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两型社会建设，实际上是讲城市化中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城市。这里面核心问题是处理是与自然的关系。城市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演变的，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终享受着自然的赐予，承受着受着自然的制约，城市终不变的目标是追求应该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让自然与城市融为一体。
自然对城市的影响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态气候三个方面。城市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极大，城市本身就是地理位置的坐标，地理位置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在农耕时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来的气候、生态、交通、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兴废的基本条件，对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城址的选择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地理知识和经验智慧。人类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学习城市地理。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关系到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城址选择，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水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灾害毁城之外，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交通、资源、战略重要性、人口和属性等。
湖南盆地位于中华文明南北中轴线和以长江为轴的东西轴线的交汇点上，湖南城市的发展，受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移动的深远影响。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挤压，中华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东移；近代资本主义从沿海进入和传播，中华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湖南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战争文化、贬谪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拿战争文化来讲，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屡屡北伐，三湘大地，战在人先，和在人后，战乱频繁。所以湖南的城市多为防御性的，墙高池深，且屡屡被毁重建，长沙、衡阳等城市从古至今多次毁于战火。所谓贬谪文化，从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带来中原文化。他们身处逆境，深刻反思，留下大量宝贵文字，从屈贾到李杜，从柳宗元到韩愈，从《捕蛇者说》到《岳阳楼记》，多情浪漫，忧伤感怀，悲剧情结浸润萧湘。这些文化积淀使湖南的城市散发出人文的光辉。移民文化对湖南城市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从“楚人经湘”到“永嘉南渡”，从南宋大移民到湖广填四川，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城市人口的分布，城市人口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宗教、方言和戏剧的多样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兄弟的血液。湘人的倔强、卓励、敢死的和独立反抗的性格来自他们，铸就了长沙、衡阳这样的铁血城市。
湖南的地形地貌赋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三湘四水一湖、山水纵横，湖光山色，湖南的城市几乎个个是天然的山水城市和绿色城市，规模不大，环境优美，四季常青，人与自然充分接触的城市。以长沙为例，长沙城四水环绕，橘子洲静卧江心，岳麓山耸峙江畔，山水洲城一体，美不胜收。地形地貌影响着城市的防卫、交通、防洪条件和城市规划设计、土地使用、建筑风格等等。内陆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湿热多雨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艰难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规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与沟通深受影响。交通是地理与人类结合的产物。交通状况是地理条件的表现，也是人类改造自然里的表现。交通状况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因为交通的改善而勃兴的城市，因交通状况相对落后而衰落的城市并不罕见，洪江城的兴衰，湘潭历史地位的变迁，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和铁路修通而冷落的沿湖沿江城市就更多了。
生态气候影响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市民生活的品质和城市的文化特色。湖南盆地三面环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热，气候多变潮湿，地形复杂多灾。生存条件比较复杂、历史发展比较曲折，因而人的抵御能力和斗争性较强，自古湘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大概与此有关。北方城市里面出来的人，大气、彪悍、粗犷，憨直胆大，南方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来的人文弱、聪明、儒雅。湖南盆地面朝北方，山山水水，山水相连，山使人勇敢坚毅，水让人变化通达，湘人兼有北人和南人的气质，有能打仗、会读书之说。
法国城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关于历史的长时期理论，对于城市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ts）。三者相互交错，构成布罗代尔的“总体史”的研究对象。地理时间是就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而言，如自然地理环境等；社会时间是就那些变化较地理时间明显、但又相对稳定的历史事物而言，如经济制度、政治事态等；而个体时间是针对变化频繁的历史事物而言的，如政治或军事事件等。三种时间及其所对应的历史事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起长期的决定性的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社会时间对历史有着直接的作用，但它们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而事件只不过是一些浪花或尘埃而已，对历史进程不起重要作用。
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应是以经济、人口、社会结构、文化等历史的深层运动为对象，这种运动是潜隐的、慢节奏的，常常是周期性的，但决定着历史的总方向。长时段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运动为对象。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他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而长时段即“地理时间”，指长期稳定或变化缓慢的各类“结构”延续与发挥作用的时间，如地理、气候、生态环节、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它在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一系列的部分的集成、一个框架，同时它又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一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抗拒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就决定了历史的流动”2。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提出的“时间”和“结构”等重要概念丰富了历史学研理论。这些思想对于城市历史研究，对于城市发展规律认识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我们探讨自然环境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建筑与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重大政治历史变革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的关系，经济改革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的时候，都开阔了思路。借鉴长时段理论能使中国城好的把握自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城市兴衰的影响，总结出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
湖南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布罗代尔的思想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城市的基本条件和永恒的制约，城市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的结果。自然环境的建设和改善不是我们的包袱，而是我们应尽职责和一本万利的投入。自然环境好是巨大的资本，自然环境不好是城市巨大的包袱。我们建设自然环境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在为人类谋福利，自然好比城市的母亲，母亲养育了城市，城市要爱惜和孝敬母亲，家庭才能幸福，家园才能美丽。湖南城市应建立在对湖南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湖南淡水充盈、绿地覆盖、气候温和、氧气充足、山水相间、江河纵横、城市与自然天成一体，城市建筑高低错落有致，建设山水城市，建设两型城市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所谓农业大省、鱼米之乡，最大的优势就是美好的大自然，我们有上天对湘人的丰厚赐予。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祖先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湖南的城市，规模应以中小等城市为主体，城市总体不宜过大，即使是长株潭城市群，也应该是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集群和原始自然山水中的建筑群落，不是水泥大饼；城市建设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城市中的水面和山丘，长沙地名中有许多“岭”和“塘”，现在踪影皆无，留下的是像北方平原地区一样的平板城市，把自然赶出了城市。又搞一点假景和星星点点的人工绿化来点缀，糟蹋了湖湘山水，令人扼腕叹息！现代化不仅仅是大工业、摩天楼、高架桥，更是向自然的回归，与自然的共生。世界上与自然界结合得好的城市，如威尼斯、苏州、杭州、彼得堡、布达佩斯等等，令人永久向往。山水城市是城市的最高境界，与自然的亲密结合是人居的最高追求。
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不仅仅要珍惜自然环境，而且要改造营建自然环境，要有长远规划，要有蓝图计划，要有稳定持续的预算，促进城市与自然良性互动。关键是城市的决策者、建设者和全体市民，有着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和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经济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城市。
-----------------------------------------------------------------------------------------------------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参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