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李连江教授译作；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爱的艺术的理论方面，现在我们讨论如何习练爱的艺术，这是个加倍困难的问题。学艺得自己练，除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可学吗？
这个问题在今天格外复杂，原因是，多数人，包括本书不少读者，期望获得可以自行操作的说明书。就爱而言，就是期待得到一个关于爱的艺术的自修指南。对这最后一章抱此奢望的读者，恐怕个个会大失所望。爱是个人体验，只能属于每个人自己。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幼年时、少年时、成年后，都有爱的体验，至少有初级的体验。我们在这里讨论爱的习练，只能阐述它的前提条件，讨论通向它的路径，讨论人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前提条件，走通这些路径。通向目标的路，各人只能独自行走，关键一步迈出之前，讨论就结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讨论路径有助于掌握爱的艺术，至少对那些不指望获得完整指南的读者是这样。
学任何艺术都有前提条件，不论是学木工手艺，学医术，还是学爱的艺术。首先，学艺需要自律。无约无束，一事无成。做事只凭"兴之所至"，可以培养怡人心性的爱好，但永远不能成为艺术大师。学艺需要自律，比如每天都要练几个小时。不仅如此，整个人生都需要自律。有人可能认为，对现代人来说，没有比学习自律更容易的事。他们不得按照严格的日程每天循规蹈矩地工作八小时吗？实际上，职业之外，现代人鲜有自律。不工作时，他们懒散懈怠，美其名曰"放松"。想懒散，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抗刻板的生活。人们想孩子气地随心所欲，懒散放任，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每天八小时被迫把精力用于实现不属于自己的目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不是出于自己选择，而是由工作节奏决定。此外，他们在与权威体系斗争的过程中变得怀疑任何形式的约束，不论这约束是非理性权威强加的，还是按理说他们应该自己选择的。但是，没有约束，生活会支离破碎，混乱无序，会缺少专注。
专注是掌握任何艺术的先决条件，这个道理几乎不证自明。任何人，只要尝试过掌握一门艺术，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专注比自律更罕见。我们的文化导致的是散漫零乱的生活方式，在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类。人们同时做着很多事，又读又听，又说又抽，又吃又喝。我们是消费者，永远大张着嘴，贪婪地吞吃一切，管它是图画，饮料，还是知识。缺乏专注还有一个清楚的表现，那就是我们很难做到独处。安静坐好，不说不抽，不读不喝，多数人根本做不到。他们会紧张不安，非得做点什么，要么用嘴，要么用手。抽烟就是缺乏专注力的症状，抽烟的时候，手嘴眼鼻一齐忙活。
第三个前提条件是耐心。任何尝试掌握一门艺术的人都知道，若想有所成就，耐心必不可少。急于求成，永远学不到艺术。然而，现代人难得耐心，正如他们难以自律与专注。我们的全部工业体系都要求与耐心相反的东西：速度。所有机器都围绕着速度建造。汽车和飞机把我们快速送到目的地，越快越好。一部机器，如果能用一半时间制造同样数量的产品，就比那部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有重要的经济理由。但是，如同在其它很多领域一样，经济观点决定了人类的价值观念。人们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对机器适用的，也一定适用于人。现代人认为，如果不快速处理一切事务，就会有所损失，也就是损失时间。然而，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该用赢得的时间做什么，于是就荒废它。
最后，学艺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高度重视。如果一门艺术对学徒无关紧要，那他永远也学不会。他最多能成为不错的业余爱好者，永远不会成为大师。其它艺术如此，爱的艺术也如此。不过，与其它艺术相比，爱的艺术，大师更少，业余爱好者更多。
有关学艺的前提条件，还有一点值得提及。我们不是直接学艺，而是间接开始。真正开始学艺前，我们经常必须先学很多仿佛无关的东西。学木工手艺要先学刨平木板；学钢琴要练音阶；修箭法禅先练吐纳。(我建议读者看《箭法中的禅》，该书形象地描述了学艺所需的专注、约束、耐心和投入。)要精通一门艺术，我们必须为它奉上我们全部生命，至少要让它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全身心投入艺术习练，我们必须保持身心健康，以便完成那些特别的功课。对爱的艺术而言，这意味着，凡是想成为大师的，必须在他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习练自律、专注和耐心。
