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的，2006年就在眼前了。2006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的纪念之年。
一
“文革”早已经成为历史了。可在当代作家笔下，“文革”的记忆仍然常写常新：从1970年代末的《伤痕》（卢新华）、《枫》（郑义）、《芒果》（李準）那样悲凉的“伤痕文学”到1980年代中的《死》（陈村）、《零公里处》（马原）、《一九八六年》（那样色调晦暗的“先锋文学”到1980年代末的《血色黄昏》（老鬼）那样朴野的“新新闻主义小说”……我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当代作家的“文革”故事又写出了新的文学与人生境界。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浪潮中，对“文革”的愤怒控诉与深刻反思是主旋律。一方面是因为伤痕犹在，泪痕未干，痛定思痛，能不悲欤！另一方面，在经历过多年的革命教育的文化氛围中，作家们也习惯了严肃的思索和对崇高感的追求。
但这一切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现代派文化浪潮的迅速扩散，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学会以荒诞与嘲讽的眼光去打量世事；另一方面，在远离了苦难以后，“文革”的荒诞记忆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我看来，1986年，可以成为划分当代人“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分界线。
那一年，是“文革”爆发的二十周年。四川作家乔瑜发表了中篇小说《孽障们的歌》。作品十分精彩地再现了“文革”中的知识青年在精神的空虚中以篡改“语录歌”、“革命歌曲”取乐的往事。在那个“践踏美的时代里”，那些混杂了“大悲哀和大欢乐，大荒唐和大下流，大愤怒和大平淡，大愚昧和大浑噩，也有大光明”的歌曲，充分体现出知青的特色：在看不到前途的黑暗中，从“辱没斯文，同时又肆意践踏权威”的恶作剧中“得乐且乐”。不再是弱者控诉的愤怒，而充分宣泄了弱者“践踏权威”的狂放。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去亵渎“神圣”，正显示了叛逆的开始和专制的鞭长莫及。同时，那狂放又可以依稀使人感受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
两年后，乔瑜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少将》。作家以充满调侃、挖苦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文革”中一个看上去傻乎乎，实际上十分荒唐地做着“少将梦”的“木头”大兵。他能吃苦，也有极强烈、极可笑的上进心，而可怕的是，为了表现自己，他竟然几次故意制造事故。当他的拙劣伎俩破产以后，剩下的就只有精神错乱了。小说就这样深刻刻画出了认真与愚钝、狂热与阴险的沆瀣一气。小说以颇浓的四川方言写成，风味诙谐。
乔瑜在发现、还原“文革”的荒唐、滑稽、可笑方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几乎与乔瑜同时，南京的《雨花》杂志在1987—1988年间开辟了《新“世说”》专栏。专栏编发了多则“文革”中的政治笑话，或反映“文革”中人的僵化可笑，或记录“文革”中的荒唐世事，读来令人捧腹，与乔瑜的作品相映生辉，堪称双璧。
“文革”的喜剧与荒诞剧意味，渐渐清晰了起来。
二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
“文革”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喜剧。
将“文革”的喜剧意蕴作了更具有影响的开掘的，是王朔和王小波。
1991年，王朔发表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作品生动展现了一些浑浑噩噩的少年在“文革”中因为社会动荡而如鱼得水的生命体验。小说主人公那段“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的议论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对于厌学少年的“解放”意义（而“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不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贪玩之心么）。当最高领导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分裂，“红卫兵”在忙于“破‘四旧’”、批斗“黑五类”、“走资派”和“武斗”、争权夺利之时，当学校停课、社会混乱之际，一批“问题少年”则从偷窃、斗殴、偷看“黄色手抄本”、勾引女孩子中体味放纵欲望的快乐，在禁欲的革命年代里偷偷品尝着纵欲的乐趣。革命，对于那些深受革命英雄主义熏陶的青年，意味着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狂欢；而对于那些调皮捣蛋的小痞子，则意味着混水摸鱼的快乐。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孽障们的歌》和《动物凶猛》则证明：革命也是“愤青”和“问题少年”难得的节日。对于那些“孽障”，那些“动物”而言，革命教育不仅没产生什么积极的引导作用（那些按照革命教育塑造自己人生的正派青年在“文革”中却饱尝了上当受骗的苦涩滋味），反而成为他们玩世不恭的生活调料，或者是刺激他们纵欲狂欢的反作用力。这一现象至少可以表明：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是有一股对于政治狂热的天然免疫力的。那是深深植根在生命本能和游戏欲望中的快乐天性，也是在绝望与无奈中乐以忘忧的心理机制。
