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和11月，宁可、汤一介两教授先后逝世，青年时代的挚友又少了两位，往事历历，不胜悲切。1947年8月至1948年9月，我们曾同住北京大学第四院的男生宿舍仁斋11号，在那个学生运动高潮起伏的火红岁月里，建立起真挚友爱的情谊。
（一）北大四院
北京大学第四院（简称北大四院）坐落在宣武门内国会街，是民国初年国会旧址，抗战胜利后才划归北京大学，命名为第四院。1946年夏，这里曾经是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京的清华、北大学生的中转站，秋后成为北大先修班（注1）的驻地，1947年秋至1949年夏，是文学院、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校舍。后来移交给新华社。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国会街的第四院只存在了三年，但在三届一千余学子的心头，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先修班男生宿舍在四院北侧，是两幢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每层有11—12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南北两排，相距约有十几米，东西侧各有走廊相连，中间有一个约十来米宽、四五十米长的泥地天井。北面那幢楼的楼上被命名为“仁斋”，也叫“仁字楼”，楼下就是“义斋”、“义字楼”；南面楼的楼上是“礼斋”、“礼字楼”，楼下叫“智斋”、“智字楼”。
我是1946年11月到北京的，一开始睡在工字楼的走廊上。当时有二三十个报到较晚的男生，都睡在工字楼的教室里和走廊上，因为分配给女生做宿舍的“圆楼”（注2），还住有从昆明复员的清华学生，有几间男生宿舍住着女生。等女生都搬到圆楼去了，我们才住进男生宿舍。我住的是义字8号，同室的同学有吴昌济（后改名吴立人）、朱衣人（后改名朱真）、刘文生（后改名黎争）、周麟文、吴载民。宁可（原名黎先智）和汤一介到得比我早，他们住进了仁字11号，同室的还有吴增棋、贺铮（后改名贺恒）。
我到校后不久就主持一期膳团（注3），成立临时自治会时又被选为理事，常到其他同学的宿舍去，仁字11号也去过，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有一件事拉近了我和他们的关系。
（二）深夜惊扰
1947年1月上旬，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后不久，一天晚饭后，沙滩的院系联合会（注4）派一位名叫谢元杰（后改名陈思明）的同学来，向四院临时自治会传达院系联合会的决定，并商讨成立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后的工作等问题(注5)。和我同房间的吴昌济是临时自治会的负责人，他们谈后已经很晚了。吴昌济对我说：“林道茂，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谢元杰睡？”我当天正好去过仁字11号，知道贺铮到他伯父贺麟家去了，不会回来，于是就把谢元杰领到仁字11号。推开房门，只见汤一介和黎先智都已经躺下了，吴增棋正坐在床上，上衣还没有脱。我说明来意，他们连说欢迎欢迎。我同他们聊了几句，见谢元杰已经上床，就准备离开。正在这时，房门外冲进三四个人，打头的是住在义字6号的孙兆金，人高马大，威风凛凛，后面有几个是智字7号的同学(注6)，孙兆金声势汹汹地指着谢元杰说：“这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吴增棋从床上下来，挡住孙兆金，说：“这是我们的客人，你要干什么？”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有点发憷，担心他们会打谢元杰。因为这几个人五大三粗，横行无忌，据说还常在靴筒里插着刀，平时进出往来就很让同学们侧目而视，这次有备而来，挑起事端，前景难测。谢元杰倒是神闲气定地坐在床上，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北大同学，受院系联合会的委托，到四院自治会来联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你们的自治会提。”我也站到孙兆金面前，对他说：“孙兆金，你不要这样。”孙兆金挥手把我拨开，对谢元杰说：“你联系什么，好好说说！”谢元杰说：“我联系什么，不能对你说，我没有义务对你说，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这时，附近宿舍里有些同学听到吵声，来到仁字11号门口，有的说，“大家都要睡觉了，你们吵什么!”孙兆金虽然凶蛮，但看到门外的同学越来越多，也有些心虚，说句大话“以后不许你到四院来！他娘的，嘛玩意儿！”就这样骂骂咧咧地走了。
此后我常到仁字11号去，11号在楼的最西端，我有的时候到仁字楼找其他同学，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口，完事后往往拐到他们房间里，坐一坐，聊几句。知道他们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更有好感。
（三）撕壁报事件