怎样习练自律？我们的祖辈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建议，每天早起，不求奢华，勤奋工作。不过，这种约束有明显的缺点。它僵硬、强制，崇尚知足和俭省，从很多角度看，它令人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但是，目前日益增强的趋势是，出于对这类约束的反抗，人们怀疑任何形式的约束，用散漫懈怠的放任平衡八小时工作日的刻板。我有几条现成的基本规则。早晨，大致在同一个时间起床，每天留出一定时间，或冥想，或读书，或听音乐，或散散步，为了消遣，不妨读一点侦探小说，看看电影，但要保持在某个最低限度，不暴食，不暴饮。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习练的约束，不是来自外力强迫，而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表现，我们因约束而感到愉快，逐渐习惯一个作法，直至最后舍不得放弃。自古以来，我们西方人看待约束，正如看待其它美德，认为它必定艰难。我们觉得，约束之所以"好"，必是因为难以做到。而东方人早就认识到，对人身心有益的，也必定令人愉悦，尽管起初需要克服几个障碍。
在我们西方文化中，专注比自律更难，好像一切都与专注力背道而驰。要学会专注，关键是学会独处，不读不听，不抽不喝。能专注实际上就是能独处，先能独处，然后才能爱。如果我自己站立不住，依靠另一个人，他可能是我的救星，但我们的关系不是爱。能独处是能爱的先决条件，这像个悖论。只要你尝试一二，就会发现独处有多难。独处会让人内心不安，坐卧不宁，甚至忧心忡忡。你很快就会兴趣索然，不再习练独处，进而把丧失兴趣合理化，认为独处毫无价值，傻事一桩，太耗时间，如此等等。除此之外，你会注意到，尝试独处的时候，万般思绪浮现脑海，占据身心。你会注意到，尝试独处的时候，你会给每天的休闲时间制定种种计划，你会思考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你会考虑到什么地方消夜。你会用诸多事情充斥大脑，而不是让大脑摆脱它们。这个时候，做几个简单的习练，能有帮助。例如，放松坐好(既不懒散也不紧张)，闭上眼睛，尝试想象眼前有个白幕，驱除扰动心神的影像和想法。之后，可以跟随自己的呼吸，不要想它，也不要刻意影响它，只是简单地跟随它，"感知"它。再进一步，可以尝试树立这样一个"自我感"：我 = 我自己，我是我全部力量的中心，我是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这种专注习练，每天早晨至少做二十分钟，如果可能，还可以长一点，晚上睡觉前再做二十分钟。(这一点，在东方特别是印度文化的理论与习练中一直占据着显要地位。近年来，西方人开始追求与此相似的目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金德勒学派，其目标是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敏感。有关金德勒方法，可参照夏洛特赛沃斯在纽约新大学的演讲和授课。)
除了这些习练，我们应该学会专注于我们做的事，不论是听音乐，读书，谈话，还是欣赏风景。我们应该只对眼下做的事情有兴趣，我们必须对它全神贯注。当我们专注某个事物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几乎无关紧要。这时，一切事物，无论重要与否，都实际上获得了一个新维度，因为我们把全部注意力给予了它们。若要学会专注，就应该尽量避免琐碎无聊的闲谈，也就是不真诚的交谈。两人谈论双方都知道的一棵树的成长，评论两人刚吃过的面包的味道，议论二人共同的经历，只要他们对谈话内容确有体验，不是抽象地了解，就是言之有物的交谈。与此相反，关于政治或宗教问题的谈话却完全可能言之无物。如果两个谈话者说的都是陈词滥调，说话时心不在焉，就是这样的情况。
补充一点，我们不仅要尽量避免琐碎无聊的闲谈，还应当尽量避开不良的社交圈子。我说的不良社交圈不仅仅指堕落的坏人，对这些人我们应该远离，因为他们会毒化周围的气氛，让人感到压抑。我说的不良社交圈还包括那些内心已死的人，他们身体还活着，但灵魂已经死亡，他们的想法和言谈琐屑无聊，信口开河，而非言之有物，满嘴陈词滥调，没有自己的思想。诚然，并不是总有可能避开与这样的人交往，也不是必须避开他们。面对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用琐碎无聊的陈词滥调应对他们，而是开诚布公，把他们当人对待，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会改变，而这改变经常是因为我们出乎其意料的言行震动了他们。
专注他人，首先意味着能够倾听。多数人并不真的倾听，别人说话时如此，甚至给别人提建议时也如此。他们不拿别人的话当真，也不拿自己的回答当真。结果是谈话让他们疲倦。他们认为，假如他们专心倾听，会更累，其实恰恰相反。所有专心从事的活动都使人清醒(虽然事后会产生自然的、健康的疲倦) ，所有心不在焉的活动都让人昏昏欲睡，结果是晚上难以入眠。
