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通过亲历，同时通过实地调研、以及结构式访谈等形式，还原了农村底层的现实情况。所谓“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尤其是社科类的学术研究，更多地需要实地研究的一手资料，将理论与实地情况相结合，才是找出问题症结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面对一个农村所发生的悲情“故事”或者农民权益利益受到损害，媒体往往因为没有新闻性，而推让或回绝之，或者说很少有媒体愿意重复地去做一个全国各地农村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集体性的失声，从主观上或抽象上造就了所谓的“和谐”，背后却是“暗流”和“守夜人”的哭泣。
底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通
因为一个村民举报村支书而后被打得头破血流，引发了村民到中央纪委上访，我们于2014年11月底自费前往麻城地区T村展开调查。那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火车站，生怕晚了而错过了前往目的地的车，非常惊险的是，差一分钟左右的样子，我们就需要乘坐下一趟动车才能前往了。当天下着很大的雨。到达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三四点，我们还没有用过午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直接到达当事人的家中。村民X (也就是那位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村民)知道我们先前要来，一家人午饭也没吃，他们为了等我们一起用餐。而这个举动，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由此，我们也就一边吃饭，一边开始闲聊起来。
他从卧室里拿出了一些保管得非常好和非常仔细的“证据”，我也仔细地看了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凭证，并且他还叫来了一行到中纪委上访的另外一些村民，其中就包括那个成功递交给中纪委举报信的农民。我们谈论着“村委会选举”和村支书腐败被举报的事情。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我们坐在村民家中的时候，附近有些受了冤屈的村民，都闻讯赶来。你一句我一句地给我们诉说着村支书的一些腐败事迹，比如说，办低保也要“索贿”，强行摊派修建村路的费用，建房子也要索贿等一系列的乱作为的事情，更为准确地说，就是违法的事情。众所周知的1988年颁布的《村组法》仿佛在麻城T村就是一个“赝品”，甚至是摆设，故而有村民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把村支书的帽子扣得非常大，说他是地方一霸，在纠结黑恶势力治理村庄，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同时，还打人。虽然这些都是“过去时”，但是在村民的眉目和唇舌之间所表达和渲染出来的“现场”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生动。这也就注定村内分成了两派对立，一个是“村支书派”，他们得到了所谓权力的庇佑和给予的好处，所以不站出来公开反对，背后说多了怕被其他村民排斥。另外一派就是反对村支书徇私枉法、胡作非为的村民们，姑且叫“反对派”或“上访派”。而带头上访和反抗的，多半是农村的精英，比如受害人村民X就是村小组的组长。我问其中的一位反抗者为何如此，他说，“我就是看不惯，不公平”。当然，这并非假话，而且有的村民的确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这件事和他本人的利益并无直接性关系，却只为给老百姓伸张一个“道理”，或者说是要“一口气”。
在第一个访谈现场，除了村民和我们聚集在一起，诉苦，声讨，埋怨以外，还有当地的村妇们和老人们，也是“有苦无处说”，恰好在这个现场，给了他们一次机会。那会我们就在想，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利益表达为何如此不畅通？截访真的能说主政者治理好一方了吗？“一票否决制”的人事管理与地方治理，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吗？一系列的疑问，再次萦绕在我的头脑之中。
村民的热情，并非因为那些苦怨而消却，他们把家中能做出来的“好吃的”都倾其所有，这群朴实的农民，却又遭受到了不公的冤屈，对比一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一点都不介意自己“先入为主”的价值非中立，不是因为我们不该关注公平问题，而是我的良心和同情心，那份洛克所言的“同情心构建秩序”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去关心这些不公的问题，且是主动的。却又因为农民本身的疾苦，让我对比之后，实在是更痛心疾首。
“别拿村干部不当干部”不是笑话
