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前期，乡贡与生徒的地位发生过嬗替。在开元初年以前，选择乡贡的士人数量已然超过生徒。开元中期，乡贡及第人数增长，时人观念中乡贡的地位逐渐提升。到天宝年间，乡贡彻底取代生徒成为士人求仕的普遍选择。大量乡贡举人到异地取解，同时，为准备科举考试，他们追随文士到异地求学，这促进了士子漫游。州县基层文官在乡贡举人取解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也是士人干谒的对象。乡贡大行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变化，以文学为主的私人教育渐盛，元德秀、萧颖士等人的文学教育影响了门人的科举、创作、观念等。王昌龄《诗格》是乡贡促进私学发展背景下的产物，他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学，代表着诗格著作与《文选》传播的新变化。因乡贡大行而引发的漫游、私学与《文选》传播等现象，构成唐前期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
唐代科举中的常科(以进士、明经为主)举人有两类：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①。所谓“学”，指国子学下属的国子监、太学等，地方官学也属于这一体系；所谓“馆”，指崇文馆与弘文馆。由学馆出身者称为“生徒”。不经学馆，而由州县另行贡举的称为“乡贡”。“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②乡贡举人需要向州县报名考试，获得文解后，才会被贡送到尚书省参加省试。
傅璇琮、吴宗国、徐晓峰等学者对乡贡制度所涉及的入试人数、取解籍贯、地域偏差、取解考试、主试官、乡贡与生徒地位变化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③，为我们理解乡贡制度奠定了基础。不过，因为中晚唐相关史料较多，既有研究多侧重于这个阶段，相对忽略唐前期(包括初唐与盛唐④)。对唐前期乡贡取代生徒成为举人求仕的普遍选择的过程、乡贡取解与籍贯等基础问题，以及乡贡对其时文学生态诸如士人漫游风气、私学教育、《文选》传播等的影响缺乏关注。本文拟做一尝试，请方家赐教。
一、乡贡地位的提高
初唐时期，生徒的地位高于乡贡，随后则发生了嬗替。吴宗国根据乡贡入试人数的变化推断乡贡大行于武则天长安以后，认为这与官学衰微有关⑤，傅璇琮则认为生徒地位的提高发生于开元、天宝之际⑥。在笔者看来，入试人数的增加可以说明乡贡地位的变化，但乡贡替代生徒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这一过程经历了较长时间，不仅体现在行为上(具体表现为选择乡贡入试的人数)，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而行为与观念不一定同步。开元、天宝之际，两者的嬗替是以此前的制度调整为重要前提的。结合史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勾勒出这个嬗替过程。
首先，就士人的行为选择而言，乡贡大行受到官学状况与科举制度两方面的影响。因为官学荒废，士人离开官学到各地假名就贡⑦，通过乡贡参加科举，因此武则天长安之初出现“大开贡举，考功是年千五百余人”⑧的状况。官学衰废确实是乡贡盛行的原因，但不是主因，因为在开元初官学得到重视后，乡贡人数未随之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实际上，高宗永隆年的科举改革才是更主要的也是更稳定的原因。唐代官学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初唐前期科举基本只试策，策试与儒家经义密切相关，因此学馆教育与科举考试相吻合。永隆二年(681)朝廷改革科举，进士科在帖经与试策之外加试杂文，逐渐表现出重文辞、声律的倾向。开元以后，杂文试逐渐定型为一诗一赋的格局，帖经被黜落者甚至可以以诗赎帖⑨，从而获得进入杂文试的资格，这些都说明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超过经学。明经科重背诵、轻经义，亦无需长年累月的经学义理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学便逐渐与科举脱节。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士人放弃无助于出身的经学，“以学校为鄙事”⑩，离开学馆，选择乡贡。景云以前，乡贡每年达二三千人(11)，而国子监生徒应举人数在千人左右(12)。二者人数的巨大落差足以说明，大多数举人在行动上已然倾向于乡贡(13)。
