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铭洲教授在南开大学执教已经整整50年了。我与车老师的师生缘已结32载。这期间，我当了三次学生，三次教师，出入六所大学，履历平凡得无以复加。然而，写不进履历但深刻于记忆中的，是起起伏伏与磕磕绊绊。幸有车老师呵护，我总能走出黑暗，克服迷茫。几次关键转弯，都是车老师帮我掌舵。六年前，我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没有他的鼓励，我肯定不会有今天”。
口试
第一次见到车老师，是1980年6月。西方哲学史期末考试，口试。学生按指定时间到，抽一张试题，准备半小时，然后应考。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康德哲学的。康德的书，去年夏天才在图宾根的书店翻过几页，纯粹出于好奇，想看看他的德文是不是真那么长，从句多得十个手指不够用。我对康德哲学懂多少，自然不须深究。看了题目，似懂非懂，半小时过去了，还是似懂非懂，只好硬着头皮见考官。
主考有三位老师，王勤田老师和张青荣老师分别讲授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十八世纪英法哲学，熟悉，另一位老师没见过。我小心翼翼回答完问题，心虚地问：对吧？一位老师显然觉得有几分好笑，严肃地说：这是考试，问你呐。我一时语塞。这时，我不认识的那位老师开口了。他不紧不慢，轻声细语，讲解康德哲学中的范畴、理念、观念、上帝几个词的意思。我连连点头，心想，听说康德的书跟天书一样，他怎么用这几个词，我怎么可能搞清楚？
考试结果出来，我居然得了85分。庆幸之余，很感激老师们高抬贵手。大学四年，修了三十几门课，唯独清楚记住了欧洲哲学史的成绩，就是因为这别开生面的最后一课。
后来才知道，那位把口试变成授课的老师，就是车老师。再后来，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教师的天职是教学生，授课与考试都只是教育手段。
治学
师母用一个字概括车老师治学：苦。车老师不言苦，只说做学问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车老师的苦功和坐功，同学们没有不佩服的。临近毕业时，张敏兄问过我一个问题，是为生活而学问，还是为学问而生活，就是有感于车老师治学太苦。我清晰记得车老师坐冷板凳苦读的情景。我开始登门求教时，车老师刚搬出集体宿舍，一家三口住在学三食堂北面最后一排平房最东边的两间。进门一间，左手靠墙一张书桌，上面摆着一台英文打字机；靠东北角的墙根是车颂的单人床。右手一间，是车老师与师母的卧室，也是车老师的书房。一个冬日，我去请车老师看一封信。进门，车老师正坐在木椅子上伏案埋头读书。屋里冷如冰窖，炉火虽旺，车老师仍然披着大棉袄。那一瞬间，定格在我记忆中，成为我对冷和苦的直观理解。
坐冷板凳，需要定力；下苦功夫，需要忍耐。定力和耐力，归根结蒂是意志。有志于学，车老师称为“想学” ；笃志于学，车老师称为“真想学”。1986年，哲学系学生会组织了一次座谈，主题是怎样学英语。我听说车老师主讲，就去听。主楼317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热烈。主持人致开场白，请车老师发言。车老师接过话筒，开口就问：各位同学想不想学英语？听众显然有几分意外，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小声说：想学啊!车老师接过话：“想学？真想学还是假想学？真想学？那就学啊! 只要学，怎么学都能学会! ”接着，他讲了个小故事。十月革命后，列宁让苏共高级干部写文章。不少高干说，列宁同志，我们不会写。列宁说，关键是想不想写，不想写，永远不会写；真想写，写写就会了。
在学英语上，我能体会车老师讲的道理。读不懂，反复读；听不懂，反复听；记不住，反复记。不学，什么办法都没用；真学，慢慢地就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惭愧的很，车老师论学哲学，讲的是同样的道理，我却没多少体会。他说，一开始看康德的书，看不懂。硬看，反复看，慢慢就看懂了。车老师曾给韩旭师兄和我讲罗素哲学，读《人类的知识》，一字一句地解读分析，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硬读的。我没学懂哲学，因为我并不真想学，没下过硬工夫。
车老师说的真想学，我体会至少有四层意思。真想学，就不在乎别人学不学，也不在乎别人学得怎么样。大学三年级时，我与车老师比较熟了。一次，在他家里，我说刚入学时因为英语基础等于零，对英语课怕得不得了，又见同学们个个用功学英语，而且几乎人人基础比我好，就不想学了，觉得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车老师回答说：“学的人很多，学得好的很少”。
真想学，就会努力学好，不会满足于差不多。有记者问季羡林先生，学那些早已作古的文字，如梵文、吐火罗文，有什么用？季先生淡然说：世间的学问，“学好了，都有用；学不好，都没用”。什么时候算学好了？季先生没说，我觉得车老师的话隐含了答案，那就是人少。无论学什么，同等水平的人少了，就是学好了。
真想学，就会对自己有耐心。学英语是慢工夫，往往投入很大，收效很小。聪明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失去耐心，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把时间花在别处更有成效。真想学的人，下了功夫不见效果，会觉得理所当然。不急不躁，耐心学下去，慢慢就学会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在英语上用功不小，水平却原地踏步，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语言能力。车老师说，这是学习过程中的高原现象。任何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就像是上了高原，再攀高一步要加倍努力。
