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有良知。最早提出良知概念的是孟子，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良知源自人的动物属性但又从本质上超越了它，这就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宠儿而不是主宰。儿童从自由自私的天性出发，通过与身边亲人的交往，习得了最初的羞耻、恻隐、权责、是非等等观念。所以孟子所谓“不学不虑”应该指的是狭义的系统的学习研究，获得良知不须如此麻烦，但是向长者和从经验中随性的学习还不可少。这种良知无分种族国籍性别阶级，只与人性相连。有的人违反良知作恶多端，并不是根本没有良知，而是肯定最初会在内心经历与良知搏斗挣扎，后来渐渐麻木了，往往临死时出现良知复归，即常言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孟子还有一句名言“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许多貌似高大上的事物，只需用最浅白的良知去评判，就会露出藏在内里的萎琐，所以用良知去判别事物的是非曲直最简捷也最可靠。
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起起伏伏从未消失，最近随着主管部门及领导关于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和文章讲话的发表，这种争论再次升温，社会舆论反响十分强烈。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意识形态有鲜明的阶级性，先进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前者正确兴盛后者错误没落。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近乎认识社会的终极真理。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方略，相应地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有所放松，同样源自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得以在现行政经不对位的体制下登堂入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无法适应社会现状，一方面旧的一套修修补补，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又拿不出一个让执政党满意的新的替代品，这种状态下，硬要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如何让人心悦诚服呢？
意识形态说起来显得高深莫测，其实它的许多理论说法只需用人的良知去观察，正误高下即可立判。按通常认知，意识形态是人对世界和社会成体系的看法和理解，粗略可分成哲学、政治、艺术、宗教等若干系统，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一般地说，社会身份不同的群体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会有差异，甚至截然对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意识形态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纷歧到趋同的过程。广义地说，各类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拥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组织严密的团体和文化层次较高的个人所具有的较精细明确，反之则较粗疏模糊。
现在人们一提到意识形态，大多当成了贬义词，意指统治集团强加给社会的一套理论言说。其实从语义上说，它只是一个中性词，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有自己的清晰度有别的意识形态。比如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也认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这就是他的法制意识；但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可能会鄙弃以命抵命的做法。两下相较，你不能不承认有文野高下之分，只有世俗文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对一切人（包括十恶不赦的罪犯）生命权的认知才可能发生质的改观。
人类告别茹毛饮血时代以后，已无法脱离社会而原子化地生存，人在同他人（单数的或复数的）利害冲突时，必然会沿循一定的原则（意识形态的具体项目）行事，无分明暗强弱一定会有。人们基于不同的利害考量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互有交集或完全对立。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或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卓异不群，曾风光无限雄踞世界一极，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彻底解体及其成员程度不同向西看齐，这个意识形态只蜷缩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内艰难维持。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曾经拥有的辉煌地位，绝非浮浪得来，它对客观事物的解释，也曾基本契合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与人们的经验无大抵牾。比如关于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于是为了保护已有的和争夺更多的财产，就需要有组织的暴力机构执行这一职能，于是国家就产生了。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人身依附的日益松散，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经历五大形态，依次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五种当中，一头一尾尚未出现国家或消除了国家，其他三种形态都需要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的国家存在。其中社会主义阶段比较特殊：虽然从生产资料所有权上说，除去国有就是集体所有，有产阶级彻底消失了，大家“咸与无产”了，按说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据说国内一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图复辟旧制度，而国外还有帝国主义势力觊觎颠覆新兴政权，所以，无产阶级还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家暴力。