开元元年(713)之前，选择乡贡入试的人数超过生徒，但在时人观念中，乡贡地位仍然低于生徒。《唐摭言》载，“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14)，正说明生徒出身比乡贡荣耀。两监受重视，与其作为皇家学校、教授内容为思想正统的儒学以及生员多出身权贵世家有关。开元以前，每年录取的进士中仅有一二人为乡贡(15)，其余都是生徒，录取比例的悬殊亦能说明乡贡地位之低。这种观念在开元以后逐渐转变，关节点在开元十三四年左右。按长安到景云年间乡贡人数增加的趋势，可以推断开元以后乡贡人数也在逐步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开元间乡贡录取人数逐渐超过生徒。开元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疏，论及此前的惯例，国子监出身的明经、进士，只要“经明行修，即与擢第，不限其数”。然而，“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16)。由开元十七年倒推数年，可知应该是在开元十三四年左右，尚书省调整制度，导致国子监出身的生徒每年及第者只有一二十人，剩下的七八十个名额主要被乡贡侵用(17)。其中仅京兆府每年解送就达十人以上，被解送的举人“或至浑化(即全部录取——引者注)，不然，十得其七八”。京兆府甚至可以移牒贡院，质询其所贡举的士人被黜落的理由(18)。乡贡及第人数由开元以前的进士每年一二人，到开元中期的明经、进士每年七八十人(虽然不确定进士所占具体人数，但与开元以前相比，当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个变化正说明了乡贡地位及其举人竞争力的提高。这样发展到天宝年间，乡贡地位便高于生徒，从而成为士人求仕的普遍选择。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据《唐摭言》载，天宝年间，“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19)。所谓对两监的“尚重”，只是官方的态度，不可理解为时人的观念，因为同书接叙上引材料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20)天宝十二载官方“尚重两监”的敕令，是针对时人脱离官学选择乡贡的现象而颁布的补救措施。由此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士人已热衷于趋向京兆、同州、华州等地取文解。“荣美”“利市”观念的形成，透露出乡贡地位的上升。事实上，早在天宝九载，官方就曾发布补救措施，“诏于国子监别置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21)。在国子学中增设广文馆以教育应进士举的生徒，是对社会风尚的妥协，也包含挽回生徒的目的。然而，杜甫感叹广文馆博士郑虔的遭遇云“广文先生官独冷”(《醉时歌》)(22)，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广文馆不受重视，增设它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才会出现天宝十二载的朝廷敕令。
二、乡贡促进士人漫游
《新唐书》云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怀牒”是举人持谱牒到州县报名考试，获取文解。吴宗国据此论定举人取解“皆须于本籍报名”(23)。制度虽如此规定，但实际上士人往往违规求贡。王定保论及唐中宗景龙后的乡贡情形云：“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琯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24)“寄应”与本贯取解相对，指在寄居地考试取解。景龙之前科举发榜会注明乡贡出身者，此后则不再注明。开元十九年玄宗敕令：“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25)“依例”指举人必须籍贯信明，而且不能附籍，可印证前引吴宗国的观点。然而，寻绎文意，不难发现诏令乃针对违例现象而发，既然需要朝廷重申旧例，说明附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事实上，即便朝廷明令禁止，也很难扭转此风，前论天宝年间各地举人到京兆等地取解的现象便是明证。
异地取解必然会带来文人漫游之风。王维籍贯为山西蒲州，开元七年于京兆府取解(26)。太原人王泠然，经历过四次州试才获得解送资格，分别是在宋州、长安、洛阳以及本贯(27)。襄州人柳浑，“开元中举汝州进士”(28)。钱起为吴郡人，曾经历多次应举落第，史称其“初从乡荐，寄家江湖”(29)，“乡荐”即乡贡，“寄家”便是寄居异地之意。杜甫也是乡贡出身，其《壮游》诗云“中岁贡旧乡”(30)，是在原籍被贡举参加省试，在此之前的四五年间，他曾游历吴越。此游不仅是为了开拓视野，应该也包含特定的现实诉求。他在《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诗中自叙“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31)，说游历吴越是空受挫折，有徒劳之感，言外之意是没有实现特定的目标。他作诗赠张垍，“所以冀其援引”(32)，故必须强调此前的徒劳经历，获取对方同情，为托出干谒目的做铺垫。如果杜甫纯粹为增长见识，则不应有这种挫折徒劳感，因《壮游》诗已强调此行有“欲罢不能忘”(33)的游越见闻。揆以唐人游历多与干谒求举有关的史实(34)，可以推测，杜甫游越是为了乡贡或者制举，这两者都需要干谒官员。因为受挫，所以再返回故乡取解。乡贡取解后到尚书省参加考试，可以理解为全国各地向长安集中的一种漫游，方向统一。对于异地取解的乡贡举人而言，则在取解之前已经历过由本籍向某个州县(也包括京兆府)甚至是多个州县的漫游，方向多样。在这个过程中，举人所经历的见闻感想会远比单一地向长安集中复杂多元，其感想见闻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素材。
