈化，拜年可以说越来越象征性。笔者之所以说拜年变得象征性是因为，有的人家可以去，有的就不去了；有的人家，必须什么时候去，有的人家可以推迟一点去。比方说，初二去丈人家，这是传统中约定俗成的，但是只要双方说清楚，还是可以推后。要是在以前，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小时候的记忆，可以旁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类的变通，谁也不知道。是阎云翔所说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还是学界现在提及的比较多的二零零六年税费改革以后的“原子化”，抑或是城市化/城镇化？

第二，农民往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钱，而不是你的社会地位去衡量你。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界定——权力，声誉和财富这三个指标来看，财富无疑是他们最在意的，而财富需要靠一些其他的东西凸显和表现出来，比如说，你开着一个只要是轿车的东西回去，无论是五万元的还是二十多万的，他们都会一致的评价说，这小伙子混的不错。再比如说，你在北京买了房子，他们会说，这家伙会混。他们往往用“混”来代替和表达你的努力，为什么用这个字而不是其他，笔者认为，这还是与中国的人情社会有关系。因为，“混”的背后，需要的是情商和智商的结合，而不是只有智慧就够了。混的好不好，需要靠人际关系来帮助。他们看不到你背后的努力，只能每年过年看到你的变化，以及你表达给他们的外在，故而采取这个词。至于说权力，那怎么凸显呢？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官员被前呼后拥，抬着轿子回乡的封建社会，权力的大小，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的感受。当然，你有权力，或许也很有钱，这个逻辑在中国，谁都明白。权力与金钱，往往如孪生姐妹一般，死死的绑定在了一起。这是很多政治腐败发生的根源。而声誉，你不可能在胸口挂着一个牌子，说自己是中央某某干部，他们会道听途说一些，但是也没有直观的感受。退一步说，你的穿着，你抽的香烟，可以体现出这些。只是，权力和声誉，怎么说都没有财富来的直接。

第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依然是老一辈农民的理念。从古到今，农村的孩子想出去，从宋代开始是靠科举，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言的考试，特别是高考。而考出去，不是做生意混出去，或者为官走出去，是有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内在逻辑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对于农村的孩子而言，而文化这个方面（教育属于文化）是最不需要看背景的。打个比方，笔者认识的一位教授，就是其中一例。他出生于X省的一个农村，春节却在美国过，因为一家人现在都是美国国籍，就是靠教育从农村跳出来的，这是非常直观的感受。或许，我们在春节期间还可以听到零星点点的闲言碎语，说某家的孩子如何如何，真的是给祖宗长脸了，或者听到，某某混的不错，说明我们某姓在外面还是有人的。这类表述，都直接性的给我们传达了，农民是希望头上有一个光圈的，特别是一个姓氏的家族。在湖北，这类现象和心理，可能还好一些，在江西，有宗祠存在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更为严重？这有待人类学家们去江西调查一下便知。返回来说，从古到今的这类底层心理，其实也不奇怪，毕竟从农村跳出来，着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等你归乡的时候，人们可能看你又是另一个神情，会不停的问你，“现在在那里？”、“毕业了没有？”、“收入多少”等等。他们都非常的羡慕，但是自己又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会说，“等你以后有本事了，把我们家的小孩也照顾照顾。”这类的“打招呼”是有中国逻辑在其中的，也就是“裙带关系”，或“近亲繁殖”。因为，你把你的亲戚帮一把，你的父母，也会高他一等，毕竟被帮助者，是受了你的恩惠，欠了你的人情。但是，帮归帮，要被帮助的人有这个基本的条件。不可思议的是，在笔者与另外一位乡镇干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当年考了公务员以后，把一些农村里的农民亲戚，全弄到城里了，一个人弄了五十多个。当官的，你帮我我帮你，这就构成了基层政治生态的另类逻辑。可是，都到城里以后，比起那些没有这个资源到城里的农民而言，那就光宗耀祖了，那就高人一等了。故而，出一个“凤凰男”，或者“出一个人”，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如果站在流动的角度来看，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背后的秘密，我想，很多时候即便去调查，也不会被告知。

第四，农民把子女送出去，自己未必希望到城里居住和生活。这个主题，涉及到城镇化，城市化的问题。笔者的一个亲戚，倒是一个例外，他儿子到了武汉的某著名高校从事教师职业以后，一家人从此脱离了农村，而他们过年也不回来。他们把子女送出去了，自己也跟着出去。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例子，其实在农村并不多见。只要有乡村调查经验的人，都明白为何。首先，他们不愿意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环境，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如何找回熟人社会的感觉，这一点对年纪已经有点大的农民而言，是一个难题。其次，去城市里用什么收入生活？没有技术，没有其他，只会种地的他们，如何承担日常的生活成本？如果让子女来供养，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再次，和子女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观念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的发生，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愿意留守在他们天生就具备的乡土情节，“根”情节的地方，老而将去。

