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接受群体的影响是文学家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作家，往往与其同时的文人社会、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作家甚至明显地隶属于某些文学流派、文人团体。这正证明了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当然，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解释，还是一个十分缺乏研究的课题。进而言之，这种群体的影响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对个人的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它与文学家个人的创造、个人的独立发展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缺乏理论方面的解释。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关系，即文学创作中的“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在此，拟以中国古代一些杰出作家的艺术发展过程为例加以探讨。

　　一

研究一下中国古代那些杰出文学家的文学发展道路，发现几乎所有的杰出作家都曾参与过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者曾经归属于代表着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总而言之，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曾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文学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之中。如屈原与楚国宫廷的辞赋家群体；曹植与邺下文人集团；谢灵运与当时以王谢家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文人群体；谢朓与永明文学革新集团；信与梁朝宫廷文人集团；王维、李白、杜甫与初盛唐之际的诗人群体；欧阳修与洛阳文人集团；苏轼、黄庭坚与政治上主要倾向于“旧党”的北宋后期文人群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文人群体的影响和培植，这些作家能取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崇高成就。研究这些作家的创作，我们发现不仅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与当时基本的文学风尚具有一致性，而且表面上看起来最有独创性的文学风格也与群体的文学倾向有深层的联系。例如北宋诗人黄庭坚，早年学习过魏晋古体和中晚唐近体诗，也受到了他的前辈诗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影响，并通过欧、梅与中唐的韩孟诗派发生关系，又受到庆历之后由学韩孟转为学杜诗的风气影响；元丰以后他与苏轼及苏门文人发生关系，比较多地吸取同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可见，像他这样被视为风格上最为出奇创新的诗人，实际上却是与当时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密切相关的。如果不顾及北宋中期诗坛上错综复杂的变化局面，也就很难对黄诗的风格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

从上面所举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的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中，是一个杰出作家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许多杰出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有过一个与当时的文人群体联系得十分密切的阶段。形成这种与群体的密切联系不是什么外力的作用，而是文学家们自身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文学家社会的一种向心力，是文学创作活动具有群体性的一个证明。因此，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的社交活动不太活跃的情形下，文人社会的社交活动却是十分活跃的，所谓“以文会友”，正是文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交际原则。由于印刷、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家可以凭借传媒迅速地接触同期作家的创作，并且能够及时地发表自己的作品，接受整个文学界的反馈。因此，比之于古代文人，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家反而不大感觉到文学家社会中社交生活的必要性，文人社会的联系，从这一点上看，现代比古代反而减少了。中国古代文人社会群体性强，文人之间社交活动活跃，还跟中国古代文学与仕宦、科举相结合的社会机制有关系。

但是，如果进一步研究杰出作家与文人群体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另一种有典型性的现象，这些作家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却往往是与自己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的时期。例如，屈原是在离开楚国宫廷、流放沅湘时创作《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的。曹植前期的创作活动是在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创作氛围中展开的，充分接受了同期作家的影响，并成为邺下文人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作者。但是，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文学家的地位的还是诗人晚年僻处下国、离群独居时的创作。此时他将新兴的文人五言诗与古老的风骚传统重新接续起来，有为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开源浚流、继往开来的功绩。建安作家们的群体性格是比较外向的、乐于合群的，这种性格在曹植的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当他后期被迫过孤独的生活时，他感到了极大的痛苦。他之所以屡次冒着受到更深的猜忌的危险上表曹丕、曹叡父子请求他们让自己回到朝廷，固然是因为建功立业的愿望的驱使，但跟忍受不了这种孤独也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这种被迫远离群体的遭遇，客观上却使他的创作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从而不仅超越了其他建安诗人，而且也超越了他自己前期的创作。谢灵运出守永嘉，也与曹植一样极不愿意过这种离群索居生活，其初离建康时所作的赠送别者诗中即悲叹“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到达永嘉后又有“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之叹，但是，正是永嘉时期的创作奠定了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又如庾信，在他的时代，南朝文学的水平远远高于北朝文学，但庾信的文学史地位却是在流寓北朝之后奠定的，这时他与南朝的文人群体也差不多是完全隔绝着的。唐宋以来的许多杰出作家，由于隐居和贬谪等原因，经常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远离人文荟萃之地，远离原先相互切磋、相互推激的群体。但往往在这样的时期，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这些中国古代的杰出作家，他们的文学之路都经历了这样两个过程：前期有机会生活在他们当时最为优秀的文人群体之中，充分接受群体的影响，并常常置身于文学发展的主流之中，吸取了时代的基本的文学精神，并将时代的文学风格融化在个人的创作中。后期或者说是趋向成熟的时期，则常常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脱离了群体，走上了以个体独立发展为主的创作阶段。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文学发展道路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产生这种现象，跟中国古代的文教、官吏制度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但这只是表面性的原因，或者说只是外因，更内在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一条文学发展道路很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群体性与个体性这一对矛盾统一的关系。