唐人漫游往往带有干谒目的，对于乡贡士人而言也是如此。乡贡需要参加多次考试，一般是先参加县级考试，然后参加州府考试，再被贡举到朝廷(35)。三级考试实行淘汰制。从次序来看，如果不能通过县、州试，则不能参加省试，因此县、州两级考试也非常关键。州县试主考官一般由参军、主簿、县尉等基层文官担任(徐松《登科记考凡例》)(36)。王泠然在宋城县取解，试官为县尉高昌宇。杜甫集中所存《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当是其以华州司功参军身份主试当地进士时拟的策问(37)。因为基层文官主试的制度是比较固定的，意味着士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干谒他们，以寻求赏识。在考试之前，士人与主考官交往是普遍现象，如王泠然向高昌宇叙述两人的交往，“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遇，又以齐甿，叨承恩顾，铭心在骨”(38)，说的是在考前他曾获得高昌宇的提奖与恩顾，这让涉世未深的他飘飘然以为自己必然能通过考试。从结果来看，乡贡举人能否及第，最终取决于考功员外郎或者礼部侍郎等知贡举者。然而，如果考虑到乡贡参试所要经历的完整程序，那么，我们便不可忽视州县基层文官的作用，因为他们有权决定举人初试是否过关。王泠然怨恨高昌宇道，“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39)，高氏的“不送”，导致王泠然在宋州求贡失败，正可说明基层文官对于乡贡求仕的重要作用。因此，士人为了提高异地取解的成功率，而请托州县基层文官，这也会促进漫游现象的发生。初盛唐布衣文士诗歌中出现大量县尉、参军等基层文官，不排除与此有关。
除了异地取解促进漫游之外，乡贡举人到异地求学于著名文士，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漫游行为的发生。据李华《三贤论》载，元德秀在洛阳陆浑山授学，门人有程休、邢宇、邢宙、张茂之、李崿、李丹、李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等(40)。上述诸人不全是洛阳人，如邢宇兄弟为河间人，柳识为襄阳人，李崿为清河人。又如“以文学相求”(元结《送王及之容州序》)元结的王及，随元结自瀼溪(今江西瑞昌)到舂陵(41)。又如萧颖士的门人来源广泛，“自京畿太学，逾于淮泗”(萧颖士《江有归舟序》)(42)。上述求学者当有不少是乡贡举人。中唐士人为应进士试而远从贬谪外地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人求学的现象(43)，应该就渊源于此。他们的行为可理解为漫游的一种形式。当然，以经史为主的传统私学也会吸引异地士人，如卢照邻在年少时曾南下向王义方等人学习经史(44)。因此，无论是以文学还是以经史为主的私学，都会促进漫游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二者的差异在于，随着乡贡逐渐取代生徒，以文学为主的私学会逐渐兴盛，异地求学的士人也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影响漫游的诸多因素中，乡贡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重要因素。
三、乡贡与私学的互动
唐代教育除了官学、家学(家庭教育)外，还有私学，即以个人名义开展的教育活动。初唐前期的私学以经史之学为主，仍然是延续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学问(45)。如卢照邻十余岁即向曹宪、王义方求学，所学内容为“《苍》《雅》及经史”(46)，似乎不包含曹宪擅长的《文选》，原因或与当时科举不重文辞、《文选》尚未成为科举教科书有关。永隆年科举改革后，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脱节，举人只能另谋出路，由此导致各种私学的兴起(47)，其中就包括以文学为主的私学。学界已注意到乡贡与私学的关系，如吴争春、康震、童岳敏等学者已经指出：私学的灵活特性使之能很快调整教育内容以迎合科举考试，文学对于乡贡士人仕途的重要性会刺激私学中文学教育成分的增加，开元以后文章诗赋成为私学主要内容等(48)。上述学者着眼于乡贡影响私人文学教育的状况，然多注重唐后期，而唐前期元德秀、萧颖士等人的私学活动对于门人思想观念、创作风貌的影响，乡贡对以诗歌教育为中心的私学的发展以及对《文选》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尚有待发之覆。