专心致志，意味着生活在此时此刻。人们经常做着一件事，已经想着要做的下一件事。不言而喻，人们首先必须专注他们爱的人。通常情况下，人们彼此亲近，同时想着分开，对爱的人，我们必须学会接近而不同时想着分开。一开始，习练专注十分困难，我们会觉得永远学不会。显而易见，这时必须有耐心。如果不知道万事皆有定时，揠苗助长，那当然就永远学不会专注，也就永远学不会爱的艺术。如果想明白什么是耐心，看看小孩学走路就可以。他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越走越稳，直到有一天不再跌倒。假如成年人像孩子那样耐心专注地做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岂有不成功之理!
若不获得对自己的敏感，就学不会专注。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人应当时时刻刻思考自己？分析自己的心理？还是怎样？如果我们说，必须对机器敏感，并不难说明我们是什么意思。例如，每个开车的人都对车敏感。他能听到最轻微的异常噪音，感到马达加速最微小的变化。司机也能同样敏锐地感到路面的变化，能觉得前面与后面的车辆在做什么。关于这一切，他并不思考；他感知这一切时，处于一种放松的注意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他能准确感到与他专注的情景相关的一切变化，而他专注的就是安全驾驶。
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情景，其中一个人有对另一个人的敏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母亲对婴儿的敏感和反应。婴儿没有明显表现之前，母亲就能注意到他身体的变化，他的愿望和迫切需求。孩子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而更响的噪音却不会把她惊醒。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她对自己孩子生命的变化有一种敏感；她既不焦虑，也不担心，是在一种清醒的宁静中感知，时刻准备接受来自孩子的一切有意义的信号。我们对自己可以具备同样的敏感。例如，觉得累，感到压抑，不消极忍受，不让召之即来的忧思愁绪加剧这感觉，而是问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压抑？"注意到自己愤怒气恼，发现自己做白日梦，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现实，也会这样自问。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追寻真正的原因，而不是千方百计通过合理化逃避问题。我们应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声音经常会很快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如此不安，如此压抑，如此愤怒。
普通人对自己身体的运转都有一定的敏感。他能注意到身体的变化，包括轻微的疼痛。获得这种对身体的敏感比较容易，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时是什么感觉。对精神过程的敏感却很少见，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精神状态完美的人。他们认为父母、亲人或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就是常态，只要他们自己精神状态不偏离这常态，他们就觉得自己正常，就没有兴趣观察自己的精神状态。例如，很多人从来没见过有爱心的人，没见过具有完整人格、有勇气、有专注力的人。显而易见，要获得对自己的敏感，必须明白完全健康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年幼时、成年后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如何获得它呢？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不过它指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知识得到了传授，但是遗失了对人的发展至关紧要的传授，这传授只能通过出现成熟的、有爱心的人来完成。在较早的西方文化中，在中国，在印度，最受尊崇的是具有卓越灵命与高尚精神的人。传授知识不是教师的唯一职责，甚至不是主要职责，他的责任是传授作人的态度。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 在俄式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 我们不再景仰灵命卓越、精神高尚的人，不再以他们为楷模。在西方，万众嘱目的是给芸芸众生带来满足感的人，尽管这满足感其实是代用品。