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揭露出来的腐败大案中，人身依附和群体性腐败引人瞩目。在“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等腐败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实际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家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让人吃惊的是，一些省部级高级干部沦为“大老虎”的家臣、家奴，腐朽丑陋不堪。党内如此强势庞大的政商利益集团，为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其中党内人际关系的蜕变值得关注。

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封建性。他说，“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历史的考验

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我们的人民追随世界文明潮流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党内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人身依附的群体性腐败，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具有高学历的高级官员为何会堕落如此呢？从大背景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受约束的权力与不完全的市场相结合的产物。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中遇到的新问题。

夺取政权前，激励干部靠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和残酷的党内斗争，艰苦的条件和生死的考验也无情地淘汰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夺取政权后，基本环境变了，党的地位变了，党员干部成了执掌权力的人。改革开放前，剩余产品很少，国家和社会物资匮乏，客观环境对腐败有一定遏制作用。那时候党内腐败主要表现为高级干部的“特殊化”和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资本社会、金融时代到来，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度集权下的改革开放，政府主导经济，官僚驾驭资本，权力与资本迅速大量结合，腐败权力的饕餮大口可以瞬间吞噬亿万财富，迅速破环道德原则和社会结构，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加官僚资本膨胀既是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全球化背景、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单独执掌政权的执政党，靠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效率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市场正在把人，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变成“经济人”，过去靠匮乏的条件和政治高压维持的“安贫乐道”、“大公无私”的道德褪色了。人的趋利的本性在干部的灵魂中复活了，他们意识到追求富裕幸福也是他们应有的理想和合法的权利。陈旧的宣传教育没有解决信念动摇的问题，空泛的理论没有解决信仰失落的问题，庞大的政权和众多的官员，也很难大幅度提高干部的物质利益待遇，“义利之辨”困扰着党员干部，不平衡心理滋长。相当一部分官员，很自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合法的和非法的物质利益，这是腐败普遍性的基本原因。

党和国家的领导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邓小平说这是我们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因为我们实行的“人治”，要求所有的事情“一把手负责”，所以就赋予了一把手很大的权力，各地各级实际上是“一把手说了算”，有点儿疑似“家长制”。一个单位像一个“家”，氏族文化下的中国人很习惯很受用。谁来监督一把手成了大问题，近几年查处的“老虎”、“苍蝇”有多少是一把手，或者在担任一把手期间搞腐败的？很多腐败分子，利用这种体制，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把手说了算，主要是人、财和重大项目。关键重要岗位用人基本上“老大”说了算，“老大”如果政治资源不足，自己能力不强，新提拔不久，刚从外地调来，有竞争者、对立面掣肘，特别是如果自己腐败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只好大量用自己亲近和熟悉的人，让旧人赋闲靠边，“一朝天子一朝臣”。实权资源紧张而职数又大量超编，促使干部靠依附关系升迁。党内人际关系的演变，是社会人际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关系”、“圈子”、“人身依附”是描述当今社会的主题词。中国没有一件事儿不求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实际上仍然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等级授权制”。各种民意测验、民主推荐的作用很有限，没有挡住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现实告诉人们，“朝中有人好做官”，跟人跟的对，跟得紧，提拔就快；如果进了小圈子，那就进了快车道、保险箱；跟什么人？位高权重的、有发展潜力的，需要人跟的，懂得提拔保护“自己人”的；人身依附是获得权力捷径。有了权可以有特权、有金钱、有美女、有人脉、有享受，可以封妻荫子，实在是一本万利。尊严、人格、气节、贞操，在这个时代不怎么被社会认同，算不了什么，坚守人格、坚持原则等于迂腐保守、书生气十足。干部队伍中人格比较独立，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人，因为不喜欢这一套，往往会被边缘化。在这种风气之下，干部使用中出现了“逆淘汰”，所以中组部有人喊出了“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口号。这些年严重腐败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组织干部工作的反思。