唐前期于史有征的私人文学教育，主要出现在开元以后。元德秀“善文辞”(49)，隐居陆浑山期间培养了一批弟子，“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崿、崿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50)，还包括其从弟元结，两人是亦师亦友关系(元结《元鲁县墓表》)(51)。此外，元结也“师友仲行公(苏源明)”(元结《文编序》)(52)。元结少年时倜傥不羁，十七岁才折节读书，“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53)，说明他没有入州县官学学习的经历，乡贡是其参加常科的唯一途径，那么文章的训练应当也包含在私学之课业中。元结进士及第入仕后也积极授徒。乾元年间，他隐居于瀼溪，有王及“以文学相求”，并随其至舂陵，“岁余而去”(元结《送王及之容州序》)(54)。“以文学相求”，就是学习文学，说明元结文章在当时影响广泛，能吸引士人前来求学，其中应有准备参加科举者。
盛唐文学教育以萧颖士为最，他的门人众多，其《江有归舟序》载：“自贾邕、卢冀之后，比岁举进士登科，名与实皆相望腾迁，凡数子。其他自京畿太学，逾于淮泗，行束修已上，而未及门者，亦云倍之。”(55)门人来源广泛，分布于长安到淮泗之间，“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56)。他们向萧颖士求学，主要是为了科举，开天年间进士登科者平均每年二三十人左右，而萧氏门人中就有十来人及第(57)，其文学教育可谓成绩斐然。据上引序文，萧氏传授内容主要是文学，他认为文学应该“宪章典法，膏腴徳义”，“激扬雅训，彰宣事实”，并批评时人“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的观念。批评者以萧氏观念为“僻”，而前来求学者则认可其文学观念，以之为“正”(萧颖士《江有归舟序》)(58)。萧氏正是通过私学，重新确立并传播其认为是正道的文学观。戴叔伦为萧颖士门人，梁肃称萧氏“拔公(戴叔伦——引者注)于诸坐之上，授以文史”(59)。戴叔伦的文学创作深受萧颖士影响，其文风被评为“文本菁华而长于比兴，粲如采章，锵如珩璜”(权德舆《戴叔伦墓志铭》)(60)，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践行了萧颖士“激扬雅训”的理念。
随着科举试诗的分量渐趋加重，私学亦逐渐重视起诗学传授。《唐才子传》载，包何、包佶“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61)，“格法”指诗格、诗式，“二包”的父亲为包融，与孟浩然有交往，他们或许就是因这重关系向有“诗伯”(陶翰《送孟大入蜀序》)(62)之称的孟浩然学习作诗法的。开、天时期以教授诗学著名的还有王昌龄。晚唐顾云叙述唐代诗风的变化，高度赞扬陈子昂改革苦涩僻碎、淫靡浅切诗风的功劳，提及陈氏的后继者，说有“戴容州、刘随州、王江宁率其徒，扬鞭按辔，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顾云《唐风集序》)(63)。王昌龄曾为江宁丞，“率徒”说明有教授门徒的活动，而《诗格》应是他为了向后学传授作诗法而编的(64)。
乡贡举人从私人求学，其功利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但是私学的内容，不仅限于诗文创作的技巧规范，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授业者的思想观念、品德好尚，亦会影响学生。比如元德秀，其“率情而书，语无雕刻”(65)的审美趣尚，深刻地影响了元结的文风。元结创作《说楚赋》三篇，苏源明评价说，“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66)，“真淳”与“无雕刻”可以互释。天宝十二载，元结向礼部侍郎杨浚投献《文编》，得到对方肯定并提拔及第。苏源明就此感叹：“吾尝恐直道绝而不续，不虞杨公于子，相续如缕。”(元结《文编序》)(67)苏源明评元结文章体现的“真淳”“直道”云云，是就其精神主旨与人格境界而论的，这与元德秀、苏源明的栽培不无关系。
四、乡贡对《文选》传播的影响
《文选》在唐代被当作科举教科书，杜甫诗“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68)、“续儿诵《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69)，李栖筠在天宝末置《文选》以备进士试(70)，均可作为证据。然而这只是简略描述当时人诵读、备置《文选》的情形。对于唐代两种最重要的《文选》注本哪一种更受举人欢迎，举人又如何从《文选》中汲取有利于举业的素养这两个《文选》传播的重要问题，学界讨论不多。
