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执政党中央主导的新一届政府任满两年，成绩缺憾俱在人所共睹，客观而公允的评论触目多有。现在好在言论自由度增大了，当权者不再强求舆论一律，其实自从有了互联网，箝制舆论的做法已基本难乎为继了。说到成绩，当然首推强力反腐，抓了一大批老虎苍蝇，赢得一片喝彩。最令人称道的是，当局承诺，反腐不会仅止惩治一批腐败分子，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制度上保证腐败分子不但不敢腐，更要他们不能腐不想腐。两年过去了，承诺的制度建设踪迹难觅，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无限期地延宕下去，前面那些赫赫战绩不但可能流失殆尽，更重要的是人们将有理由认为所谓的反腐不过就是一场权斗，是人们再熟稔不过上演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的新主立威。
其次，本届政府显然认识到，仅以GDP持续高速增长证明执政合法性并不可靠，因此想从经济高速发展扩大民生实惠的狭囿里挣脱出来，转轨到如大多数国家一样提供现代公共服务的范型中，从而为中国特色政权造就摆脱受制于经济盛衰的脆弱正当性、赢得较长时期的稳固合法性。用许章润教授的话说，就是“表明政治统治正在‘从绩效向规范转型’……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生福利，总归有个尽头，政治统治不可能以无限度提供源源不断的民生福利和经济红利来换取合法性，毋宁，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恪尽政治之‘建立主权、分清敌我、区辨公私、提供秩序与进行决断’这一本意，将和平、安全、公正和免于恐惧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才是国家内政的基本职责。”
虽说这种转轨是统治者迫于形势的应付之策，但它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正当性。不过，情况是统治者想这样转，民众却不一定买账，老百姓已习惯了被长期灌输的中国特色道路可以保证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所以政府不得不拼全力维持高速度，毕竟在民众眼中，最直接最真切的好处还是尝得到抓得住的物质实惠，经济一旦重挫，老百姓不会真心实意和统治者共度时艰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那将不仅仅是一届政府的危机，而必然是整个执政党的危机。以我们中国目前的体制，因为党的执政地位万年不易，不像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一个党失利，其他党可顺势上位。我们党一旦失利，没有任何政党有资格接手，其结局无从捉摸。以目前的情势，这可以说根本无解，或者说有无数个不确定的解，这是个让人一想起来、脑袋比柳斗还大的事。
这还真不是杞人忧天。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加入了世界经济俱乐部的中国，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来时很难独善其身，一次躲过了是偶然，两次逃脱了是侥幸，别看自称何种特色哪家主义，没有什么“必然规律”护佑，出现衰退才属正常。没有融入当代世界之前，中国就出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然执政党管它叫“暂时困难”，进入新时期后，也经历过类似的“困难”，好在经济体制及时转轨，很快进入了崛起腾飞的快车道。幸运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如今这一波世界经济向弱的冲击下，我们的经济不幸应声下滑。十多年来，很多中国人被养成了“西方不行了过气了，且看当今世界，风景这边独好”的思维定式，而这被危险地归功于执政党的“三个自信”。说它危险，你不能只享受成功的荣耀而不承担失败的责任，不是你的成功你揽了过去，到失败了你想推掉怕是很难。况且，你想推又能推给谁呢？推不掉就要被追责，烂摊子就应该交出去，可是根本没有预备有资格接手的选项，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国歌里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只是一句歌词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乎耸听的危言，桩脚是坚硬的大地。
拥有统治权力一向有个“合法性”的问题，任何统治者都绕不过。柏拉图提出“该谁统治”的问题后，西方根据统治者的品德，归纳出三种统治形式：君主政治（含暴君政治）、贵族政治（含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和我们东方不一样，西方首先登场的是民主政治，那是真正的人民统治，但它暴露出“多数人的暴力”的问题，因而是不道德的。现代民主则扬弃了古典民主的弊病，变多数人的肉身统治为对少数受托统治者的事后评判与奖惩（决定其留任或罢免）。我们中国演绎了两千多年的君主政体，政权的更替一靠相同血缘延续，保证了大多数情况下不须死人流血，不得已时只能以打江山的惨烈方式完成。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是“君权神授”，皇帝自称天子，表明最高权力神圣不容凡人觊觎。当凡人不甘寂寞揭竿而起时，也会同样借助神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理念非常睿智，神代表天道代表公理，统治权披上这件外衣，就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的君权也要得到教权的加冕，但不像中国两权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这或许就是中国君主专制特别长寿的原因之一。