当我们吃过午饭，我们继续出发，前往整个村庄里受过伤害的其他村民家中。在去之前，我们在村民X所居住的周围，随机抽样地调查，并且采用了非结构式的访谈，主要问了一些关于村支书的腐败问题和怎么看待村委选举？有的村民说，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提心吊胆地不敢直言，或者有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心理，也就是我不公开地反对，但是有好处，我也可以同时享受到。另外的村民，在我们出现的时候，表面身份以后，主动地捡出椅子，要和我们坐着聊。有的家庭，把家中的老人叫来，指着老人所住的土房子，说“低保没有办下来，她都90多岁了，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老人看着我们，我们看着老人。那么，问题是—钱到底去哪里了呢？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也正是这样的不公，导致了村民的反抗。
被抽中的村民们各抒己见，走的时候，引路人跟他们说，不要把这件调查的事情传播出去，以免惹是生非。意思是要他们注意自保，或者说免得打草惊蛇，让村支书有提前的准备。这样的心理，或许很多研究者并未注意，我感觉就像是“密谋”一样，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又是共同的朋友，谁又是共同的敌人？只有实用主义和利益主义能够说了算，而站出来到中纪委上访的人，或许只是少了实用主义，而多了几分正义的思考和坚守。
我们在第二个现场，看到了危房改造和重建过程中被贪污的证据和实物，看到了老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根据法规，他们应该有钱可以领取。可是，钱都不知去向。掌握这个权力的恰好是村委会，特别是村支书。这让我彻底地感受到了“别拿村干部不当干部”的那句玩笑话，真不是笑话。
离开第二个现场，我们又去了T村那些遭受严重侵害的村民家中，因为引路人比较熟悉，所以在抵达第三个现场的时候，没有耗费多长时间。在第三个现场，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村妇和一对残疾夫妇。这位村妇，因为村里修路的时候，无意压了一下还没有铺满水泥的路，却遭受村委的指责，并要求她赔偿几百元钱。但是村妇始终没有给，因为她觉得她并没有做错事。故此，她就遭受到了村主任第一次痛打—村主任用拳头朝着她的胸口，就是一拳。她瘫倒在地，却依然没有缴纳所谓的罚款，而后又遭受到了黑恶组织两次威胁和打骂，也就是说她一天三次被打，但她依然没有缴纳罚款。在她被打的时候，她给村支书打电话，要求处理和主持公道，但是村支书不予理睬。最后，她通过其丈夫的一位好友在上级政府任职的“活动”，从县级政权中再打电话给镇级政权，才把这个事情“摆平”。我在想，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她最后会缴纳罚款吗？黑恶组织是谁指使的？她被故意伤害，又到何处去寻求帮助和赔偿？只有天知道。
另外一对残疾夫妇，丈夫是一个瘸子，他拿出他妻子，也就是这位哑巴村妇的“低保证”，他说，这个本子是村支书拿去办的，但是最后的钱，他们却一分未得。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残疾夫妇的钱去哪里了？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天知道”。我们坐在他的家中，给我们另外一个印象是，残疾夫妇依靠自己，盖的这栋新房子。他说，儿子说自己没有能耐，把孙女放在家中，他们又继续去打工了。城市化其实背后所带来的并非是“农民的上楼”，从麻城T村就可以看到，他们把钱又拿回来，重新盖新房子，为何这般？无不是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所说的“面子”，面子在村庄当中，随着风气，以建筑物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我们和残疾夫妇告别的时候，他们留我们吃中午饭，我们回绝了。不是说不拿农民的一针一线，而是“我们实在不忍心吃他们的饭”，太心酸了。可是，有的人，却依然在伤害他们的利益。
讲究天理，在权不下县的时代，乡绅社会时期或许还有点用处，农民敬畏宗族的权威、敬畏血缘的关系，而如今，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之后，重塑乡村之后，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现在很多村庄的“当权者”，天不怕地不怕的原因，胡作非为的原因，更为甚者，就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选举机制所导致的农民利益被伤害。。
我们试图去翻开农村所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除了村支书的腐败以外，村民更多关心的是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我的低保没有得到保障，我应该获得的，没有获得，为什么？村支书为何不公正？为什么我去上访回来以后，在又一次村委选举中被村支书的儿子按在地上打伤，而村支书的儿子又跑了，害怕家族势力的报复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将我们访谈带入了复杂性的境地当中。