开元初以前，《文选》的研究、传授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注重音义训诂，以曹宪、李善等为代表，著作有曹宪《文选音义》、许淹《文选音》、公孙罗《文选音义》与李善《文选注》，属于传统的“小学”。他们以《文选》教授子弟当是以音义为中心，而非辞章义理，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71)。二是注重文意解说，以五臣注《文选》为代表。李注与五臣注的学术水准或有高低之分，但是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讲，五臣注更受时人欢迎。据晚唐李匡文《资暇录》载，时人因李善注过于迂繁，“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72)。丘光庭虽然不满五臣本，但也指出该书“盛行于代”(73)，可见解释文意的注本更受时人欢迎。考虑到《文选》的教科书地位，接受者中当有大量举人。由于唐代科举试诗赋都是命题作文，就诗歌而言，又有“缘题”(74)的规定，即诗题直接规定了赋写的范围和内容(75)，举人必须围绕题目创作，那么，“见题”即审题的能力就显得极为关键。应试诗题以短语或短句为主(76)，多出自《文选》，因此，彻底理解《文选》诗文含义对应试审题而言非常重要。李善注重字词意思与典故出处，有助于学习者积累相关知识，但文人创作往往会灵活运用字词、典故，这就意味着字词、典故的意思不必然等同于由其组成的句、段、篇的意思，后者甚至可以脱离所用典故的原意，在它所属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因此，要深刻理解文意，还需要疏通句、段、篇之意，即五臣注所重的“述作之由”“指趣”(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77)。从这个角度来说，五臣注似更适合作科举教科书。永隆改革后，《文选》受到更多重视，然并非体现在官学体系中，因为官学不讲授该书，而是体现在私学与家学(包括自学)中，其培养的乡贡举人构成《文选》的重要受众。五臣注本不一定是为了举人应试而作的，但它受到举人热捧，与永隆改革、乡贡大行是有关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善注还是五臣注，都只提供音义注释与文意解说，能满足士人基本的需求，但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应试诗创作，还有见题解题、对偶声律、立意构思、篇章布局、意境风格等多方面的要求，尚且需要专门的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昌龄的《诗格》就应运而生了。如前所论，《诗格》的出现与乡贡举人对诗学教育的需求是有关系的；同时，它还代表着《文选》传播的新变化——《文选》借助《诗格》这种新载体为乡贡举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诗学营养。
唐代涌现出了大量的诗格、诗法著作，主要内容为诗文创作的规范。大致可以确定为初唐时期问世的有上官仪《笔札华梁》、佚名《文笔式》、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上述诗格或兼论诗文，或单论诗，内容偏重声病、对偶、句例，并多引用相关诗文以为例证。据笔者统计，这些诗格所引诗文可见于《文选》者，分别有1处、20处、8处和2处(包括重复引用者，下同)(78)，绝大多数诗文不见于《文选》，甚至出处不详。见于《文选》者，主要用于例释平头、上尾等声病，共27处，其他4处用于例释对偶与句式。总体而言，数量较少，未必能证明《文选》是这些著作引用诗文的直接来源。
王昌龄《诗格》为教授弟子而编，其用以示例的句子，主要来源就是《文选》，依据如下。首先，《诗格》引诗，王昌龄诗仅35处，见于《文选》的诗句达108处，引自他书者共37处。引文数量多少，或与今存文本篇幅有关，然而上述初唐四种诗格著作的篇幅总量大于《诗格》，单《文笔式》篇幅就达《诗格》的三分之二左右。无论是四者合计，还是仅与《文笔式》对比，《诗格》引《文选》诗句的数量、比例都特别突出。这似可说明王昌龄授学是以《文选》为直接范本的(79)。这种偏好与作者的诗学理念有关。王昌龄主张作诗应当借鉴前人佳作以助长灵感，“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80)。《诗格》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秀句为中心，印证作法规范，而收录“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81)作品的《文选》，足以成为其选择秀句的渊薮。
其次，《诗格》中两处出现《文选》之名。王氏论作诗云：“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如《文选》诗云：‘朝入谯郡界’，‘左右望我军’。皆如此例，不难不辛苦也。”(82)引诗为王粲《从军诗》，载于《文选》(83)，用以说明作诗不应刻意雕琢，要有自然之致。王昌龄在《诗格》中解释了常见诗歌题目或类别的内涵特点，如咏史、咏怀等，他对“杂诗”的解释是：“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84)再次出现《文选》之名。此论重在诗歌的题目，而非分类。李善对“杂诗”的注解云：“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李周翰注解云：“兴致不一，故云杂诗。”(85)两者着重于作诗感物起兴的动机，按照这种解释的思路，题目与诗意缺乏相关性。然而，王昌龄论诗尤重题目与诗意的对应关系，认为“诗贵销题目中意尽”(86)，他总结的“十七势”，重点论作诗如何点题。如第一势“直把入作势”：“若赋得一物，或自登山临水，有闲情作，或送别，但以题目为定，依所题目，入头便直把是也。皆有此例……如陆士衡云：‘顾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87)“直把”是开篇直接点明题意(88)，“以题目为定”强调诗歌内容必须以题目为准。文中所引诗为陆机《赠顾交阯公真》，收录于《文选》(89)，在王昌龄看来，属于开篇点题的范例。前人注解与王昌龄看法相异，故王氏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题与诗意的关系时，必须给出新解。王昌龄的弟子未必都是纯粹为了作诗而向其学习，当中或有不少乡贡举人。科举试诗“见题”非常重要，因此，王氏诗学教育与科举应有一定关系。