抗暴运动后期，四院陆续成立了好些壁报社。我们房间的几个同学，加上义字2号的马申福、史镜洲、邱国雄，还有几个女同学屈义崇（后改名屈真）、郭光媊（厚改名郭淦）、程孝懿、吕恩荪等，在4月14日成立了“现实”壁报社，推朱衣人为社长。仁字11号几个同学的壁报名为“文拓”，比我们“现实”成立得早，社长是吴增棋。其他壁报社还有“十二月”、“黄河”、“呐喊”等。一些追随国民党的同学也想出壁报抗衡，但缺乏写作者，往往是出一期就换个名称，好像有好几个壁报社，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人，出了几次就出不下去了。较持久的只有一个《小公报》，是黄存实一个人办的，常出笑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拓”的成员就是仁字11号的四个人，他们都能写，所以“文拓”壁报出得比较勤，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北大四院的众多壁报里，“文拓”是比较温和的，同学们对它的评价是有点民主个人主义的味道。有一个同学说：“《大公报》是小骂大帮忙，‘文拓’是小骂小帮忙。”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些同学的看法。
“文拓”有一个副刊，名叫“仙人掌”，大概取意于仙人掌之有刺，发表一些散文。四五月间，一次“仙人掌”刚贴出不久，就被孙兆金撕掉了。“文拓”贴出抗议声明，也被他撕下来。这一下激起公愤，好几个壁报贴出声明，谴责孙兆金的野蛮行为，要求学校严惩“撕手”孙兆金。刚成立不久的四院壁报联合会，派朱衣人和吴增棋到沙滩北大训导处，要求学校主持公道，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沙滩的壁报联合会也派人到训导处请求。此事闹得纷纷扬扬，最后训导处对孙兆金给以记大过的处罚。四院的“壁联”和“文拓”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同学们对“文拓”的观感也有所改变。
（四）我也住进仁字11号
1947年秋，先修班结束，有的同学升入理、工、医、农四学院的大一年级，要搬到沙滩去；有的没有升入大一，也要离校；多数同学升入文、法两学院的大一，仍然住在四院。文、法两学院大一的学生比先修班多，男生除继续住在仁义礼智四斋外，圆楼也改为男生宿舍，女生全部搬到口字楼。那里原来住着农学院和医学院的一些教师，现在都搬走了。
仁字11号的汤一介、吴增棋、黎先智分别升入哲学系、政治系、史学系，贺铮没有升入大一，后来考取了华北学院，但仍然住在仁字11号。
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到仁字11号去，汤一介说，隔壁10号就要搬空了，等他们走后，我们就把10号、11号之间的门打开，你到我们这里来住吧。黎先智和吴增棋也在旁边劝说我住上去。我漫应了一句：好吧！没有认真当作一回事。
当时虽然是暑假，但我在自治会还有许多工作，如争取公费、迎接新生、助学劝募等。我分工负责的是迎新工作，新生来时，跟着学校的车子到火车站接他们；新生住下后，我还代表自治会去看望，问他们有没有需要我们老生帮助的事情。至于争取公费的问题，因放暑假前听说开学后有取消新生公费之说，自治会的理事会讨论要为经济困难的同学争取公费待遇，决定由闻人昌（后改名李天民）负责这项工作，但他坚持要我参加。我们同清华、南开和北洋工学院的先修班联系，建立临时性的先修班联合会，四校先修班的代表，多次在一起开会，商定联合行动；会议决定起草声明和请愿书，定稿后由我刻印；还决定在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来北京时组织请愿。助学募捐由叶际秀负责，但上街募捐我不能不参加。事情一多，根本没有把要搬到仁字11号的事放在心上。
这时，吴昌济已去解放区，朱衣人升到农学院已搬到沙滩，吴载民没有升大一，也已离开四院，义字8号就只有刘文生、周麟文和我三人了。有一天，我正在义字8号休息，汤一介突然跑了进来，说：“林道茂，你怎么还不搬？”他接着过来说：“我来帮你搬吧！”说着把我的被子一卷，夹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别的东西你自己拿。”我笑着回了一句：“咳！干吗那么急？”收拾零碎东西就向周麟文、刘文生告别。此前我跟他们说起过我要搬走，因此，他们对此并无意外之感。
到了仁字11号，只见同10号之间的门已经打开，汤一介、吴增棋、黎先智、贺铮都已住进10号，10号通向走廊的门已经被黎先智的床堵上了，他们进出都从11号的门走。这样一来，11号就有了里外套间，而10号却没有了。外间在我之先，已有两人住入，一个是先修班的陆钦昀（后改名予民），是上海震旦中学毕业的；一个是新生杜翼全（后改名杜攻），是汤一介他们的南开同学。陆钦昀我本来就认识，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杜翼全是初识，见他英俊潇洒，一口四川话，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开学不久后，事务科又安排了两个复员军人住进仁字11号，一个名叫杨学达，另一个姓名忘了。有人警告我说，这两个人是训导处派来监视我的，要我注意警惕。这个警告不无根据，因为早在几个月前，先修班的负责人黄季仁就肯定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并且宣告学校不会让我升入大一（注7）。现在我已经升入史学系了，派人监视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不大相信这个判断，因为我是怀着基督教的奉献牺牲、服务人群的精神参加学生运动和其他工作的，事无不可对人言，光明磊落，有没有监视都一样。在一年的同室生活中，我同他们友好相处，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我始终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在监视我。每次罢课游行，他们没有积极参加，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生活旨趣不同，和我们7人缺乏共同语言，平时虽然客客气气，却总有点格格不入的味道。在仁字11号这一年欢快而丰富的生活图景里，这可以说是一抹异样的色彩。