在国门紧闭信息封锁的开放前时期，马克思主义这一套说辞无疑是自洽的，满足了人们的知识需求。不料，社会事前毫无征兆地改革开放了，谁都看得出来，这一巨变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按经典的马克思学说，这是从无产无阶级的社会退回到了有产有阶级的社会，说得再直白点，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从2001年起，全国取得合法地位的私有资本就已超过国有资本占有了大半壁江山，你还硬要说是什么“特色社会主义”，这简直是挑战人的逻辑良知，你发展马列的创造力再高强，也不能公然颠倒黑白吧？如果共产党人确如所称是“最讲认真的”话，就不应该讳言这一铁的事实。这就是仅凭良知就可以断定是非的事情，根本无须引经据典多费辞章，因为人们的良知不接受指鹿为马的欺骗。
还回过头来说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有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异（不完全对立）的西方解释，大约可归入主管部门领导所指的“错误观点”一类，也不好安一个什么主义的名头，要之发源于人的良知与经验。它的说辞大致如此：与马克思描述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相仿，总之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时代，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什么盈余的生活资料，大家都勉强糊口，偶有利益冲突，不够激烈与普遍，无须暴力组织弹压维稳。后来生产力提高了，私有财产出现且快速提高，一个社会团体内部纷争蜂起，对邻近团体也需要视情或抵御侵害或发动攻掠。这里必须先预设一个假定也可以说承认一个事实：人的天性是自由与自利的。如果不加任何限制，人纯依天性行事，那个原则肯定是不择手段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说露骨些，就是损人利己。人人都依此行事，社会无异血腥残暴的丛林，人类也就无异虎豹豺狼，上帝对人类的荣宠只能是枉费心机。所以，自由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但是为了避免盲目厮杀带来的无谓损耗，自由也必须加以适当限制，这就需要一种居间的第三方权力，掌权的政治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组织存在的惟一的理由就是调停社会各方利益，保证社会带给所有成员愈益增大的福祉。
至于社会形态，不同于马克思的五大类型说，原始社会没有国家且考古证据不足可不论，未来国家能否消亡，因为人性中的恶不可能根除，所以大约消亡云云相当渺茫也不妨存而不论。依国家权力来源与运行模式，社会其实只须分成两种形态就可覆盖无余，一种是专制社会，一种是民主社会。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权来源于武力争夺及基于血缘的传承或统治集团内部非文即武的私相转移，而民主社会的最高权力则来源于民众的公开的实质性选举。
至于权力运行模式，则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国家机构的大小成员不是上帝派遣的天使，都是一些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的红尘中人，也必然会有正常或不正常的自利冲动。对他们不正常的贪欲（广义而不限于物质利益）应该加以有效约束。同样不能指望上帝派遣一支绝对公义的神域力量行使这类约束，尽管我们多么希望上帝眷顾人类，派出天使监督权力，但这绝对不可能，就连拣选一个至贤至德的人也不可能，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把政治权力一分为二或更多，使它们互相牵制，减少乃至避免一权独大可能造成的难以补救的灾难。专制国家所以叫专制，就是独大的权力不愿受到任何约束，它不可能分权给他人。民主国家的大权原本来自民众所授，必须尊重民意，凭掌权者本意可能也不愿受到牵制，但他无力违拗民意，民意要分权，他除接受别无选择。
这显然也是一种有关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显然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来源于人的天性和经验，不分种族民族肤色性别，只要反躬自问自己的良知只要体味零星的人生经验，就不难得到这个结论。亿兆繁复人类的政治意识观念可能多种多样，大家要和平共处就要找到最大公约数，按数学定理，这个公约数至少是1（最大的公约数其实是最小的1，似也是冥冥中的安排），不然全部针尖对麦芒，就会争执不休永无宁日。很显然，在政治运行模式的观念上，分权制衡应该就是那个1，在这个1之下，是分二还是分三分四，这个大一点还是那个大一点，可不可以再合再分，都不妨各执一词，不会闹到不可收拾。有了这个1就是无可替代也无需补充的完足和丰满。人类在经历不同形式的一权独大（专制）社会后，获得了这个意识形态，并且在西方首先付诸实践，建成了分权制衡（民主）的制度，到现在全世界已有70%以上的国家选择了这一制度，这应该是不可逆转的轨迹。不承认这一最大公约，有自外于人类的嫌疑。
这第二种有关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无须外力输入，只要叩问自己的良知和经验即可获得。与这种内源性的可自生型的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经历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失败的实验后显得孤弱落寞，而且从人心出发，它更显凄凉绝望。内源自生型的意识形态经过了独立判断分析鉴别思考，因此是理性的接受，保有的较持久。而强制输入较不可靠，尤其是迫于压力盲目接受，当压力消退时，就会弃之若敝屣。
一旦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意识形态失足仆倒，由此派生的该体系的其他理论就此失去了正当性的支撑，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被逼到了毫无转圜余地的死角。这似乎用不着无甚意义的饶舌了。
看看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实践纪录，就可知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运行过程与结果，无不与它宣扬的意识形态恰成背反。那些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不去说了，现在号称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用它口头尊崇的理论学说取得成功的有哪个？
