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这两种不同的农民观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复杂。而当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巨变对农民的伤害也迫使作家对“农民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该如何认识“农民性”的复杂？这样的思考不仅催生了一批立足于深刻理解“农民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呼应了随着改革深化产生出的关注“三农”问题的迫切呐喊。
关键词 农民性；当代文学；当代思想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小农经济”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体现到文化品格上，“农民意识”自然就成了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词。只是，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重农”的传统，可大概自从有了“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先进文化的词汇产生以后，“小农经济”和“农民意识”就常常成了“落后”、“封建文化”的代名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社会奇观：一方面，中国是个农业国，另一方面，中国不能不急起直追现代化、工业国的伟大目标；一方面，现代的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取得了胜利以后却为了“继续革命”而严重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一方面，在政治上，“贫下中农”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经济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改善；一方面，他们的淳朴、勤劳、善良、坚韧一直是许多文艺家讴歌的品质，另一方面，“农民意识”又是日常生活中明显带有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等特定指涉的一个贬义词……“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在这些矛盾现象的深处，埋藏着一个文化课题：该如何认识“农民性”？在当代政治家、文艺家关于“农民性”的矛盾论述的后面，又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奥秘？在一连串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以后，重新认识“农民性”也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农民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不是“农民性”。
毛泽东论农民
毛泽东出身农民，青少年时期因为当上学生而进入小知识分子阶层。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又担当起了中国革命领袖的重任。正是这样的多重文化背景，使他关于农民的论述也常常因时而变，显出矛盾的内涵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是把农民和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都划入“小资产阶级”中的，但又把他们看作“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①]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中，他认为：“中农……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②]到了《论联合政府》中，他还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③]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④]这，便是他不遗余力地发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出发点。他当然是了解农民的。因此他预感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⑤]然而，搞了二十多年的合作化，他没有想到，结果是农民的贫苦、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萎缩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显然，问题的症结不是“教育农民”的设想解决得了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知道，他需要依靠农民进行革命，但也深知农民与他期望的“无产阶级”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⑥]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理想化了。至少对于他领导的现代这场最伟大的人民革命来说，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也大部分不是工人。而当他在解放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显然也不是“工人阶级”。虽然他一度有过“在几年内……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⑦]但一系列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激进运动却不可避免地使农民的命运更加贫困化。
出于激进的革命考虑，毛泽东在解放后对农民的批评远多于肯定。这样，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农民意识”就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由于城乡差别、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差别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而且在文化上也成了受歧视的对象——不仅被先进的“工人阶级”所歧视，而且被因为享受到城乡差别带来的某些“特权”（从城市户口、购粮证、计划供应物资到“八小时工作制”）而当然自视高于农民的一般城市居民所歧视。
“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性”