人们效仿的楷模是电影明星，节目主持，专栏作家，名商巨贾，顶尖政客。很多时候，他们的主要本领就是能让自己成为大众的话题。不过，情况并没有坏到令人完全绝望。像阿尔伯特·施维策这样的人也能在美国出名；在世的和历史上的伟人，作为真正的人而不是作为广义的娱乐人物取得卓越成就，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让年轻一代了解他们；古往今来，人们创造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想想这些，就觉得我们仍有机会创造一个理念，这理念告诉人们什么是功能健全的人生，并从而让人们对人生功能失调保持敏感。如果不能成功保全关于什么是成熟生活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全部文化传统就可能崩溃。这文化传统的基础，首先是传承某些人类本质特征，而不是传授某种知识。如果这些本质特征在后人眼前消失，那么，五千年文化就会瓦解，即便它创造的知识得到传授和发扬。
到此为止，我讨论了习练任何艺术都必须做什么。现在我说明哪些品格对锻炼爱的能力具有特殊意义。依照我前面关于爱的本质的讨论，培养爱的能力，首要前提是克服自恋。有自恋倾向的人，只觉得自己内心存在的东西真实，对他来说，外界现象本身并不实在，他只会感觉到外界事物对他是有用还是有害。自恋的反面是客观；客观就是能够如实看待人与物，能把客观景象与出于愿望和焦虑的景象区分开。各种精神疾病有个共同表现，就是极度不能客观。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只有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内心存在的东西，就是他的愿望与焦虑。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他内心世界的符号，是他的作品。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处于这种状态。在梦中，我们制造事件，导演表达我们愿望与焦虑的戏剧(当然，这些戏剧偶尔也表达我们的观点与判断)，只要我们还在睡，我们就相信梦中的事件真实，与我们清醒时感受的现实一样真实。
精神病患者与做梦的人完全缺乏外部世界的客观景象。不过，我们多少都有点精神病，我们多少都在睡觉，我们都有个不客观的、被我们的自恋倾向扭曲的世界观。需要我举例子吗？只要看看自己，看看周围的人，读读报纸，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找到很多例子。在这些实例中，对现实的自恋扭曲有程度上的差别。举个例子，一位女士给医生打电话，说想下午就诊。医生说，当天下午没时间了，但她可以第二天来。女士说："医生先生，我家离您的诊所只有五分钟! "医生对她解释，她住得近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他节省时间，但她听不懂。她是以自恋的方式感知这个情景：因为她省时间，他也省时间；对她来说，唯一的现实就是她自己。
人际关系中，时常发生自恋扭曲，只是不这么极端，或者说不这么明显。观察子女的反应，不是关注(或关心)他们自己的感受，而是只看他们是否听话，是否让自己高兴，是否让自己脸上有光，如此等等，这样的父母有多少？自己有依母纽结，因而觉得妻子的每个要求都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从而认为妻子霸道，这样的丈夫有多少？小时候制造了一个光芒四射的骑士幻像，发现丈夫与之不符，就认为他无能或蠢笨，这样的妻子有多少？
看待其他民族时缺乏客观，是众所周知的坏现象。一夜之间，另一个民族被认为邪恶卑鄙到无以复加，而自己的民族变成善良高尚的化身。敌人的所作所为，用一把尺子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用另一把尺子衡量。敌人行善，被认为格外邪恶，因为它误导我们、欺骗世界；我们作恶，不仅必要，而且正当，因为我们的目标高尚。观察一下民族之间的关系，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相信，客观是例外，常规是受自恋扭曲，只不过扭曲程度有高有低。
理性是客观思考的能力。以理性为基础的态度是谦卑。只有谦卑下来，走出儿时对全知全能的梦想，人们才能客观，才会运用理性。
就习练爱的艺术而言，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培养爱的能力，必须收敛自恋，必须深化谦卑，提高客观，加强理性。我们必须以此为毕生追求的目标。爱不能分割，谦卑与客观也同样不能分割。如果我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陌生人，我就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家人，反之亦然。如果我想掌握爱的艺术，我就必须在所有情况下努力做到客观，必须培养一种敏感，自己不客观时，立刻就能察觉到。我必须努力分辨两个不同的东西，一是我制造的受自恋扭曲的关于一个人及其行为的印象，二是那个真实的、不以我的利益、需求和焦虑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人。一旦能够客观，能够理性，学习爱的艺术的路程就走了一半，但我们必须在面对我们接触的所有人时都具备这能力。如果一个人只想客观看待自己爱的人，认为他在看待他人时不必客观，那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是两头落空。
