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研究中，说此书主要观念是“色空”，当然是错误的。可是，近年来论者在否定此说时，认为：曹雪芹对佛学从来就是批判的。书中涉及某些佛学内容，不过是为了批判封建制度而借用的一件外衣，是在那文网森密情况下的一种策略手段而已。

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单纯？看来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尽管我对《红楼梦》也是才开始接触，许多问题都还一知半解，对佛学，则更是十足的外行，本来并无置喙余地。然而，曹雪芹对佛学态度究竟如何，对于全面地了解《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不惮贻笑，提出一些疑问，冀获教于方家。

一

曹雪芹对佛学的态度，表现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红楼梦》中确实存在分量不轻的反佛内容；另一方面，书中也留下某些受佛学思想影响的痕迹，尤其明显的是主人公贾宝玉以出家为最后的归宿。这显然是一种矛盾。如果我们把《红楼梦》的创作放在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这种矛盾就较易于解释。

产生《红楼梦》的时代，也是我国佛教继隋唐之后又一次大兴盛的时代。“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1]一门宗教的传播盛衰，总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幻想的天国，本来就是现实人间的投影。清初佛学的发展特点，正是与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领域的状况相联系。这种复杂关系，势必给曹雪芹的创作带来影响。清初佛学发展的特点是：

第一，佛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地位已完全确立。

佛教自入传（通常系于后汉明帝永平中）至清初，前后千余年，经历过多次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时而表现于儒、道、佛三家抢思想界第一把交椅而吵得不可开交，时而表现于地主阶级内部经济利益冲突表面化而诉诸政治手段[2]。但是，它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职能，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对立，一致性毕竟是主要的。不同的，只不过是说法和方式上的某些差异而已。儒家讲正名、纲常等等，为巩固封建秩序固然必不可少，但佛家讲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劝导人们接受现世的苦难，把希望寄托于来生，从而消弭被压迫者的反抗，也是为统治者所需要和欢迎的。某些佛学大师也看到了这一点，说：“道法之与教名，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3]，“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4]。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简单的殊途同归。佛家给人们描绘了一个虚幻的“极乐世界”，曰“真如”“涅槃”，“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5]，诱导人们心甘情愿地作牛作马。这比诸儒家板起脸孔教训人们必须如何如何，效果则大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佛家起了儒家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就愈来愈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两宋以后，三家思想的融化和合流，就很自然了。

到了《红楼梦》的时代，佛教不止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是为其大力提倡了。清初的几个皇帝，都与佛教有着不一般的关系。顺治以精通佛典著称于时，他的出家传说，虽属无稽，但他与佛教关系，可从侧面略窥其端。他与名僧交往，更是历代帝王所少有。如对玉林通琇，两度下谕延聘。其十六年谕曰：

尔禅师通琇，临济嫡传，笑岩近裔，心源明洁，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华之使，聘来京阙，卓锡上林。朕于听览之馀，亲询释梵之奥，实获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门之龙象，禅苑之珠林者也。[6]

此外，天童道忞，筇溪行森，都受到他的“殊遇”。康熙四幸五台，被附会为去探望顺治。六次南巡，所至名刹，甚多题词，还亲撰普济、天竺诸寺的碑文。雍正自号“圆明居士”，参禅学佛更煞有介事。他还颇有一些佛学著作，并辑从僧肇到永嘉圆觉、沩山灵祐、仰山慧寂、赵州从谂、云门文偃等的语录，曰《御选语录》，并把自己的“圆明居士”语录也附编进去，颇想附骥尾以传不朽。乾隆则大造寺庙，自称“文殊后身”，发愿译《大藏经》为满文。可见，清初顺、康、雍、乾四朝，无不大倡佛法。上行下效，造成佛教风靡有清一代，这正是佛教的社会作用为最高统治所充分理解的结果。

曹雪芹正处于这样一个佛学弥漫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可能一尘不染，思想上落上某些佛学的尘屑，也是不足为奇的。同时，随着封建社会本身的腐朽和没落，作为这个社会上层建筑支柱之一的佛教，其虚伪性和欺骗性，以及这一宗教本身的黑暗和种种罪恶，就越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曹雪芹揭露批判封建社会罪恶时，目光就不能不也落在佛教上。因此，《红楼梦》的创作，既不免受到一些佛学的影响，又对佛教的罪恶进行尖锐的批判。

第二，佛学在清初思想界的特殊状况。康雍乾三朝，虽然史称“盛世”，但这个社会已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水旱不收，鼠盗蜂起”，当然不只是甄士隐一家田庄上的事，“外面架子虽未尽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也绝非贾府这个小范围内外强中干的经济困境，“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也并非荣宁两府的人员状况。这一切，正是当时整个社会民穷财尽，统治集团又极度腐败无能的真实写照。社会濒临总崩溃前夕的种种征兆，已相当明显。大变动在即的社会浪潮，冲激着敏感的思想界，特别是在一部分比较清醒的人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不能不感到，局势已是“山雨欲来”，岌岌可危了！

虽然，这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浑浑噩噩，埋头于“举业”，做八股文章，以图通过科举，挤进官僚集团，在民脂民膏的盛筵中分取一杯羹。曹雪芹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吴敬梓，在其《儒林外史》中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状况。但是，这时也有不少先进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当时的社会问题了。这些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寻求思想出路，探索社会前途。

尽管这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尚处于极其幼弱的萌芽阶段，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尚不足以强有力地对因袭的思想枷锁进行全面的否定，但是，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已不时闪烁着新世纪的曙光。与曹雪芹时代相先后已经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对旧的存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情况也十分复杂。他们看到了儒家思想已经左右支绌，腐朽不堪；又往往从佛道思想中去探索出路，连王夫之、戴震等都不能例外。当然，王夫之他们主要的是借用某些佛学（或老庄哲学）的思维形式和概念外壳，来阐述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即所谓“出入佛老”。如王夫之就曾用“能”与“所”这对佛学的范畴，说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他以“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命题，批判“以能为所”的唯心主义。[7]这就说明了这些进步思想家，既从佛学中有所探索，也有所批判。

