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文革”题材作品中，有许多浸透了血泪的回忆：从“伤痕文学”时期郑义的《枫》、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金河的《重逢》、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宗璞的《三生石》、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的《苦恋》、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到1980年代后期陈村的《死》、老鬼的《血色黄昏》、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都暴露出当代作家心中永难愈合的创伤。与这些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类的“文革”记忆——那些幸运地与武斗、阴谋、囚禁、死难擦肩而过的人们，在动乱的年代里逍遥于时代的浊流以外，悄然过着平淡的日常生活；或者，安于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在浩劫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世道人心的变化。这一批作品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稳定与强大，也证明了并非全民族都被狂热的政治运动所淹没。因此，研究这一部分作品，对于研究“文革”的复杂与变化，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逍遥派”的人生滋味

“逍遥派”，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那些缺乏政治热情、超然于“造反派”与“保守派”党争之外的人们。虽然由于伟大领袖的号召，亿万中国人被空前动员了起来，但这些“逍遥派”的存在就足以说明：在中国这个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似乎无远弗届的国度里，就有这么一批人能够避免政治狂热的影响，守住自己的生活园地。虽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逍遥派”具有不言而喻的贬义，但“逍遥派”们的无意改弦更张仍然昭示了他们对于政治狂热的免疫力。在这一现象的后面，埋藏着这样的心理奥秘呢？

“逍遥”一词，来自道家。《庄子》开篇就是《逍遥游》。在那篇想象奇诡，文风飘然的文章中，庄子表达了自己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生境界的赞美与追求：在无所依傍中实现个性的自由。在这一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文化传统对于个性自由的推崇。而“逍遥派”居然能在“文革”那样的空前政治狂热中自成一派，不能不说是道家之魂不散、专制强力有所不逮的证明。

王安忆的笔下，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了一批“逍遥派”的故事：中篇小说《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文革”的逆境中感悟：“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她从一个生活优裕却又空虚的资本家儿媳到在艰难的生活中体会到充实的乐趣（“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体现了作家对上海市民务实精神的认同。《流逝》写成于1982年，那时“张爱玲热”尚未兴起。王安忆当时未必想到，她的《流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刻画上海市民精神（也是“民魂”）的作品，不仅是当年张爱玲、苏青充满世俗情调的作品在当代的延伸，而且，由于王安忆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在经历了革命浪漫主义造成的历史动荡之后，重新审视市民精神（曾几何时，“小市民”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她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间对市民精神的执着追寻和呼唤，才具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在这样的追寻和呼唤中，既体现了作家对“文革”的独到反思（“文革”不仅仅是一场浩劫，也以“革命浪漫主义”的失败为市民精神的回归铺平了道路），也揭示了世道沧桑中的历史玄机。接着，在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那个生性多愁善感的雯雯也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没什么兴趣，“她只爱护自己的一切，只注意自己的感情”。在艰苦的知青岁月中，她学会了凡事问一个“这有什么用？”“有用的她才做，没有用的，她则不做。”她的体会是：“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在这部“成长小说”中，王安忆揭示了一个对政治缺乏热情的小人物的人生观：在大力提倡“斗私批修”的年代里，固守着“自私”的立场；在革命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悄悄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雯雯似乎是凭着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但作家还是写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真实：与“老三届”相比，“69届没有理想。”“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1]那么，理想是怎么失落的？“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又是怎样滋生的呢？农村的贫困，以及“她（雯雯）要争得一个饭碗”的信念，还有“林彪事件以后，从国家到个人，好象都感到了疲惫，打不起精神来了”的时代氛围，都使她与革命浪漫主义早早就分手了。“文革”浩劫长达十年之久，但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全民的狂热其实就只那么两、三年。至迟在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大家都渐渐体会到了狂欢以后的疲劳了。1969，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由狂热转向疲劳和平静。

