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明先生的大作《陈独秀传》出版，我很高兴，既为作者高兴，也为传主高兴。利明先生年逾古稀独自完成如此重大艰难的选题，可敬可佩。中共诞生九十年、执政六十多年，终于出版自己创始人的传记，可贺可叹。

我记得有人把现代史分为三段，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是孙中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是毛泽东，而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阶段的代表是陈独秀。这种说法有道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党的创始人，中共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前的领导人，时间虽然只有十来年，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伟大的开端，这个转变和开端的代表只能是陈独秀。中国现代史、革命史，陈独秀功不可没。

大革命以后的岁月里，他备受打击，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是他的高贵人格却在近现代政治家群像中熠熠生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做到了。陈独秀以布衣之身在贫寒中死去，但是独立、自由和尊严始终伴随着他。从世俗的角度看，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但他的思想却穿透了重重历史迷雾深邃警醒，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几十年前就看清了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并预见到这种体制将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先知先觉的第一人，永远值得纪念。笃信“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中国人，长期忽视和诋毁他，但是在历史的尘埃落下之后，他的价值正在回归，《陈独秀传》正在为他全面正名，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恢复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不容易，扭转一个荒谬的历史观更困难。陈独秀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生前，还在于他去世之后，长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左的指导思想横行的年代里，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问题不仅仅是陈独秀，而是那时候很多历史真相都可以歪曲，都可以根据需要作实用主义的处理，林彪曾经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需要是不是可以成为扭曲真相、背离真理的理由。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扭曲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年代，应不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生死存亡的竞争中，造成了特殊情境、特殊的场。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实用主义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嘲笑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变得有道理了。套用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的说法，如今社会上遏制不住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既是是对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惩罚，也是对执政者搞假大空的惩罚。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时候了，革命的历史观应该做一个安顿，放到一定的地方去，转型到新的价值观，否则我们的孩子也会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过度宣扬阶级斗争历史观、暴力革命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宣扬了虚假和荒谬，破坏了中华民族诚信品德。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中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人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还陷于革命是非的判断中。电视剧《走向共和》似乎就是因为阶级观点出了问题而停播。当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大唱红歌，就容易误导年轻人，以为革命是无条件崇高的。革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革命的道理是相对真理并不是绝对真理。革命的精神、斗争的精神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没有普遍的意义。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暴力悲剧，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历史；在中国走向复兴、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应该以更科学、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应该放弃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选择的观念。

我之所以这样强调历史观，因为历史观就是价值观，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左的一套东西，如果只是说说唱唱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都很认真，都是在用那一套来改变世界，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回到那个荒唐的年代。其实他们也并不一定就相信那一套，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敲门砖，敲开权力的大门，谋取自己的利益。

（2011年4月23日北京京东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