转型的悖论

近现代中国历史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基调的历史进步，但是又是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不得不使用权威和暴力，甚至专制和内斗，当政权在手的时候，失去政权的担心和焦虑，又要求加强专政。以权力崇拜反对权力崇拜，创造新的更强势的权力崇拜，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悖论。民主革命的任务本来是实现民主，结果却是在人民面前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专政国家。封建主义的历史惯性常常同化和征服它的对立面，让变革和革命成为笑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太平天国的封建化和义和团的封建性自不必说，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被封建主义的羁绊拖回去。孙中山哀叹中国“一盘散沙”，后来不得不采用效忠他个人的封建手段来聚集力量，导致黄兴等人的出走。蒋介石一直到丢失大陆，都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派系所困扰。改革和革命被封建化的奥秘在于权力的腐蚀作用迅速激活了那些本来存在的封建基因。中国人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而是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中国共产党脱胎于封建专制社会，封建主义思想一直侵蚀着党的肌体。党的历史上有三次宗派主义膨胀。一是延安整风前。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提出著名的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策略。在同一个根据地战斗成长，结成较为亲密的关系，面临生死考验和严酷环境，以山头宗派的形式“抱团取暖”，打江山坐江山；二是文化大革命，党内关系撕裂扭曲。在毛泽东的纵横捭阖之下，刘少奇、林彪、江青三个党内政治群体崛起和覆灭，全社会“派性”泛滥，不同派别之间“全面内战”，党和国家陷入严重危机，社会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文革中的政治派别斗争和派性泛滥，具有强烈的夺取政治权力的性质，是在革命名义下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对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消极影响极其深远，而且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认真的历史清算和思想澄清，到现在仍然阴魂不散：三是这几年揭露的集团性腐败，这次宗派主义发展具有团伙与权力、金钱结合的特点。近一二十年，以个人人身依附为显著特点的官场文化滥觞，宗派团伙恶性发展和爆发式增长，贪腐集团权势财富急剧膨胀，动摇党心民心，削弱国家软硬实力，具有影响全局和谋求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反封建起家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赢得胜利的关键。但是建国后，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戛然而止，在左的指导思想之下，一系列党内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让封建主义一整套腐朽的东西登台表演、肆虐泛滥。个人迷信、“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封建愚昧。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与极左思潮杂交出新的变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作怪。薄熙来那一套“左”得出奇的东西，跟封建专制、朋党团伙血脉相通，基因相传，左、封、腐变成了孪生兄弟。当下有些“左派”，祭的也是封建主义的亡灵。封建主义的制度基因没有从根本上去掉，甚至还披上华丽的外衣，堂而皇之的居于庙堂之上，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腐败团伙的“家长”。这说明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基因地严重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往往被我们忽视思想文化的基本国情。

制约的力量

腐败与封建主义的相关性几乎用不着论证。凡是封建因素较多的国家，腐败都更为严重。中国今天的腐败，就是封建社会腐败基因的复活。在封建社会，佃农形式上有人身权利，但是为了逃避赋税和自身安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利益，让渡自己和家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委身于封建主，成为事实上的农奴。自耕农弱小分散，只能依靠王权，像马克思讲的“马铃薯”要依赖“麻袋”，观念上寄希望于好皇帝和清官，现实中依附于强人。士大夫和工商业者也常常依附于有权势的官员，寻求保护和升迁。人身依附现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和形式，但始终是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形式。

宗派内部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古代社会叫“朋党”，同宗同乡同科同门官员聚集，结交贵胄重臣，鼓动言官清流，朝野奥援，八方呼应，掀起政潮，影响诉讼，或夺取权力，或谋取利益。朋党政治是中央集权的克星，政治稳定的大患，为历代有作为的皇帝所警惕和打击。人身依附关系膨胀是朋党和豪强发展的基础。抑制豪强、打击朋党是所有王朝一成不变的历史任务。而豪强和朋党的顽强崛起又是封建王朝难逃的劫数。

人身依附的本质是权力依附。专制等级的政治，宗法纲常的社会，官本位权本位的价值观念，愚民的文化政策都迫使人民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有权有势的权贵。封建社会本质特征就是个人权利的缺失。人民从来不知权利、自由、尊严为何物。人身依附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基因，埋藏于我们的政治肌体，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滋长泛滥。

要从根本上遏制人身依附的群体性腐败。必须从制度上、观念上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基因。民主是封建的克星，权利是制约权力的法宝。改革开放的背景、执政的环境、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党的建设也要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依法治党的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党内基本伦理关系应该是民主与法治统一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统一的关系。自由和民主可以增加党内大多数党员的归属感，调动大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党的建设和制约腐败的基本力量。民主是封建的天敌，也是腐败的天敌。离开民主去反对腐败必然事倍功半，离开民主去反封建简直是缘木求鱼。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人类文明的大道。民主是道，法治是器，措施是度。尽管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得“道”。实行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受各种客观条件制约，但是我们要有明确方向，要有顶层设计，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让党和人民，共同为几代中国人的民主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