但我还想强调雯雯远离理想的个性因素。雯雯从小就同情弱者（包括对挨批斗的老师和穿“奇装异服”者的同情），从小就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她对“文革”的狂热就有了先天的免疫力。尽管在当知青时，王安忆曾被评为先进人物，但她就在参加安徽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代表大会时，还以理智的眼光发现了某些“先进知青”的虚伪（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写的就是她在这方面的体会）。她的母亲也曾经谈到过在王安忆当知青时写回来的家信中，因为感受到女儿对生活和时代的独特认识而为她担忧的往事。这些都能表明王安忆在“文革”中的独特个性。（在阿城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棋王》中，我们也不难读出类似的主题来：王一生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务实；又将象棋认作“解忧”的法宝，所以得以幸免于政治的狂热。）

到了199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王安忆更描写了一个资本家家庭的女儿们在父兄受罪的时候关起门来唱“老歌”怀旧、得过且过的“世外桃源”生活。在小说中，作家有意点化了上海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生活是一个大染缸，它是那种渗透肌肤的生活，它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日常化的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留一丝缝隙。……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它把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到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这一关于上海文化精神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

人，眼睛只盯住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

…………

“沪上名媛”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

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由它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它们撑持着。

《长恨歌》的王琦瑶一生追求生活情趣。即使是在革命年代里，门外的世界天翻地覆，可王琦瑶就能营造出一个温情脉脉的私人生活空间。她有意疏离政治，苟全性命于乱世。可她不曾想到，她所坚持的其实是上海市民的精神，还是现代生活的精神。当那场天翻地覆的革命随风而逝之时，上海市民的精神又成为了人间正道。这样的命运发人深省：个性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洪流的；市民的精神也许才是人间的正道。在这部为上海市民的精神树碑立传的作品中，有对上海民魂的礼赞，还有对革命的反思。而当我们注意到作品中这双重的主题时，也是可以产生出对于个人与时代、小人物与大时势、日常生活与政治运动的一系列深长的思考的：有时候，时代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个人却不是注定要被时势压垮的；小人物的活法似乎常常微不足道，但其中却常常是蕴涵了人间正道的。就在《长恨歌》问世的同年，王安忆还发表了《寻找苏青》一文。在那篇文章中，她写道：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

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

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

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

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

在这样的思索中，不难看出王安忆对“改造国民性”思想主题的疏离，对于“重新认识市民精神”的思考。

由此可见，对朴素世俗生活的重新审视，使王安忆、阿城这样的作家对政治运动的反思显得相当独到。他们与那些主张“改造国民性”的作家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消除政治狂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返朴归真，回归世俗人生。

还有他们的同龄人马原。他当过知青，写过多篇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从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那个压抑的杀狗故事到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错误》、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中那些打架和性乱、冤死的故事，都写出了人生的难以理喻，同时也写出了知青生活的压抑和空虚。他还写过《零公里处》（1985）和《旧死》（1988）那样的少年回忆：前者通过十三岁少年大元在“大串联”中纷乱的琐事记忆揭示了“生活会教会你”的成长哲理——在奇怪的生活现象和“直接的生活经验”面前，“真理和自身都在溶化”。马原因此而真切地写出了生活无情、生活琐事足以引发对于“真理”的怀疑的生命体验；后者则讲述了在“文革”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里少年的性蒙昧、性压抑以及悲剧性的结局，揭示了“许许多多琐碎的往事”如何促成了悲剧的无可挽回。从马原的自述来看，他对于“文革”和“绝对真理”的怀疑不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是出于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不像郑义那样是因为林彪事件的刺激而猛醒，[2]而是来自自己的生活体验：他的父亲，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革命者……他在家里低声讲的话完全可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可是，他“一辈子要求入党没入上”，就因为他出身有问题。这件似乎不合情理的事也许是马原走上怀疑之路、非理性之路的重要心理动因。因此，他干脆选择了另一种活法：“我比较迷信。信骨血，信宿命，信神信鬼信上帝”，还“信俗谚，信又老又旧的中国式格言……”[3]马原的精神历程可以证明：日常生活也通向怀疑，通向非理性主义，通向现代派思潮。

