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两大文集——《文选》与《玉台新咏》，恰成对照。《文选》收録了更令人思考人生的作品，《玉台新咏》收録了更艳美的、感官性的作品。前者由不满于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后者由拥护、指导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与刘孝绰等属官编纂《文选》的是萧统，命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的是其弟萧纲。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朝的开国者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立为太子，未及帝位，三十一岁卒。《文选》之外还编纂了一些文学作品，现已不存。以《文选序》为首，《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等篇章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认识。

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同母弟。兄卒后，立为皇太子。侯景之乱后，在父亲死去的同时即位，不久遭废并被毒死。他自身亦作为优秀的创作者，率领以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父子等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使得宫体诗大为流行。他的文学认识，可从以《诫当阳公大心书》为首的诸如《与湘东王书》、《答张缵谢示集书》等篇中窥见。

萧统《文选序》：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词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一  萧统的“沉思翰藻”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了选録作品的标准。正如经子“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一样，由此亦可知“能文”与否是其标准。在前文所引片段中，萧统认为，史书与“能文”的篇翰（文学作品）有别，而赞论序述的内容出于作者的深沉思索，同时又具有美的文学表现，能够被视为文学作品。在此，萧统表达的不只是对于史书的看法，而且是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他以“沉思”和“翰藻”两方面或曰两者关系为依据来思考文学。

今若暂且将“沉思”和“翰藻”两方面置换为内容与修辞，则与“文质彬彬”的文学认识相重合。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这可说是《论语•雍也》篇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来的传统立场。萧统将文与质置换为丽和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为理想。对于这一文质兼用的调和美，钟嵘在《诗品》中也试图以“词彩”与“气骨”等相对的评语加以具体的判断。与此相适应，这一古典文学论，似乎是从梁代文学的一般状况出发、以纠正偏于“文质”之“文”的文学状况为目的之传统认识出发的主张。当前的目的并非攻击“野”。从以“能文”为前提的萧统和梁代文学的普遍状况来看，“野”不是考虑的对象。问题似乎在“浮”的一面。

不言而喻，齐梁之际的文坛是由沈约的声律美所统领的。他断言文学的标准是“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由于人工的声律美如此受重视，甚至到了“质”无人论及的程度，才形成了萧统文质兼用的古典观点。“文质彬彬”的主张本身并未越出中国传统观念的范围，未能至于改变从咏物诗到宫体诗的轻靡诗风，但萧统是从古典中寻求规范来完成《文选》编纂的。《文选》不收当世者的作品，也是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体现。

那么，至于说只是《文选》编纂这一事业具有意味、其主张不包含有意义的批评意识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如此。再次回到引文。问题是“沉思”的意味内容及其与“翰藻”的关系。

“沉思”一语，在《文选》中能找到“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陆机《赴洛道中作》）之类，作为诗歌语言的用例。那是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运用，与陆机《文赋》的“耽思”、“凝思”等接近吧：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

李善将“耽思”释为“静思”。“耽思”和“凝思”都是指使得心灵澄静、思绪展开、等待和接受想象力的到来的姿势和时间。“沉思”也是与之相近的词汇吧。本来是作品构思中的沉思、语言选择中的沉思都可以说的行为，沉思这一集中的姿势和浓密的时间，必定激发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进一步指出，“不单是美文，是作为沉思之当然的、或曰必然的归结的美文”、“作为前提的具有深沉思索的作品，于是其当然的归结是作为翰藻表现出来的作品”。很明显，吉川氏解释为不只是“文质彬彬”并称。总之，探究了在两者的关系上，表现为何物、美文为何物的问题。我认为，不单是将两者分为内容与修辞、认为两者相互结合为佳，而是应该立足于两者的关系、分析文学为何物。可以认为，将隐密于现实人生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且将其作为表现而自立，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从《文选》选録的实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铃木修次认为：“在《文选》中，比较重视阮籍、郭璞、陶潜等探求人生问题的诗人的作品而加以收録。”还有，不仅仅是数量上，高桥和巳指出《文选》“相对优待那些诗人在生涯的转折中创作的作品”。