“十七年”文学中，既有讴歌农民英雄的主题（例如《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中那些英勇革命、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农民形象），也有批评落后农民的主题（例如《红旗谱》中严志和的懦弱，《创业史》中郭世富、梁三的自私和王二直杠的僵化，《山乡巨变》中盛佑亭的动摇、张桂秋的狡诈、王菊生、陈先晋的自私，《艳阳天》中马同利的为人深不可测、马连福的头脑简单）。这样的双重主题当然打上的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批评落后农民的主题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当时那些有才华的作家满腔热忱，可在无意中都写出了无情的现实：真正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是少数具有共产党干部身份的先进农民（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而且那些先进农民又常常给人以模式化（“高、大、全”）、概念化、个性也相当单薄的印象；大多数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都是犹豫、怀疑、动摇、甚至抵触的。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都是不愿意走那条“穷过渡”、带有“乌托邦”色彩、并且最终被时间证明是一条失败之路的合作化道路的。虽然因为政治运动的压迫，他们终于不得不随波逐流（“十七年”文学中许多后进农民在先进人物的帮助下转变的故事，其实常常显得牵强）；入社以后，他们也因为生活水平的下降长期鼓不起生产的热情来。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韩少功的小说《月兰》、智量的小说《饥饿的山村》都再现了那一幕悲惨的历史，诉说了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如此说来，那些怀疑合作化、出于保守、“落后”的本能犹豫彷徨的农民们，他们的怀疑和犹豫在今天看来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对极左灾难的预感，但至少显示了“农民性”与极左思潮的根本对立。农民的本能，虽然是谨小慎微，“目光短浅”，但在激进的社会思潮面前，那谨慎、保守、自私、“狭隘”，却恰恰体现出一种比较稳健、务实的人生态度。只是，在强大政治压力的催迫下，他们至多只能以入社以后消极怠工的方式去显示他们的不满。在经历过一场相当漫长的“乌托邦”噩梦以后，反思往事，回过头来再看那些“落后”的农民，真是可以令人感慨系之的！
新时期作家：为农民鸣不平
新时期之初，“为民请命”的呐喊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高晓声就因为发表了《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反映农民疾苦的作品而成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的小说常常被评论家读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⑧]他的本意却不在此。他告诉人们：“象陈奂生这样的人，是我多年在农村中见到的一种农民类型，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某些影子……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勇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因此，“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⑨]高晓声这样的认识在许多像他一样经历过政治坎坷的作家（例如李準、王蒙、刘绍棠等）笔下，都曾经出现过。在这样的声音中，显示了当代作家的民本情怀。
出身农民的莫言也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他指出：“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说到农民的“狭隘性”，他认为：“狭隘是一种气质……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大度、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因此，他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同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是变种的，是烙着封建主义痕迹的”。[⑩]他的这些议论是很有道理的。而当他的《红高粱》因为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事迹而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时，他也的确弘扬了中国“农民性”—“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1]
像高晓声、莫言这样熟悉农民的作家理直气壮为农民鸣不平的声音，与画家罗中立那幅以“领袖像”规模画成的名画《父亲》一起，代表了当代人一扫对于农民的成见的新思潮。
事实上，至少在作家中，一直有一个讴歌农民的传统：或者像沈从文那样自诩“乡下人”，讴歌农民的淳朴与爱情（如《边城》）；或者像孙犁那样讴歌村姑的勤劳与坚贞（如《荷花淀》）；或者像周立波、柳青那样讴歌农民的革命业绩（如《暴风骤雨》、《铜墙铁壁》）；或者像赵树理、周立波、李準那样讴歌农民的新生活（如《三里湾》、《山那面人家》、《李双双小传》）；或者像李杭育、郑万隆、贾平凹那样讴歌农民的坦荡、豪放、浮躁（《最后一个渔佬儿》、《老棒子酒馆》、《浮躁》）；或者像路遥、张炜那样讴歌农民的自强不息（《平凡的世界》、《古船》）……这些对于农民的讴歌不仅体现了中国作家的乡土情怀，而且在冥冥中贯穿了一个主题：弘扬农民的美好品德。显然，这样的主题与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是迥然不同的。从这个主题，我们能够很自然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讴歌农民的不朽篇章——从司马迁的《陈涉世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还有，鲁迅的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也是属于这一主题的。