培养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克服自恋，能否克服对母亲和亲属的不伦情结。获得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成长，能否在与世界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中培养一种创造取向。要克服自恋，要重生，要成长，信心必不可少。习练爱的艺术需要锻炼信心。
什么是信心？信心一定与信仰上帝或相信宗教教义有关吗？信心与理性和理性思考必然对立或分离吗？要弄清信心问题，首先必须区分理性的信和非理性的信。非理性的信，无论是信人还是信思想，意味着臣服非理性的权威。相反，理性的信是确信，其根基是自己的思考或感觉。理性的信主要不是指相信某个事物，它具备我们自己的确信所特有的确定性和不可动摇性。信是一种支配全部人格的性格特征，而不是相信某个确定的事物。
理性的信，根基是创造性的、理智的、情绪的活跃。人们认为理性思考排斥信心，其实理性的信是理性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个例子，科学家是怎样得到新发现的？他是不是一个接一个做实验，一个又一个收集事实，而对自己期望发现的东西毫无预见呢？以这种方式在某个领域获得重要发现，十分稀少。其罕见程度，不亚于一个人在天马行空的幻想中做出重大决定。在人类的全部活动领域，创造性思维过程的起点往往是"理性的预见"，这预见本身来自大量前期研究、审慎思考和观察。到某个时候，科学家收集到了足够材料或者提出了数学公式，他原初的预见具有了高度可信性，我们就可以说他成功地提出了探索性的假设。细致分析这个假设及其涵义，收集支持假设的新事实，进而产生有效的假设，最终，这个假设可能被纳入一个普遍理论。科学史上，相信理性、预见真理的例子比比皆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都对理性充满不可动摇的信心。为了这信心，布鲁诺死在火刑柱上，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从产生理性预见到提出理论，每一步都需要信心：相信这预见是个值得追求的理性目标，相信假设是个可能成立的、有解释力的论断，相信最后提出的理论，保持信心，至少延续到人们对理论的有效性达成普遍共识。这种信心的根基是自己的经验，是相信自己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仅仅因为某个权威或多数人那么说，就信以为真，那是非理性的信。理性的信以独立确信为基础，而独立确信的根基是，自己进行创造性观察与思考，不理会多数人的意见。
理性的信并不是仅仅在思想和判断中发挥显著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信是真诚友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信一个人"，意味着肯定这个人靠得住、不会变，无论是他的基本态度，他的人格内核，还是他的爱，都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连他的意见都不应改变，不过，他的基本态度应该保持不变。例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应该是他本人的要素，永不改变。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信自己。我们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能意识到我们人格内核的存在，尽管外部环境会变，尽管我们的意见和感情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们的人格内核终生不变。这个内核就是"我"字背后的现实，我们确信自身的身份，基础就是这内核确实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自我的恒定，我们就会发生身份危机，我们就会依赖他人的意见，他人的认可就会成为我们身份感的基础。只有信自己的人才能对他人忠诚，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肯定，在未来，他与今天是同一个人，因此他的感情和行动与今天不会两样。只有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作出承诺。正如尼采(1910，S341)说的，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能作出承诺，信是人生的前提条件。就爱而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爱，相信自己爱能够在他人内心唤起爱，相信自己的爱牢靠不变。