以陶渊明为例，有八首诗和一首辞入选。对于一位在当代不过是二流诗人的田园诗人来说，可以说是选録得较多的。所选取的作品，也是描绘了渊明独特的世界的（隐士、贫士、挽歌、菊、酒、对异书的浪漫兴味等）最好的篇什，现在看来也令人敬佩。日日“手不能释”（《集序》）地爱好陶诗，以至撰写其传记、编纂其文集、写作其序文的萧统，不只是所谓爱好者。可以认为，其中贯穿的批评态度是：围绕生涯中的归田这一转折点，以《归去来辞》为轴心，将之前的出仕与归田的烦闷都收于其中，试图与作者的人生交锋。

《集序》云“此亦有助于风教也”，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有时萧统有道学气的言论，这也是由于其与“文”相对，更强调“质”的意图吧。他认为，文学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又与作者人生中的深沉思索和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萧纲的“文章放荡”

由文章标题可知，萧纲的文章是对第二子当阳公大心所述的家诫。据《梁书•大心传》，大心封当阳公是在萧纲立为太子的次年、中大通四年（532）。从全文的文脉来说，对被誉为“幼聪明、善属文”的大心，在引用《论语•卫灵公》的同时，决不是作为处世着眼点、而是激励其为了成为合格的统治者而学习。相应地，在此阐述文学论并非主旨，但在这一场合下，对比地引用“文章放荡”论，正最为激进地表达了萧纲的文学认识。

“放荡”一语，正如《文选》中的用例“情放志荡，淫乐未终”（曹植《七启》），是指情志得以舒展地、充分地发挥。比如东方朔（《汉书》本传）、曹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阮籍（《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刘伶（《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名士传》）、嵇康（《晋书传》）等人物品评对“放荡”的运用，表明其意味着决不为规则所束缚的过度奔放。萧纲把这一条作为文章的着眼点，与立身必须谨重的立场截然区别开来。“立身”中不可谈及“放荡”，而文章中持以谨重便已经不可能是文学了。

此外，萧纲还着有《与湘东王书》一文，批判那些模仿谢灵运、裴子野的文人。在此，他热切地主张“吟咏情性”才是文学的紧要课题。正如林田慎之助氏所指出的，萧纲所主张的，是否定《毛诗大序》中的道义拘束和政治效用的“吟咏情性”，这也是钟嵘《诗品》所强调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萧纲所攻击的裴子野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雕虫论》）一说，对“吟咏情性”加以批判。这也说明放弃六经的“吟咏情性”是梁代的普遍现象。

于是在萧纲这里，必须放荡情性、加以吟咏，更加彻底化了。换言之，试图将“吟咏情性”的尺度放在“放荡”的如何过度中，才是在认真继承“吟咏情性”这一由陆机到钟嵘的六朝文学课题的同时、将其更进一步的萧纲的突出之处。

然而，六朝文学是在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一文学自立宣言——文学具有与政治（现实）相匹敌的意义的评价中开幕的。这也是必须从文学本身出发把文学作为问题的六朝文学认识的前提。萧统把“能文”作为前提的基础中包含了这一观念。我认为，这一前提的彻底化的归结，不外乎是萧统的二元论。我认为，现实与表现在始终不能相容的状态下走向二元论，是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而这一固定的二元论的出现，一方面是丧失了“诗言志”之“志”的诗人个别的问题，更多的，不外乎是已经使得“志”只可能等于“野心”的卷入权力之争的旋涡的政治立场的责任，无法将其尖鋭地、震撼地切入的思想着眼点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此，与萧统试图整体地把握现实与表现的关系的姿态（那是稍微有些暧昧的、不那么激进的）相比，完全拒絶现实立场而只想把握表现着眼点的萧纲的姿态则是彻底的。

那么，萧统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现实与表现决无关联的固定二元论呢？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对萧纲来说，现实的内容是局限于“立身”的，那是始终强调“谨重”的。对于把“治者”的处事态度作为问题，行走于从晋安王走向皇太子、然后是简文帝的道路上的萧纲来说，现实不外乎就是如此吧。但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的倾轧、其中纠葛着的生的全部，能否用“立身”一词来概括呢？一般说来，文人的决不能完全把捉，是不言自明的吧。相应地，这是向儿子说明统治者的心理状态的文章，由此也可知，此说未超出“治者”这一个别立场的言论的框架，很大程度上不具备作为一般文学的批评认识的普遍性的要素。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现实局限于“立身”、应当尽可能地“谨重”的看法，反映了立足于自身现实的萧纲的诚实。将现实着眼点加以搁置而谈论文学的口吻中，当然也看不到萧纲的苦恼。因为，所谓苦恼，是现实立场强加的东西。总之，萧纲在此出人意料地承认自己的“现实”的阙如。由此可以确认的萧纲的诚实，既不是他的名誉也不是其他什么，但是，可以认为，从这一意味也可以看出，“文章放荡”论是反映了萧纲的全部人格的言论，这一点留在记忆里，也是有意味的。