由此可以使人产生这样的思考：第一，虽然“改造国民性”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一个基本的主题，但与这个主题相反相成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弘扬民魂，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写这个主题的优秀篇章甚至远远多于“改造国民性”的作品，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第二，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乡村饱经天灾人祸的摧残，可作家对乡村的描写仍然常常饱蘸诗情，那真诚，那一往情深足以感人至深。不可否认 “十七年”有的作品是在政治高压下粉饰现实的产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感受到那个年代里农民的淳朴与热情，这不能不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年代里部分的历史真实，同时又体现了作家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主体性”——那是因为长期依恋乡村和土地而已经积淀在中国作家心灵深处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就如赵园在《艰难的选择》中指出过的那样：“与乡村、与农民的牢固的精神联系，助成了中国知识者特有的气质，包括那种农民式的尊严感。”[12]而这样一来，“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常常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以优良的民族品德去疏远或者克服“国民的劣根性”。从沈从文到当代“寻根派”，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原来，肯定、弘扬农民意识，一直就是我们文学的一个光荣传统！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莫言出身农民，当然要为农民说话。同样出身农家的阎连科也要为农民说话，但他的立场显然不是“弘扬”，而是“理解”。在他看来：“人们老是批判农民的麻木，麻木当然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必须意识到，这种麻木正是农民的武器，他活下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用麻木来对抗社会对他的不公，人们一味地批判麻木是对农民的不理解，完全是对农民的不清醒的认识。”[13]他笔下的田旗旗就因为“麻木”而不适应现在流行的“潜规则”，放走了偷盗废铁丝的农民父子，也放弃了立功的机会，结果被排长怒骂：“你真他妈农民！”（《中士还乡》）这样的“麻木”其实正体现了他的淳朴！此外，《年月日》中的先爷也是凭着“麻木”的生命本能（也可以读作：顽强的生命意志），在大家都外出逃荒时坚持了下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读《年月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韩少功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相当复杂的情感：他目睹了农民的苦难（例如《月兰》），也感受了农民的蒙昧（例如《回声》就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些体验使他很难像沈从文或者莫言那样去耽于浪漫的回忆（虽然《边城》和《红高粱》的风格很不一样，一宁静、忧伤，一热烈、狂放，但都散发出“怀旧”的气息、赋有浪漫的品格）。于是，他选择了另一种立场：在静观中猜想。在他的“寻根”之作《爸爸爸》、《女女女》中，既有对“劣根性”的针砭绝望，更有深深的思考与困惑：“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善与恶互为表里”、“禁锢与自由的双变质”。有了这种悖谬意识，当然就不会简单谈论“农民意识”了。他因此关注民间文化，认为：“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是文艺家的使命。[14]于是，他的另一部分“寻根”之作才充满了奇特的感觉和猜想：《归去来》对“自我”的质疑、《鞋癖》对记忆的猜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乡村和农民文化中那些独特的感觉和奇特话语的静观与惊叹。例如《马桥词典》里对“落后”的另一种分析：“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下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他们有过“革命”的经历，但那经历却又与一段伤心的往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革命”与邻村的“革命”在分享胜利果实时发生了矛盾、冲突，结果打了一仗，吃了大亏；他们歌颂红军，但对红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也记忆深刻……作家因此写出了农民为什么“落后”的复杂历史。至于书中关于“枫鬼”的描写则别有深长的意味：那两棵山火也没有烧死的枫树渐渐具有了神性，虽然在“文革”中为了破除关于“枫鬼”的迷信，公社干部下令伐倒了它们，但人们也因此饱受一种搔痒症的困扰。人们只好相信那是“枫鬼”的报复。——作家在写到这一段轶事时，好象只是记录了一桩趣闻，但其实也表达了对民间文化心理的关注，还表达了对“落后”的复杂性的新思考。后来，到了长篇笔记《山南水北》中，这样的趣闻更多了——《智蛙》、《村口疯树》、《再说草木》、《塌鼻子》、《神医续传》、《当年的镜子》、《邻家有女》、《寻找主人的船》、《也认识了老应》……无论是写自然的神奇，还是写人性的奇妙，作家都心存玄远：这世上有许多事情是科学也解释不了的神秘。在乡村和农民的生活与记忆中，有民间文化的深不可测。当韩少功怀着好奇之心去记录那些趣闻时，他实际上也就打开了重新认识乡村文化、重新认识农民的思路。
而且他在已经回城多年以后，居然重新回到农村，在那里过上了“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山南水北》），显示了他对乡村生活的真爱，在今天也是十分奇特之举。这样的举动，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古代那些隐居乡间的士大夫们，尽管，韩少功并没有从文坛上消失。
农民的心机、韬略
林语堂曾经指出：“也许中国最突出的品质可以说是‘超脱老猾’，这一品质最难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却是最具有深刻含义……”“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反复思考，总有‘三十六计’；于是棱角被磨光了，一个人即获得了象征中国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温厚。”“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15]如果说鲁迅是激烈批评“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人物，那么，上面这样富有辩证意味的描述表明，林语堂是中肯分析“国民性”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一思路在新时期作家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在阅读新时期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就注意到，经过了思想解放的洗礼，许多作家在弘扬民魂之外，还有意将目光放平了，去深入观察那些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某些“农民意识”，去发掘那些农民的心机、韬略、狡黠在诡谲多变的历史中的微妙意义，去揭示那些深深植根于人的生存本能、发展需要中的世俗智慧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在西方，中国人素有“东方的犹太人”之称，这称呼显示了中国人有经商的才能。