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则因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而自成一家。与《孽障们的歌》一样，《黄金时代》也是写知青玩世不恭、苦中作乐的叛逆人生。但《黄金时代》对于性爱心理和性爱场面的别致刻画使得全篇在新时期的“性文学”中也赋有了特别的意义：它既不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那么充满压抑感，也不似《废都》那么具有煽情的意味。它的诙谐风格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了健全的人性欲望嘲弄荒谬的政治高压的特别意义。知青王二相信：“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做，好色贪淫”。他执着地追求有“破鞋”之号的女医生陈清扬，并且在两人的性爱生活中尽情体验着生命的快乐，又在遭受并反抗军代表的管制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将挨斗称作“出斗争差”，在挨批斗时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将交代材料写得有文彩，同时，继续依然故我地纵情狂欢。小说主人公那股子“不信邪”的劲头，那股子“自得其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痞子”气，显然具有消极反抗“文革”专制的深刻意义。而小说主人公关于“斗破鞋”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的讥讽，关于“可能中国已经复辟了帝制，军代表已经当上了此地的土司”的议论，也都点化出批判愚昧与专制的主题来。小说中那些对于性爱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也相当诙谐幽默，透出好玩的傻气和快乐的气息。就这样，自然的性欲，就成为人性的证明，也成为反抗“文革”禁欲主义的绝妙象征。《革命时期的爱情》也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青工王二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团支书X海鹰“帮教”，而王二的个性恰巧在于“一看到自己有受愚弄的可能性，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愚弄。”于是，他努力将“帮教”变成了一场游戏，并将这游戏阴差阳错发展为一场性爱。一个没有上进心的青工将一个革命的青年“拉下水”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它显示了人性的强大，证明了“正经”的不堪一击。在这样的故事中，作家对“革命”进行了尽情的揶揄：“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会成为牺牲品”；“在革命时期，总有人在戏弄人，有人在遭人戏弄。”“革命时期是一座树林子，走过时很容易迷失在里面。这时候全凭自己来找方向”。“革命时期对性欲的影响，正如肝炎对于食欲的影响一样大。”可尽管如此，尽管连王二那样“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的调皮青年也“性欲食欲都很低……因为它们都被人败坏了”，结果仍然发生了“随机”的性爱。
就这样，王小波写出了革命时期的性解放。革命年代是禁欲的年代。然而，在革命的混乱中，性解放却悄悄地大行其道。这一现象，值得研究。从禁欲到纵欲，其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一方面，“文革”中“黄色手抄本”（如《少女之心》）的不胫而走填补了青少年渴望了解异性的精神空虚，不少青少年因此走上性犯罪、性淫乱的歧途；另一方面，在“开门办学”和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农民和工人中对性游戏的开放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对异性的兴趣。于是，性开放渐渐成为一部分青少年驱除生活的贫乏与空虚、反抗禁欲主义的重要渠道。应该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诙谐反映。
甚至不仅仅是在中国。1960年代是国际性的文化革命年代。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潮（如美国青年的嬉皮士运动）也与性解放相伴而行。由此可见革命与性的神秘联系。