但是，在此也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虽然勉强谨重是出于“立身”的着眼点，但迫使人谨重的现实也可以视为自身的文学的现实。禁欲、自制越强，希求解放的“放荡”作为文学现实就会越发活泼泼地而来，但萧纲并没有捕捉到这样的结构。萧纲的作品中没有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的主要原因，当是这一点。比如，刘桢以“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二句开头的杂诗等，是显示上述构造的佳例。试图准确表现被山积的文书忙杀的现实，正是吐露了对现实的另外一侧的清静世界的向往。

另外一点是关于日常不应局限于“立身”。其中应当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被细节震动的生活的一个个场面的展开。这一日常的感性也才应当是现实。由此可以窥见，围绕“立身”的萧纲的现实感颇为观念性，只是保住了作为治者的公的一面。

将这一点作为处世着眼点来考虑的话，上述情况说明了萧纲完全拒絶文学、试图作为现实主义者艰难地活下去。与其相对的萧统，似乎稍稍容易地把文学现实带到处世立场上。《梁书》本传有以下记载：萧统在宫中廷园游赏之际，番禺侯进言“此中宜奏女乐”，对此，萧统不作答，但言“左思《招隐诗》咏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无疑表现了萧统自身的教养和人品的高尚，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显露出试图将文学现实作为现实（处世）着眼点来发挥作用的事实。

回过头来想想，如果不得不追问赋诗在文学中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东西，那能否将之与吟咏什么这一问题截然分开呢？前文中我将其定位为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也是出于这一疑问。在萧纲那里，具体是怎样的性情放荡，而今考察其实态就可以明白。不言而喻，是轻靡的、艳丽的，被称为宫体诗的世界。宫体诗接受了咏物诗中沈约等人的推进音律美的尝试，进一步走向描绘轻艳世界的方向，赋予其发挥过度放荡的性情的一面。

还有，提倡吟咏放荡情性的萧纲，与其兄萧统一样，深爱陶渊明文（《颜氏家训》文章篇）。《颜氏家训》是将其与刘孝绰的爱好谢朓相对照的，但乍看之下，萧纲与渊明没什么联系。但是，从萧统将渊明诗评为“跌荡”（集序）这一点推测，在吟咏作为顺应本然之生的情性这一点上，他将渊明诗理解为“放荡”，从而寄托了深刻的共鸣，这样的臆测未必是误读吧。不过，萧纲的关心重点倾向于轻艳的宫体诗。正因为将必须“谨重”与现实立场搁置，结果当是更加激烈地把所谓宫体诗的轻艳世界作为唯一的文学现实、很大的根据。

三  “述幽志”

萧统编纂《文选》后，中大通三年（531），在三十一岁的英年去世，晋安王萧纲立皇太子。在十八年的皇太子时代里，萧纲的文学主张得到了强硬的、鲜明的展开。上述“文章放荡”的言论是如此，令徐陵编纂《玉台新咏》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大唐新语》卷三）。这一选集是鲜明地接受了萧纲的文学认识的卓著成果。《玉台新咏》贯彻的是不同的方针，被认为很可能意识到《文选》的存在。

太清二年（548）八月，太平之眠被打破，侯景乱起，三年（549）三月最终台城陷落。五月，武帝萧衍在幽闭般的状态中结束了八十六岁的生命。次日萧纲即位，但只是名义而已。不久太宝二年（551）八月废位，被幽闭于永福省，二个月后的十月被毒杀。其年四十九岁。

《梁书》本纪中，关于幽闭中发生的事情，记録了“题壁”一事。其中之一的《自序》云：

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

《梁书》又载“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风雨”云云，乃《诗经•郑风•风雨》中的二句，毛序认为歌咏的是思念于乱世中亦不改节度的君子。“不欺暗室”是比喻在他人见不到的地方也持身以正。“立身与行道”方面丝毫无愧，而今只是接受命运，“其中包含了至死保持慎独君子之面目的高迈的精神气魄”（林田慎之助）。姑且认可《自序》的说法的同时，其他史书的记载也引起我的注意。《南史•梁本纪》下中，自序前后的文章稍详：