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常常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民间也流传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史记》中早就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说法。[16]唐传奇中同情、讴歌义商、侠商的篇章也显示了中国文化和实际生活的另一面。[17]当代小说中，《创业史》里关于郭世富是“蛤蟆滩不识字的经济专家”，“要做孔夫子和朱夫子两位老人家的忠实后代”，又“生财有道”的生动刻画已经写出了1950年代农民与商品经济的自然联系。到了李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关于马凤英在流落城市以后给人打工、一面嘴甜手勤快，一面暗暗学本领、终于显示了经商才能的描写，也写出了农民进城、完成身份转变的适应性。这故事是后来众多农民进城故事的一个序曲。到了蒋子龙的小说《燕赵悲歌》中，武耕新从地主的发家史中得到了启示：要想富，得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他由此找到了一条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道路的故事相当独到地写出了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与从前地主致富之路之间的历史联系，足以发人深省。而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则写出了当代温州人靠经商致富、创造了“温州奇迹”的率真和勤奋——那里有句土话：“发财不怕棺材钉，出名不怕难为情。”大家用自己的手“比着抓，赶着抓，挤着抓，抢着抓”钞票（《袁相舟》）；他们“做纽扣生意，哪个角落不走到？别人走不到的你走到，才有钞票把你。”（《小贩们》）甚至发财以后面对风言风语和上面“调查组”的怀疑，毫不畏惧，以“反正是个倒，不如倒出名堂来”的劲头主动叫阵，显示出“吃了狼奶”的品格（《憨憨》）……这些作品中都写出了农民和小城镇居民与商业活动的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脑子灵活、又能吃苦的平民，自己摸索出了一条“重商”之道，在改善了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悄悄开辟出了一条现在已经十分宽广的致富大道。
另一方面，农民常常在应对政治风暴中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心机和韬略，去尽量减轻政治风暴给自己带来的损害，也常常是作家留意的一个主题。张贤亮的小说《河的子孙》成功塑造了一个善于与极左政治周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魏天贵深知“钓鱼不在急水滩”，表面上应付上面的要求，实际上按照农民的生活经验另起炉灶，暗地里开“黑田”，酿私酒，为乡亲们谋利益。无论是大办钢铁，还是整风整社，或是“文革”造反，他都能做到“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糊弄了“上面的”，保护了众乡亲。他就像黄河水一样，以变幻无穷的方式去对付前行途中的障碍，最终流向大海。他的成功，是农民智慧“以柔克刚”的证明。而与他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县委副书记尤小舟因为与“上面的”硬抗而饱受打击，是那些在政治风浪中因为饱经沧桑而变得聪明起来的县委书记、“造反司令”们渐渐接受了他的处世哲学。《河的子孙》因此写出了政治风浪中农民的清醒、农民的智慧，那是激烈的思想改造、残酷的政治压迫也鞭长莫及的世俗真谛。稍早于《河的子孙》，谌容在小说《太子村的秘密》中也刻画了一个村支书李万举与上面的错误指挥周旋的心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地球翻个个儿他都不带晃悠的”。他深知：“这年头，合理的事未必合法”，“这些年，在农村第一线，不学会糊弄，还真干不了。可有一条，肚子不能糊弄”，因此他“豁出糊弄上面，可不敢糊弄庄稼。”于是，他在政治上糊弄“上面”，在村里仍然搞瞒产私分，搞经济作物，带领大家熬过了难关。在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年代里，这样的乡村干部是农民的守护神。
而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则在刻画农民的心计与权谋方面别有洞天。呼天成是如何经营起一个“独立王国”的？他的原则是：“于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干”。他深知：在乡村，“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他生活简朴，但善于处处留意：靠为人慷慨，几十年如一日地经营“人场”，终于织起一张神通广大的“关系网”；他知道：“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所以他常常是在暗处用力，无论是收买人心（如收买、利用孙布袋）还是联络上层（例如在“文革”中偷偷冒险保护挨批斗的省委领导；通过慷慨“捐资助学”贿赂上级，以保护闹出婚外恋风波的自己看中的接班人）；同时，他敢于“超常办事”，为人所不敢为、不愿为。他能够使大家臣服，甚至能够使市委已经形成的决议改变，能够使“呼家面”打进首都，靠的就是自己用心计与权谋织成的那张网。虽然作家有意批判那心计与权谋，但也是写出了那心计与权谋的攻无不克、畅行无阻的。《羊的门》在当代的“政治小说”中颇有特色，因为它写出了一个“土皇帝”不那么简单的心计、眼光和韬略，是可以当作一部“乡村政治家”的成长史来读的。
1985年，张宇在中篇小说《活鬼》中，就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凭着有文化、有心计、“装啥象啥”，因而总能混得不错的“混世者”形象。侯七从现实中得到的教训是：“我原来也实心实意，可心实了老倒霉。”于是他学会了在“上面”发出“鸣放”的号召时冷静旁观，学会了在“文革”中靠画领袖像挣工分、也靠挨批斗挣工分，提前当上了“万元户”……作家因此写出了乱世教会农民狡黠、狡黠使农民不能不糊弄政治的辩证法。王蒙认为：侯七的身上“洋溢着中国农民的狡猾（不带贬义）的生命力”。[18]诚如斯言。
当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对农民狡黠的理解和欣赏时，当他们写出了这种狡黠已经成为催生商品经济的重要元素，同时也常常成为抵消荒唐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时，他们也就向关于农民朴实或麻木的成见发出了有力的质疑。有时，农民是朴实的；有时，农民是麻木的；有时，朴实与麻木是联系在一起的；又有些时候，农民是狡黠的，而那狡黠又常常是他们适应复杂的生存环境的必要。中国的农民性就这么复杂、微妙而深刻，难以理喻。