又岂止王安忆、阿城和马原这些知青作家！王蒙不是也在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中这么表达了自己对“逍遥派”的认识吗？——

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那么多“逍遥派”，这不是东方哲学东方

政治的奇迹吗？……那么多的人在其忧如焚的同时其乐逍遥，不上班，不斗争，不

学习，不汇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文革”中后期……家家耽于烹调的高峰期……万般皆伪劣，唯有吃饭真！

真诚的与忘我的革命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的……比如毛主席，如果他多一

点庸常的心态，多一点对于平凡的世界的俯就而少一点天马行空的大手笔，对于他本人，对于中国人，该是多大的福气！

这样的思考的确发人深省。王蒙有过“少共”的经历，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在劳动改造的漫长时光中，他开始重新打量世俗人生。在他回首“右派”生活的作品《失态的季节》中，我们不难从主人公钱文在磨难中发现理想的幼稚（“也许世界上原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只是太善良罢了”）、“改造”的荒唐（“改造的主要任务是认罪，认罪的主要目的是改造；改造的主要标准是认罪，认罪的主要标志是改造……”），然后回归世俗人生，终于发现“最重要的是（妻子）东菊……他活着的依托是东菊”的人生感悟，感受到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我们也不难从作家回忆伊犁流放生活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中窥见作家对于农民的重新思考：“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欢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我听到各种振聋发聩的救世高论，听到各种伟大的学问和符号，听到各种有关劳动人民的宏议，或者这些年也相当流行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嘲笑侮辱或者干脆不屑一顾的时候。”（《虚掩的土屋小院》）《在伊犁》中有一篇《逍遥游》，也写出了大家在“文革”中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从中取乐的往事。王蒙曾经自道：“我是一个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当强”，“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4]从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少共”到一个理解农民的出世智者，王蒙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过的精神巨变，无疑是相当有启示意义的。当伟大的“革命”越过了理智与人道的界限滑向极左的深渊时，平平淡淡的世俗人生就赋有了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是“文革”的疯狂终归随风而逝，新时期中国终于重返人间正道的重要社会基础。那些在“文革”的疯狂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逍遥派”，因此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乱世人文精神的守护人。

在“逍遥”与应付之间

“文革”中有一句非常流行的“革命箴言”：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如此说来，那些无意“革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不卷入“革命”洪流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是否注定难逃沉沦的劫数？

不一定。中国人在长期的复杂政治斗争中，早就总结出了一整套应付的世俗哲学：“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楚辞·渔父》）“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庄子·天地》）；“内直而外曲”（《庄子·人间世》）；“内藏精明，外示浑厚。”（《增广贤文》）中国人不吃眼前亏，而讲究“以柔克刚”。

1982年，谌容发表了中篇小说《太子村的秘密》。小说刻画了一个农村干部李万举的形象。他一方面知道“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叫干啥干啥，叫批谁批谁”；另一方面也发现，在极左路线当道之时，“不学会糊弄，还真干不了”。但他牢记“三不糊弄”（“肚子不能糊弄”、“庄稼不能糊弄”、“社员不能糊弄”），“用真假两手”对付上级。他“每干一件实事求是的事，都要玩一些弄虚作假的花招”，打着“抓阶级斗争”的旗号，变着法子干了许多经营副业、“瞒产私分”、为民谋利的事情。

无独有偶。1983年，张贤亮也发表了中篇小说《河的子孙》。主人公魏天贵，深谙处世之道：“钓鱼不在急水滩”。面对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他表面上应付、糊弄，暗地里我行我素：“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凭着他农民的狡黠与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他在政治运动中“一帆风顺，左右逢源”。他以“两面派”的手法保护了他的乡亲；他以他的成功抵御了极左政治对农民的伤害。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县委副书记尤小舟，他因为坚持原则而吃尽苦头。在这样的对照中，张贤亮表达了他对民间智慧（也是“民魂”吧）的体悟：“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象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在过滤这些脏东西……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