相信他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相信他的潜能。母亲对新生儿的信就是相信潜能：她相信孩子会活着，会长大，会走路，会说话。诚然，在这几个方面，儿童几乎个个能成长，少有例外，以至于人们很可能觉得，抱这些期待，并不需要信心。但是，有关另外一些潜能，有信心才能有期待。在某些情况下，儿童的一些潜能得不到发展，例如爱的潜能，幸福生活的潜能，运用理性的潜能，还有更特殊的潜能，例如艺术秉赋。这些潜能是种子，得到合适的条件会发芽成长，缺乏合适的条件则会夭折。对孩子至关紧要的人必须相信孩子的这些发展潜能，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否有这个信心，是教育与操纵的区别之所在。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实现他的潜能。 与教育相反的是操纵。所谓操纵，就是不相信孩子的发展潜能，把合乎自己愿望的强加给他，把不合乎自己愿望的统统压制，以为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正派人。我们不需要相信机器人，因为它没有生命。
相信他人，最高境界是相信人类。在西方世界，犹太-基督教以宗教方式表达了对人类的信心；最近一个半世纪，人本主义的政治社会思想以世俗语言最强烈地表达了对人类的信心。与对孩子的信心一样，对人类的信心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基础上，那就是，只要条件合适，人类天生有潜力建立一种符合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爱的原则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树立信心，相信人类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不过，正如其它各种理性的信，这个信念决不仅仅是个愿望，相反，这个信念有两个基础，一是人类已有的、不可抹煞的成就，二是每个人的内心体验，每个人对理性和爱的体验。
非理性的信，根子是臣服一个压倒一切、全知全能的力量，是否定自己的力量和坚强，理性的信则是建立在相反的体验上。我们对一个观念有理性的信，因为这个观念来自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相信他人的潜能，相信我们自己的潜能，相信人类的潜能，原因是我们体验到自己潜能的成长，体验到成长的真实，体验到我们自己理性能力和爱的能力的强大；我们的体验有多深，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理性的信，根基是创造性；有信心的生活，是创造性的生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相信权力(即相信统治)与相信权力的运用，是信的反面。相信业已存在的权力，等于不信尚未实现的潜能会发展。相信现有权力就是预言未来，但这预言仅仅以现状为依据，是严重的误算。这预言完全不合乎理性，因为它忽视了人的潜能和人的成长。对权力，不可能有理性的信。对权力，只存在臣服。当然，对掌权的人来说，还有保持权力的愿望。在很多人眼里，权力是世界上最实在的东西，然而人类历史证明，权力在人类的各种成就中最不稳固。正因为信念与权力格格不入，原本建立在理性的信基础上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一旦依赖权力，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会腐化，就会软弱。
树立信心需要有勇气。有勇气，意味着能冒险，愿意忍受痛苦和失望。若认为平安保险对人生最重要，就不可能有信心。躲进堡垒，靠远离他人和占有财富保平安，只会把自己变成囚徒。被爱与爱人都需要勇气，都需要敢于认为某些价值至关紧要，敢于跨出那惊险的一步，敢为这些价值冒牺牲一切的风险。
我说的勇气，完全不同于大言不惭的墨索里尼所说的勇气。墨索里尼有句口号："冒险活着! "他的勇气是虚无主义的勇气。他的勇气，根源是对生命的毁灭态度，是因为不能爱生命而准备放弃它。敢于绝望与敢于爱恰恰相反，正如相信权力与相信生命恰恰相反。
可以锻炼信心和勇气吗？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锻炼信心。抚养孩子需要信心，入睡需要信心，开始工作也需要信心。我们每个人都习惯具备这种信心。如果没有这信心，就会过分担心孩子，就会失眠，就无法开展创造性工作。没有这信心，就会多疑，就不能与人打交道，就会患疑心病，就无法作长远打算。必须具备信心与勇气，我们才能坚持对一个人的判断，即使舆论或某个出乎预料的事件显示我们判断失误。必须具备信心与勇气，我们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便这信念不受大众欢迎。有信心，有勇气，我们就不会把生活中的困难、挫折与悲哀视为我们不应当遭受的惩罚，相反，我们会把它们视为挑战，克服挑战会让我们更加坚强。