（五）丰富而欢快的大一生活
比起先修班的学习生活，大一就紧张多了。先修班的课程，都是高中学过的，学习气氛较差，而大一的必修课、选修课都是新内容，同学们都比较重视，图书馆经常客满。我们仁字11号9人，分属5系两校：汤一介是哲学系，吴增棋是政治系、黎先智和我是史学系，杜翼全和陆钦昀是西语系，两位复员军人是东语系，贺铮则在华北学院上学。平日里各上各的课，回宿舍后也很少切磋学业，倒是古今中外的轶事形势，却谈得不少。汤一介、黎先智、吴增棋、杜翼全等见多识广，经常在宿舍里高谈阔论，有时还来个他们的中学同学潘道扬，也神采飞扬地介入论坛。我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较忙，很少参加他们的讨论，偶而无事，也坐在一旁，侧耳恭听，颇受教益。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彼此之间常以绰号相称，这是我在住进来以前就知道了的。黎先智长得像印度的甘地，所以绰号就叫“甘地”；吴增棋的后脑勺有点扁，被称为“扁头”（扁读作bia）；贺铮姓名的读音接近于耗子，所以“耗子”就成为他的绰号了；汤一介的绰号十分不雅，是同他的名字一介相对而来的，叫“八旦”。前三人的绰号都不带姓，唯独汤一介的绰号经常带姓，被称作“汤八旦”。绰号虽然难听，但汤一介却不在乎，别人这样叫他，他仍然嘻嘻哈哈，不以为意。不过，这个绰号也只有他们几个人叫，连杜翼全都很少这样称呼汤一介，我和陆钦昀都没有这样叫过他，总觉得这样称呼对他不大尊敬。
我和杜翼全、陆钦昀住进来后，没有起什么绰号，反倒被加上“公”的尊称，杜翼全被称为“杜公”。我被称为“林公”。他们几个也加上“公”的衔头：“甘公”、“扁公”、“耗公”、“汤八公”。陆钦昀没有被赐予“公”衔，这里仿佛有点亲疏之别，因为在思想感情上，杜翼全和我同他们更亲近一些。
在此期间，汤一介和黎先智都写过一些文章。有一次我还听他们商量要接办《经世日报》的一个副刊，后来没有下文，大概没有办成。
“文拓”壁报还是继续在出，杜翼全和陆钦昀也很自然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壁报风格依旧，内容稍见激进，但和其他壁报相比，还是显得温和而拘谨。在四院的学生运动中，“文拓”代表着一些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又保持着独立见解的学生群体。我事先已经跟他们说明，我平常太忙，不可能参与“文拓”的工作，他们表示理解。
大概是在南开中学时的学生生活影响，他们都喜好音乐。吴增棋组织了两三次音乐欣赏会，会前几天在工字楼的走廊上贴出通知，地点就在工字楼楼上的教室里。他每次都让我帮他刻印乐曲和作者介绍，放唱片前发给参加的同学。我只去过一次，来的人不多，只有二三十人。但无论如何，从活跃课外生活的角度，还是富有意义的
规模比较大的一次音乐会，是陆钦昀组织的。他认识北平天主教的一些外国神甫，多数是西班牙人。一次他跟我商量，想邀请他们到四院来办个演唱会，我十分赞成，商得校方同意后，演唱就在大礼堂举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十位外国神甫，一式的黑色长袍白领结，黑压压一片，在台上一站，颇有震慑效果。来礼堂的听众有二三百人，除四院同学外，还有校外闻讯赶来的。
陆钦昀还准备办个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课外学习班，请一些外国神甫来教，据他说有些神甫很愿意来。但是因为当时学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无法保证上课时间，加上其他方面难度也很大，后来没有办成，
最有趣的是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在11号通向10号的门框上，贴了一副虽然文字不对称，但意义绝对对称的对联，一边是“光辉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那是郭沫若翻译的但丁《神曲》里的一句话；另一边是“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句话。门楣上的话忘了，大概是“庆祝妇女节”之类。这个游戏在“三八节”前好几天就酝酿了，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用这么一副对联。当时黎先智同法律系女生刘宁（后改名刘淮）热恋，我们原来只是想同刘宁开个玩笑，后来不知道又怎么想起，要把更多的女同学扯进来，请刘宁约她同房间的女生一起来。那一天刘宁带来了四五个女同学，进门看见那副对联，又喜又怒，那个神态，真是无法形容。好在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叽叽喳喳了片刻，便都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吃着我们准备的花生，听着汤一介、吴增棋和黎先智神聊。一个节日就这样庆祝过去了。