另外还有一些封建正统派，宗奉儒家，虽然道貌岸然，但也从佛道两家思想中偷运一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东西，以补苴儒学的罅漏，使之更有效地进行思想统治。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是袭取佛学，特别是禅学南宗的东西而形成其体系。清初这一派的继承人，自称谈理学，他人却目之为禅学，原因也在这里。

可见，当时的思想家，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与佛学有过这样那样的瓜葛。

曹雪芹主要是艺术家。他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那样直接用概念来阐明思想，而是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流露出自己的倾向。他的艺术实践，也正说明他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步伐是一致的。

第三，清初文人沉湎佛学，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一种曲折反映。康熙晚年，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诸皇子，连宗室乃至康熙的亲信大臣都卷进去了。胤禛（即雍正）夺得皇冠后，打击其政敌，不遗余力。觊觎过皇位的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禟，都被置于死地。[8]那位握有重兵咄咄逼人的十四皇子允，就是十分欣赏《红楼梦》的永忠之祖。雍正对允还算“客气”，没砍他脑袋。但是这位曾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允，却被囚禁高墙几十年[9]，不得不在诵经念佛中了却余生。永忠自号“栟榈道人”，也是在佛学和诗画中消磨了一生。难道他们真的心如一潭死水？当然不是，有时也不免起了微澜。如永忠读了《红楼梦》后，感慨至深，写了《吊曹雪芹三首》，其一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10]

艺术欣赏中，读者与作者情绪上有所共鸣，是常有的事，但到了“几回掩卷”来“哭”，却很罕见。这显然是书中写出了他的“撞心语”。永忠的从叔弘旿，更是小心翼翼。他在永忠诗上写了眉批：“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旿号一如居士、瑶华道人，也是一生在佛典中讨生活的人。他怕《红楼梦》中“有碍语”，连一读都不敢。曹雪芹的两个朋友宗室敦敏、敦诚兄弟，在其《懋斋诗钞》和《四松堂集》中也不乏与僧衲过从的记录。可见，当时的宗室文人大都与佛教有着特殊的关系。看来，他们之中有的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直接牵连，受到种种迫害和酷遇，有的则是慑于这场斗争的残酷性而心怀惴惴。对此，佛学的涅槃寂静、诸行无常，等等，也还不失是一杯解脱现实悲愁的苦酒。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向当局乞降的表示：说明他们已经看破红尘，万念俱灰，不想在政治上有任何作为了。从这个意义说，当局无疑是欢迎的。

这场斗争并不局限于宗室，株连颇广。曹寅的妻舅李煦，被列入“奸党”，曹家也被抄家。有的人，即使没有遭到直接的惩罚，由于种种原因，也是处在朝不虑夕、惴惴不安的惶恐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一般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从雍正这方面看，他是通过不怎么光彩的手段夺得皇冠，生怕交椅不牢靠，遂大量豢养特务，安插耳目，实行严密控制。昭梿《啸亭杂录》载：

雍正初，上因允禩辈深蓄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

这条材料说明了雍正是为什么利用特务，到处窥视人们的一举一动。不仅嫌疑人物，即使是一般臣下胥吏，乃至里巷细民，无不规行矩步、人人自危。为远灾去祸保全身首计，最可靠的，莫过于超尘绝俗、与世无争，诵经念佛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佛学的风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清初文人沉湎于佛学，与其说是脱离现实，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个时代各家诗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佛学有着不同程度的指染。这其中固然有以与僧衲交游，谈一点佛学为雅的成分，但不少人系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则是毫无疑问的。

第四、曹雪芹的家庭环境，与佛学也存在不解的因缘。上文已及，康熙诸子的夺嫡斗争中，曹家受到牵连。雍正即位之初，曹家也是被打击对象之一。从有关史料看，曹家以及曹寅妻舅李煦家被抄，经过颇不正常。李煦于雍正元年（1723）被抄，罪名是织造任内“亏空官帑”[11]。这显然只是一种借口。曹家被抄较晚，雍正五年（1727）底下的谕，罪名是空空洞洞的“行为不端”[12]，连借口也不甚像样。这就说明，打击他们是某种政治需要，并不是他们当时犯了什么罪。至于李煦买苏州女子送允禩，曹寄顿允禟的镀金狮子，都是他们被抄后从新提起的事。“镀金狮子”一案，系曹的后任隋赫德的奏折中提出，时间是雍正六年（1728）七月，即曹家被抄半年多之后。这份奏折很有特点，摘录如下：

窃奴才（隋赫德自称，下同）查得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有藏贮镀金狮子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尺六寸。奴才细查原由，系塞思黑（按指允禟）于康熙五十五年遣护卫常德到江宁铸就，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寄顿庙中。今奴才查出，不知原铸何意，并不敢隐匿，谨具折奏闻。或送京呈览，或当地毁销，均乞圣裁，以便遵行。[13]

这里透露出一个事实，雍正并没就此放过他，曹家被抄以后，依然处在监视之下。如隋赫德之流，为迎合雍正，还时时寻找下石的材料。无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曹家过的是忧居慑处的日子。曹雪芹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的童年经历，不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阴影。从这一点看，曹雪芹与佛学的关系，和当时的贵族文人颇有相似之处。

此外，曹雪芹还另有他的家学渊源。在曹家全盛时，康熙南巡，驻跸江宁，游香林寺。时曹寅一举给该寺捐香火田四百余亩。[14]曹寅此举，固然有应付康熙的因素，但也不能不让人看到他对佛教的热衷。《楝亭诗钞》中时见有关僧人佛寺的诗篇，就是一个佐证。终曹寅之世，曹雪芹尚未出生，但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童年的教养、家学气氛的熏陶，于他成年后与佛学的关系，不能说是没有影响的。

以上几个方面，简述了曹雪芹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清代初叶这个封建社会濒临覆灭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还是曹家从皇帝亲信大臣到了获罪抄家，一败涂地的家庭环境；无论是佛教本身在清初这个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发展特点，还是当时文人与佛教的特殊关系：这一切，都给曹雪芹的世界观带来复杂的影响，使之在对待佛学与佛教问题上产生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自然地反映于他的创作之中。