到了1999年，李佩甫还在长篇小说《羊的门》中也生动写活了中原那块“绵羊地”的特质：“在这里，人的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装傻充愣、大智若愚是这块土地的特质”。“平原上的人其实都是爱说假话的，说的都是些小假话。”呼天成，这块土地上的“领袖”，既善于利用政治，利用“斗私批修”会和一整套奖惩办法“消解了人们的亲情，分化了族人之间的血脉关系，让彼此之间产生了嫌隙和仇恨”，然后再以自己的慷慨之举赢得人心；又善于玩弄花样翻新的心计和手段，精明处世，经营起一张无所不能的“关系网”（包括在“文革”中一面大张旗鼓地支持“红卫兵”，一面颇有远见地悄悄救下落难中的省委副书记），在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保护好本村的利益（可谓公私兼顾）。呼天成是专制的“土皇帝”（但他很少为非作歹。他甚至在可以腐败的条件下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也为了不授人以柄而成功克制住了自己的性欲，对送上门来的女性保持了距离），又是擅长权术的“乡村政治家”（姑妄名之），将“杀一儆百”又“恩威并施”（治偷）、“建立权威”（向传统习俗挑战；向宗教信仰挑战，为此甚至不惜斩断亲情；杀绝全村的狗）也“建立制度”（“十法则”）、“选拔人才”（经营“人场”）也“防患未然”（罢免得意忘形的有功之臣）、“以钱铺路”（从摆平上级到打开“呼家面”的销路）又“严于律己”（他深知：“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等等一整套权术玩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乡村政治家”的朴素与狡黠、坚忍与圆滑、远见与心机、无情与有意。《羊的门》无疑是一部中国“乡村政治小说”的力作。它充分表明：对于那些乡村的能人、“乡村政治家”而言，一切政治运动都可以成为为己所用的机遇；一切政治口号都可以成为巩固自己权威的合适招牌。《羊的门》延续了1980年代“乡村政治小说”（从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到张炜的《古船》）和“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从乔迈的《希望在燃烧》、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到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批判封建乡村政治传统的文化精神，小说对于呼天成的批判锋芒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小说在批判的锋芒之外，还加入了一言难尽的沉思与浩叹，加入了对那片“绵羊地”与那一些活在那片地上的农民的活法的深长思考。因此，我们还能从呼天成的故事中读出发人深省的文化意味：中国农民知道怎样为了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利益去随心所欲地利用政治，将那些严肃的口号和政策变成自己的护身符。就像书中写道的那样：“‘公事私办’是在平原上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在平原，无论办什么事若是‘公事公办’的话，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要把公家的事当成自己个人的事情来办”。在这一点上，《羊的门》与《太子村的秘密》、《河的子孙》又神奇地殊途同归了。

这，便是理解中国乡村政治（甚至可以延伸到全部中国政治）和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关节所在：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中善于因势利导，使出浑身解数，不惜瞒天过海，立于不败之地。这，既是诡谲的政治风波教训的结果，也是中国民间智慧的产物。

难怪中国人喜欢说“难得糊涂”！难怪中国人喜欢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中有许多辛酸、许多无奈，还有，许多可意会不便言传的人生玄机。

新生代作家：作为旁观者的回忆

在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有一批新生代作家的有关记忆值得关注。他们出生于1960—1970年代，在“文革”中只是年幼的旁观者。

例如韩东。这位出生于1960年代的作家有过在“文革”中随父下放农村的经历。作为一个孩子，他的“文革”记忆显得相当独特：没有那些“逍遥派”有意冷眼看世事的聪明，有的，只是一个孩子茫然无知的惊讶，一个旁观者对于世事的冷漠注视。