再次，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江宁与曹宪、李善等人籍贯扬州相近，同属江淮区域，乃《选》学重镇。而且，在任江宁丞之前，王昌龄与李善之子李邕已有交往(90)，曾作《别李邕之秦》。王昌龄以《文选》为范本讲解诗法，可能也与此相关。
《文选》教科书地位的确立与永隆改革有关，是改革后逐渐发展的结果。大概在初唐后期出现的《文笔式》《诗髓脑》，比前期的《笔札华梁》引用可见于《文选》诗例的数量都有大幅增加。然而，因为此时科举考试中对诗歌未予以足够重视，加上举人对《文选》的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与王昌龄《诗格》相比，《文笔式》《诗髓脑》引用《文选》的数量仍然较少。到开元中、后期，随着进士试偏重诗赋以及博学鸿词科试文三篇(以诗、赋、论为主)制度的设立，《文选》的典范意义愈加显著，于是王昌龄以《文选》为主要范本讲授诗学。与初唐四种诗格著作相比，《诗格》引《文选》以解释作诗的规范，是在更大范围展开的。《诗格》涉及用字、调声、对偶、起首、落句、立意、构思、题材、意境、体式等，既论及具体、琐碎的形式技巧，又阐释抽象、复杂的意境风格，是比较系统的诗格著作。在论述每一方面的问题时，都引用可见于《文选》的诗文。这意味着《文选》作为文章典范的意义已得到比较全面的发掘，不仅能为声病、句式等规则做示例，还能为抽象的意境、体式等提供典范。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格》代表了初唐以来同类著作的新变化。
王昌龄进士及第后又中博学鸿词科，有“诗家天子”(91)之称，声望如此之高，自然能吸引举人前来求学。他在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二三年间任江宁丞，有充分时间授学，传授的弟子当不在少数，因此顾云有“王江宁率徒”之说。如果说李善等人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究《文选》，而王昌龄就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利用《文选》阐释其诗学理念。因此，《文选》传播在开元后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乡贡大行是促使其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永隆年的科举制度改革不期然奠定了科举考试重文学的基调，这种基调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兴盛。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需要借助人这个中介来展开，人在制度的引导、规范下产生的观念与行动，会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影响到文学风貌与文学生态。由乡贡切入，可以对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做更为细致、深刻的剖析。乡贡在初唐后期开始大行，逐渐在行为与观念上取代生徒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这个现象是推动唐前期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乡贡举人在异地考取文解、追随文士学习文学的行为促进了漫游风气。他们为了应对重文学的科举考试，必须加强文学才能的训练。在官学不重文学的情况下，私学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这又刺激私学中文学教育尤其是诗学教育的兴盛，反过来为良好的文学生态营造了基础。《文选》地位的提高与永隆改革有关。作为举人准备应试的教科书，私学当是《文选》使用的重要场所。《文选》传播也会因乡贡举人的需求发生变化，五臣注本的流行便与此有关。王昌龄以《文选》为范本向后学阐释诗学理念，是乡贡促进私学发展背景下的产物，代表着诗格著作与《文选》传播的新变化。
注释：
①②(49)(50)(56)《新唐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61页，第1161页，第5564页，第5564页，第5768页。
