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区要补选人大代表，十来米长的选民榜贴出来了，密密麻麻的人名蔚为大观。进程堪称神速，前天居委会两位年届八旬的志工大妈颤巍巍送来了选民证，昨天即进站投票。补选一位，候选人也一位，不知何方人士，连男女都不知。工作人员笑眯眯送上选票，指着一个空格，“您画个圈就行了”，然后紧盯着你看，可能怕错图形，一切如仪后，递上一盒双胞胎毛巾聊表谢意，于是大功告成。

类似的选举，已记不清多少次了。上一次还是上两次时，还是差额选举，事先有候选人的简介，又开了和选民的见面会，这次全免了。不过这次也有改进，给选民送了小礼品，当然不用候选人买单，政府包办都是自己人，财政开支理所当然。静下来想想，“选”代表了吗？一个从未谋面早经指定的候选人，没留什么可选的余地，只需要你“举”笔画圈就是了，叫“选民”名不符实，叫“举民”更准确些。其实循名责实一番，这类事情正经不少。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十二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阐释的“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形成了小小的颠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字眼似乎是对“专制、禁锢、等差、人治”的承认和反拨。但安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又不给出明晰的诠释，以至遗坚持原旨意识形态的人以固守的口实；对“依宪执政”的确认，似乎承认了宪政在治国理政领域的正面地位，对挺反宪政之争明示偏向。但且慢，这些加了定语的词语其实一词多义，你理解的义和他表达的义可能不沾边甚至满拧着。而且，口头上乃至书面上的宣示，距离实际上的实行，还有遥不可测的路程，谁也不会天真到认为宪政已经确凿无疑要落地了。

反对宪政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拿领导人的讲话说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习总的发明，上溯前几代领导人都有类似大同小异的说法。这些论述是反宪政的人特别喜欢引用的，确实对他们很有利。这段话里的三者“有机统一”，其实是两者，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有机统一”固然皆大欢喜，但不统一时怎么办？答案明明白白摆在那，党的领导绝不能丢，只能是法屈从党的律条，“依法治国”全身而退，被“统一”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所谓“法治”者，其地位不过如同“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之流一样，只是党手中的工具，可以随时修理随时更换。这绝不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历史上现实中大量存在未来也必然不会绝迹的情况，这是目前怎么争辩也不会有解的，只能留给无限期的未来。

由上可知，“宪政”啦“自由平等”啦，字面上与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并无二致，但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下，就有了独具一格与普世绝缘的涵义，就成了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东西，谁来给出条件的内容和限制的范围？这无疑是个小儿科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回答。

以上绕来绕去，什么定语啦多义词啦排比啦回文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中学语文里兜圈子，确实如此，难怪有人给安了一个名目，叫“修辞学政治”，实在太传神了。为什么不去掉花里胡哨的包装，有话直来直去地说呢？须知政治事务是面对大众的事，是解决日常生计俗事的，讲这方面的道理贵在简明易懂，修辞在立诚，如果相反，那叫“文饰”。把本来清楚明白的东西“文饰”得面目可疑，让人猜东猜西莫衷一是，这至少不是正大的政治行为。至于把普世之人都理解的概念，强安上一个别解，也违反了词语“约定俗成”的生成机理，除了贻笑大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前段一位姓司马的先生愤愤地质问：“为什么我们党那么多好的做法好的主张好的经验宣传起来就味同嚼蜡， 板着一副可怕的面孔让人敬而远之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不难找到。就以去年宪政论争最热烈时，汪亭友先生的一篇《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为例，可以看得很清楚。汪先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引经据典地谈宪政的由来、实质、本质当然很拿手，他先是引用了大量的马恩论述，又细捋了一遍宪政的沿革。洋洋洒洒三千多言，总算得出了一个自然的结论“法治取代人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接下来却笔锋一转，用一个“然而”，就轻飘飘地说出资本主义的法治只是“资本特权取代了封建等级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是资产阶级法的本质”，这无异否定了法治的进步性质，等于说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真正的法治，既然如此，“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云云岂非说昏话，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证，让人敬而远之还奇怪吗？诚如司马先生感觉到的，那些专吃马列主义理论饭的人总是板着一幅可怕的面孔，其实非汪先生独然，而是这帮所谓专家的通病，更甭提一般摇旗呐喊的人了，要他们用生花妙笔或如莲唇舌让普通民众心悦诚服，那简直是逼死人不偿命。