二

《红楼梦》的基本倾向，是它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是，我们在阅读中，要时而拨开一层佛学的迷雾，方能深入地感受领会它的这种精神。曹雪芹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所展开的情节，随着这些情节所显示的人物命运和遭遇，乃至他们的言谈话语、悲欢颦笑，都宛如生活本身那样自然流转，那样真切准确。这正是曹雪芹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强大魅力。由于这种魅力，我们在阅读中往往忽视了书中这层时隐时显的佛学迷雾。然而，这层迷雾，是确实存在的。

首先，作者交代此书来历时，拉上一大堆和尚。原来，女娲当年补天时，余下了一块炼就的顽石。甲戌本有一段独出的文字，写此石因听到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的荣华富贵”，“打动凡心”，要去经历尘世繁华。又得僧道之助，幻化为美玉携入人间。甲戌本的这段文字比较完整，这是曹雪芹的原著文字大致是可信的。这块美玉，在红尘中成了大观园人物活动的见证者，历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返本归真后，自己记下这段经历。这才有了《石头记》。可以说，此书因和尚而起。

经过几世几劫后，又有个叫“空空道人”的和尚，把《石头记》抄回人间，这才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披阅”。所以，也可以说此书又是由和尚而传。

把创作过程说得如此费周折，当是作者弄的“狡狯”，脂砚称之为“画家烟云模糊处”。其实，这也是历来小说家不直接署名的一种惯用手法。所不同的，曹雪芹是把这部巨著的创作过程说得更为迷离恍惚，甚至还用了“色空”这个佛学概念。这正是时代使然，正是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士大夫阶层谈禅说佛的反映。

其次，《红楼梦》中人物的结局，都前定于“太虚幻境”这个虚幻世界。宝黛这对叛逆者的悲剧结局，却是出于宿命的安排。小说交代的人物来历，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绛珠仙草”，贾宝玉则是灌溉以甘露，使之修成女身（绛珠仙子）的赤瑕宫神瑛侍者。神瑛下凡历劫，绛珠则随之下凡还泪。其他诸色人等，则是陪他们去了结此案的一干风流孽鬼。这就是作者所交代的大观园人物来历。他们下凡之后，即他们在现世生活中各自不同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经历，乃至不幸结局，无不是前生注定。因为她们都是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中人。十二钗正副各册的判词，以及十二支《红楼梦曲》，都已经注定她们的遭遇和结局。前八十回中，大部分人物的结局，特别是男女主角的结局，尚未揭晓。但是，脂评中透露的“情榜”结尾，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些“风流冤孽”在“造劫历世”之后，重返幻境，到警幻仙子案前销号归位。曹雪芹的主要笔墨，是用于描写这些人物的现世生活。从这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里，看到的是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是作者的控诉和谴责。而且，这些人物从“太虚幻境”到了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太虚幻境”，这种过去现在未来，与佛学中的“三生”之说固然不能等同，但多少也包含这些“因”与“果”的关系。人物的现世苦难，也都隐约受到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支配。

交代人物的来历和结局，这本来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中甚为常见的一种做法。《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西游记》的金蝉子贬出灵山，《镜花缘》的百花仙子下谪人间等等，几乎都是这种路数。《红楼梦》的交代人物来历，也是把他们的现实遭遇安排在这种因果中。“木石前盟”和“金玉良姻”以各自不同形式的悲剧了结，正是佛学所说的“因缘前定”，都涂上一层“宿命”的色彩。

曹雪芹当然不是在那里认真宣传佛家的“宿命论”。由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由于时代、家世以及他个人生活经历所带来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由于他的绝世才华，他在描写人物的“现世”遭遇的时候，即当他接触现实、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时候，眼光十分敏锐，观察十分透辟，反映十分深刻。因而，大观园人物的活动，才成了封建社会的缩影。

第三，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两个对比性的人物：甄士隐与贾雨村。通过这两个人物，作者藉以说明他在创作中所采取的手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向读者提供一把阅读的钥匙，使读者真正把握他的创作用意。正如第一首标题诗说的：满纸荒唐之言，却渗透一把辛酸泪，要读者解会其中的真味。但还不仅仅止此，作者通过两个人物的活动，特别是对于他们的不同生活道路和命运归宿，表现出作者的不同态度。

甄士隐是姑苏的一名小乡宦，“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是观花修竹，澹泊自处。不意数年间，天灾人祸，竟败落下来。因而饱尝人情势利，世态炎凉，终于悟彻出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红楼梦》的时代，儒道佛三家在思想上已经合流。所以，“度”甄士隐出家的即使是个道士，但是这个情节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佛家的东西。道士唱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为之所作的“解注”，认为世俗所追求的功名财富娇妻爱子，都不是真实的；尘世的一切，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虚幻存在；最后，都归于空无寂灭，即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正是佛家的“诸行无常”和“诸法皆空”的思想，“他乡”“故乡”，其实就是佛家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从原始佛教开始，把世界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把人间称为此岸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生聚异灭，昙花一现，是虚幻的。又在人间之外，虚构了一个彼岸世界，曰涅槃、真如。只有这个世界，无生无灭，永住长存，才是真实的。曹雪芹写了这些东西，如果说仅仅只是策略性的需要，只是掩盖某些政治内容外衣，显然是不够的。

贾雨村与甄士隐正相反。甄士隐由小康到破落，最后出家，代表出世；那末，贾雨村由已经破落，又通过科举，奔走钻营，投靠权门，从新飞黄腾达，可以说是入世。贾雨村虽然经历了一段宦海浮沉，爬上了高位，他的结局虽然作者没有完成，但是据脂评中透露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在封建官僚集团的权利之争中，他也没有幸免。这当然是合乎发展逻辑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甄士隐，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同情和赞许，而对贾雨村，则是鞭挞和揭露。对于贾雨村的所作所为，不仅借平儿之口痛骂他为“饿不死的野杂种”，甚至连纨绔子弟贾琏都不以为然，只有无恶不作的贾赦需要他，平庸低能的贾政赏识他。为什么是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能是反映曹雪芹对这两种思想的不同评价。

甄士隐这个人物，尚有另外一层作用。作者通过甄士隐的一梦，听到一僧一道对话中说到因“还泪”而引出一干风流孽鬼下降人间，“蠢物”（即通灵宝玉）乘机夹带于中去造劫历世，从而，巧妙地把虚幻的“太虚幻境”与现实人间联系在一起。这样，遂与第五回贾宝玉的梦游“太虚幻境”遥相呼应，说明了《红楼梦》里人原来就是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中人。

