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与文学史的重构，已经讨论了好一阵子，是是非非，颇有些眼花缭乱。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当然有无可置疑的指导意义。但这指导的意义，前提应是具备可操作性。若是飘渺恍惚，镜花水月，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则谈得再热闹，大抵也没有实际意义，助兴而已。近日读到一篇文字艰深的这方面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这篇文章说史料作为历史遗留的痕迹，本身就是主观介入的结果，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甚至随意性，因此文学史的任务不应该是客观的再现以往的历史。文学史的任务是什么，作者没有说，姑置勿论。只就这“史料”而言，如果写起文学史来，就颇难操作。如果从文化的层面上研究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以外的一些史料，史料自身的局限当然是存在的，所谓“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者是。但是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它的最基本的史料是文学作品，说文学作品自身带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甚至随意性，如果这主观、片面、随意不是指作品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又等于没有说)，而是指作品自身的不可靠性的话，那就不好办了。比如我们写杜甫，便想着他的作品不能代表他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貌，那可怎么办呢？文学史是“史”，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用“史”的一般理论来套，恐怕是会出一点毛病的。要是用上述观点套到绘画史和书法史上，那问题就更大些。大概我们至多只能说传世的书、画未必能反映其时书、画发展的主要风貌，却不能说那些书、画是主观的、片面的、随意的，因之是不可靠的吧？

但是更麻烦的还在后头。这篇文章又说，写文学史切忌用带主观判断的语言，而应该用更少主观色彩的史的叙述语言。客观的叙述历史，我以为是很好的一种方法。但这又与上引这篇文章前面的话相矛盾。前面说到文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客观的再现以往的历史，说对史料的选择、研究和见解，都不可避免地带着研究者的主观印记。要用不带主观判断的语言，来写带有主观色彩的历史，这可怎么办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把两位国外学者的本来很好的意见拉来凑在一起，套到文学史的写作上，便产生了这种令人费解的理论。

由是我想，如果我们在讨论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史重构问题的时候，时时想到若是我来写，应该怎么写？那么提出来的理论，可能会切实些，给人以可操作之感。如果除可操作性之外，能再带几分灵气，启人心智，使人浮想联翩，跃跃欲试，那益处就更大了。

文学史应该怎么写，我有一种近乎荒唐的想法，那便是爱怎么写便怎么写，只要它正确的或尽可能正确的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就行。我想，既不可能建构出一种人人称美、永为楷式的文学史模式，也不可能把一部丰富复杂的文学发展史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中。当我们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时，我们的视角，不可能穷其全貌。你从这个角度看，我从那个角度看，不同的角度，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的侧面。要紧的是切实。当我们有各种各样写法的文学史出现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个比较，有选择的余地了。

最近读到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这本薄薄的书，使人眼界大开。作者是为在日本爱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而写的，带有中国文学绍介的性质。但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读来，却从中受到许多教益。一本十五万字的书，不仅勾划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面貌，而且事实上提出了许多的研究课题。无怪在香港出版后，台湾接着出，并被一些大学选作教材。现在国内又出，我相信，也会有不少大学会选用的。

这书的结构并不复杂，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特色。下编分论，是文体的流变史和体制风格。这种写法，完全打破了以朝代为时序的文学史传统体例，此其一。总体风貌与文体的流变，着眼点都在文学自身，写的是文学的历史，不同于在社会背景上描述文学发展的写法，此其二。叙史夹论，史的交代常常错落在论中，或者说，是带着论的性质写史，如作者所说，既不同于文学史，又有别于文学概论，此其三。这三点不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文学的新视点，更突出的呈现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

不过，这书最吸引我的，并不在于它所叙述的文学史实，对于一个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我产生学术上的激动，令我浮想联翩，引发我思索的，是其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它分中国文学为四个时期：诗骚时期，诗赋时期，词曲话本时期，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它把中国文学的类别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并文学、乡村文学。它把中国文学的特色概括为：诗是主流，乐观精神，尚善态度，含蓄美。它提出了中国文学鉴赏的四个领域：滋味、意境、寄托、博采。它还描述了中国作家的地理分布和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所有这些问题，都使人生发了强烈的进一步探讨的欲望。我以为，一本好的书，并不在于告诉读者以终极真理，而在于引发读者追求真理的热情。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分期？中国文学的特色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提出一种千古定论来，因为这些问题本身，至今学术界也还没有深入的、认真的研究。就以文学分期来说，分期的标准是什么？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行霈先生提出以文学体裁的演化为文学发展分期的依据，他显然是着眼于文学自身。这一依据有没有充分的道理？文学的分期与文学思潮的分期是不是同步的？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分期与社会思潮的分期，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是有某种联系？等等一大串问题就出来了。这一大堆问题，都是使人情不自已，想参予争论一番的。又比如，行霈先生用一章的篇幅，来写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布。这又把我们引进了另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我国是被长期忽略了。近年有研究者开始涉足于此一领域，然亦只是一鳞半爪。文学的地域特征是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一个流派的作家，常常活动于一个地域之内；一个地区的作家，作品中常常有一种相近的风韵；同一个作家，因生活地域的变动又常常改变了作品的风调。这些与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都是十分有趣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行霈先生在描述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之后，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的中心，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津浦线和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看来是分布在这两条纵的座标轴上。”这个没有充分展开的论点，真是使人豁然开朗，一下子想起来许许多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来。类似的富于启发性质的问题，在这本薄薄的书里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学史有深厚的素养，而且又有过认真研究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涉及到文学史的研究性质的问题了。

通常文学史的写法，是叙述史实，就史实发表评论，告诉读者如此如此。读这样的文学史，你永远处于被传授知识者的地位上，很少能激发起学术上的激动，很少能产生参予研究的意识。曾经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有的文学史读起来像是有一位老人站在旁边耳提面命，而使人索然晕然。我想，产生这样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这类文学史缺乏研究的性质。

《中国文学概论》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本研究性质的书。行霈先生把一本中国文学的入门书写成了一部研究性质的书，处处反映出作者研究之后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由于含蕴的丰富，具有诱发联想，甚至诱发不同意见的素质。我想引述几段这样的见解在下面：

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家往往集中出现于某一个时期，而另一个时期则相对沉寂，就像潮水的涨落一样。……当然，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但文学体裁本身演化的规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生在一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期，相对来说成为一名大作家的可能性就大些；生在一种体裁衰老之后而另一种体裁尚未成熟之时，要想成为一名大作家就困难得多，尽管他有足够的才情。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宋诗的特点就是严羽所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就为那些没有诗情和诗兴的人指示了一条成为诗人的道路。

这只是书中众多的极易触发读者学术灵感的独到见解中的三段。这类见解，你乍一看，觉得实在提得大胆；往下想，又感到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再想下去，你或者就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知识传授中带着研究性质。其中的不少见解，是认真研究之后提出来的，有巨大的理论容量和深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写文学史。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变化。

这本书与一般文学史的平板写法不同，它言语生动，可以说是外文绮合，内义脉注；而且往往妙喻横生。作者在讲散曲的时候，说散曲的本色“应该是几分幽默，几分俏皮，几分超逸，就像是一个在野的、逍遥的、以嘲笑和怜悯的眼光远远地看着尘世的聪明人的气度。”讲唐诗的美，说是“好像是天生健美的体魄，无一点矫揉造作之态。”读这样的书，怎么会想到一位老人在旁边耳提面命、索然晕然呢！你会仿佛置身好友之间，娓娓交谈，脾气投合，兴味盎然。应该说，这确实是一本在观念上和建构上都有所创造的文学史。用特郑重地向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