（六）学生运动的洗礼
我们同住仁字11号的一年，是学生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罢课游行不断。刚开学不久，就是营救先后被北平警方逮捕的燕京大学学生龚理康、清华学生陈彰远和北大学生吴谟、邢福津、力易周，各大学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开展人权保障运动。接着是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虐杀于监狱罢课抗议。进入1948年，先是声援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注8），同时，因北大、清华、辅仁和华北学院等校均有学生被捕或被打，发动抗议、控诉和营救活动。3月下旬，华北学生联合会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平津大中学师生联欢会”，连续三天，盛况空前。29日，报纸上宣布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挑起了一场保卫华北学联的反迫害运动，在此期间，又因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北大12名学生，汇文中学、河北高中、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发生特务殴打学生的血案，再加上不明身份暴徒打砸红楼教授宿舍等等恶性事件，更使反迫害运动趋于激化，欲罢不能。各校不得不成立联防组织，日夜纠察，直到4月下旬才告一段落。学生运动平息才一个多月，6月上旬又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7月5日发生枪杀东北请愿学生，再次激起罢课游行的高潮。
这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学生运动，是我国近百年来的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幅侧影，它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必然产生强烈的影响。仁字11号的这些学生本来都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个人主义色彩，对国家的发展前景，有着模糊的民主主义的期待。在课余的时间里，我们也常谈起时局和学生运动的走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学生运动是我们青年学生本着正义和理性进行的爱国活动，不应该受任何党派和组织的操纵。有一次黎先智对我说，清华的同学告诉他，清华、北大都有“民青”的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力图控制学生运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青”和“马列主义”，黎先智也说不清楚。但对于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我们都不以为然。后来又听说还有所谓“民联”的组织，不知道它和“民青”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感到，这些组织介入学生运动，就无法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先修班时期我们对那些彰明昭著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破坏学生运动非常反感，我们也不希望其他政党和组织介入学生运动。这个思想状态表明，我们虽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民主与专制的搏斗中，行动上已经站在民主的一边，但在思想深处，在意识形态上，还是以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自居，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国内战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里，形势迫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进一步的选择。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在频繁的学生运动中，更亲身体会到团结斗争对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义。加上曾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的《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书籍的浸染，使我们的爱国情怀日益向共产党倾斜。共产党提出的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崇高理念和瑰丽远景，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思想逐渐左倾。仁字11号的同学们最后大部分离开北平，奔向解放区。这是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形势下的难以避免的选择。