翻回来还说为什么会这样。我所以说答案很简单，当然不是信口乱说，用句文点的词——非不知也，是不能也。他们明知马恩后期对自己前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过重大修正，他们明知列斯毛的理论和实践是违反马恩的基本原理的，他们明知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他们明知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退回并接续上了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状态，但他们就是不愿面对，只能死抱住前期马恩和已被事实否定的列斯毛，犹如白头宫女说玄宗，这种陈滥之词谁又能耐住性子听进去!既如此，除旧布新换一条路子不就行了吗？要知此路根本不通，真改了，就不叫“正统”马列主义了，他们的饭碗就不保了，所以说他们“是不能也”，司马先生的愤懑根本无解。但可让他们宽慰的是，尽管种种陈词“味同嚼蜡”，但并不妨碍它们登上如《红旗文稿》《环球时报》一类的大媒上，运气好时还能顺势在全国所有官媒上露一小脸。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包括马克思的自我否定。例如用暴力推翻资本家阶级，以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时代的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通过股份制等过渡形式，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和平转变，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在揭开剩余价值的秘密之后，进而探寻剩余价值的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发现的。这就否定了他在二三十年前的用暴力没收资本家企业的主张。可一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死认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后，实质上的新资本家群体出现了，理论家们还抱着“专政”的大旗不放，让人不免生出“今世何世”的恍惚。

弄清一些理论是非，其实一点也不难，不需要莫测高深的理论家云里雾里的绕腾人。听他们的说教，无异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只要稍有逻辑头脑，就不难明晓事理。比如杜光先生就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是主体，但是被偷换成了执政党，原主体却成了被动的客体。类似的主权和人权、公有制和私有制、宪政和专政、阶级斗争和议会斗争，官方的讲解基本上被解构了。那些陈词只能出现在官场和教科书上，难怪辽宁官媒几乎低声下气地求大学教师“请别抹黑中国”。但大学老师他爱惜自己知识分子的羽毛，他肯拉下脸来违背基本的逻辑与良知吗，他毕竟为人师表啊，官媒啊，求你对大学老师睁眼闭眼吧。

几十年来，变不离宗的意识形态教育，究竟有多少成效？多少人只是在学校里不走心地背着那些条条，因为他们要升级要升学，丢得起课丢不起分啊。职场上有时也得做做样子，因为他们要保饭碗要升个一官半职，这都是丢不起的必杀技啊。“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真是无孔不入，而且说来也怪，它似乎有什么不容抗拒的魔力，不用谁强迫、不用谁利诱，就那么轻易地接受了。究竟是什么魔力呢？想来想去，只能是基于形式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力量。要抗拒这种力量也简单，不过只是难度较大，就是重新闭关锁国，重新生活在一种声音一种形态中，就像当今的朝鲜一样，老百姓是那么地整齐划一那么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向前方。不然的话，以我为例，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受了那么多马列教育，现在所剩无几，甚至颠倒不少。人同此心，只要没丧失基本的是非心和判断力，只要不割裂时空两域，都不会在“名”“实”之永远犯迷糊的。

最近读到邓晓芒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化批判与人文建构》一文，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越来越不对现实生活按照人们的预想短期内朝某个理想的方向改变抱天真的期望了。倒并非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是逐渐看出，中国的事情主要靠时间来慢慢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注定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有待于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我深以为然，但需说明一点，我理解他说的“不是人为的结果”，并不是让大家袖起手来干等水到渠成。他是从宏观上说的，微观上的人为还是不能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