③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71页；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9页；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156页。
④本文所论唐前期，时间下限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因为举证关系，可能会稍稍溢出这个时段。
⑤⑦(23)(35)(45)(47)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37-38页，第37-38页，第36页，第36页，第121页，第121页。
⑥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63页。
⑧张说：《四门助教尹先生墓志铭》，熊飞：《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61页。
⑨封演云：“进士以帖经为大厄……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页)
⑩(11)(14)(15)(18)(19)(20)(21)(24)(27)(38)(39)王定保撰，阳羡生点校：《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第5页，第3页，第5页，第9页，第4页，第4页，第6页，第5页，第15页，第14页，第15页。
(12)(36)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9页，第22页。
(13)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乡贡”，既指乡贡应试经历，也指乡贡举人。所谓应试经历，即是举人及第前曾由州县贡举参加省试这个经历，这就包括多种情况。首先是由乡贡及第者，这是乡贡的主体；其次还有如下三种：第一，曾是生徒，后转为乡贡的；第二，曾是乡贡，落第后补国子学，再通过后者获得出身的；第三，本由乡贡出身，但天宝十二载制度规定举人不能自称乡贡，必须补国子及州县学生者。后三种人数应该比较少。
(16)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51页。
(17)由生徒入试的举人的主要来源当是国子监，由地方官学举送的明经、进士的数量比较少。封演云：“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第3页)州县“绝无举人”，或有夸张，但大致能反映实情。
(22)(30)(31)(33)(68)(69)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4页，第1441页，第223页，第1439页，第1478页，第1248页。
(25)王溥撰，何泉达等点校：《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8-1639页。
(26)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433页。
(28)柳宗元：《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4页。
(29)(44)(46)(65)(70)《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82-4383页，第5000页，第5000页，第5051页，第603页。
(32)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页。
(34)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页。
(37)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415页。除了县尉、参军拟策主考外，也有刺史主考的，如永泰二年(766)元结为道州刺史时，曾拟《问进士》策五道。《全唐文》收录此策，题下注云“永泰二年通州问”(董诰编：《全唐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59页)，“通州”当是“道州”之误。参见孙望：《元次山年谱》，《新校元次山集》，(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版，第75页。道州地理位置偏远，基层官员少有科举出身者，因而由善文辞的刺史主考或者拟题，应该是特例。
(40)(41)(51)(52)(53)(54)(66)(67)董诰编：《全唐文》，第3214-3215页，第3873页，第3897页，第3872页，第3494页，第3873页，第3494页，第3872页。
(42)(55)(58)黄大宏、张晓芝：《萧颖士集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7页，第157页，第157页。