（七）离开仁字11号
1948年暑假期间，8月19日，北平几家报纸上都刊登了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匪谍嫌疑”的名单，第二天又公布了一批，我名列第二批名单（注9）。20日上午，大概九点多钟，我正在房间里琢磨怎么面对时，有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地来到仁字11号，对我说：“林道茂，闻人昌（注10）让你赶紧到沙滩去，那里比较安全。”我想也是，四院地方小，离校部又远，警察冲进来抓人不难；沙滩就不同了，不经学校同意，警察是不敢进来的。这时贺铮来了，他前几天回到他伯父贺麟的家里去住了，当天看到报纸的传讯名单上有我，特地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四院门口有警察站岗，进出的学生都要查看学生证。杜翼全、黎先智等帮我出主意，警察只查学生证，不认识人，只要把学生证改了，就可以安全离开。于是，我就用橡皮擦掉学生证上的姓名，但“林”字左边那个木的墨迹太深，擦不掉，只能用一个木字边的姓，正好杜翼全在旁边，我就取了个“杜”，名字则取了个比较普通的“国光”二字。在学生证的姓名栏上填了“杜国光”（注11），拿着这个学生证混出校门。没有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22日凌晨，我在几位沙滩同学的护送下离校，后经化学系同学梁思萃的帮助，在南长街她二伯父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为了化妆离开北平，我给黎先智带信，托他帮我买些旧衣物。他从地摊上买了一件灰黑色的旧长衫和两件已经不白的白色短褂，一把旧油布伞。把这些东西送到南长街我的暂住处时，他还带来了其他室友的问候，转达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担心。
我留在仁字11号的衣服、书籍等物品，他们帮我装在一个箱子里，寄存在四院法律系同学、也是他们南开中学同学李梅生的一个亲戚的家里。我1949年3月重返北平后才取回，
我离开后不久，汤一介回到他自己的家，贺铮也回他伯父贺麟的家里住去了，黎先智、吴增棋、杜翼全、陆钦昀都搬到沙滩。但二年级的课没有上多久，除汤一介外，其他5人都陆续离开北平，前往华北解放区。黎先智以恋人刘宁的名字为姓，改名宁可（刘宁改名刘淮，二人结婚后在首都师范学院白头偕老）；杜翼全借用“杜公”的诨称，改名杜攻；吴增棋改名斐凡；贺铮改名贺恒；陆钦昀改名予民。除吴增棋进城不久就改回原名外，其余改后的姓名都沿用终老。
（八）我和贺恒
北平和平解放后，汤一介仍在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宁可和吴增棋分别被分配到东单区、宣武区工作，宁可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贺恒和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杜攻和予民则去了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处。
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这些满腔爱国情怀的青年，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报效祖国的最佳道路，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切切实实地做好工作，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为共产主义加砖添瓦；同时认真地改造思想，以求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得需要，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就在这良好的意愿下，不自觉地患上了“左傾幼稚病”。其症状之一，就是把阶级立场放在待人接物的第一位，而且把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都往阶级立场上凑。例如，同原来的同学、朋友来往，就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即使是同志、战友、老同学，也要查问你们的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我在进城之初，曾到东城去看望宁可，到团校去参加李天民的婚礼，还给杜攻写过信，但被批评几次后就不敢主动和老同学联系了。1958年初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更同许多老同学断了联系，达二十多年。