锻炼信心和勇气，可以从日常生活小事开始。留意人们何时何地失去信心；看穿人们掩盖自己丧失信心时编造的种种辩解；认清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行事懦弱，看清他们怎样把自己的胆怯合理化；留意每次背叛信心会如何令我们软弱，每次软弱又如何导致我们再度背叛信心，陷入恶性循环。以上都是锻炼信心和勇气的起点。迈出这第一步，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觉得是怕得不到爱，然而事实上 -- 经常是在无意识中 -- 我们是怕爱别人。爱，就是在无保障的情况下把我们交托给他人，就是把我们奉献给我们爱的人，希望我们的爱在他(她) 们心中激发出爱。爱就是信，信心小，爱必少。关于怎样锻炼信心，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也许别人还有话说。假如我是诗人，是牧师，也许我还能试着再说一些。但我不是，所以我也就不勉强为之。我的意思是，只要真想学会信，就一定能学会，正如小孩学走路一样。
但是，有一个态度，对习练爱的艺术必不可少，而我们迄今为止只是顺便提到它，这里我们应该详细讨论，因为它是习练爱的基础。这个态度就是保持活跃。我前面说过，活跃不是"忙碌"，而是内心的活跃，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爱是一种活跃。爱，就是时刻主动关心所爱的人，但不是仅限于关心所爱的人。如果懈怠，如果不时刻准备接纳，时刻清醒，时刻活跃，就不能与所爱的人保持活跃的关系。唯有睡时理当安静；醒时不应为懈怠留空。今天，不少人活在矛盾中，醒时半睡，睡时半醒，或者想睡时半醒。唯有完全清醒，才能不生厌，才能不讨厌；而不生厌、不讨厌是爱的重要条件。习练爱的艺术，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一日之中，保持思想活跃，感知敏锐，耳聪目明；避免内心懈怠，被动应付，消极拖沓，虚掷光阴。我们不可能把生活分成若干部分，只在爱的部分主动创造，而在其它领域消极无为。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那是产生了幻觉。创造力不允许这样的分工。只有在诸多其它生活领域保持创造性和主动性，才会高度警醒，生机勃勃，也才会具备爱的能力。在其它生活领域没有创造性，在爱上也不会有创造性。
我们在本章讨论的特点与态度与私人领域相关，但是，讨论爱的艺术不能局限于私人领域。讨论爱的艺术，离不开社会领域。既然爱意味着以爱的态度对待每个人，既然爱是个性格特征，那么它必然不会仅仅存在于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里，而是会出现在我们与所有人的关系中，不论我们接触这些人是通过工作，通过商务，还是由于职业。爱亲人与爱陌生人之间没有什么"分工"。恰恰相反，爱陌生人是爱亲人的先决条件。假如人们认真把这个观点付诸实践，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尽管我们常把爱邻人这个宗教理想挂在嘴边，实际主导我们关系的却至多是公平原则。公平就是交换时不搞欺诈，不论是交换消费品和服务，还是交换感情。"你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不论是物品，还是爱 --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甚至可以说，公平伦理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贡献。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决定物品交换的是赤裸裸的暴力、传统或人与人之间爱或友情的纽带。资本主义则把市场交换变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无论是在商品市场、工作市场还是服务市场，每个人都依照各自的市场情况用自己可以出售的东西换取自己希望获得的东西，不用暴力，不事欺诈。
人们很容易把公平伦理与黄金律伦理混为一谈。人们可能认为，"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句格言的意思是"与他人交换时要公平"。实际上，这格言原本是以民间谚语的方式表述了圣经的命令："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事实上，犹太-基督教这个博爱规范与公平伦理完全不同。博爱规范的意思是爱你的邻人，也就是觉得对他负责，觉得与他是一体。公平伦理则意味着觉得对他没有责任，与他不是一体，恰恰相反，是觉得与他分隔，与他疏远。公平伦理的意思是尊重邻人的权利，而不是爱他。黄金律如今成为最流行的宗教格言，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人们用公平伦理解释它，这个格言才成为唯一一个人人理解、人人愿意奉行的宗教格言。但是，谁愿习练爱，那他首先得弄清公平与爱的区别。