第四，《红楼梦》主要表现的当然是这些“风流孽鬼”降生人间后的“现世”生活。由于作者眼光四射，接触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出现了一些原先就是在佛门的僧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中，有作者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出来的，也有的是那些经历了一番生活的颠簸之后，看破红尘，最后在空门中求一席容身之地的人物。其中，有被压迫的奴隶少女，有家道式微的贵族青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于空门中求容身的人物中还有作品的主人公贾宝玉。如果曹雪芹对佛学从来就是持批判态度，或者他在作品中涉及如许的佛学方面问题仅仅是某种策略需要，那么，贾宝玉这样的结局，则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作品中尚有不少并非属于和尚尼姑之类的人物，作者在他们身上也涂抹上一层不算淡薄的佛家思想色彩。十二支《红楼梦曲》，可说是小说大部分主要人物不幸命运结局的暗示和概括。这些曲子，几乎都是用佛家思想来解释说明这种命运结局的原因和底蕴。写惜春的【虚花悟】，写妙玉的【世难容】，题目和内容都是有关佛学，自不待说。其余各支，诸如【枉凝眉】，以镜花水月来概括宝黛的爱情悲剧。【恨无常】【晚韶华】说明元春做贵妃的尊荣和李纨夫妇恩情以及儿子的功名，最后都是转瞬即逝，归于无常。【分骨肉】写探春远嫁是因缘前定；【乐中悲】写史湘云夫妇分离是定数应当；【好事终】写秦可卿自缢是宿孽因情。带有总括意义的【飞鸟各投林】，佛学色彩更浓。所谓“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也显然是佛家的东西。总之，这些曲子，在《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中，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它与秦钟临死时的情节不同。秦钟临死，出现鬼判之类，也是属于佛教宣传中的常谈，但却是明显的游戏之笔。而十二支曲子，堂而皇之，仅仅以借用佛学某些词语来说明，这就颇难成立，因为表现出来的是佛家思想，而不仅仅只是几个佛学词语。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曹雪芹的号曰“芹溪居士”[15]。“居士”一词，来源较早，而且有很多解释。《礼记》《韩非子》诸书，已有“居士”之属，但一般说法，特别是明清以来都是指在家学佛之士。曹雪芹为什么取个“居士”的号，无文献足征，《红楼梦》中写探春发起成立诗社时，也曾考虑给自己起个“秋爽居士”的号，但被贾宝玉以“不确”的理由否定了，这个“不确”，是否即指她没有玩过佛学，不得而知。但曹雪芹接触过佛学，受到了某些影响，似乎也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

以上种种，说明了曹雪芹虽然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世界观中也受到佛家思想的某些影响。因而，当他从事创作的时候，这种世界观的复杂性就不免流露出来。

三

曹雪芹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他由于生活在那一个佛教风靡的时代，出身于曹家这样一个与佛教关系颇为特殊的家庭环境里，思想上不免落上一层时代和阶级的尘屑，甚至于当他在封建社会末期大厦将倾的压抑和惶惑之中，曾经想从佛学中探索思想出路，而且在创作中也有所流露。但是，当他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艺术形象时，对于生活的某些主观上的解释，往往退居次要地位。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毕竟是主要的。当他接触现实、剖析现实的时候，头脑十分清醒。他在凝铸着自己一生血泪的《红楼梦》中，虽然未能，也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佛教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反动作用，但是，对于佛教的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各种类型的佛教徒的活动，批判和揭露却是相当深刻的。

大乘佛教全力阐扬的是空，自马鸣创大乘佛教以来，至龙树、提婆，发展为大乘空宗，高倡“诸法皆空”[16]。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到了曹雪芹的时代，前后一千余年，宗派纷立，各宗对于成佛的途径和步骤，尽管各有一套说法，但是，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说世界统一于空，却无多大分歧。特别是从唐宋到明清一直风行不衰的禅宗南宗，更是彻底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惠能，那首有名的偈说：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7]

以“本来无一物”来概括客观现实，可说是“目空一切”！可是曹雪芹笔下的大多数僧尼，却并非如此，而是“云空未必空”。

《红楼梦》中出场的僧尼不少，除了少数因特殊原因而遁入空门者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以宗教活动为谋生手段。这些佛门弟子，虽处身于五蕴皆空的清净境地，其为非作歹，利欲熏心，丝毫不空。如水月庵的老尼静虚，“阿弥陀佛”向别人念，自己却插手官场，长袖善舞，比诸世俗的土豪劣绅都毫不逊色。连那些府太爷、守备、大财主之间的纠纷，竟然求到她的名下，而且能一口替人家出三千两贿赂，足见其“佛法广大”。结果是两个青年送了命，王熙凤得三千两。她从中捞多少，没有交代，自然不会两袖清风。又如水月庵另一尼姑智通，地藏庵尼姑圆信，也都是穿着衲衣的骗子。她们得悉芳官三人要求出家，“巴不得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大讲了一通“佛法平等”，芳官等遂成了落发的丫头。还有那马道婆，骗法更粗俗，她在贾母面前扯什么西方大光明普照菩萨的现身法象就是大海灯，谁舍几斤香油来供这个“法象”，即可消灾祈福。到了赵姨娘那里，她又替她搞魇魔法，也骗她几两银子。这些人无论骗法雅致一点还是粗俗一点，利用菩萨或佛法来诓骗，则完全一样。

曹雪芹写这些披着袈裟的恶棍，或念着阿弥陀佛的骗子，之所以能达到各自的目的，是因为他们不凭在佛前晨祷暮诵，而是靠在统治阶级人物中拥有大批信男善女。这样，他们既可通过这个“方便法门”，交通官府，欺压平民，又可从太太们的钱袋中骗取一份“布施”。