贺恒和我原来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是1949年四五月间调来的。此前我就听说干部科的一位老干部齐鹏被派到华北联大去调一些学员来革大工作。那一天吃了晚饭后，我和一些同志像往常一样，到革大门外大广场去散步。那广场在现在的西苑医院南面，原来是傅作义部下208师的练兵场，荒凉空旷，是散步的好地方。那天我们散步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一队人从海淀过来，走近了之后，见打头的是齐鹏，知道是从华北联大调人回来了，便留意看看有没有我们北大四院的同学。果然，在一百来人的队伍里，有好几个四院同学，包括郑大海（原名郑子林）、李笙（原名李梅生）、郭谦（原名郭倩倩），还有贺恒。他们都被分配在各部的班里当干事。贺恒很活跃，曾在校报《熔炉》上发表文章，同我争论关于语法的一个问题。
我在1952年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后转马克思列宁学院。华北革大改组为华北局党校，于1984年并入马列学院（1985年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他在教务处负责排课表，很得处长张震寰的赏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一则没有什么言论，再则张震寰等领导人没有因为他的出身而歧视他，使他得以幸免于难。1960年分配新宿舍，他和我都分在48楼，成为邻居，经常见面。我虽然已经被划为右派，但他对我依然友好如故，有时见到了，还聊几句闲话。
1962年，林枫来高级党校当校长，他批判前校长杨献珍包庇坏人，认为高级党校组织不纯，他要着手清理。贺恒因为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被认为是有“血仇”的分子，成为第一批被清理的对象，1964年6月被送回原籍四川。他有一套线装的《资治通鉴》木刻本，离高级党校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这套书带着很不方便，送给你吧。”我说：“看来我也要被赶走了，你自己留着吧。”我默默无言地看着他整理杂物，两人都有一种被抛弃、被凌辱的凄切感。他到四川后来信，说是被分配在一个专科学校当事务员，语气抑郁而强作乐观。我作为摘帽右派，是第二批被清理的，7月交卸工作， 9月离开北京。1965年我在杭州收到贺恒夫人方琼的来信，说贺恒因患病不治逝世。他是仁字11号老同学中第一个告别人世的，走时才36岁。
（九）劫后重生
除贺恒因病不幸早逝，予民在五十年代因同外国神甫的关系受审查，后来下落不明之外，仁字11号的大部分室友，都安全渡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劫波，文革结束之后，都有劫后重生的感觉。四院其他熬过劫难的老同学，也从冷酷的现实里苏醒过来。重新建立当年的友谊，成为老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后，致力于恢复老同学之间的联系，组织聚会，编印《老同学通讯》和《四院老同学通讯录》。同仁字11号的室友，也有了新的联系。
劫后余生的四院同学们，在文革结束后国家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时，大部分的年龄都在五十上下，虽然工作的最佳年龄段已经过去，难免有“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注12）的感叹，但思想上都希望在可以工作的最后的十来年，能够重新焕发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和热烈追求真理的勇气，像在学生运动中那样壮怀激烈，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这个共同的希望和理念，是老同学们重拾友谊、建立联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铁崖在一次有三四百位解放战争时期老同学参加的聚会上说：“我们北大的同学，应该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来面对我们当前的任务。”这是勉励，也是对当时许多老同学的心情的概括。
从1980年开始，我曾多次组织四院老同学的聚会，其中有三次是商得新华社同意后，回到国会街举行的，第一次在1981年10月2日，有85位老同学参加；第二次在1987年10月17日，参加者64人；这两次参加的都是1946年先修班和1947年大一的老同学。第三次在1989年5月3日，除46、47两年进四院的同学外，还有1948年入学的四院同学，加上时逢北大校庆100周年，同回国会街者达二百余人。这几次返回故居的活动，都参观了图书馆和礼堂及当年的宿舍圆楼、口字楼、仁义礼智楼。虽然周围高楼林立，但图书馆、礼堂和圆楼作为历史遗迹，仁义礼智楼作为木结构二层楼房的典型，都保护得很好。我每次去时都要到义字8号和仁字7号看看，回忆三四十年前那些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想起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热火朝天的事件，不禁黯然神伤，同时也进一步受到激励。我们在青年时代是如此地单纯善良、意气风发、无我无畏，历史却是那么出人意料地无情而荒唐、曲折而残酷。这就是人生？是的，这就是我们已经过去的人生，已经被历史埋葬了的人生。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悲剧，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这个雄心勃勃的誓言，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我们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对社会有所贡献，有多大程度的贡献，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能够判定的。