而1990年代在渲染“革命”与“性解放”之间奇特联系方面堪称奇书的，当推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小说讲述了一男一女两个造反者在革命中尽情享受性狂欢的故事。男主人公高爱军的妻子因为性蒙昧而对夫妻之间的性事也冷淡；女主人公夏红梅的丈夫则因为书呆子气十足也不谙风情。在“文革”中，他们这一对“革命同志”都得了“革命狂魔症”，在革命中偷情。他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他们在疯狂的性爱中熟练地运用着“文革”中最流行的政治话语（从“最高指示”到“革命样板戏”唱词），为他们的疯狂涂上了一层怪诞、可笑的色彩。例如男主人公面对女主人公赤裸的乳房时的赞叹：“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就是以“最高指示”移作形容女性身体部位的借喻，既生动反映出“文革”中人将“最高指示”背得滚瓜烂熟的历史，又足以使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活学活用”的思维特征，还具有特定情形中“消解”“神圣”与“崇高”的奇特喜剧效果。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两人“下流而神圣地以男女的器物为题进行过革命诗的舌战与搏斗”的场面，写“革命的唇枪舌剑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刺激和欢愉”，既夸张又传神，既荒谬也深刻。而“革命就是爱情，革命和爱情同源于一口深井。女人因为革命才可爱，男人因为革命才英雄。没有一种革命比赤身裸体更有力，没有一种革命比赤身裸体更光荣。……最后的高潮不可挡。迎潮水她疯狂呼吸；立潮头，我胸有朝阳。……革命赐良机，爱情大树壮，革命为肥情为果，爱情是目革命是纲，纲举目才张”这样大段大段的语言狂欢，也相当滑稽地活画出那两个疯狂革命又疯狂性爱的家伙已经不正常的思维与语言。
三
是的，革命不仅与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紧密相联，革命也是一场特别的狂欢。
近年来，“狂欢”这个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词。关于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关于民间文化“狂欢节”研究的介绍使这个词赋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与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巴赫金那样在专制的年代里寂寞求索的学者而言，“狂欢节”意味着对于刻板的“官方文化”的背叛；而对于在追赶现代化的浪潮中与“后现代”思潮邂逅的中国当代学者来说，“狂欢节”无疑是描述当代文化“杂语喧哗”现象的一个准确概念。
然而，我还是注意到当代中国作家在回望“文革”时对于“文革”中“狂欢”现象的独到思考。
例如王蒙描写“文革”生活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就以他擅长的妙语联珠的风格这样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文革”中人的狂欢心态——
“革命就是狂欢，串联就是旅游，批斗就是最最现代后现代的滚石乐、霹雳舞、即兴剧、意识流、黑幽默，革命就是大震荡大出气大过瘾大联欢！”“中国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国家，在什么都缺的那些年代，中国从来不缺少热闹。……还不知道谁敌谁友就已经革起命来啦——反对的是冷冷清清，追求的是轰轰烈烈……”“这一切牺牲一切愤怒一切激情是多么做作呀，这莫非是全民演出的一场弄假成真的奉命革命的大戏？”“每打倒一个人，就有成十成百成千的候补者补缺者兴奋起来紧张起来，欢呼雀跃一涌而上……”
在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议论中，凝聚了作家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和无情嘲弄：“文革”不仅是残酷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王蒙很少写“性”。他注目“文革”的狂欢主要是在文化心态的层面。在他看来，“文革”只不过是根深蒂固的国民性的又一次体现罢了。中国人常常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所谓“世界大舞台”），将人生看作一场戏的。这样的心理基础，这样的思维定势，必然使人们习惯了去演戏，或是当看客。从鲁迅当年对“看客”心态的批判到王蒙对“文革”如戏的嘲讽，都是切中国民性要害的精辟之论。只是，从鲁迅在世纪初的愤怒到王蒙在世纪末的嘲讽，又若隐若现显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思想线索——国民性是不是太强大了？反过来说，这种看戏心态，这种以局外人眼光看世事的心态是否又是世俗智慧超越政治狂热的绝妙证明？《狂欢的季节》的主人公钱文在“文革”中当“逍遥派”，在乱世中苟活，在养鸡、学烹调、醉酒、打麻将中偷安，又在偷安中冷眼看世事的故事，在“文革”中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逍遥”是乱世的避风港。“逍遥”是政治狂热的解毒剂。“逍遥派”还为“文革”后世俗化思潮的高涨开辟了道路。