例如他发表于1992年的短篇小说《反标》，就记录了“文革”期间在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中追查“反标”的荒唐轶事：先是通过让学生们抄“毛主席语录”的笔迹去企图发现目标；然后是在对笔迹的企图落空后老师对可能有问题的学生的盘问与诈唬；其间又有大胆学生有意在无人时偷写“反标”随即飞快檫去的尝试；还有小学生之间彼此的幼稚怀疑与“侦察”……而这一切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追查“反标”是“文革”中一度相当常见的活动。而韩东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写尽了“文革”的荒诞不经与人人自危。——这正是“文革”日常生活的“常态”。又如他发表于1993—1994年间的《西天上》那样的“知青题材小说”和《农具厂回忆》那样的“下放干部题材小说”，也生动写出了在枯燥、压抑的乡村，知青和下放干部空虚、无奈的日常生活。这些记忆后来都重现于作家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扎根》中。在这些显然带有纪实风格的“文革”回忆中，作家记录了主人公小陶眼中的平凡世界、艰难人生：父亲老陶想扎根，却又希望儿子当工人；真诚地“深入生活”，可记下的那些笔记却毫无个性；小陶喜欢写作，老陶对此反对，但又通过“走后门”帮助儿子发表了处女作；知青赵宁生在与女友同居时又对小陶大谈“女人是最靠不住的”，而他后来的结果果然是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女友抛弃；下放干部侯继民蒙冤后拒绝认罪，他熟读“毛选”，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模仿领袖的口气，编造有利于自己的“语录”，可谓胆大包天，也堪称聪明绝顶；“下放户”生活悲惨，但当地农民的生活更加穷苦，农家孩子会因为小陶用肉喂狗而纷纷要求也尝尝那肉，又因为嫉妒狗可以吃肉而将之打死……一切都琐碎而逼真；一切都纷乱也意味深长。

而出生于1970年代的魏微发表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一名《流年》）则以清新、怀旧的风格追忆了另一种“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社会的种种迹象，在那个年代已初显端倪。

可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还保留了从前的传统。……最活泼的思想，最古旧的生活，

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揉合进了那个空虚的时代，竟然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

那个时代有很多面，都是不相干的。

在那个小镇上，“文革”的印记只体现在读报、听广播、学习文件上。人们更多的，还是在衣食男女、人伦传统中打发时光。那些日常生活中，“其实囊括了人生里至关重要的一些东西。”静静的时光，简单的生活，祥和的气氛，平静的日子。“革命年代里的种种风潮，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这个地处偏僻的水边大院。”那里的居民们在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因此，那里的人们实际上“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革命年代里的一切，在他们身上似乎渐渐睡着了。”他们的生活中，偶尔也会泛起一些不平静的涟漪——从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到一个小女孩的性自娱和羞耻感到一个中年女人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但这一切很快就会被“那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所淹没、遗忘。作家告诉人们：“时代这个东西，相对于永常的人生来说，它是苍白无力的。”作家希望人们思考：“时间到底从我们身上带走了什么？”

这部具有散文风格的长篇小说在“文革”题材的小说中相当有特色。它很容易使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那篇产生于战争年代的田园生活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那篇问世于苦难岁月的怀旧之作）、孙犁的《荷花淀》（那篇政治年代里描绘白洋淀风情的清新之作）、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那篇描写战争年代里大运河边上人家的朴素生活的佳作）、汪曾祺的《受戒》（那篇产生于“伤痕文学”时期的怀旧名篇）、何立伟的《白色鸟》（那篇写“文革”中童年安宁心态的“绝句小说”）……想起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田园牧歌”、“诗化小说”的传统。而魏微本人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也写道：她经常读的书有：《诗经》、明清小品文、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传》、张爱玲（又是张爱玲！）、萧红。[5]可见她是有意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而当她将这样的传统引入了“文革”题材的小说创作时，她也就引发了关于“文革”中日常生活的新思考：如果说在《白色鸟》的结尾，开斗争会的噪音终于撕破了孩子的安宁梦，那么在《一个人的微湖闸》中，政治口号、政治文件的威力在强大日常生活的惯性面前竟然那么微不足道！这样，作家就写出了传统的强大、习惯的强大、日常生活的强大和民心的微妙。“文革”那样空前的政治疯狂，其真正的威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就如同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1967年（“文革”爆发第二年）对美国政治家尼克松说过的那样：“毛泽东是在镶嵌瓷砖上绘画，一旦他去世，雨一来就会把他的画冲刷得一干二净，但中国还是中国。中国总是能溶化并最后摧毁外来的影响。”[6]“文革”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预言。