真想学，才能埋头耕耘，不问收获。学者不可能不在乎学术成果，不过学术成果的有无和多少，并不总与学识和能力成正比。真想学，会更看重能力的提高，少计较成果的多少。有一次，我跟车老师说，有时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想想，觉得脑子空空的，什么都不会。车老师说，空空的是知识，知识很容易在记忆中消失，但是能力不会随着知识消失。
点拨
车老师讲课时，谈吐幽默，妙趣横生。课堂之外指导学生，则从来都是轻轻点拨。即使是有关重大问题的重要提醒，也似乎只是随口说说。言者有意，还要看听者是否有心。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风格。后来，承蒙武斌师兄指点迷津，我才明白。回顾起来，正是车老师几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让我在学业上没有远离正轨。
大学三年级，为了学英语，张光兄发起，张敏兄和我参与，一同翻译Armand A. Maurer的《中世纪哲学》。后来，他们两位兴趣转移，张光兄、春平兄和聿飞兄各译一章，其余的我自己慢慢啃。译完三分之二，我觉得语法词汇没有难点了，想终止。车老师并不讲“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大道理，轻描淡写地说：还是翻完吧。我就把书翻完。
大学毕业那年，考研失败，分配到抚顺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满心盼望当年就考研究生，无奈单位不准。我听从车老师的建议，继续在英文上下功夫。先翻译苑莉均师姐提供的语言哲学资料，后来在武斌师兄主持下翻译休谟书信。有一段时间没有哲学资料可译，就看梁实秋先生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1984年初夏，跟车老师汇报，说笔译基本过关了。车老师建议我在听和说两方面下功夫，“全面掌握英语”。那时，我的英语是纯粹的哲学书面英语，日常英语几乎是空白，听力没有系统训练过，口语能力似有若无。我一向胸无大志，觉得能翻译哲学文献已经够了，从未想过英语全面过关。车老师说应该全面掌握英语，我才朝这个方向努力。按照车老师传授的办法，借到两位美国老师录制的《新概念英语》第四册，先硬听，记下课文，然后核对；每天早早起床，到学校操场大声背诵。听力提高了，英国文教专家也到了。因为能听懂，就有胆量找机会说。1985年秋天考回南开时，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基本上“学好了”，开始承担英汉口译。
我的英语，就是这样在车老师的点拨下一点点学会的。
尊师
车老师十分尊重他的北大老师，特别是王太庆先生。王先生精通多国语言，翻译西方哲学经典，成就之高，后学无人能望其项背。王先生学问精湛，但因为“派曾右”，著述较少，到1980年代中，仍是副教授。车老师已经是正教授，尊称王先生为“教授的教授”。一次，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在贵州开年会。会议期间安排游览。车分二等，有小轿车，有大客车。会议组织者宣布：正教授坐小车，副教授坐大车。王太庆先生是副教授，很自觉地去上大车。车老师是正教授，跟着王先生上大车。工作人员说：车老师，您坐小车。车老师说：谢谢了，我陪着老师。给我讲这个小故事时，车老师风趣地说，有些人，外出游览神气活现地坐小车，开会时却上不了台，只有听得份儿。有的老先生，没资格坐小车，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师母在旁边听着，评论说：那些只会抢着坐小车儿的，都是“土豆山药蛋”。
惜才
师母常说：“你车老师就是爱才”。车老师爱才，是纯粹的惜才。如果他认为学生有某方面的才能，一定尽力帮助这学生充分发展这才能。惠民师兄有政治才能，车老师支持他从政；佳杰师兄有经商才能，车老师赞成他下海；江怡师兄研究语言哲学有独到见解，车老师鼓励他坚守专业。车老师指导的研究生，有继承师业的，有在大学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有在出版界负重要责任的，有在美国公司研究人工智能的，还有在美国州政府参与准备财政预算方案，从业不一，都能人尽其才，这不能不感谢车老师。
车老师十分关心学生的健康，多次提醒我注意锻炼身体、保证营养。但他不赞成年轻人贪图安逸。车老师评论说，学问好了，一切都会有的，年轻人，不要早早地“小锅儿叮铛” 地过日子。他的批评，也纯粹出于惜才。
达观
师母说，车老师从来不失眠，“躺下就着”。学者中，睡眠好的如凤毛麟角。车老师治学认真严谨，但拿得起来放得下。这境界，达观二字仅能道得一二。我的体会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就会把自己做的事太当回事，从而把自己关心的事太当回事。所以，不克己，不忘我，不无我，想寡忧少虑，如缘木求鱼。车老师的达观，大约是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轻看”。
我说车老师“轻看”自己，只有间接的依据。车老师当年住的平房，是最后一排的东北角，屋后就是空旷的操场，冬天北风一起，屋内极冷。他住北村时，八号楼和九号楼的八个角，住着南开八个业务骨干。我记得五个，是物理系的谭老师，外语系的钱老师、常老师，哲学系的方老师、车老师。车老师议论这个现象，就像在说笑话。车老师大约与“角落”有缘，他现在的住所，也在一个角落。