与《狂欢的季节》异曲同工的，是诗人南野的短篇小说《一座岛屿的狂欢》。小说描写了1967年的一场大旱如何引发了一场人间灾难：农民们求雨招致了知青的反对。在这场愚昧与文明的冲突中，平时朴素本分的农民们为什么疯狂？“他们是因为什么，是由于求雨行为的被阻断吗？”诗人倾向于认为：“它更可能是一年或数年间，在这个县里早就积存下的一些权力的追逐者以及一些观念构成的整体局面的一部分。它们在1967年夏天的大干旱中寻找到了实现的借口、工具连同对象。”也就是说，诗人相信：任何人间灾难，都有历史因素可寻。而在士兵开枪制止了灾难以后，人们的狂欢欲望就转移到收获中去了：“这是这个岛上居民在那一年的又一场行为的狂欢，由于是在一场大旱灾过去之后进行的，它便又带有一种庆贺的成分，一种大难不死尽情享受的玩世意味，以及终于可以不顾一切抢夺大自然了的报复性的狂喜味道。”“这一座岛上的人们在那一年如此执着地一再进行着他们的狂欢，充分证明了他们对这种狂欢所抱有的潜在的期望，它的根源到底有多深呢？它似乎一直在窥探着任何一种能摆脱抑制的可能，就像水四处渗漏，无缝不出。”作品没有展开对于打斗和捕捞场面的描写，而是将笔力集中于深邃的非理性的猜想：人们对于狂欢的渴望究竟有多深？可否将人类的一切悲剧和喜剧都看作狂欢欲望的不同显现？
于是，《一座岛屿的狂欢》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神秘意味的寓言。诗人以朦胧的笔触点化人性与历史的奥秘，发人深省。狂欢是生命的本能。狂欢还意味着“打破有限的严肃性和一切对超时间价值以及对必然性观念的无条件的追求，为了新的可能性而解放人的意识、思想和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科学领域，在大转折之前，作为转折的准备，总会有某种意识的狂欢化。”[1]
到了2005年，都梁的长篇小说《血色浪漫》也相当生动地重现了“文革”中另类的浪漫人生。对于小说主人公钟跃民来说，“1968年是个挺热闹的年头”。无论是在北京街头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为荣，还是在贫穷的乡镇于偷窃、打斗、性游戏中取乐，直至“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他和他那帮哥儿们“把生活当成游戏来玩，而且总能在游戏中发现新的乐趣”，活得自由自在，尽情尽性。他们“既浪漫又现实，甚至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他们“把这一生的每个时间段都看成是一个单独的游戏”。他们是“玩主”，认同的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克鲁亚克的《在路上》那样的生活。不过，都梁笔下的“玩主”与王朔笔下的“玩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钟跃民身上除了“痞气”，还“有股霸气，一种精神上的强悍”。在部队里，他也有搞恶作剧的时候，但他更能出色完成艰巨的军事任务，是一个战场上的英雄。作家成功揭示了钟跃民性格中的“痞气”与“霸气”水乳交融的丰富性。
值得注意的，倒是作家对他不无欣赏的主人公的理性反思：“1968年的北京街头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那种疯狂的行为和心态，的确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还无法消除。对此，我们应该反思，应该忏悔。”[2]这样的结论与作品中明显流露出的欣赏格调彼此抵牾。也许，《血色浪漫》是作家的青春“忏悔录”，但也有过来人是以另一种眼光打量着那一页历史的。
导演吴文光就在《革命现场一九六六》中写道：“一九六六在我这样的少年记忆中，竟然保留了很多如载歌载舞一类欢乐的东西。”一方面，学生们因为不上课而欢呼；另一方面，盛大的游行给人热闹的感觉；还有，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也能读出了解另一种人生的“快感”来。[3]青年作家贺奕也认为：“文革”是“青年一代的僭越仪式和狂欢庆典……那种世界革命、创造全新文化形态的狂热念头，只有当与积极的青春期冲动，与内心郁闷的宣泄抒发，与直接的心理快感结合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真正迸发出如此巨大不可遏制的毁灭力。肌肉在挥动语录本，喉结和声带在呼喝口号，拳头在砸碎捣毁并被送上天空。政治动机不过恰好顺应和满足了年轻一代的内在需要。”[4]这样的观点代表了“新生代”作家对“文革”的现代主义想象与认识。许多“新生代”作家、艺术家激烈反传统的姿态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激烈“破四旧”的姿态在精神气质上的确一脉相通。
四
革命是青年的狂欢，是青春期苦闷与激情渴望宣泄的证明。只是，这“狂欢”与西方“狂欢节”的最根本区别在于：革命的狂欢常常是以鲜血和生命为前提的。因此，它比起西方的“狂欢节”来，就平添了浓浓的悲壮感和血腥气。《革命时期的爱情》和《血色浪漫》中对大学生武斗和小流氓斗殴场面的描写，读来都有不堪回首的沉重感。
对于怀着纯洁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投身“文革”的青年来说，革命一头联着流血牺牲，一头联着胜利的欢庆。在个人的欲望被革命教育严厉抑制的年代里，革命运动便自然成为他们宣泄叛逆、破坏、创新、狂欢激情的盛典。毛泽东打破了束缚他们的条条框框，他们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走上了叛逆、造反的道路。在“文革”开始那些“破四旧”的日子里，他们重演了当年的赤卫军“打土豪”的场面（但他们却没有瓜分“破四旧”的成果，这足以说明他们比起当年的赤卫军更具有单纯、浪漫的情怀）；在“大串联”的日子里，他们重演了红军长征的历史（但他们并没有遭遇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因而也比他们的红军前辈更显得浪漫）；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红海洋”中，他们重演了庆祝胜利的历史；在武斗的峥嵘岁月里，他们重演了内战的历史；在完成了“改朝换代”的使命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受到了清洗，身陷囹圄，又重演了《红岩》中共产党人慷慨赴难的一幕（但更多的人则或是对兔死狗烹的结果不满，或是幡然猛醒，回归了自我）。