　　二

文学的群体性是由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因此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文学家所运用的语言来自于一般的社会语言，他们所采用的体裁和文学样式，也是群体创造的产物。甚至于文学作品的风格，尽管与作家个性因素联系密切，但基本的风格范畴却不是个人性的东西，而是整个文学传统的产物。作家从这些风格范畴中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自己在风格上的追求方向，通过创作将抽象的、一般的风格范畴转化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作品风格。但是读者、鉴赏者在欣赏某一具体作品的风格美时，仍然是从那些抽象的、一般的风格范畴出发的。除语言、体裁、风格具有社会性外，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也都是社会的产物。

文学家与一般社会文化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是通过文人群体这个中介来联系的。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性的东西，其实都是通过群体而获得的。比如，作家的人生观和审美观，以及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都受群体倾向支配。从观念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来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文学家能够绝对独立地形成他的人生思想和创作思想。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文人及其创作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东汉中晚期，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一般儒生仕宦道路被阻塞，儒生的社会地位降低。于是一部分儒生开始怀疑儒家（尤其是汉代的官方儒学）的价值观念，追求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就中与文学发展最为密切的就是东汉一部分儒生追求自然、自由的自我觉醒，形成重视感情抒发的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汉中晚期的文人群体从整个儒生群中蜕生出来，成为当时士林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是群体性地走上文学道路的。有好多文学创作的新倾向，也是群体中酝酿出来的。比如中唐时期韩、柳等人的古文运动和元、白等人的新乐府运动，都是群体性的。同时这两个文学流派与中唐后半期重新探寻儒学以拯济现实的大思潮又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无论是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还是韩愈的古文，都有必要联系中唐后期的思潮背景来研究。

就文学创作的性质来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来自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例如成功的抒情作品常常是作者在强烈的抒情愿望的促激下产生的。所以创作有一种自我性。但另一方面，创作又是面向社会的行为，是文学家追求与社会认同、追求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一种手段。因此，文学家必须遭逢一个重视文学创作、文学风气浓厚的时代。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风气兴盛，就跟这个时期的社会观念由汉代的“重德轻才”向此期的“重才轻德”转变有关系，而向社会显露才性，正是这个时期文学家们的一种重要的创作动机。也因此，作家个人的审美趣味、创作方法，也深受着群体风气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学家是依靠文人群体的力量走上文学道路的。这就是作为作家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群体作用。尤其是在作家文学生涯的前期，这种群体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所以，能否遭际一个优秀的文人群体，能否置身于文学史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能否成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的决定性的条件。可见，一个成功的文学家，必须经历依附群体、认同群体的阶段。

当然，群体作用是通过个体的独立完成来实现的。而且在整个文学发展道路上，个体作用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内在因素。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常常在他们创作的初期阶段就显示出一些个性色彩，如曹植邺下时期的作品，就已经形成一种宏丽、高华的特点，在群体风格还处于比较素朴的阶段，曹植个人的创作就已经形成文辞整丽的特点。可见，即使在积极接受群体影响、置身群体之中的阶段，杰出的作家仍然能够充分发挥个体的作用。等到风格趋向成熟时，个体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了。杰出的文学家总是在这样时候由依附、认同群体的阶段转向脱离、超越群体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文学家脱离群体后的个体独立发展阶段所经历的时间越长，他的文学成就也就越大。

　　三

群体作用与个体作用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作家凭借群体的力量走上文学道路，使他成为文人群体中的一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登上文坛；另一方面，进入了群体之后的作家，他的发展又有可能受到群体的制约。当作家掌握纯熟的创作技能和当代流行文风文体之后，群体作用有可能变为一种消极的阻力，妨碍作家向更高的、更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境界发展。例如刘宋时期的两位诗人谢灵运和颜延之，他们年龄相近，早年的文学经历也相近，都是接受当时崇尚典雅的诗坛风气影响。从诗歌的语言技巧来看，颜延之比谢灵运显得更加纯熟。但是，颜延之基本上是一位“当时体”的作家，他未能像谢灵运那样走上一条个人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作品也终于坠于技巧纯熟而内容贫乏、缺乏新颖趣味的格局之中。事实上，象颜延之这样没有获得充分的个人独立发展机会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占大多数的，有不少作家甚至因为过于追求认同群体的文学风气、过于追求当代风格而落入趋时媚俗一流。