在统治阶级中，也确有不少人乐此不疲。他们斋僧敬佛，广结善缘，既可博得“慈悲向善”的声名，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又可在干了坏事后换取“良心”的慰藉。只需在人血的盛筵中分出一杯残羹，即可生前获得福佑，死后超脱轮回，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到处都能坐享“福果”。这样便宜事，何乐而不为！《红楼梦》中不仅写了贾母的乐于受骗，王熙凤的与之勾结狼狈为奸，而且还比较集中地揭露王夫人的“乐善好施”“慈悲为怀”的真面目。这位“大善人”手上沾满了许多无辜女儿的鲜血。在她的淫威之下，金钏、晴雯被生生摧残迫害致死，芳官、四儿如何经受生活的煎熬也可想而知。可是，她却永远摆出一副“慈悲”的面孔。吃素念佛，斋僧布施，怜贫恤老，似乎都是在祈今生福佑，种来世善果。她把丫头金钏逼死后，着实“慈悲”了一番，又是“赏”金钏之母银子簪环衣服，又是要做新衣裳给金钏装裹，还滴了几滴鳄鱼的眼泪！所以，人情练达的薛宝钗就把她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还说“姨娘是慈善人”。尤其“慈善”的，还为金钏“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鲜血淋漓的杀人逼命，竟成铙钹喧嚣的“善举”，刽子手的屠刀，变为超度冤魂的“宝筏慈航”！无论是金钏还是张金哥，都是死在满口“阿弥陀佛”的“慈悲人”手下。百八伽蓝，同样沾染着被压迫者的斑斑血泪！

看来，曹雪芹对于佛教及其种种活动，是有认识的。所以他才能如此深刻地揭露：所谓“清净佛门”，原来是直通官府的势利场，所谓“佛法平等”，也只是僧侣地主拐骗使唤丫头的招牌，所谓“结缘布施”“超度亡灵”，统通不过是老爷太太们杀人吸血的掩遮。

僧侣及其活动的欺骗性，本来就是宗教本身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反映。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伟大艺术家，也往往通过僧侣活动的描写来揭露教会的黑暗和罪恶。曹雪芹笔下出现静虚、智通等，其意义也在这里。但仅仅停留于此，诚然还是不够的。因为《红楼梦》中描写的这些事实，也可以看作是职业僧侣不守清规、践踏戒律的行为，虔诚的佛教徒对此也是要提出非议的。如果停留于此，尚不足以说明这就是对佛教的批判。因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看曹雪芹如何写那些有道高僧和在佛门中找归宿的人物。

在《红楼梦》中，有资格享有高僧尊号的，莫过于茫茫大士了。曹雪芹不是把这位大和尚作为世俗的江湖骗子来写，而是写成佛法力量的代表者。这位茫茫大士（还有那位渺渺真人属于道教系统），在《红楼梦》的种种纠葛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超凡入圣，来往于玄幻的“太虚幻境”和繁华竞逐的人间，指迷觉愚，逢有缘者度之，堪称为货真价实的佛门弟子。

妙绝的是这一佛一仙两个名字，曰：茫茫、渺渺，与乌有先生、亡是公同一家数。是否可以说，曹雪芹认为现实生活中佛或仙，渺渺茫茫，根本不存在，似乎也很耐人寻味。

不过，茫茫大士毕竟来到了人间，担负了某种使命。《红楼梦》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与叛逆者的矛盾。这对矛盾的重要表现，就是叛逆者的恋爱婚姻问题，即他听命于家庭的安排，接受“金玉良姻”，还是不渝于同另一个叛逆者林黛玉的思想结盟，即“木石前盟”。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壁垒分明。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8]贾府的当权人物，即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安排了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的所谓“金玉良姻”，正是代表了贾府的家世利益，实质上就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木石前盟”，即贾宝玉与林黛玉恋爱，事实上是两个叛逆者共同理想的结合，与贾家的家世利益无疑是不相容的，因而必然要受到这个家庭的扼杀。在这场矛盾冲突中，茫茫大士（当然还有渺渺真人）恰恰与封建卫道者贾政站在一起，可以说是“金玉良姻”的发明人。通灵玉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是他早在青埂峰下镌就。刻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是他送到薛家，并且还特为说明，“日后要拣佩玉的相配”。有人认为，送金锁以及金玉相配的这些话，都是薛姨妈为了攀贾家这门亲而伪造出来的。如果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恐怕首先是王夫人伪造通灵玉。可是小说的实际却并非如此，作者清清楚楚地交代这都是癞头和尚的杰作。从贾府来说，这个衰败之中亟需重振的百年望族，薛宝钗正好是最合适的人选。茫茫大士“金玉良姻”的安排，贾府符合家世利益的物色，正不谋而合。对于“木石前盟”，这个癞头和尚也不是漠然视之。林黛玉三岁时，他也光顾过林家，要化林黛玉出家，并且也说过，“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出家，或是不见外姓亲友之人，自然是见不着贾宝玉，“木石前盟”也就谈不上。可见，这位大和尚对二者的不同态度，是极其鲜明的。

作为佛门弟子，当是绝俗超尘，目空一切，世俗的婚姻恋爱，干卿底事！符合贾府家世利益的“金玉良姻”，竭力促成之；背悖贾府家世利益的“木石前盟”，百般阻挠之。此无他，维护封建统治利益耳。这位有道高僧，只不过不像静虚、智通者流，为一己之私到处招摇撞骗，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奔走效劳而已！

历史上的儒道佛三家，曾有过不少争吵，在一定背景下，甚至势若冰炭。这时，为什么又如此一致呢？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加上个贾政，恰好代表佛道儒三家。这绝不是偶然巧合，正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三教合流”的体现。上文已及，儒道佛三家，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社会作用，一致性是主要的。封建社会越是到了末季，就越加需要三家互相配合，共同支撑那摇摇欲坠的大厦，使之尽可能晚来颓败和倾圮。因此，“三教合流”也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合作得那样融洽，以至于他们的言论究竟是属于哪一家，都浑然莫辨。如度甄士隐的是道士，“神仙好”也是道教的东西，但《好了歌》及注的思想，却又是佛家的。而且他们又都与贾政相一致。这正同警幻仙子一样，名曰仙子，是道教人物，但管辖之下又有什么“大士”“菩提”，是佛家的名号，说出话来，又是那样头巾气十足。这一切，恰正是“三教合流”的反映。所以，《红楼梦曲》【终身误】一支，说“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都道”就是和尚、道士和贾府的当权人物的一致。他们都是“木石前盟”的扼杀者。