帝自幽絷之后，贼乃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围守，墙垣悉有枳棘。无复纸，乃书壁及板鄣为文。自序云：“……”又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有随伟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絶句五篇，文并凄怆云。

《资治通鉴》梁纪卷二十亦记有“无复侍者及纸”。田中谦二氏云：“作为风格轻靡艳丽的宫体诗的先驱之一、著名的皇帝诗人，而且又是幽囚之身，对于他来说，纸和侍者才越发不可或缺，将两者并列的表现，虽然是琐事，但还是很少见，正因为如此给人新鲜感。”（《资治通鉴》中国文明选1）。这一揭示十分尖鋭和刺激。如果不担心脱离田中谦二氏的解释，在此，侍者=现实、纸=表现的置换是可能的，被现实与表现两方面拒絶了的萧纲，而今在此成为了嘲笑的对象吧。

“立身”（现实）与“文章”（表现）的两个立场幸福地分离的状态下，将与人生（现实）不相涉、澄澈到底的放荡文学不断推进的萧纲，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侍者=现实的着眼点、纸=表现的着眼点，都被侯景=现实所剥夺了。

其时萧纲在自序中表示，他诚然、继续重新立身，继续作为谨重的君子自尊地自持着。这一点确实如此吧。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侍者，无纸”的状态下，而且是在“壁与板鄣”上书写的行为。森野繁夫氏认为“是否自己的文章观从根子上被动摇了，是否感受到了‘吟咏情性’的穷极处存在的‘灵魂的呼喊’，都是难以判断的问题”。但是，这不得不说是从自己胸臆中迸发出的吧。没有纸也无妨，在壁与板鄣上书写的数百篇之多的诗句。由于“辞切”，被侯景心腹王伟从心底里憎恶。王伟的随从瞒着王伟偷偷背诵需要的诗句。流传下来的仅十篇，人人皆誉为“凄怆”的作品。以上都清楚地说明，萧纲在等待最后日子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第一次接连写作与人生交锋的作品，于是其表现切入了他人的现实生活。

在此，我认为，完全拒絶与人生相涉的萧纲，在被侯景毒杀的瞬间，其文学的无力、存在的无意味呈露出来。这一看法不是试图贬低萧纲的“文章放荡论”。两者的很大差异、其中的讽刺意味，正是高度评价了萧纲文学的真意味。不只是与真实人生相涉的文学的出现而已。第一次直面与“立身”相异的现实，于是对于那沉重的现实（不言自明的是，沉重的现实或沉重的人生，只要状况调整好的话，任何人的面前都会实现，但由此而来的表现上的契机，看似很近但实际上距离很远），作为表现者正确地、直接地加以面对。在保持自负的同时，受到压力般写出了《述幽志诗》（《广弘明集》卷三十）。在立身和文章两方面都被拒絶的时刻，萧纲反而更把文字视为必要。他凭借着语言而站立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站在现实面前的时候，语言成为了必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正是长年对文学的过度关联给予的力量。一味追求放荡的努力决不是毫无意义。舍弃现实立场、如此激进、执拗地向表现立场倾斜，才有可能凭借语言而站立。换言之，正因为以“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自负，才会在死前有对诗的狂执和着迷。萧纲的文学认识的真正意义是，以激进的方式令人想到，启示了表现与现实的关系、与现实交锋的文学，对一个文人来说，就是什么时候在表现方面崭露头角。

这一关系到了庾信时，原封不动而更加显著。被杜甫誉为“庾信文章老更成”（《戏为六絶句》其一）的后半生的庾信，表现再次回到原点。这一点更令人预感将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垂直切断，走向健康的文学道路。由沈约的平仄而形成的音律美的齐整，为近体诗做好了准备，这一点众所周知；与之稍稍有所不同的是，可以说庾信的文学也为唐代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于是，可以认为，死前一瞬间的萧纲，也确实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味吧。我认为，由于《文选》给予后世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萧统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与此相同，我们从萧统的“文章放荡论”回到文学的根源，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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