但是，这里会出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全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础是人人力争上游，支配这些组织的是自私原则，只不过受到公平准则制约，既然如此，人们怎么可能一方面按照现存社会秩序为人处世，另一方面习练爱呢？习练爱，不是意味着放弃世俗利益、过赤贫生活吗？基督教教士、托尔斯泰、施维策和维尔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了极端的答复。另外有些人，他们也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爱与过正常的世俗生活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参阅马尔库塞1955。) 他们的结论是，今天，凡是讨论爱的，都是在参与一个巨大的骗局；他们认为，在当今这个世界，只有殉教者和疯子能爱，因此，一切关于爱的讨论都不过是善意的说教。这种观点很可敬，但它很容易被用来为玩世不恭辩护。普通人觉得："我很想作个好基督徒，可是如果我真那么做，那我肯定会饿肚子。"事实上，普通人的想法背后就是上述激进观点。这种"激进主义"导致道德虚无主义。这些"激进思想家"与普通人一样，事实上都是没有爱的能力的自动机。唯一区别是，普通人觉察不到这个事实，思想家们知道这个事实，但认为它有"历史必然性"。
我坚信，认为爱与"正常"生活绝对不相容，仅仅在一种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互不相容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基础的原则和爱的原则。但是，具体地看，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现象。例如，如果不说谎，推销无用商品的人经济上无法生存，但是技术工人、化学家、物理学家不说谎也能生存。与此相似，农民、工人、教师和很多行业的商人，完全可以努力习练爱，而不因此陷入经济困境。我们固然要承认资本主义原则与爱的原则归根结蒂不相容，但我们也要承认，"资本主义"的结构十分复杂、变动不居，里面仍有很大的空间，允许人们不落流俗，发扬个性。
不过，我不想留下这么个印象，仿佛我们可以一方面期望当前的社会永远持续，同时可以希望博爱的理想终将实现。在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制度下，能爱的人终归是例外。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爱必然是边缘现象。不是因为许多职业排斥爱的态度，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以物质生产为主导、贪图消费品的社会中，只有不落流俗的人才能抵制社会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他相信唯有爱才能合理解决人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从而使爱成为社会现象，而不是极为个别的边缘现象。至于怎样改，我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我在《正常的社会》中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主导我们这个社会的是经理-官僚体系和职业政客；驱动人们的是群体暗示；社会的目标是无止境地多生产、多消费，生产与消费变成了终极目的。人的全部活动都被迫服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的；人只是一部营养良好、衣冠齐整的自动机，不再对他独有的人的特质和人的使命有兴趣。人若要具备爱的能力，就必须占据首要地位。经济机器必须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必须让人能够分享经验，分享工作，而不是最多只能分享利润。必须这样组织社会，使人的社会性、富有爱的特性与人的社会生存实现统一，而不是相互分离。如果我的观点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确实唯有爱才能合理地、圆满地解决人生问题，那么，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妨碍爱的发展，最终都将因为它不符合人性最根本的需求而灭亡。谈论爱绝不是"说教"，因为爱是每个人最根本、最真实的需求。这需求被挤到了暗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分析爱的本质，就是指出今天普遍缺乏爱，就是批判导致爱全面缺失的社会环境。爱可以成为社会现象，而非个别例外，相信这种可能性，是理性的信，其基础是对人类本性的洞察。
注释：
1.英语的education(教育)，来自拉丁语e-ducere，字面意思是把已经潜在的东西"引发出来"或"引导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