曹雪芹对佛教的批判，还体现在几个以佛门为归宿和不容于佛门的人物描写中。这些人物，除了贾宝玉外，大致可分为妙玉、智能一类，惜春、柳湘莲一类，鸳鸯、芳官等一类。惜春、鸳鸯等将于下文联系贾宝玉来谈，这里先看妙玉与智能。

妙玉与智能，初看差别极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虽然都是尼姑，但佛门却是她们的一座可恨的牢狱。她们由于出身教养的不同，在佛门的处境地位也不同，因此，她们对这座牢狴的感受以及反抗的方式也有所差别。

智能落入佛门这座牢狴，不是由于看破红尘而皈依“三宝”，也就是说，并非出于思想原因。她怎么出家，作者没有交代。但是从她在水月庵实际上是使唤丫头这种状况看，无疑是家境贫寒不得不出家的。因此，她的牢狴感受较之于妙玉更自觉。她曾向秦钟说过要“出了这个牢坑”，反抗也更为大胆。当秦钟有病时，她终于冲出禅关，“找至秦钟家下，看视秦钟”。那个社会里，智能这样做，别说是多一副宗教枷锁的尼姑，就是普通的俗家少女，也是为礼法所不容。她的结局如何，曹雪芹没有写。秦钟死了，即使不死，她也不可能幸免。人海茫茫，她将如何的颠簸沉沦，留给读者以想象去补充。

妙玉是曹雪芹精心构思的人物，名列十二金钗之六。刻画这个“槛外人”的形象，作者的感情十分复杂。有微词，也充满着同情和惋惜。这一形象本身，也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集中的表现，就是判词中所说的“云空未必空”。

研究者多认为，“云空未必空”是作者对妙玉的讥刺。实际上，恐怕要复杂得多。诚然，这是出现于妙玉的判词中的一句话，但是，曹雪芹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不是站在维护佛法清规的立场，因此，他不可能以能否真正做到“空”来讥诋指责她。

妙玉的身世，颇像林黛玉。“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但到了她正式走向生活后，已是一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孤女了。出身教养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烙印。宦家小姐的身份，与她在大观园中的实际处境，产生了悬殊的矛盾。孤傲狷介，落落寡合，甚至有点矫情，这既是她维持小姐身份和自尊的武器，也是佛教禁欲主义与她对生活的执着发生矛盾的表现。对此，不仅完全按照封建规范教养出来的李纨不能理解，说“可厌妙玉为人”；就是叛逆人物林黛玉，也觉得她“天性怪僻”。

正因为妙玉终究是个小姐，因此她对佛门这座牢狴的感受就不像智能那样大胆和自觉。她只是把矛盾压抑在心灵深处。一方面，黄卷青灯，伴着她那尼庵的岑寂；另一方面，她又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尘世。中秋月圆之夜，她离开蒲团，到庵外闲步赏月，参与了林黛玉、史湘云的联诗。她的“空帐悲文凤，闲屏掩彩鸳”“芳情只自赏，雅趣向谁言”之句，正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作为少女的尘世向往和作为幽尼必须要遵守的清规佛理，这两种势力在她心灵深处矛盾和搏击。大观园“诗坛”的倡和，固然近乎闺阁游戏，但作者在她们的诗中都赋予各自的身份、性格，并从中暗寓了她们的命运。妙玉居然联出“芳情只自赏，雅趣向谁言”，无论于规范、于清规，都大相乖舛。

如果推究起来，大观园中真正爱贾宝玉的，除林黛玉外，恐怕就只有一个妙玉了。她自称超脱于“千年铁门槛”之外，可是却并不忘记那一天是贾宝玉的生辰，写了“遥叩芳辰”的贺柬。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嫌脏丢掉。她自己日常用的茶杯，却以之给贾宝玉斟茶。从佛家观点看，怡红公子与村老妪，何尝不同具佛性，又何尝不同是臭皮囊。厚此薄彼，显然不是出于势利眼，不然她就不会把荣国府权威化身贾母干在禅堂中，另约钗黛到耳房内吃“体己茶”。乞红梅的情节，贾宝玉不仅顺利地完成使命，而且，去之前“李纨命人好生跟着，黛玉忙拦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纨点头说是”。只有林黛玉才能有这样细致的观察。在那个婚姻作为政治手段的社会里，妙玉比林黛玉更不可能使这种爱情发展为婚姻，因为多了一副宗教的枷锁。她不能像智能那样自觉地感受佛门是一座“牢坑”，更不能像智能那样冲出禅关，只是在心灵深处畸形地发展，只是在无意之中才略有流露。

妙玉的结局，“判词”和“曲”虽有所隐寓，但具体情况如何，前八十回没有完成。研究者或据“风尘肮脏违心愿”“无瑕白玉遭泥陷”，认为她最后沦落青楼。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风尘”解为“青楼”，固属常见，它也常作生活的漂泊颠簸解。《红楼梦》第一回“风尘怀闺秀”，“风尘中的知己”，都与青楼毫不相干。所以仅从“风尘”一词中猜出沦于青楼，是不大可靠的。近年又传有靖氏藏本脂批，其中有“瓜洲渡口”“红颜屈从枯骨”诸语，似乎后来流落在南方，嫁给什么老头子。是青楼从良，还是漂泊中倦鸟入巢，不得而知，而且也有疑问。所以还是不去猜测为好。有一点可以肯定：妙玉的结局也十分不幸，她也是“薄命司”中人。暗寓妙玉命运的曲子曰：【世难容】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如果将此曲联系中秋联句和邢岫烟说的在蟠香寺“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无论如何她是不可能见容于世的。即使十二金钗不因贾府败落而风流云散，栊翠庵仍容得下她的蒲团，但人世的严酷风霜，也容不下她的仙才兰质，佛门的戒律更容不下她的“雅趣”“芳情”。宗教的枷锁，终归要把她压得郁郁而死！妙玉的命运和遭遇，可以说是曹雪芹对佛教的控诉。

四

曹雪芹对佛学持何种态度，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是《红楼梦》主角贾宝玉的思想和行动。一般说来，作品主人公的思想行动，总是寄托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主人公的结局，也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归宿。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凝注了曹雪芹毕生的心血，渗透着他的“一把辛酸泪”，最后却遁入空门，这就很费人思量。

贾宝玉的归宿，不仅《红楼梦》中多处留下伏笔，而且脂评中也有明确的透露。如第二十一回一条脂批说：

宝玉看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疑衍）。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