八十年代以来，北大校友的聚会，每年大体上有两次，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大老校友自发组织的，1984年校友会成立后，就成为校友会的一项活动；另一次是北大校方主持的“五四返校节”。这两次聚会规模都比较大，期间还有一些小范围的欢聚。在这些活动中，宁可和他的夫人刘淮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吴增棋、汤一介参加的比较少，杜攻则因为经常出使在国外，更难得参加。
（十）我和杜攻
住在仁字11号时，我同杜翼全的接触多于其他室友。因为汤一介他们4人住在里间，就是原来的10号，同我们住的外间隔着一个门。外间5人，两位复员军人从不参加学生运动，陆钦昀也很少参加。多次罢课，都成了他们的假日，探亲访友，时常不回来住。这样，外间有时就只有我和杜翼全二人，晚上躺在床上，就海阔天空地瞎聊。如有一次他说他喜欢同系的但庆棣（后改名吴玉凤），问我是否了解她。我说我很了解，她是贵州人，常说自己是“贵州小苗子”。她父亲但杜宇，是香港有名的电影导演。先修班成立基督教团契后，我是总干事，她是副总干事，除团契的日常活动外，我和她还曾一起外出参加北平青年会的冬令会、女青年会的欢迎缅甸青年代表等活动，接触比较多，有一次她丢了钢笔，还让我帮她写“寻物启事”。后来因管先修班的黄季仁蛊惑团契发起人杨蓝陌，让他避着我召开团契的会议，提出要把我开除出团契，逼着但庆棣表态，她主张劝我退出团契。我听说此事后，一怒之下，就同她绝交。我后来回想，当时她也是无奈应付，而我却误解了她，过于粗暴地同她绝交。其实但庆棣人很好，俊美活泼，心地善良，是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是，上了大一后，她已经和闻人昌相恋，所以我劝杜翼全，你就不要再插进去了。他听了很是失望。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对我说：“林公，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再追求但庆棣了。”看来，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放弃的。（但庆棣改名吴玉凤，1950年她和李天民即闻人昌结婚时，我还到中央团校参加他们的婚礼。1986年11月他们夫妻从埃及回国，但庆棣时感胃口不适，被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大医院误诊为胃病，次年2月才被北医三院确诊为胃癌，已进入后期，药石无效，于3月19日长逝，时年58岁。）
杜翼全有时谈起南开中学的学习生活，对那里的学习和自由的气氛颇为留恋，但对浓厚的“公子哥”气息则十分反感。我说起我的母校伯特利中学，还介绍先修班的一些往事，他都很感兴趣。四院学生运动的态势和对一些风头人物的评价，更是我们经常交谈的热点。一次说起四院的“民青”、“民联”，虽然是秘密组织，但有人还是仗恃他有组织背景，盛气凌人。他说：“啊呀！林公，我也是“民联”的啊！”这时已经是1948年的初夏，经过多次学生运动，这些地下组织发展很快，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杜翼全也被发展进“民联”，而且能够坦然地告诉我，却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使我终生难忘。
平津解放后，他在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工作。1956年他到北京出差，曾到高级党校来看我，我们在颐和园前面三道街的一个小馆子里畅谈良久，各自叙谈这几年的经历，他还介绍予民和在天津的另一位四院同学亚方（原名刘亚兰）的情况。依依惜别之后，再联系已是二十多年了。
我右派问题改正后，给杜攻和几位老同学写信，他回信表示祝贺，对我多年的苦难生活感到痛惜。我回到北京后，他在驻外使馆工作。电影《少林寺》刚开始在北京放映时，票很难买。中央党校要在礼堂放映这个影片，给我发了两张票。我给杜攻家里打电话，如有孩子想看，就到中央党校来看。电影放映前，我在办公楼下的甬道等候。只见校门口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车上坐着一位精神抖擞的青年，后座坐着一位姑娘。那青年说，他是杜若飞，是杜攻的孩子。我把票给了他，这时电影已经开演，他们急忙到礼堂去了。我曾听刘淮说，杜攻大儿子若飞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会工作，非常能干；小儿子叫若洲，已上大学了。这次见到若飞，非常高兴，可惜只是匆匆一瞥，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若洲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离中央党校很近，有一次到党校来看我。他参加工作后，我也见过他两次，这都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杜攻回国后，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难得见面。在他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他的副手来高级党校学习，受他嘱咐来看望过我。1988年中央党校校长高扬率党校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团员中有我的好友王贵秀。杜攻时任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托王贵秀给我带来一条船身约半米长的威尼斯游船，金碧辉煌，上有船舱、船夫，通电后船舱通明，还有音乐伴奏。当年为我孙子所喜爱，现在是我曾孙钟爱的玩具。
