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在近两三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体低迷的格局中扎实稳健地增长。这应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尽管国外一些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数字有这样和那样的疑问，但恐怕当今世界无人能否认目前中国经济正保持着一个高速增长的势头这一事实。
对于引致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种经济、技术和政府政策导向方面的因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士已做了大量论述。我们的宣传、媒体和传播口径又自然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我国体制转型的一个成功标识。现在，让我们换另一个视角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反思这一问题，不仅对制订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诱导企业的微观改制有着切近的实践意义，对把握我国社会体制的未来走向，也许有着前瞻性的理论意义。
对于近些年我国经济连续增长的成因，从不同角度，自然有不同的解释。
首先，从政策因素来看，人们可以把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且目前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所采取的合宜宏观政策，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鼓励企业出口导向性生产的外贸政策等等。然而，政府的宏观政策最多不过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诱导因素，其本身还构不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合宜的宏观政策，可以刺激或拉动经济增长，而反过来不合宜经济政策，会制肘或约束经济增长，但把全部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为合宜的政府政策，显然是说不通的。具体来说，尽管有人估计近几年政府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至少每年拉动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但显然不能把我国每年百分之七以上的经济增长全部归结为政府的合宜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来看，当今中国社会自然有诸多资源、技术以及市场容量等因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空间。中国巨大的人口资源，较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然意味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价格相对便宜的人力资本，又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因而，在一个相对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自然有林毅夫教授所言的赶超发达世界的技术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后发优势”。然而，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容量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同样并不会自动蕴生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像印度和印尼这样与中国有着相类似巨大人口、丰富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有着同样巨大潜在市场的大国，至少这几年并没有在其内部发生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现象了。这也许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后发优势”只是一个低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但自身还构不成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点。
那么，能否从体制和制度因素解释中国近些年所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显然也不能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二十余年来内在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育和深化有关，换句话说，没有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深化过程，就不可能有中国这么长时期的连续高速经济增长。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以市场机制发育和市场深化为特征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其说本身就构成了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毋宁说这一过程只是逐渐卸去了束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发挥和实现的体制羁绊或制度桎梏。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保护专有产权的完备法律制度框架，会产生一种激励，引致市场参与者在经济活动中张扬地追求自身利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即使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思路，似乎仍然不能单独解释目前中国经济体系内的增长动力机制的成因。因为，尽管在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产权改革为企业转制之关键这一点差不多已成了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一个内生于一个良序市场秩序的刚性产权结构，显然还未在中国社会体系内部生成，或者说，目前中国市场体系还处在一个其内部刚性产权结构的生成和型构的过程之中。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体系的产权生成和型构过程中就蕴生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而另一方面已具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和社会机制安排的印度、印尼、拉美国家却同时并没有发生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俄罗斯的急遽私有化进程也未诱导出其内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来？这显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眼下无法回答的一些理论问题。
另外，如果从市场本身的建制安排来看，中国目前显然还有许多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流弊和沉疴在阻碍着市场本身内生力量的生成与扩展。这里且不说中国市场体系内部还缺乏一个保护市场参与人权利的完备法律框架，就连作为经济运行之血液循环系统的中国金融体系内部，也是问题成堆成山。在这样一个以银行、证券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内部重重问题之中，我国的企业、我们的实体经济部门是如何实现其高速增长和发展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是这种被体制转型所扭曲的金融体系支撑了一种虚假的经济繁荣？还是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从我国这种转型时期金融体系的种种漏洞里“钻”出来的？
那么，中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看来还要沿着中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源追溯下去。毋庸置疑，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应该说来自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我国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增进。那么，撇开外资的大量涌入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又是如何在自身融资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闪现出来的“缝隙”和“空当”中涌生和成长起来的？是否与民营经济有关的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府管制、压制、拟制和钳制一旦放松，市场本身就会内生出一种资产增殖和经营扩展的自发力量？而这种市场经济内部的自发力量，是否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和扩展秩序？
再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地区分布。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以及天津、大连这些沿海省份和城市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外资在这些地区的投入倾斜直接有关，但是一个相伴的现象是，民营经济和“乡镇经济”也是在这些沿海省份尤其是在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这些东南沿海地区最先涌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些江南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明清以来（甚至自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是否有关？换句话说，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传统中，是否承传和遗留下来了一种历史的经商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是否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华人——所独有的工商经营精神同宗同源？或者说与香港大学的高登? 雷丁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有关？这显然均是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目前，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但至少我们能判断中国近些年高速经济增长有着种种复杂的社会、经济、资源、技术、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既有政策导向、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因素，也有资源禀赋、后发优势，投资环境，人力资源、市场容量、国际环境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从对这些复杂因素的梳理中，我们至少可以推知出两点：第一，市场秩序本身有其内在的自发力量和自身发展逻辑，因而给定一定的资源和社会条件以及政府允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第二，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以及现存的中国文化精神（已非同于传统中国文化）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绝非比任何其他族群或西方文化精神有任何差异和逊色——如果不是说更好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应该能进一步推断出，给定历史沿传下来的中华文化中的开放、学习和模拟以致海纳百川的宽容精神传统，中国未来的市场发育本身应该能够内生出适合经济成长的社会建制来。
2002年11月21日于复旦
本文发表于《新财经》杂志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