可见，最后他出家作和尚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又确确实实存在某种反佛教的精神。既出家作和尚，又反佛，岂不是自相矛盾？

具体分析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同时又联系作品中其他一系列人物的处理，作和尚和反佛，是矛盾的；但在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身上，乃至在整部《红楼梦》中，这种矛盾却又是统一的。曹雪芹虽然写了贾宝玉出家，但却并不把佛门看作是他的理想归宿，更不是思想上的皈依。

第一，遁入空门只是一种反抗的手段。贾宝玉如此，其他人物，诸如鸳鸯、芳官等也无不如此。他们都是在不堪忍受现实中的迫害时，才不得不以“遁入空门”来表示反抗，或者说是“眼前无路”时，才不得不在佛门中求一席容身之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鸳鸯和芳官等人的反抗。

鸳鸯出家了没有，作者没作最后交代，只是在“誓绝”一回书中，写她以死和出家自誓。当时鸳鸯的处境十分险恶：荣府大老爷贾赦要收她为妾，邢夫人亲自出马，说之曰“又体面又尊荣”，将来生个一男半女，还可与她当夫人的“并肩”。可是，鸳鸯却无意去享受这份“尊荣”，断然拒绝了。这当然很伤大老爷的尊严。这位大老爷达不到目的，岂肯善罢甘休，故当即扬言：“凭他嫁到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这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为了几把扇子，他都可以把人害得家破人亡。所以平儿很为鸳鸯担心，将来终究落入他的魔爪，处境更惨。鸳鸯也深知自己当时的处境，但她绝不委屈求全，决心“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当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鸳鸯也不只是说说而已，她当着贾母及许多人自誓：“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不过，当时贾母在生活上还离不开她，才使这一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不然，或是别的丫鬟，以死和出家自誓，也只是徒然自誓而已。贾母死后，她一旦失去“庇护”，即使真的出家，恐怕佛门的四大护法天王未必能挡得住老爷的魔爪。对鸳鸯来说，出家也只是她被老爷太太们逼得无路可走时的一条仍然走不通的道路。

芳官的情况更自不同。她与其他的女孩子是为元春归省的盛典从江南买来学戏的。班子散了，她们被分发到各屋去当丫头，备受践踏欺凌，地位比一般丫头还低。连赵姨娘都可对她们随意打骂，而探春还以为这是“自己不尊重”“失了体统”。王夫人“清理”大观园时，首先是晴雯被摧残致死，等待她们的是作为会说话工具又一次被出卖。她们不得不以“出家”来反抗。对此，这位“慈悲”的王夫人，连一向伪装的慈悲面孔竟也不顾了，恶狠狠地命令：“佛门也是轻易人进去？每人打一顿给他们，看还闹不闹了！”在太太们的心目里，“进天国的门票”，也只是她们才有权享有。两个老尼为了拐两个丫头使唤作活，向王夫人说了一通“佛法平等”“普度众生”，特别是说到“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小姑娘皆如此”，把这份福果仍归到她的名下，才使芳官得以出家。她们进了佛门后的命运如何，不过是从世俗的奴隶转变为僧侣的奴隶，如此而已！

作者用饱蘸血泪的笔触，描写了鸳鸯与芳官等不堪老爷太太们的迫害凌辱，才不得不向佛门求一席容身之地。虽然这种反抗力量很微弱，但毕竟是一种反抗。

贾宝玉的出家，与奴隶们的反抗内容、性质都不相同，鸳鸯等人是对于阶级压迫的反抗，而贾宝玉只是一种叛逆者的反抗。他为了拒绝走家庭（其实也是阶级）给他安排的道路，而要走自己的道路。走什么样的路，他自己也不明确，正像鸳鸯、芳官等人一样，要反抗，怎么样反抗，尚很朦胧，只得遁入空门。进入空门之后，鸳鸯仍未能真正脱离贾赦的魔掌，芳官等只是做了另一形式的奴隶。贾宝玉的前途，也只是“渺渺茫茫”。可见，佛门并非反抗者的真正归宿。

第二，贾宝玉的出家，实际上只是“出走”，只是表示与他的家庭决绝。在《红楼梦》中，出身于贵族家庭，最后遁迹空门的，除了贾宝玉外，还有惜春、柳湘莲，在某种意义上说，甄士隐也是如此。但是贾宝玉与他们不同，惜春、柳湘莲等，是在悟的基础上皈依佛道，而贾宝玉只是在彷徨无主的情况下，不得不走这条仍然走不通的道路。

柳湘莲的出家，有点奇怪。点化他的，是瘸腿道士，似乎就是那个渺渺真人。颇像入道，实则皈依佛门。他在出家之前与道士的对话，取禅宗南宗“谈公案”方式，又是“把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都是佛家的一套。一席话之间即悟彻一切，飘然而去，也正是南宗的“顿悟”。当然，顿悟实际上也是早已种下出家之因的，他是个没落世家的子弟，面冷心冷，人称“冷二郎”。冷，当然是一种绝望了的表现，所以尤三姐自戕，加速了他的出家。

惜春也是因为悟彻出家，判词中“勘破三春景不长”，三个姐姐各自的不幸遭遇，使她感到自己也是前途茫茫，遂以“独卧青灯古佛旁”来求得灰暗而无险恶的生活，即所谓“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这也是“勘破”人世险恶之后，三个姐姐中特别是元春的荣华，最后终归于幻灭，对她不能不是个教诫，何况荣、宁两府内部的勾心斗角，她也都看在眼里。她也只有这条出家的路好走。

在这一点上，贾宝玉是和惜春、柳湘莲他们一样，对家庭，即他们所隶属的阶级完全绝望，才无可奈何地走这条出家道路，对尘世的一切，不了而了之。但是，贾宝玉出家，与惜春、柳湘莲不同，他的遁迹空门，又有他自己的发展逻辑。

