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从北京育英中学毕业的。那时北京有四座有名的教会学校是育英（男）、贝满（女）、汇文（男）、慕贞（女）。
我在学校期间不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绝对不是“坏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数理化，平均分数就大受影响了。我的“强项”是“国文”和“英文”，还有进入不了课程表的书画之类。所以我对母校的印象和记忆就难免不全面甚至已经模糊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受到那是一个品格自由而严肃的学校。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循循善诱。举例说，我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好几位英文老师。年老师教英文选读，当然是在高年级了，他时时选一些狄更斯、哈代之类的文字，有时选些比较近代的，如萧伯纳等等。我后来对欧洲文学产生些兴趣，年老师的课可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年老师总是穿笔挺西装不同，教文法的崔老师穿的是灰色的长袍，留着平头，如果不是一口“牛津”音，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传统的教书先生。崔老师的课既使学生略有些紧张，因而不能不聚精会神，又非常有趣味，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
他的“拿手好戏”是教我们用“图解”法( diagram)分析长句子。上得堂来，他一语不发，先在黑板上写一句长长的、比较复杂的句子，叫一两个学生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八大词类应属的位置。那确实是要费些脑筋的，不过非常“好玩儿”。久而久之，再长、再复杂的句子，甚至还没有看懂，也能让八大词类各就各位。这种办法很灵验，不仅对学英文，而且对后来我学法文，也很有帮助。
崔老师说，学文法不仅止于看一种文法书，要看两三种不同作者写的文法书。他推荐学生们在课外看看林语堂写的English Grammar，因为林语堂中英文都属上乘，善于从中英文的对比上讲英文的文法。比如，英文说:“推开门”，中文就要说“把门推开”。林语堂举这类例子，很有趣，把呆板的东西讲活了。
崔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一直记得。他说:“懂一种语言就多一条道路。”我后来渐渐体会，一条道路就是一种文化。
郑老师也讲英文文法，一个学期专讲“语式”(mood)，如“直陈式”、条件式”、“虚拟式”等等，每种mood，讲好几个课时，举许多例子。崔、郑两位老师的讲法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语法的基本知识，几乎可以烂熟于心，配合了年老师的英文选读。郑老师声音洪亮，讲话有节奏感，学生们给他起个绰号:“金少山”(京戏铜锤花脸)。
教英文的还有位拉森小姐，美国人，教“会话”(现在叫“口语”)，教发音，教日常用语。
“国文”课也是我喜欢的，那时于的“国文”，文言文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都是那时知道的。由于我的家庭影响，对课堂上讲的，常觉得不满足，但它可以指引我进一步去看有兴趣的书。
有位很博学的张老师，他的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些，讲话出口成章，很幽默，能书善画。一次我把我写的字和山水画拿给他看，请他指点。他端详了一会儿，说了些鼓励的话，有句话我一直牢记:“国画”(今称“中国画”)的基础在“书法”，并且说我画不及书。师辈的点拨时常能在一言半语之间起作用。
有位教“修身”的老师非常有趣。“修身”讲的是如何礼敬长辈、善待同辈、为人处世文明礼貌、进退有据之类，是一种比较枯燥的课。这位年轻的老师刚从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来任教。他一身西装，分头梳得铮亮，每堂课先不讲“修身”，而是在黑板上写一段元曲，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类，跟“修身”毫不搭界。
有一回写在黑板上的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惹得满堂哈哈大笑。他讲完元曲，剩下的时间就有限了，“正课”即匆匆而过。这种“不务正业”的教法把“修身”的死板的道学气一扫而光，因此大家都很欢迎他。他的课引导我立刻钻进《缀白裘》(清代辑集的昆曲剧作集，收人《琵琶记》、《牡上丹亭》等)里去了。
数理化的老师都是有很高水平的，如教化学的仓老师，在讲课前先评论一阵时局，这是我们感到十分新鲜的，后来，仓老师从某天起忽然不再上课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那时正是内战逼近的时候。教物理的陈老师讲物理的重要性时，常要提到“亚基米德大圣人”。可惜我不争气，一上数理化就犯困，死活听不进去，所以考试分数勉强够六十分及格已经不错了。老师都是一流的，是我不成材。
育英中学是个教会学校，因而有些人便有种种不确切的看法。比如以为我那时一定是信基督教的。诚然在育英的左邻贝满女中一进门迎面有座教堂，两个学校的人都可以去，我也不时去看看，听唱诗、看默祷、查经等等，我也看看《新约》，但那是一种自由参加的文化活动，不关信仰的事。
育英的气氛非常宽松、自由，绝大部分不是教徒。基督教绝对不参与校务。曾有一段时间把教会学校看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那绝对是荒谬可笑的。它全部精力都花在办合格的教育、办校风正派的学校上。有人认为我的外语还算可以是由于上了教会学校的缘故，相当多的人甚至认为，教会学校必然很“洋”，这完全是误解。
育英的教育是全面、均衡发展的，文理并重，在文的方面，同样是中西并重的。历史、地理类课程都体现了本土的优先地位。毫不夸张地说，我许多基础的知识是在育英发蒙的，这种教育起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我在中学期间，丝毫没有感到过分数的压力，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那么糟糕。上了毕业班，老师们并不像现在那么心急火燎，为了升学率拼命给学生加压。那时育英中学的教育方针，是给学生留出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一点对于教育，是绝对必要的。
2008年1月
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