自从民主蔚成不可逆的风潮后，真正的君主政体已属凤毛麟角（君主立宪的各国其实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各类独裁专制的政权无不披上民主的外衣，对这两类国家你无法循名责实，世界真奇妙，奇葩时时有，大约没有这类奇葩，世界未免太单调，这是上帝逗人玩的恶作剧。
新一届当权者明确提出了12词“核心价值观”，其实这些价值观从中共建政以来一直被零散地宣示过，只不过一直声称，这些价值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等是货真价实的，远远优于资产阶级的同名价值观。最新推出所以引人注目，一是集中打包，二是不再以所谓阶级性自外于世界主流认知。这确实是一个进步，是向普泛价值内涵迈近了一步。但同时只能遗憾指出，这一步步伐太小，给人稍进即止的感觉。这12个词不是空洞的口号，每一个都有具体而明确的内涵，尤其似涉敏感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五个概念，最高统治层并没有给出权威的阐发，一任社会各方作歧异乃至相反的解读。也许这就是当权者想要的局面，你们尽可争得斗鸡似的，显得民主范儿十足，我却稳坐钓船，因为一个定语“社会主义”就明示了最本质的信息：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就是“党的领导”的同义词，由此，一切争论显得可笑而多余。
即以民主政治而言，普泛而通俗的标志就是“一人一票”（每位选民以合价值程序的方式给自己的政治代表或中央及地方政府首长投出选票）。“一人一票”不能保证每次都选出最优秀的精英甚至可能选出恶棍，但能保证周期性地纠正不当失误。其他各种名目的民主诸如“协商民主引导民主”也许有时也能选出杰出人物，但杰出人物也会犯错，这时能否纠正端看主导民主者的好恶了，与民众的意愿基本无关。当然，“一人一票”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其他还有政治的多元格局、权力的相互制约等。所以，有了“一人一票”（这里指合乎价值程序而不是徒走过场的仪式），并不肯定就是真正的民主，但是，没有这种仪式，根本就不配称什么民主。
有人指出了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这是人所共见的，谁也不想否认。但是应该首先指出一点：民主就是民主本来只分真假不分西东，一如马克思主义本也没有地域之分，硬要分个东西古今，其实目的无非想塞进非民主的私货。民主政治有它先天难以克服的缺点，比如某些人乐于诟病的做出重大决议的低效率。但综合去看，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可说颠扑不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民主并非美艳如花，这是反民主人士度人之腹的一种臆想，以为这样一来，指出了民主的丑陋就顺带击倒了民主，这种手法显见拙劣。民主其实就是坏中选优，用咱们中国一句俗话说就是“矬子里拔将军”，如此而已，民主谢绝一切善意与恶意的戴高帽。
当权者承诺依宪治国依宪理政，这非常好，但真的宪法与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悖离民主原则搞出的法系都不是真法。执政者老早就抛弃了“打江山坐江山”的专制逻辑，改称“权为民所赋”，强调权力来源合法。这里的民就是天理人心这个最高法的化身，也可以说这个民就相当于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属意的法就是人间的最高法——宪法。据此可知，在人间，任何团体与个人都必须在宪法之下，任何超越宪法或与它平起平坐的辩解均属僭妄之举。为了落实宪法这一根本原则，必须制定具体的法律措施加以保证。
改革喊了三十多年，堪媲马拉松，成为世界笑话，可申请吉尼斯。改来改去，尽在外围，绝不攻坚。其实再改上一百年，基本盘还是老一套。政治体制改革说来归去就是解决一个“权为民所赋”的问题。当年邓小平承诺改，不知为什么就没了下文。以后两届政府也没来头的提过几句，尤其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温总，临卸任时非常动情地多次宣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消失”。到了第五代集体，干脆只字不提了，而是不时声言要坚定“三个自信”，这是明确表示，政改已完成，已建成了比西方民主还民主的体制，现在说的此“改”已非彼“改”，各界勿庸多议。
与之前的政体比较，改没改不好说，改了多少不好说，但有一点很清楚，你说它是什么政体都行，就是别叫它民主政体。民主不民主不是你一家说了算，不能跟大多数人拧着来，不能跟明确的共识拧着来。否则只能每天都生活在拧巴的纠结之中，不断地去唠叨谁也听不懂的特色政治。
民主就在那里，简单而清晰，你不承认它没用，炮制一个“特色”的跟它打擂台也没用。你唾沫飞溅你声嘶力竭，你以为重复一千遍就会成真理，结果都成了西西弗斯的徒劳。
说民主简单而清晰，是因为说到底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框框，如果你不准备从事学理探索，只想了解个概貌，也就花个半天时间。想多知道些，读个两三本书足够了。外国的读点洛克、哈耶克等，中国的读点胡适、罗隆基、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贺卫方、杨恒均等。不管书写得多厚，读到最后，薄到也就剩那么个十条八条。近来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网络“大B”一再把多年前写的博文贴出来，我考虑有两个原因：一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都是简单的常识，很容易写尽，不会与时常新，说多了只能是重复；二是局势多年还是老样子，针对那时的议论依然鲜活适用。