也正是这农民的狡黠显示了农民的生存本事。
农民：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的生存智慧充满矛盾：一面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讲“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讲“好汉不吃眼前亏”，讲“好死不如赖活着”；另一面，也讲“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讲“以不变应万变”，讲“士可杀而不可辱”。正是这两套不同的信念，使中国在产生了许多英雄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小人。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作家笔下，灵活与狡黠是如何与坚定与固执纠缠在一起的？
一般来说，农民因为千百年来比较恒定的生活方式而显得保守。他们以食为天，以成家立业为奋斗的目标。这种生存与发展的本能使他们不大相信虚无缥缈的远大理想，也不会为了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委屈自己。他们的灵活与狡黠常常是用来与虚无缥缈的理想、与那些违背了他们的传统活法的标语口号周旋的；而他们的坚定与固执则是深深植根在那些传统活法中的生命本能。
前面谈到的《河的子孙》、《太子村的秘密》、《羊的门》、《活鬼》中的主人公都体现了这一点：为了应付“上面”的政治要求而虚与委蛇（当然犯不着去公开抵制极左政策），为了自己和乡亲们的实际利益而脚踏实地去奋斗。其中，又以魏天贵明打着狠抓阶级斗争的幌子，暗里教孤儿捅羊，然后让全村人打牙祭的情节和侯七在“文革”中利用政治时尚挣工分、提前当上了“万元户”的情节最具典型意味。“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是对这种现象的精彩概括。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使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以“看戏”的眼光去看政治风云的变化，以“游戏”、“糊弄”的手段去减少政治冲击波的伤害。久而久之，大家对政治就不那么认真了。中国百姓在政治上的这种不认真、“油滑”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政治运动给日常生活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也值得研究。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两部有特别意义的作品：权延赤的《狼毒花》和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这两部作品都写出身农民的革命军人如何在革命队伍中顽强保持了农民的本色，而没有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自我的故事。《狼毒花》中的常发“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毫不掩饰自己好色好酒的天性，甚至常常凭借好色好酒的天性去鬼使神差地为革命建立匪夷所思的功勋，是一个“罪犯兼功臣”。他就像能给人带来恐惧和死亡威胁的狼毒花一样，“可是……只有它能够在沙漠的边缘顽强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在临界地带伴着死亡开花结果。” 《父亲是个兵》中的邓声连是因为富裕的远方亲戚以没有蒸烂的肉糊弄他而一怒之下参加了红军的；他参军以后想要杀的第一个人是性格乖僻暴烈的手枪队副队长，就因为他挨过副队长的猛揍；他在成为旅长以后竟然为了逞一己之勇而违抗军令，犯了以卵击石的错误，并因此受到了军纪处分，一蹶不振；他回乡以后处心积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家族重振威风，并指挥乡亲们拦路抢劫了一百吨化肥……他性格冲动、做事全凭个人感觉、一己意志、具有典型的“匪气”，他率性活了一辈子，为此吃够苦头，也无意改弦更张。
这两个人物形象上承《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下启《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将农民的“匪性”、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身上的朴实与率性、强悍与专断（例如李云龙就“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固执与倔强刻画得栩栩如生（连日本人也是这样认识他的性格特征的——“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 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当作家们热衷于渲染这种农民的浪漫（也可以读作：粗犷、自在）活法时，他们就在质疑了中国农民麻木的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根深蒂固的农民性，是怎样顽强地保持了下来，而没有被“无产阶级化”的？思想教育也好，纪律处分也好，长期磨炼也好，自我反省也好，都改变不了他们身上那种我行我素、率性而活、酷爱自由、纵横无羁的气质。我甚至觉得，这气质与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道有多少根本的区别？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张扬的“力抗时俗”、“多力善斗”、“张大个人之人格”的浪漫主义精神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讴歌的“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率真行诚，无所讳掩”的“独立自由人道”，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这些文学形象在当代的成批涌现，正体现了当代人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呼唤。这浪漫主义，是发自生命本能的热能，而不是仅仅是在精神世界漫游的想象力；这英雄主义，也是散发出平民气息的强大人格，而不是按照理想设计、缺乏人间烟火气息的圣贤之道。这样的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在当代受到人们的喜爱，正因为其中有浓厚的生命气息和平民色彩，或者说，有实实在在的“农民性”。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已经因为“高、大、全”的粉饰而显得不真实、而被当代人普遍冷落的当代，这些平民出身的英雄好汉与“武侠热”中的侠客一起，填补了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英雄”退场以后留下的空白。在这个世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代，这些浑身散发出农民气息的本色英雄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高、大、全”的英雄偶像），又满足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喜欢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命运传奇，而不大喜欢从文艺作品中接受什么说教）。
