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恐怖主义面前脆弱不堪，我们就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英国女王在7月18日星期五宣称“他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遭受基地组织9-11袭击之后，美国领袖同样宣称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他们国家的自由生活方式不会改变。
这种情绪是让人尊敬的，但是作为政策却是错误的。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如美国和英国，应该改变其生活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的袭击。
我承认，这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从2001年至今，乐观主义一直处于辩论的上风。保守的乐观主义者布什总统声称极端恐怖主义问题能够通过军事手段进行追捕，抓住一定数量的恐怖分子得到解决。自由派乐观主义者声称极端恐怖主义问题能够通过国际社会共同把富裕送给贫穷的穆斯林国家得到解决。
但是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不管是战争消耗还是针对中东的马歇尔计划都不能阻止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仅局限于本拉丹（Osama bin Laden）或其同伙这些极端分子。在美国，过去五次大的恐怖袭击灾难中只有两次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干的。（9-11袭击和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其他三次都是国内极右分子（堕胎诊所爆炸案的嫌疑犯鲁道夫（Eric Rudolph），亚特兰大奥运会炸弹袭击（the Atlanta Olympics bomber），俄克拉何马城市爆炸案主犯提摩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极端左派分子（邮包炸弹手泰德•卡扎恩斯基（Ted Kaczynski）所为。按照联邦调查局FBI的说法，当今第一号的国内恐怖威胁来自“地球解放阵线” （Earth Liberation Front (ELF)和类似的极端生态恐怖主义组织。在日本，在地铁中排放沙林毒气谋杀旅客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日本预示世界末日的“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分子。
从长远看，文明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坚强的极端分子如邮包炸弹分子,，或狂热崇拜如奥姆真理教。以瘟疫形式出现的生理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可能比任何别的形式都更加危害。本拉丹和其他组织不大可能使用流行病以便屠杀敌人同时也屠杀盟友。但是企图加快世界末日来临步伐的疯狂的个人或团体就没有这个顾虑。美国人应该对2001年秋天邮寄“炭疽信件”杀害了若干人的恐怖分子更恐惧。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表明这个杀人凶手是具有科学知识的美国公民。
恐怖分子产生的危害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迅猛增加。许多组织和个人已经拥有了非常复杂先进的计算机，比20世纪中叶超级大国的计算机更先进。明天这些个人有可能更容易在地下实验室里合成基因控制病毒，就像现在生产精致的毒品一样。
即使没有多少技术的恐怖分子也能破坏先进的社会，让大量的财富化为乌有。由于四颗炸弹，伦敦交通中断一天。在9-11期间，天空中的每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都被政府强制降落。这样的话，比较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机会和在车祸或雷电中丧生的机会是误导人的。发生车祸，或雷击，不需要关闭整个城市。
我们应该不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便更好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已经在做出改变了。1970年代的劫机风潮导致世界范围的机场安装金属探测器。自己和行李接受检查可能要求我们丧失部分自由，但是它确实起作用。劫机的潮流没有了。9-11劫机者得使用切箱刀作为武器，因为手枪能被检测出来。机场安检方面更加严厉的措施确实防止了9-11的重复出现。
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阴谋的实现证明安全措施失效的说法是不和逻辑的。相关的事实是不仅很多试图同样做的恐怖分子被发现了，而且威慑和挫败了更多的人。受到自由主义者抨击的伦敦的中央监控系统也许不能防止炸弹，但有助于发现罪犯。
机场的金属探测器并没有让美国，英国或其他自由社会变成警察国家。同样的，傻子都懂的身份证和街头监控相机也不会。专横残暴的不是技术，是国家。梅特涅（Metternich）使用情报员创立警察国家，斯大林使用电报和电话。自由社会在过去成功地找到安全和自由空间的平衡，相信未来同样能做到这一点。
在旅行的时候接受额外的安全检查，在公共场所和社区接受合理的监督或许是自由国家必须接受的起码的变化。我们或许已经生活在多个世纪以来的地域主权国家垄断更多权利的尽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火药的革命，使得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王室粉碎军阀叛乱并在动乱的地方建立秩序。随后的民主国家采用新方法选举领袖，但是从老政权里继承强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
矛盾的是，强大的国家才是个人自由的前提。我们可以没有武装的与别人做生意是因为我们相信政府会充分保护我们的权益。在政府摇摇欲坠或已经被推翻的国家里，像阿富汗或伊拉克，就像犯罪泛滥的地区一样，生活重新回到无政府状态。不敢走出防护严密的家的人是不自由的，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抽象的法律或政治权利。
当今恐怖主义最让人担心的后果是政府承认他们可能无法保护我们。几年以前，布什政府的国内安全部头目告诉美国人装上电线磁带，密封窗户以防毒气袭击。在伦敦爆炸案后，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安全专家都说公民应该高度警戒，保持警惕。
尽管不是它们的错，由于技术武装使得危险分子力量更加强大，政府确实在失去保护我们免于恐怖主义极其后果的能力。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生意的方式就显得更加重要。
其中一个反应就是挪走恐怖分子可能的袭击目标。这些已经在发生了。即使在从前的世界贸易中心地址上的新自由塔重新设计以防汽车炸弹袭击以前，纽约的许多金融地区已经迁往曼哈顿市中心不那么暴露的地方或迁离纽约市。一直在进行的从大城市向郊区和小城镇的工作和工人转移会加快速度。
为什么不呢？重要的政府智能应该在全国分散，就像工业一样，而不应该集中在几个政治或商业中心城市。分散本身不能阻止恐怖行为，但是能限制恐怖分子瘫痪商业和政府的能量。他们认同卡里古拉（Caligula古罗马残暴皇帝）的心态“要是罗马人只有一个脖子就好了。”
2003年8月14日，电网系统的一个事故让整个美国东北部陷入黑暗。为了防止国内外恐怖分子切断电力供应，国家应该依赖更多小规模，独立的电网，而不是一个或几个全国范围的大电网。其他设施也应该是小型的。同样的，除了其他原因外，交通系统采用许多中心点而不是几个瓶颈，在恐怖袭击频发的时代也是必要的。
那种认为我们应当拒绝采用合理的预防措施以显示我们对恐怖主义的蔑视的观点是虚张声势的蛮干主张。一个不断遭到入室抢劫者光顾的房主安装防盗装置不是向盗贼屈服，而是要把盗贼排除在外。恐怖威胁将长期存在。采取措施增加破坏恐怖分子图谋的力度，万一失败，尽可能减少造成的危害是应该的，谨慎的。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恐怖主义面前脆弱不堪，我们就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译自：“They Will Change Us” by Michael Lind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6965&AuthKey=875ca4fec9c2b5177985a662ca7877e1&issue=508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