那么多民主型政体就在那里，它们的预期寿命大约不会比我们短，远的有堪称典范的美国，近的有同文同种的台湾。与它们的比较会常在人心，现在是网络时代，国门很难关严了，歪曲现实的宣传基本失效，反足自取其辱。柏拉图的经典之问“该谁统治”永远不会被一句无由证明的“该我统治”终结。只要一天不实行民主转型，统治者就一天不会消除心中的焦虑，其实总把“自信”挂在嘴边，适足反证是一种虚怯。真正自信是敢于放手做，敢于向别人兜售自家的货色。过去毛泽东庶几近之，他敢于向全世界推广“三个世界”理论，虽然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梦幻。现在收缩到了只适用一家的“特色”，且反复请求别人尊重自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胸襟气度小到如此不堪地步，真让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再看看民主政体的政府最高领导不时要接受媒体和民众代议者的采访质询，而我们的领导人只是到处作“重要指示”，需要面对公众时只是推出各部门发言人打官腔。所以我们的领导人永远不会有失言的尴尬，永远保持伟光正形象。民选乎哉，民选乎哉，仅此一端，可见分野。
现代的治国理政，有志有能者辈出，看看许多国家，教授律师放下手头工作就进了国家决策圈，一点不稀奇，大家公平竞争，得民心者胜。这涉及合法性，更是一般常识应有之义。这类人才，不全在执政党内，或者他们不认同党奉行的主义，或者有其他考虑，再看看自家，这想都别想，任你本事如天，还是找个凉快地歇歇吧。党外别想，党内也别动念，你是封疆大吏你是部委首长，你自然而然想升据大位，你公开宣示此意表示愿与同辈竞争，根本没门。谁有资格揽过大位？一如人们从大辫子剧中看到的，那是秘密立储的结果，不到火候不会揭锅的。无民主不公开真能消弭各方人杰对大位的渴望吗？当然不会。一些投机分子假称认同党的思想宗旨钻入党内，非如此不能获得晋升资格，于是口里说的是不由衷的假话，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你谴责这些人道德低劣？那是打错了板子，是不民主的制度之恶造就了这种人格分裂。一旦他们“劣行”败露，大张挞伐，实在是让这些本可有作为的人替恶制背了黑锅。
本来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存在不同的思想观点，气味相投的人就会聚而成团。对这类团别想三讲五讲外加压制措施就能感化之进而吸纳之，共产党对真正有另类信仰和思想的人改造了几十年，成功者几何？现在仍寄望于发扬思想教育的“好传统”，执迷如此不智如此，让人夫复何言！其实毛泽东对此倒有清醒的认识，他坦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极可惋惜的是，他承认是一回事，但如何面对却极度专制，他采用的对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绝无一星半点的求同存异的胸怀。对党外的右派引蛇而歼，对党内对手污名抹黑批臭批倒。你可以维护党的统一，但不该以一尊而压百众，尤其不能以非法手段剥夺对手的公民权，是党章在法下而不是在法上。如果党内有正常的民主，薄熙来等大员也不至于采用邪门的上位手段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真心希望当今领导汲取教训，以现代政治家的气魄，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然后推及党外，允许不同政见百家争鸣，让人民以建基在充分知情权上的好恶，自由选择他们心目中的领导人选，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当政者还在不遗余力用过时的意识形态灌输青少年一代，真是太不明智。我这辈共和国的“第二代”被灌输了几十年，也坚信过，但异质思想破门而入以后，尤其了解到诸多被精心遮蔽的真相时，终于彻底转向了。当今的灌输，大环境是国门大开，网络覆盖，可知难度比几十年前大多了。现在年青人转向真是分分钟的事。这种讲者假装自信地讲、听者假装信服地听，完全就是一出滑稽剧嘛，结果不问可知。但绝对悲哀的是，浪费了青年人的大好光阴，还会制造一批玩世不恭的人和一批伪君子。
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现在的年青人不会对历史的苦难与真相感兴趣，因此宜于甩掉所谓“历史包袱”，凝心聚力去打造伟大之梦。他们真的错了，他们错看了现在的年青人，也终将会错看未来世代的年青人。前不久，《环球时报》单仁平先生针对一则储安平先生衣冠冢落成消息发了一篇不咸不淡的评论，引起了一位90后小年青的不满，他义正辞严地反驳道：“往事并不如烟，先生在文章中说：‘让那一页翻过去’，往事如烟，事实永远留在过去，这些都是对的，可是先生不要忘了，翻过去不代表不存在，如烟也不代表消逝，留在过去便是依然存在。我们常常希望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针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斤斤计较，没有人愿意过度的去追究历史的责任，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相反我们应该谨记，应该牢记我们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坦诚的面对自己的过去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未来，如果一个民族连过往都不敢承认，那又如何做到以史为鉴呢？”真是“不信青史尽成灰，不信东风唤不回”，这位小年青说得多好啊，后生可畏不可欺。90后者如此，也同样有理由寄望00后及更后的世代。民主就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任何人的美化与歪曲注定于事无补，你躲不开绕不过，人间正道是沧桑，国家走上正道是中国人的大幸也是地球人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