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说，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源泉“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我们认识到，这种理论极其可疑，与事实严重不符。个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谁的利益谁自己最清楚，别人总不免隔皮断瓤。而集体利益是什么则很难推断，多数时候由该集体权力最大者说了算。而权力最大者也是欲望之躯，穷根究底，所谓“集体利益”也就成了权力最大者顶多再加上依附于他的人的“个人利益”。拿这种认知去对照现实称得上若合符契。一个个百姓“个人”被牺牲了多少个人利益，舍小家为大家舍终身为国家：被征了过头粮忍饥挨饿、被禁锢农门当二等国民、被轰去上山下乡荒废学业、被买断下岗“只不过从头再来”、被廉价征走土地失根无依------而所谓的“集体”也即大大小小的掌权或与权力沾边的“个人”却从中大获其利，看看权力场大面积的骇人贪腐再明白不过了。所以，赋予个人追求利益的自由权利，不施加法律之外的限制，有了个体的自我丰满才有整体的完备，所以不是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而是相反“小河有水大河满”。
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说，我们社会主义体制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无须借助体制外的制衡力量。真是这样吗？建国以来，执政党自己承认的错误，如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等浮夸风、如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不错，表面看确实都被自家平了反，深入一分析却另有玄机：一、它反映出既无行政民主又无党内民主。当时党内党外都有强烈反对意见，如果认真实行哪怕其中一种民主，及时纳谏刹车，也不会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二、最终的纠正方式竟采取的类如宫廷政变的非正常手段。这种所谓的自我纠错不是太邪门了吗，有什么值得自傲的!别忘了，还有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等大小不等的运动风波等，虽然无论从曝光的真相看还是从民间的舆论看，早就应该平反了，但一拖几十年，现在还看不到纠正的希望，所谓的自我纠错不是很“骨感”吗？
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了无以计数的思想观念，用我们的良知和经验，再参照相关的异元理论，都不难发现外表华美的衮袍其实千补百衲。我没有写长文的计划，就此打住，不想往下历数其详了。
对以上的主流理论，学生时代的我曾深信不疑，坚信我生活在世界上最正义最幸福的国度，所有国家必定早晚都会走上我们的道路，我们有责任去启蒙去解救他们。那一切当然发生在国门打开之前。自从国门打开且越开越大，外面的世界向我们展示出了它本真的面目，我们有了可资比较的诸多对象，有比较就会有鉴别，有鉴别有分析才会有趋近真实的结论，于是把以前喝过的“狼奶”一口口地吐了出来。这昭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一个信息高度封闭（内外全封闭）的环境里，只有一种主流声音自说自话，再配合或显或隐的强力卫护，这种声音就是无可撼动的真理，根本无待“重复一千遍”。
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就是一块敲门砖。我没有做过调查，不敢妄下论断，但我说多数人不把它当真，应该不算胡言乱语。行内人表达过“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强大的解释力。如果一套理论，只是停留在课本里，天天让人死记硬背，却无法解释新事物、新现象，那真是‘一把火烧了’了事”。对延续了几十年的这种现象谁也束手无策，专家们都是“瘸子打围——坐山喊”，都在呼唤构建“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但至今八字不见一撇。司马南先生就曾愤愤地质问“为什么我们党那么多好的做法好的主张好的经验宣传起来就味同嚼蜡， 板着一副可怕的面孔让人敬而远之呢?”
所以辽宁官报有见于此，只好近乎卑微地乞求大学老师“请别抹黑中国”。大学老师何尝不想顺情说好话，但他只要良知未泯，你让他怎么说？这真是一道比歌德巴赫猜想难过一百倍的难题。当然也有不少心怀壮志的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升级成现代版，但迄今离真正的成功相去悬远，还看不到依稀曙光。最近有一位黄佶先生挺身而出，要挑战这一难题。他认为，高校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存在三大障碍。只有破除了这些障碍，教师才能讲好这门课，学生才会爱听这门课。例如，他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未完工的项目”“教师向学生说明：即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尚存在问题，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完全正确的，在当年是很先进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这真够奇葩，理论错误，居然观念还能正确!再如，黄先生一面承认马克思在论证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等观点时存在失误，但又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做辩解，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老师讲课时理直气壮，学生学习时口服心服。”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你把一个完整自足的理论打开了缺口，居然还能维护它的完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黄”克思主义？另外，不知黄先生可曾想过，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这块基石一撤，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理由还能成立吗？你只顾了你的经济学讲通了，不管马克思是三位一体的体系，这不是帮倒忙吗？这种不入流的小聪明，能被意识形态主管者接受吗？这种手法也太笨拙了。我们期待既有黄先生雄心又更有实力的大家出现，真正破解难题，让老师“理直气壮”，让学生“心服口服”，保证能斩获国家大奖。不过，从良知出发推测，这个期望恐怕十九会落空。
我们马列专家里肯定有不逊于马克思才智的大师，加上现今的物质条件比马克思那时好过不知多少倍，为此拨给的课题经费多得只愁花不完。如果仅凭这些条件，创造出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应该不算苛求，可现实是使出吃奶的劲也拿不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硬要把错误演绎成真理，其难度真的不亚于要骆驼穿过针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