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关系”一词是再熟悉不过了，办事情若是遇到困难，“找关系”便成了一个比较通行的解决方式。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一个不需要做过多解释的词汇，因为它有如一个从祖先那继承下来的“文化基因”，理解并运用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要说一件事情搞不定，托人“找关系”，在外国人那儿尚可理解;那么一件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不是办事者个人付出了多大努力，而是办事过程中有没有找到比较“强”或者“硬”的“关系”，恐怕他们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也许正因为“关系”被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以至于那些一流的译者在将其翻译成外文时，实在找不到对应词汇，而以音(“guanxi”)译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关系”一词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中国特色”，当然，在宏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前，它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词的涵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里还是从经验理性着手，结合一些生活中的事例来谈谈它。先从被视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说起，抛却非成人世界不说，大学里边的“关系”也许在整个中国社会里可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要不怎么总有人用“最后一块净土”之类的语句来形容它呢。然而即便在这样一块“净土”里边，相对“简单”的“关系”也还是能折腾出这样那样的故事来，竞选学生干部，“争先评优”奖学金，入党保研出国留学，哪一样不需讲“关系”。像农村基层选举中一样，大学的学生干部竞选同样少不了“人情票”;那些“优秀”和“先进”以及各式各样的名额，更是少不了辅导员老师和同学的支持。笔者刚进大学那会儿，参加学生会，只见那会里的主席在黑板上赫然写上“人脉”二字，因为是横着粉笔写的，那字是又大又粗，苍劲有力，以致我日后再读到这二字便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他那副尊容。“x主席”在那次会上还放了不少狠话，大抵是自己跟校领导们关系好得不行，下边的会员谁要是不听话，在学校里将会很难混下去云云。待到我读大二之时，果不其然，他作为优秀学生干部被留校保研了，“x主席”摇身一变成了“x老师”。大学里x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留校，但那些大大小小的“主席”、“书记”们在校内总是风风光光，出了学校因为自己的“干部”经历也总能找到一份不赖的工作。然而“干部”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要想从十数位乃至数十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没几把刷子又怎么能行，而这些刷子里边最管用的那把恐怕还是“关系”，办事能力再出众，不能跟老师和同学搞好“关系”，最终还是会败下阵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搞关系”也是一种能力。

诚然，伴随着大学的扩招，高等教育功利化的现实色彩渐浓，理想的“学术色”则一日淡似一日，于是乎大学里的“关系”也渐渐复杂了起来，当然相比社会上的其他领域，它还是比较“简单”的，这里便再举一例。一远房叔父Y在县里做“公务员”，他的“为官之路”和“生财之道”可以算得上是诠释“关系”一词真谛的经典案例。Y本在县里做小买卖，一次机缘巧合，在某次酒宴上跟县法院的一名副院长坐到了同一桌，俗语云“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在酒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同桌饮恐怕是要万年才能修得了。精明的Y自是不肯错过这个结识“权贵”的机会，频频向这位副院长举杯敬酒，平素不是很爱说话的Y几杯下肚，嘴巴反倒变得好使了起来，一时间如同抹了蜜一般，让副院长喝得十分尽兴。

往俗里说，一顿酒，让Y攀上了高枝，他个人的命运也从此发生转折。接下来的日子，他先是拉副院长(以其故去的某位亲人的名义)入股合办了家养殖场，利用其在县里的“人力资源”，获得了不少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几年下来两人挣了不少，Y很顺利地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好日子，他与副院长的关系也更铁了。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办养殖场的“蝇头小利”终于满足不了他和副院长的口味了。更让人忧心的是，副院长遇到了仕途瓶颈，眼瞅着年纪一天天渐长，再不提干恐怕过不多久就该退下来了，而对Y来说，那就等于“生财”的靠山没了。副院长告诉Y县里边有一个人省组织部里为官，若是能托人找到他，自己升上去还有些希望。什么叫“荣辱与共”，副院长与自己便是，Y心中暗想，他既然与我提到这位省组织部里的官员Z，可能是自己不便出面，那么好让我Y来做这“小人”吧。他几番周折，打听到了Z老家的住址，买了些礼物去拜访Z的父母。起初他们是不怎么搭理他的，大概是像Y那样送礼的人太多了。然而，Y不是一般人，他的热情、毅力、耐心和口才最终还是打动了Z的父母，逢年过节他有事无事便上门拜访，几次下来他与他们成了忘年交。官场上，堡垒大多从周边攻破，摆平了家人和至亲，与当事人建立“关系”也便为时不远了，Y就这样牵上了Z这条线。随后，他又在Z的孩子上学、其亲戚子女考县公务员等事情给他出了不少力，终于Z启动了提拔副院长的机制，让他成为邻县的副县长。现在，副院长已经成了县委书记，Y的“生意”也做到了邻县，同原来的合作方式一样，他与县委书记还是商场上的“同盟军”。不久前，Y又用跟Z打交道差不多的方式，结交了省财政部的一名领导，从他那接了一个中央级工程(3000万)，他转手一倒腾净赚数百万。他最终还是采纳了Z的建议，弃商从政，花了些钱请了几顿饭便获得了一个公务员编外名额，专为副科后便正式成为公务员。

Y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中国“搞关系”不仅能挣到钱，而且还能揽到权。我不敢说，在中国像Y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是想借这个例子来大家认识认识“关系”的力量。有人说，“李刚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拼爹时代”，非也，其实在中国一直拼的都是“关系”。“太子党”也好，“官二代”也罢，那拼的是一种血缘式的“家族关系”;师徒、校友、老乡乃至酒桌、牌桌上的“狐朋狗友”，那拼的又岂不是一种“熟人社会”遗留下来的“中国关系”呢，只是那“关系”里边的“私情美”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全是赤裸裸的“私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