《一个人的微湖闸》中有一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可以与李光耀的上述预言对照着琢磨：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他的目光遍及四野，到处都是。……他注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他是无能为力的。”“在他的注视之下，男人们在谈政治。青年人在谈恋爱。”真是绝妙的一笔！这一个细节相当有趣地写出了政治家与老百姓、政治运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无形而遥远的距离。

《扎根》与《一个人的微湖闸》，都是注目于“文革”期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风格迥然不同：一压抑，一舒缓；一冷峻，一温馨；一阴郁，一感伤。前者近于“新写实”的风格；后者则继承了“诗化小说”的传统。两部作品的风格不同，与两位作家的经历有关（韩东毕竟年长魏微多岁，经历过“文革”中“清查‘五一六’”那样的恐怖；下放的地方也是贫苦的乡村，而魏微所生活过的小镇在生活水平上也显然高过一般乡村）；也与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接受了不同文学传统的影响有关吧。魏微更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诗化小说”的传统，韩东则受现代西方文学的影响更深。他说过：“我很喜欢卡夫卡、辛格、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鲁尔弗、索尔仁尼琴、海明威、卡尔维诺、杜拉的一些篇目和章节也很不错。”“我们这代作家，最直接的影响来自翻译小说。”[7]在这个名单中，格调阴郁者占了多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由这种讲述“文革”日常生活作品风格的差别产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作家，对“文革”日常生活有不同的记忆，当然可以也应该写出各有千秋的作品来。

日常生活：消解政治狂热的力量

以上，我证明了当代“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所具有的文学特色与思想意义。我不知道，当作家们纷纷记录下自己对于“文革”日常生活的独特记忆时，他们是否意识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还有着深广的哲学意义。已经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注重研究日常生活。而这一转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哲学应当自觉地回归并研究生活世界”，以“重建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非常注意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则是研究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8]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影响巨大。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没落领域”，因为，在卢卡契看来，日常生活是“人的行动中认识的源泉和归宿”。如何“真实地描述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整体的人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9]这一思考，恰与中国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认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理性”的思考相通。李泽厚指出：“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这一“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10]另一方面，李泽厚注意将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是对儒学的补充嘛”。他还将自己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儒学后马克思主义”。[11]这样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代“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记忆，我们正好可以看出作家们从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消解政治狂热的清明理性、发现逃避政治昏乱的现实可能的可贵努力。而这一努力，虽然是发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也暗合了历史的意志：在“文革”的短暂狂热扩散的同时，是人们务实精神的暗中复苏与坚守。而在“文革”寿终正寝之时，中国便迅速进入了现代化与世俗化发展的新时期。这就叫：人间正道是沧桑。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说：原来新时期世俗化浪潮的汹涌澎湃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早就滥觞于那些普通人，那些知青、下放干部、农民的心灵与生活中了。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狂热的力量所在吧！这，就是平民的日常生活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文革”题材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记忆看作当代文学世俗化浪潮（池莉、张欣、余华、苏童、于坚、朱文、毕飞宇、卫慧、棉棉、朱文颖、叶弥……）的先声了。

注释：

[1] 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2] 郑义：《感谢你！大地和海洋》，《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3] 《马原写自传》，《作家》1986年第10期。

[4] 《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610页。

[5] 《写作十年》，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440页。

[6]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６８页。

[7] 林舟：《清醒的文学梦——韩东访谈录》，《花城》1995年第6期。

[8] 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9] [匈] 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7页。

[10] 《孔子再评价》，《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3页。

[11] 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