从中国文学史看，也有一些时期文学创作风气比较浓厚，统治者对文学活动也比较提倡，群体的文学素养也普遍较高，但是却没有培养出杰出、卓越的文学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文学家群体基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精神上缺乏个体独立性。这些时代的文学，群体风格过于强力地支配着个人的创作。例如西晋太康、元康时期的诗坛，由于君权统治意识的强化，依附于君权的西晋文人群体丧失了前面几个时代文人们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文学上也产生了与君权政治相和谐的温雅、典丽、颂美等风格。在西晋前期，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群体的文学风气而走上个体独创的道路。一直到西晋后期，政治矛盾愈趋激化，才出现一些摆脱群体习气，赢得了独立精神的文学家，如左思、张协、郭璞、刘琨等人。南朝后期的诗坛，也是群体风气过于浓厚的时代，整个文人群体都陶醉于一种靡丽、空虚的文风中，以玩饰文藻来代替许多更有价值的思想活动和感情追求。这种情形，到了梁武帝统治的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可见，虽有文学素养普遍较高的文人群体而没有提供个体独立发展的机遇，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不易产生。而且，由于长期没有出现杰出的文学家，群体的文学品格也会愈来愈走向平庸，或是走向群体的因袭复古、玩弄形式技巧，或是走向品味低下。因为杰出的文学家不仅造就了自己，而且为整个群体提供新的典范，并能不断地刺激整个群体的创造力。例如苏轼对文学史的贡献就不局限于其个人的成就，而是带动了北宋后期的整个文坛。这种情形，可说是个体对群体的反馈，是个体与群体关系中的又一个方面。

　　四

杰出作家超越群体影响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一种心灵的生长。这个阶段常常出现在人生中某些困境和危机的场合。这个艺术上的独立发展与生命中的新经历往往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发展决不是单纯文学形式上的翻新和立异，更不是什么风格、技巧上的新试验。其实，古代有些杰出文学家在创作上的飞跃和突破，甚至是在自身尚没有充分自觉时就已实现，是跟意外的心灵能量的爆发有关系的。例如屈原的《离骚》，尽管今天的评论家可以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其艺术结构、创作方法、语言特征等作出系统的分析，但对屈原自身来讲，这一不朽的杰作只是自身在极为痛苦甚至是迷乱的精神状态下创作的。《离骚》无与伦比的巨大魅力就在它的感情强度，这是一种以崇高事物为对象的感情，所以尤为常人所难及。

脱离群体常常要借助于某些外在的契机。在中国古代作家那里，隐逸、贬谪常常成了促使个体脱离群体、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机缘。隐逸本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也可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与文学则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从魏晋以降，隐逸与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文学在这时期已成为士人群体的一种重要活动，在隐逸阶段致力于文学创作，也成了隐逸者用来调适心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汉代张衡在《归田赋》中就已经这样描述隐逸生活：“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这里所讲的虽为一般的写作，但也可以看到隐居著述已成为隐士的一种生活模式。《南史•隐逸传序》更明白地指出隐逸者“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樵夫在山何殊异也？”在这里，隐逸者差不多成了专业文学家。可见，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许多隐逸文学作品，非隐逸者也模仿隐逸风格，隐逸与文学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唐及唐以后的有些隐逸行为，甚至包含着文学上的动机，是中国古代文学家自觉地寻求文学上的独立发展道路的一种表现。所以盛唐时诗歌创作最为兴盛，而隐逸之风也同样兴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隐逸行为都能成为一个文学上独立发展的事实，有些文士一开始就追求离群独处，忽略了群体影响的重要性，其文学成就也受到了限制。这正可证明，所谓个体独立发展，只有在充分接受了群体影响之后才有可能达到。