乍一看去，红卫兵短暂的兴衰史几乎就是当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革命历程的重现，可实际上，却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阴错阳差，逐渐变得荒诞起来。红卫兵在一场短暂的狂欢以后迅速滑向理想幻灭的深渊，是历史对于那一代人的革命热情的无情嘲弄。从狂欢迅速地坠入幻灭的深渊，也许正是“文革”那样的政治狂欢的特色所在。
禁欲也禁绝不了的青春激情终于在革命中找到了喷发口，由此可见欲望的强大，激情的狡黠。可这欲望与激情又一直受到“最高指示”、“中央文革”的控制，所以狂欢的天地其实也十分有限。“文革”的风云多变（从“破四旧”到“打倒走资派”到“抓‘五一六’”到“批林”到“批邓”），常常是在举国欢庆“伟大胜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新的“反党集团”、“阶级斗争”。伴随着短时间政治狂欢的，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应该说，这也是“文革”这样的政治狂欢与西方“狂欢节”那样纯粹的娱乐性狂欢的重要区别所在。在政治文化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政治的狂欢必不可免会打上“中国特色”：一方面，以最高领袖的好恶为是非。领袖一怒，风云变色；领袖一喜，山河同庆。这样的狂欢是与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狂欢。当革命的人们时刻警惕着“资本主义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时候，当他们时刻提醒着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夹着尾巴做人”时，狂欢，只能是十分有限的政治激情的宣泄。而对于乔瑜、王朔、王小波笔下那些调皮的青少年来说，那些玩世不恭、亵渎“神圣”、纵情偷欢的言行，也必然打上了鲜明的嘲弄“革命”、解构“崇高”的叛逆烙印，因而也赋有了政治意味。只有《坚硬如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革命中造反、偷情两不误，才是政治狂欢与性爱狂欢结合得天衣无缝的例子。政治斗争为两性之爱提供了神圣的保护伞；两性之爱在政治的保护伞下狂欢到淋漓尽致。——一切，都与政治密切相联。另一方面，“最高指示”、“语录歌”、“样板戏”成为“文革”时代文化生活的主旋律，“突出政治”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使得人们的狂欢必然打上单调或荒唐的烙印。《孽障们的歌》中对“革命歌曲”的恣意篡改，王朔、王小波笔下的那些“痞子”对于“最高指示”和“样板戏”的熟悉与歪用，《狂欢的季节》中的“逍遥派”对政治狂热的嘲讽，都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从政治狂欢到政治儿戏的内在联系，就像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指出的那样：“‘文革’的一大后果是言语的极度扩展、加强、极度灵活与极度失灵……打倒与万岁的界线，真与伪的界线，赞成与反对的界线，革命与反动的界线……全都变得稀里糊涂，无可无不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文革’是一次全民的语言实验。”何止于此！经过“文革”的人，谁不会来一通化“崇高”为“笑谈”、变“正经”为“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张冠李戴、驴头不对马嘴的语言狂欢？“文革”中“革命”语言铺天盖地之时，正是“油滑”之风、套话之风乘机风行之际。这种抹平“政治”与“日常生活”、“严肃”与“油滑”、“崇高”与“下流”、“真诚”与“虚伪”的语言，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可谓不谋而合，却实在是中国本土政治文化的产物。
于是，“文革”，就成为一个文化标本：大众政治狂欢的标本，“革命”话语在大普及中滑向“后现代”的标本。
“文革”过来人就这样别出心裁地还原了“文革”的狂欢记忆——那是混合了恐惧、愤怒、紧张、油滑、嘲讽、疯狂的政治狂欢。
这样的作品丰富了我们时代的“文革”记忆，也深化了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不言而喻，这样的反思是对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重要补充。
[1]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2] 都梁：《血色的记忆》，《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2期。
[3] 吴文光：《革命现场一九六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96—97页。
[4] 贺奕：《从个人回溯历史》，《革命现场一九六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