离开第三现场，心中是非常压抑的，情绪也是很低落的，仿佛又重新认识了农村及现实社会。给人深思的同时，也在思索如何去改变或改善，特别是在革命老区为背景下的麻城T村农民，又该如何合理地反抗并重新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有面子”、“有尊严”的生活，这并非是秦晖在《农民中国》一书中所谈到的“尊重农民”就可以简单地加以解决的。
维权诉求无效时就会以暴制暴
晚上，我们在T村村民的一户家中借宿，也就是引路人的家中。他在湖北的W市区做工，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辍学在福建打工，儿子还在小学。同样，他也把在城市里当农民工的钱拿回来盖房子，沉浸在乡村的那种风气中，久而久之也就用20万左右建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异类”的建筑，因为他所居住的周边还没有如此“豪华”的“小别墅”。到晚上睡觉之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我们聊天足足有七个多小时，因为，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且太深。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村庄可以写成一大卷村庄故事。几乎都可以说是悲情故事和非理性型的结果。而农民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依法进行，而不是暴力抗争，或者以暴制暴。
说到以暴制暴，我们询问过T村被打的X村民的弟弟，如上访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最后没有处理行凶者，怎么办？他说，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哥哥白白地受到伤害，肯定会以暴制暴，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就用拳头来解决。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回复时，并没有惊讶，而是感到某些时候制度处于无效时的惋惜。因为按照法律而言，这是故意伤害，和上述中那位一天三次被打的村妇一样，都是受害者，却没法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并且上级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依然用敷衍的词藻和不确定的处理语言，我们感到了一丝危险。
危险的背后，是我们这些调查者无法改变的，因为《亡命天涯》的电影所宣扬的“以暴制暴”，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类例子，死伤的数字，如再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不敢直面。当然，农民不可能想这么多，他们为了“一口气”，一个“说法”，一点赔偿，并且要扳倒被举报的村支书以免被报复，才可能心安。只是，后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因为村支书在麻城市有“关系”，而获得连任，这就不敢猜疑村民X，T村其他的那些举报者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了。
当我们离开时，被伤害的村民X和其他一些村民，送了我们一程，而且陪我们走了很多路程，最后又目送。实在是不好怎么表达我们的感激，站在非常纯粹的立场来看，觉得他们实在是纯良和纯粹，非常地质朴和温和。就像邓小平也曾经说过，中国的农民是最好相处的，最好管理的。但为何我们有些干部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们呢？他们是没有权利，他们不被法律保护，不受到尊重，被轻视，没有信息获取的工具或不擅长去了解国家的农业规定，还有晏阳初和梁漱溟所说的“愚”？最后虽然上访成功，结果却依然没有改变，还是那个村支书，还是那一套人马继续坐庄。农民的反抗，虽然为其他百姓和自己出了一口气，但是把自己赔进去了，也把接下来的生活赔进去了。看起来，有些得不偿失。但是他们相信中央政府(不大相信地方政府)，所以选择继续上访，他们表示，这次连同当地政府一起告，要打掉村支书的保护伞才罢休。这就是村民的行为逻辑，有的是“不达目的不收手”。而背后，或许真的只是为了那一点点公平，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讨一个公道”。
当该村唯一的一条大河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感到的不是逝者如斯夫，而是这条河流已经被当地干部和企业联手破坏得千穿百孔，有的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把抽成空洞的泥沙，又用其他地方的泥土填埋起来，以免被发现大河的苍凉和样变。其实闭目一想，河流和农民一样，都是无辜的，却因为种种伤害，他们依然忍气吞声或者无畏反抗，最后大江东去，历史的年轮就在这一刻，在村干部细小的乱作为中，缓缓地因为量的变化，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
作者简介：刘晨，南都特约评论记者、澳门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