作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常常需要以思想上的成熟作为条件。这时期，不仅艺术上趋向成熟，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自然也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这一点，好多隐逸者都是具备的，因为隐逸行为本身就是思想成熟的标志，已经形成独立的、确定不移的人格，所谓“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周易•大过》）。真正的隐逸，是人生行为的一个重要抉择，会伴随着痛苦的思想矛盾。这种抉择过程，即有可能使将要隐逸者经历一个心灵生长的过程，就文学家而言，就会成为文学上新的发展的一种契机。例如陶渊明少年时即接受儒家弘道济世观念，又深受其远祖陶侃功业的激励，具有相当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其《杂诗》之四中有“丈夫志四海”之语，又《杂诗》之五自称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都是少年时代功业心的表白。但另一方面，陶氏又深受东晋时代爱尚真率自然、追求超脱世外的人生观的影响，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上面这两种思想是完全矛盾的，但在陶渊明的意识中可以统一，前者代表着名教，后者即是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合一，即是当时士人的最高理想，也是陶渊明的基本理想。陶氏《祭从弟敬远文》有云：“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又《归去来兮辞》序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里所说的“素志”、“平生之志”，就是指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理想。但是屡次出仕的经历，使他深感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真率自然的人格与仕宦之事是不能相容的。在保持人格与仕官之间，诗人必须做出一种抉择。在诗人出仕彭泽县令的前后，正是他思想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从此期创作的《荣木》、《饮酒》二十首、《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重要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此际的复杂心态。从陶渊明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此期前后正是他创作上的高潮期。从陶渊明的例子可以看到，隐逸作为一种行为上的抉择和思想上的归属，是极需独立思考精神的，因而能促使文学家心灵的生长，有利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摆脱群体风气，走上独立追寻的道路。陶诗之所以大远于时风，形成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陶渊明坚定独立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当然，隐逸对创作的影响不仅只有这些，隐居之后的作家，弃绝人事，将从前对于世事和政治的热情全部转移到文学事业上来，从而获得到了充沛的诗情和充量的诗材。

除了隐逸，在中国文学史上，宦游、漫游、贬谪也是使作家的文学创作获得新的发展并使之走上个体独立发展道路的良好契机。从行动的方向来看，上述这几种行为跟隐逸行为一样，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从文化和文学的中心地域走向文化的边缘地带，甚至是走向文化落后的地区。这时，作家一般都要离开自己所曾归属的文人群体，当然也即是离开曾经支配着他的整个创作活动的文学环境，这就无疑为一位杰出的作家提供了超越群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学传统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隐逸文人奠定的。贬谪文学的渊源则可溯至屈原，尽管屈原的流放与后世的贬谪性质及遭遇的严重程度很不同，尤其是屈原没有后世贬谪者的一种自我调适的心理，但是就政治上遭受打击、生活上受到挫折这一点来看，后世的贬谪者与屈原有共同的地方。事实上，像汉代的贾谊，建安诗人曹植，刘宋时的谢灵运等人，都曾将他们的贬谪遭遇与屈原的流放等同而观，从而更自觉地接受了屈原文学精神的影响。因此将屈原看作是贬谪文学传统的奠基者也是合适的。但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等又开创了一种新的贬谪文学传统，将贬谪文学的基本精神由以悲剧性为主改变为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的文学。但是无论是以悲剧的心理去体验，还是以旷达、通脱的喜剧性的心理去体验，贬谪作为个体遭受打击、迫使个体离开群体的事实的性质是一致的。所以，它都能作为逆境强烈地刺激个体心灵的生长，为他的创作提供新的能量。另一方面，贬谪的遭遇一般都是在已经深入社会、进入群体之后发生的，许多文学家遭受贬谪都与他们持有独立的思想和坚定的人格有关，也就是说贬谪遭遇一般都发生在作家思想、文学将要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所以此期获得脱离群体的契机，从创作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再者，贬谪之后的作家也跟归隐之后的作家一样，能够获得将精力专注于创作的机会。一般的遭贬者，在遭贬之前往往是其政治热情最高、于政治上投注精力最多的时期，因此创作常会出现停滞的现象。等到遭贬之后，反而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创作活动，出现个人创作上的高潮。例如黄庭坚在元祐间因参与《实录》编修等事务，创作中曾出现歉收现象，尤其是元祐四年至八年“数年间作诗绝少”（黄《山谷年谱》），他自己也有“废诗”（《赠王长原诗跋》）、“不复能作诗”（《书老杜诗后》）之叹。但绍圣元年贬官黔州后，他又开始进入晚年的创作高潮，创作风格也从元丰、元祐时期的过份造奇转向对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的追求。另一种现象是，当作家政治上处于顺达的时期，他的创作有可能与官方意志发生关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政治上处于顺境的名作家，极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作家变为一个御用文人，至少是朝御用文人的方向发展。此外，群体的束缚也是不可忽视的。如元祐期间，苏门文人在诗风上就有过于追求统一风格的倾向。尤其是苏、黄倡唱酬之风，创作叠韵诗、窄韵诗，诗坛群起而应之，这对苏、黄自身的创作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苏轼在贬谪黄州与贬谪海南两个时期之间，是政治上比较顺达的时期，但创作上却是质量松懈的时期。这些例子都能说明，在作家创作的盛期，摆脱群体的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在没有发生隐逸、贬谪等特别事件的场合，中国古代的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还常常通过宦游、漫游等行为方式得到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条件。漫游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现象，在世界文学中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漫游对文学的意义，以往注意较多的是漫游中作家浪漫的生活色彩、起伏多变的情绪状态以及山川风物等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其实漫游还是作家摆脱现实、摆脱群体的一种形式，作家藉漫游的形式，保持他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的一种独立性。中国历代文人都有漫游经历，但漫游之风最盛是在初盛唐时期，李白则是中国古代漫游文学的代表。宦游是一种调和色彩较浓的行为方式，不少文人自觉地追求亦官亦隐、亦宦亦游的生活方式。南朝的谢灵运和谢朓， 是这种模式的确立者。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创作山水诗的成功，对后来的南朝诗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少文人都借出宦外郡的机会积极写作山水诗、纪游诗，其中南齐诗人谢朓的成就最为突出。谢朓出身门阀高 族，从小生活在文学风气浓厚的家族中，“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南齐书•谢朓传》）。出仕之后， 先后参与竟陵王子良、祭酒王俭、随王子隆等王侯门下的文人集团，与沈约、王融、萧琛、萧衍、范云 、陆倕、周颙、钟嵘等当时著名文人都有交往切磋的关系。他与沈约、王融等一起创制永明体诗歌，成为永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成员。建武二年诗人出守宣城，达到了创作高峰，成为超越时流的南朝时期的杰出诗人。《宣城郡志•良吏列传》云：“明帝时，以中书郎出为宣城内史。每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尝有言：‘烟霞泉石，惟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 ’及领宣城，境中多佳山水，双旌五马，游历殆遍。风流文采，扬炳一时。诗曰：‘高阁常昼掩，荒阶少诤词。’又云：‘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其标致可以想见之。人至今称谢宣城云。”上面这段描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家宦游生活的“标本”。谢朓出守宣城前， 其诗风受永明体制约很明显，出守之后，开始追溯他以前的写景文学传统，吸取谢灵运的影响，创造出一种情景结合、声律谐和的新风格，成为对唐诗影响深远的一位诗人，从一位“当时体”的作家发展为有诗史地位的作家。