(43)参见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48)参见吴争春、唐晓涛：《唐代私学与科举制度》，《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康震：《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童岳敏：《唐代文学与私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
(57)可以确证为进士出身者，至少有刘太真、刘太冲、尹征、卢冀、贾邕、皇甫冉、刘舟、长孙铸、房由、郑愕、邬载、戴叔伦等12人(参见黄大宏、张晓芝：《萧颖士集校笺》，第359-397页)。
(59)(60)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3页，第295页。
(61)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1页。
(62)(63)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725页，第3688页。
(64)卢盛江认为，《诗格》部分内容可能作于江宁丞任，部分作于贬谪龙标期间，《诗格》的编定也应在贬谪龙标之后(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20页)，本文从其说。又，《诗格》引用了后于王昌龄的钱起、皇甫冉的诗，李珍华等认为是日僧空海所补(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卢盛江认为是王昌龄门人补辑(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3页)。二说可参考。
(71)对于传授辞章而言，一般要求传授者擅长文学创作，曹宪等人虽然学术成就很高，但文学造诣如何，却于史无征。李善文今存《进文选表》一篇，高步瀛评为“闳括瑰丽，较之四杰、崔、李诸家，殊无愧色”(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然而除此之外，李善既无文集，亦未见史料载其善于文学，反而被时人讥为“不能属辞”(《新唐书》，第5754页)。他晚年隐居汴、郑之地开办私学，讲授《文选》(《新唐书》，第5754页)，在此期间发生永隆科举改革，文学逐渐受到科举重视。然而，因为他“不能属辞”，所以不大可能教授学生如何作文，至少这不是他的教学重点。李善传授《文选》，应该侧重音义，而非辞章义理。
(72)李匡文撰，吴企明点校：《资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6页。
(73)转引自江庆柏等主编：《文选资料汇编·总论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页。
(74)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1页。
(75)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第254页。
(76)关于历年应试诗题，参见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附录《现存唐五代应试诗题》，第342-388页。
(77)(81)(83)(85)(89)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第2页，第509-510页，第546页，第455页。
(78)这里根据张伯伟的注释进行统计，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89页。
(79)今存《诗格》有两种：一种是空海《文镜秘府论》所征引者，一种是《吟窗杂录》所征引者。这两个版本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部分条目此有彼无，少数条目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字也有差异。学者推测前者主要出自王氏，后者则真伪混杂(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47页；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第213-222页)。在无法具体辨析《吟窗杂录》所引哪些是真、哪些是伪的情况下，本文只能把它与《文镜秘府论》所引的内容合为整体进行统计。
(80)(82)(84)(86)(87)(88)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61页，第1239页，第1279页，第1294页，第344页，第345页。
(90)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91)今本《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为“诗家夫子”(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257页)，金程宇力证其为“诗家天子”之讹(金程宇：《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