贾宝玉的出家，可以说是一种矛盾，是他思想和行动的矛盾。在思想上，他是反佛教的；在行动上，他却不能不走向佛门。

从思想上说，贾宝玉对于僧佛是格格不入的。第十九回，袭人箴规贾宝玉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再不可毁僧谤道”。袭人与贾宝玉朝夕相处，对他的一言一语，无不放在心上。而今她把问题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可见贾宝玉平素毁僧谤道的言论之多。又第三十六回，薛宝钗接替袭人绣兜肚时，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当然只是梦中的“喊骂”。所谓日有所感，则夜有所梦，说明贾宝玉对“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这句话是常留于心，故不禁于梦中喊出。这也是“毁僧谤道”的一个佐证。第二十二回，回目有“悟禅机”语，是比较集中地写贾宝玉谈禅的情节。贾宝玉自我感觉也是“解悟”已臻“无挂碍”境界。第二天林黛玉与他的一段对话，也是禅宗“谈公案”的形式。好像此中真有一点“解悟”似的。其实不然。贾宝玉的这番“参禅”，实际上是雅玩。白天林黛玉、史湘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他想从中有所调停，结果是落了两处的不是，成了自寻烦恼。这次“参禅”，他追求的就是摆脱这种烦恼的“立足境”。佛家讲一空万法，讲“无我”，这与求“立足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第二天林黛玉一问，问得他张口结舌，不知所对，只好自己承认，“不过是一时玩话罢了”。一天乌云，顿时消散。他依旧还在尘世的纷扰之中。说是“玩话”，倒也不错。一心在他身上的林黛玉，对这个问题却是十分放心的。她也说这“是玩意儿，无甚关系”。在怡红院里，“面壁”“参禅”云云，往往用以互相揶揄挖苦，是一种调侃语。怡红院的“舆论”状况，当然是贾宝玉思想状况的反映。这一切都说明：贾宝玉最后的出家，并不属于思想上的皈依。

从行动上说，出家倒是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必然结果。他要反抗对他的生活道路作安排的家庭，他要与这个家庭决裂而出走。但是，怎么反抗，出走后到哪里去，对于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来说，只能出家作和尚，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出家作和尚，不是贾宝玉思想发展的必然，而只是他行动，即生活道路发展的必然。他的思想和行动，是矛盾的。但是，这一矛盾在贾宝玉的身上，却又是统一的。

贾宝玉这个人物，作为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面临的是两条生活道路：家庭（其实也是他所隶属的阶级）给他安排的道路，是“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娴于时文八股，中举人，会进士，从所谓“正途”出身，为官作宰，克绍箕裘。如果，他也像乃翁那样平庸低能，还可退而求其次，一般懂得一点仕途经济，通过捐纳，取得一官半职，也能略可守成。可是贾宝玉却无意于此，他要走他自己的道路，另有追求。他追求的，是一个“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在那里，自然不再有什么“峨冠博带”的庆吊应酬，也不必讲什么“仕途经济”，更不需要去读八股时文。家庭对他的期望，他自己的追求，二者之间自然不可能相安无事。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二者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家庭给他安排的“科举入仕”的道路，是他面临着的现实；他自己的生活追求，那是无法实现的理想。二者又是那样势若冰炭，不可调和。他不能放弃理想去迁就现实，最后，就不能不从那个家里出走。

走向哪里？出走之后能否达到他的理想？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每当社会阶级矛盾发展到表面冲突，亦即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也曾有过某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本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投身到大起义的行列中去。但是，贾宝玉所要寻求的是个“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如火如荼的农民大起义，金戈铁马的战争生活，当然不是他要寻求的理想归宿。因此，他不可能投身到起义的行列中去。

《红楼梦》的时代，较之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发展阶段，情况已经不同了。这时，在封建经济关系的母体中，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是，这种新关系的萌芽，还十分柔弱和稚嫩。新兴的阶级力量尚未形成。因而，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虽然也出现一些新的思想，但是，代表这些新思想的力量，尚不足以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内容提出适应时代潮流的合理估价，更拿不出一份明确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从封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某些先进分子，虽然有所觉醒，但对于未来仍还十分朦胧。所以贾宝玉的理想图，只能是“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他从封建家庭出走时，也只能是一脚踢开了僧佛，另一脚又跨进了佛门。

反佛和出家，这是一种矛盾，但在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身上，却又是统一的。这种矛盾性和统一性，正是曹雪芹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的体现。我们回头看《红楼梦》全书，情况的复杂性，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全书笼罩着一层佛学的迷雾，说明曹雪芹接受了某些佛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作品人物的命运遭遇中，又流露出对于佛教这一宗教，有所揭露和批判。

佛学和佛教，二者本来是密切关联的，但也不能画上等号或说是一回事。在《红楼梦》中更是这样。当曹雪芹接触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各种人物的时候，他是冷静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构成艺术形象，揭示出生活中某些本质的方面，因而他看到了作为一门宗教的佛教的罪恶。当他在解释说明他笔下的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的时候，他又因受到作为一种思想的佛学的影响，而不免在这种解释和说明中流露出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十九世纪某些现实主义大师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反对教会，揭露当时宗教的黑暗和罪恶；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反对上帝或神的存在，甚至于要建立合乎理想的纯净的宗教。曹雪芹也正是这样，只有当他描写现实，塑造艺术形象的时候，世界观中受佛学影响的一面才退居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也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19]。

在创作中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丝毫也不有损于曹雪芹的伟大。在《红楼梦》里，批判现实生活的黑暗，毕竟是主要的。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这种现象，也并不罕见。一个旧时代的作家，世界观中不可能不出现这种复杂性，而且也不可能不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是如此，曹雪芹也是如此。存在这种矛盾，是完全正常的。相反，如果这些伟大作家全是清一色，全都纯粹得像一座水晶的雕像，那才是咄咄怪事。

（《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2] 《旧唐书·武宗纪》对事实经过有较细的叙述，“法难”一词是后来佛教徒的说法。

[3] （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4] （南朝宋）宗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5]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卷十）。

[6] 转引自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

[7] （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召诰无逸》。

[8] 《清史稿·世宗纪》。

[9] 《清史稿·允传》；又《八旗艺文书目》（集部）。

[10] （清）永忠：《延芬室稿·吊曹雪芹三首》（其一）。

[1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6页。

[12] 同上书，第185页。

[1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页。

[14] 《香林寺碑》，今藏南京市博物馆。

[15] （清）张宜泉：《春柳堂诗集》。

[16] 《中观论》。

[17] 《坛经·自序品》。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9] 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马恩列斯论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