　　五

在研究杰出文学家的创作发展道路时，确定他们何时进入个体独立发展阶段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给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期研究的重要依据。但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寻找隐逸、贬谪、宦游、漫游等外部性的变化形迹，而应该注视作家在这一阶段心灵世界和艺术表现上的质的变化。从思想方面来看，处于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作家，都自觉地将通过书本等所得到的那些思想观念由外在转为内在，将其融化为真实的生活境界，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了思想与行为的统一。这一过程也可称之为从外砺转向内化，是个体自觉的基本内涵。

从艺术表现上看，走上个体独立发展道路是一次决定性的飞跃，因而富有顿悟色彩。南宋诗人杨万里独创“诚斋体”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杨万里的时代，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是江西诗派，同时晚唐诗、王安石绝句等也是诗人学习的对象。可以说，那个时期的诗风是群体性明显，而作家的个性过于缺乏，也就是所谓的时风浸染太盛。杨万里也被时风所笼罩，先后力学江西诗派及晚唐诗、王安石诗，但“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创作上面临困境。据他说，与他同时的许多诗人也都有这种困惑，他把这称之为“诗人之病”，曾经认为这是无法克服的。后来他赴任常州，体验到一种自由、闲适的心境，一日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并云“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乃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荆溪集自序》）。从此诗人进入了自由活泼、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创造了独特的“诚斋体”。

当然，这种顿悟是以丰富的积累为前提的。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在积累极为丰富的前提下走上个体独立发展道路的。正像《庄子•逍遥游》中所讲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造就杰出的文学家，也需要有特别丰富的积累。这种积累是全面的，除文学创作的各项要素外，思想观念、心理素质甚至身体条件都很重要。尤其是当作家在逆境中走上个体独立发展道路时，个体的各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需要有很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不少杰出的文学家，如屈原、曹植、陶渊明、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思想方面的强者，也是持有坚定人格、富于理想精神的人。他们在走上个体独立发展道路时，不仅在孜孜追求艺术上完满的理想，同时还负有道义上使命。

从理论上对文人群体与作家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过份重视群体的作用或将个体作用绝对化、把创造力的问题简单化的文学观念，在理论上都有偏差。同时对于作家们来说，正视群体作用和个体作用这一矛盾统一的关系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