对利达观，千难万难；对名达观，近乎不可能。文人好名，早有定论。其实，世人皆好名。杨绛先生记述下乡改造，说上级要求“诗画上墙”，被改造者作诗，署村干部名，朴实的农民兄弟见自己大名上墙，“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车老师是名教授，是实；但他一点名教授的身段也没有，是更实在的实。车老师搬到西南村后，我去看他，走时他送我到楼下。上了车，出租车司机说：“这老头儿好，没架子”。司机师傅当然不知道车老师的身份，但他知道“这儿住的都是大脑袋”。
车老师的达观，自然而然地惠及学生。国均师兄和梁骏师兄说，跟车老师谈完话，总会觉得特别有劲儿。这个概括很传神。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车老师总是充满信心。我敬重的一位近邻称车老师这样的人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车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充满信心，对学生的未来充满希望，学生们因为老师的肯定而产生自信，就比较容易从无望到有望。这方面，我像车老师的其他学生受益良多。
车老师达观，表现在他看什么人都好。车老师曾说他的缺点是看不到别人的缺点，这或许与他出身北大有关。张中行先生是老北大，他议论老师辈的老北大梁漱溟先生，说梁先生戴的眼镜是GOOD公司生产的，看到眼里都是好人。张老先生为此感到可悲，甚至静夜沉思时悄然泪下。车老师也戴着这样的眼镜，他的学生们却应该深感庆幸。一些良好品质，学生向往有，但暂时没有，车老师透过GOOD眼镜看到了，表示称许，学生于是加倍努力，慢慢地就培养出自己向往的品质。
车老师达观，与世无争。他治学勤奋，兢兢业业，只求提高自己，绝不贬抑他人。车老师尊重同事，从来不因为哪位同事业务水平稍逊而少丝毫尊重。这方面，我想学，努力学，但学得不到家。
智慧
据传，禅宗达摩祖师评价四大弟子，曰：道副得其皮，尼总持得其肉，道育得其骨，慧可得其髓。来新夏先生感慨启功老师弟子众多却无一人尽得其传。也许，大师之为大师，就是没有哪个弟子能完整继承其衣钵。师母说，车老师常告诉客人，他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我始终认为，在具体知识上，车老师的学生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但在智慧上却不免望洋兴叹。我越来越能体会车老师的智慧，但常常无法行出智慧，尤其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顺其自然的智慧。在哲学系的老师中，车老师以不锻炼身体著称。不锻炼，并不是不注意健康，只是不勉强，不硬撑。有一次，车老师谈到几位老教师相约早起游泳，其中一位身体不适，勉强赴约，反而有损健康，评论说：年轻人有弹性，能硬撑，但也有限度，不能绷断弦；老年人脆弱，撑不起，千万不要勉强。
尊严自保的智慧。自保而不失尊严，很多时候近乎不可能。文革时的一个“文化”创新是，商店买东西，与售货员对答，说话前先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予生也晚，未躬逢其盛，听了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有点半信半疑。车老师说，确有其事。我问，那得背多少语录？背错了怎么办？车老师说，不会背、背错了都买不到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无论对方说什么，他就是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车老师的自保智慧，惠及学生，我是受益者。
独立思考的智慧。车老师的学生，都知道他“怪论多”。老同学王之刚兄生动记述了车老师的“知识份子爱睡觉论”。刘泽华教授的高足葛荃师兄告诉我，他讲授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采用通常的解读。听课的车老师问：“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舍全身利天下如何”？葛兄说，通常的推论是：一毛尚且不拔，必然不肯牺牲性命，车老师的问题，提醒我们检视这类推论。车老师器重独立思考的学生。周绍强兄是全系有名的怪人，特立独行，暑假当临时乞丐，深夜独游黄河；思想比行动更特异，毕业后螫居云南山沟，几乎与世隔绝，独辟蹊径创建广义辩证地缘政治论，玄妙精微，高深莫测。车老师欣赏绍强，认为“只有这样的学生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一件小事让我对车老师独立思考深有感触。车老师爱猫。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只黄猫，干净利索，冬天常卧在暖气包上睡觉，有客人来，有时会偎着客人。师母说，车老师晚上用功，这猫陪着他，坐在台灯边静观。师母说，这猫通灵，有一次，她因为什么事数落车老师，正抱着这猫，小猫忽然好像生了气，“站起来打了我一巴掌”。有一回，车老师正送我出门，热心的邻居送来了猫鱼。小猫急着要吃，车老师先把它关在卧室，然后把猫的饭盆拿出来，蹲在走廊小心去掉可能卡猫嗓子的鱼刺。我看得有趣，忽然想到不喜欢猫的鲁迅先生，说鲁迅先生仇猫。车老师一边拌猫食，一边说：“老先生乱发挥”。
待续
写这篇散记，是为了庆祝车老师执教半个世纪，更是为祝愿我们的师生缘至少再续32年。所以，这篇散记会继续，首先在生活和工作中。我自己的教龄，已经超过20年。不过，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我会继续效仿车老师，像他对待他的学生一样关心我的学生，延续车老师的教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