由此可见，巨变的是时势，常变的还有心计，而不变的是人格。这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本性难移”，“改造国民性”（包括“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目标才常常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本性难移”，在革命的急风暴雨过后，传统回归的浪潮才显得格外迅猛。就如同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年就预言的那样：“文革”是在镶嵌磁砖上绘画，雨一来就会把那画“冲刷得一干二净，但中国还是中国。”[19]在思想解放、物欲横流的当代，人们在世俗化浪潮中活得越来越本真，也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其实从来都是很有主见，也很能固执己见的。虽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有些与生俱来的“劣根性”痼疾难除。
但另一方面，如果那不变的人格是畸形的呢？例如项小米那部具有鲜明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的主人公，“在组织面前，他是一只驯顺的羊。而面对女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简单粗暴毫无信义，不讲道德心硬如铁。”虽然在革命低潮的峥嵘岁月里，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建立奇功；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民……大山给了他勇猛、顽强、粗犷，同时给了他愚昧、粗暴和简单。”一个地下共产党人的英勇顽强与一个农民的封建家长作风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在《英雄无语》的主人公家中发生的那些纳妾、虐妻、不管女儿死活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阴暗传统中数不胜数、罄竹难书！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中“男女平等”的主张就是不如“穷人翻身”的口号那么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男女在家庭里、在单位里、在社会上不平等的悲剧仍然时有所闻。这样的不变实在可怕！
而这样一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活法不也就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吗？当我们惊叹于农民们在政治风暴中顽强保留了自己的心性时，我们也不能不为他们能够把那些历史遗留的痼疾保留得那么长久而长叹！
社会在巨变，人心也在巨变。可尽管有了千变万化，仍然有许多“农民性”岿然不变！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奇迹。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9页。
[2]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06页。
[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78--979页。
[4]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85页。
[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66页。
[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68页。
[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1页。
[8] 例如余斌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李顺大们的弱点，主要是缺乏一种主人翁意识”，“这种弱点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淤积形成的。”“在陈奂生身上表现得最充分的那种精神胜利法，正反映了农民由强到弱而又不甘心于弱的心理状态。”（《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又，在钱谷融、吴宏聪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下册?当代部分）中《陈奂生上城》的“提示”中，也指出：“在他（陈奂生）身上分明有着阿Q的影子”。（见该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这样的观点当然是言之成理的。
[9]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见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
[10] 莫言：《我的“农民意识”观》，《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1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6页。
[12]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52页。
[13]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14] 韩少功：《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15] 林语堂：《中国人》，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16]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0、1010页。
[17] 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8] 王蒙：《从侯七说起》，《文学的诱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19]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