第五，关于婚姻的看法。和子女们的婚姻观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将就，而子女们不愿意将就。我们的父辈，往往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于这个时代而言，不可理喻，但是放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这类婚事，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个时候，认识的人际范围，还有媒婆的中介作用，都决定了“婚姻—恋爱”的先后。而今，子女们，多半都外出工作，而不是留守在农村，这对于自由恋爱的社会风气而言，无疑是“你情我愿”以后才可能有婚姻的达成，而不再重复父辈们的婚姻模式。在笔者的聊天印象当中，有的父辈，说某家如何如何有钱，你当初怎么不同意？即便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对方只要有钱，都愿意把自己大龄女儿嫁过去，或者更为直接的说，有本事你带一个回来啊，有本事你带一个我看看。这里的“有本事”，不是说子女们谈不到男女朋友，而是对方是否可以结婚，而不只是恋爱，其决定权又多半属于子女，而不再是子女的父母。在子女眼里，合适的，才可以结婚，不合适的，即便谈了朋友，也不带去见父母。还有的父母说，年轻时搞对象和结婚会容易些，原因是年轻“胆子大”，不会担心那么多。反之，长大了，成熟了，也就越来越不敢结婚了。的确，这个时代，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小孩，养育孩子，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这样的成本，还有买房，医疗等一系列的生活开支，这就构成了如今婚姻的一个困扰。背后却是整个国家战略，在左右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婚姻，以及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不对等）。

从侧面观察和思考农村的变迁，从一些可操作化的指标中（比如上述呈现的五个方面）来窥探中国一个普通乡村的种种现象或问题，可以发现，三十年的农村发展，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确有很大的变动，的确也有很大的问题存在。

行文于此，又不得不说，有些问题是需要反复思考，反复琢磨，才可以判断为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今的一些文人墨客，在苦苦哀嚎所谓的乡村阵痛，其实是“无病呻吟”。背后，不仅是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支撑，还有中国的“根”文化在作用。这些原因，其实都可以算作是正常的，毕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还需要“落叶归根”呢。可是，有的问题，认真地说，真不是真问题。比如说，城镇化，城市化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结构，的确是存在学界所说的“断裂”，存在“供求不对等”，所以现在国家调整战略，采取土地流转的政策，“大户承包—土地入股”的形式种地（在湖北荆州地区发生了承包人拿着粮食收入跑了，而镇政府出面补偿老百姓的损失的局面），但是不能说没有劳动力，就把流入到城市的农民的儿子弄回去种地吧，这和又一次“知青下乡”（有的下乡还可以回去城市里）有什么区别？所以，这是一个潮流，是一个趋势，不需要激进主义的城市化，不需要把农民“赶上楼”的前提下，让农村逐步的变成规模经济的形式种植，让城市化在中国顺利的开展。而无需哀嚎，这是问题。

其实，笔者曾经和一些农民座谈时问过这个问题，城市化，他们怎么看？他们没有反对，但是对土地流转，他们认为，最好还往后推十年，让这一代人死亡以后来开展，会更好一些，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按照这样来做，因地制宜的采取这种策略，或许河北石家庄一村支书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就不会被村民枪杀。可是，这些问题，比起农村的婚姻，价值观变迁等等，要显得更为的刚性和激烈，还具有复杂性，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转眼几天的春节就结束，离开村子的时候，却有些舍不得，却又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反过来一想，也不怪。毕竟从从我们求学的初中开始，就不在村庄里长久的生活了，父辈们却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所谓乡愁也要，愁乡也罢，其实回不回去，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让父母早点脱离农村，让当地的百姓能够有更好的路可以走，让农村也变得更好，公共服务能够跟得上，或者说达到城市一半，也就可以了。

可是，这条路，还很漫长，中国的农村，特别是西部的农村，还需要更为的努力才能够完成。此刻，我却想起了过去在酒泉农村做调查的那位老人说的话，他说，我们百姓，只要不生病，啥都好说，特别是害怕生大病。想必，无论是对于笔者的家乡，还是这位老农的家乡，在当下最急切的，就是医疗保障，而不是交通便利。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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