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快到杖朝之年的袁行霈先生，却越来越有活力。从当年那位英俊温和的北大学生，到“文革”时期那位信念坚定的“白专典型”，再到之后凤凰涅槃的北大著名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年刊主编、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对学术的敬畏一直有增无减。如今看着袁先生依然在学术前线冲锋陷阵，不禁为之赞叹，去年他还主持了博鳌亚洲论坛——传统智慧与力量：对话亚洲文化分论坛。最近，历时将近7年、由袁先生主编、近千名专家学者及各位编审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国文化地域通览》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上的空白。此消息一出，不禁让我再次对袁先生的敬佩更加一层，还让我回忆起曾经许多与袁先生之间有趣又温暖的事情。

我结识袁先生则因为我曾经扮演过的我一生中仅有一次的一个角色——保镖。那是1998年，我刚到出版社不久，袁先生到出版社来取稿费，具体数目记不清了，估计万元左右，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了。袁先生要拿着出版社的支票，到海淀南大街中国工商银行取钱，然后再把钱存到校内的工商银行。从北大东门到北大南门外的路虽然不太远，但是中间要穿过乱七八糟的小马路。当时北大周围还没改造，环境有些烦乱，一介书生揣着这么多钱（那可是十几年前的万元呀），当时的文史编辑部主任乔征胜老师有点不放心，叫我护送袁先生去银行。

那是我第一次跟袁先生这么近地走在一起，他身材挺拔，步履轻盈，说话轻柔，音色优美，我们一路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到了银行，我光荣而不艰巨地出色完成了“保镖”的任务。没想到，很多天过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袁行霈先生的邀请，只为了答谢，这让我十分感动，也因为那次“家宴”我得以有更多机会走近这位学界泰斗。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袁先生的声望越来越大，但除了书越来越多，其他对于先生来说并没有改变，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还喜欢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大声笑，还一如既往地俊朗着。我从来看不到袁先生的忙乱，尽管他有那么多的事情。他永远那么从容自如，因为他的生活里有诗有画有他的陶渊明研究，这一切带给他精神的满足，让他远离物欲。我惊异于袁先生的唯美和优雅，也尊重袁先生的洁净和超然，所以凡是烦俗之事我一概不敢惊扰先生，只有自己出版了好书或者做了有价值的事情，才敢去先生那里汇报。先生看到我带去的书总是很宽厚地褒扬，有时善意的注视和温暖的鼓励比鞭策和批评还有力量，我在袁先生那里获得的就是这种温润涵养却有立场的力量。

对于向学之人，先生总是鼓励的，对于学问之道，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早在1978年，他就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纵通”与“横通”》一文，提出独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后来他说：“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先生认为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学术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先生谈诗论道，能书善咏，他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听着西方古典音乐，临摹观望二王颜柳，极高妙而近乎忘我，他把书法和音乐之享受，有形和无形合二为一，打通古今艺术形式，获得全方位的艺术享受。此时的先生是幸福的，青山历历，峰峦自见，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老友陶渊明潜而入，缀句成诗。美的，诗意的，幸福的人生，谦谨，高洁，优雅的人，正所谓：觑神佛如蝼蚁，寄厚味于淡泊。这就是我眼中的袁行霈先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培文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