1990年杜攻从意大利回国，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虽然同在北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只是通过几次电话。1993年初听说他病了，我到天坛医院去看他。他略显消瘦，但精神还好，旁有夫人陪着。我们谈些什么大都不记得了，只是他说老年人最怕脖子受凉，劝我天寒时一定要戴围巾，却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他靠在沙发上说话的神态，关切而诚挚，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3月5日，他就走了。
（十一）我和宁可
1978年5月，我为要求平反右派问题，从杭州来到北京，住在高级党校。有一天到北京师范学院去看望宁可和刘淮。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我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刘淮还为我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等唱片。我不懂音乐，但激越奔放的乐曲还是使我受到鼓舞，它融入了我对未来新生活的渴望。我理解宁可、刘淮对我的鼓励，经过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涯，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故友情谊的可贵。
我回北京后同宁可、刘淮接触较多。1986年12月，刘淮约我给她当班主任的学生做一次讲座，讲后在他们家吃饭。此前几天，王震在中央党校刚做过一次攻击胡耀邦的报告，很快便传遍社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吃饭时宁可问起王震当时确切的说法。我源源本本地做了介绍。王震谈到当时在许多学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时说：“总书记说要冷处理，我就是要热处理。怕什么？他有三百万知识分子，我有三百万解放军！”还含沙射影地攻击胡耀邦，说：“有人要小平同志下台！谁会要小平同志下台啊？只有‘三种人’才要小平同志下台。你们有没有人要小平同志下台的？要小平同志下台的请举起手来。”当然没有人会举手。宁可和刘淮听了很气愤。我们谈起这事时都很抑郁，担心胡耀邦会遭遇不测。
九十年代中期我频繁头晕。编了十多年的《老同学通讯》难以为继，1996年由刘淮和李洪琛、王笠荃接办。我后来参加过在刘淮家里举行的组稿会。
刘淮于2000年8月2日因患白血病去世。宁可有女儿、女婿照顾，生活倒没有什么困难。四院教育系同学杨维（原名杨维德）组织我们多次到宁可家聚会，起初在宁可宿舍，后来在首都师院的职工食堂。他每次都抱病扶杖而来，仍和大家欢聚谈笑。
十多年来，我和宁可还常在中国文化书院的集会上见面。最后几年，他都是由女儿宁欣和女婿陪着去的，后两次甚至是坐着轮椅赴会。当然，见面还是高兴的，但总难免有一点日暮岁短的凄怆感
我2003年学会上网后，写了大量时政论文，除发到网上外，一般都复印几份，分送包括宁可在内的一些老朋友。2007年开始编印《杜光文存》，每辑也都寄发给宁可。他对我的思想观点给以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多次称赞我的文章写得深刻尖锐，同时也为我的安全担心。
今年2月18日，宁可病逝。我20日才得知这个消息，在当天的微博上，我简要地记述了我同他生前的友谊，结语是：“斯人其逝，与世永绝；音容宛在，哀思长存。”21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仁字11号的尚存室友，只有我前去参加，汤一介、吴增棋都因病无法出门，使我倍感凄切。
（十二）我和汤一介
在仁字11号时，汤一介就以他的学识和学者风度而为我所敬重。后来他和乐黛云结婚，我忘了从哪里得知乐黛云的才华横溢，风貌出众，很为他庆幸。
1957年春天，汤一介约我们几个人到他家。除天津的杜翼全来不了外，吴增棋、黎先智、贺铮和我都去了，我还带着刚满三岁的儿子小光。在燕南园汤家那个洒满阳光的小花园里，我们畅谈别后几年的情况，还谈到乍暖还寒的形势，对祖国前途充满乐观。后来到书房去拜见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老先生。汤老伯慈祥地问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一一作答。他听到汤一介他们叫我“林公”，也叫我“林公”。我赶紧说：“这是我们当年叫着玩的，您老人家这样叫就太不敢当了。”他笑着说：“叫林公也好啊！”接着又指着我儿子说：“这不就是‘小林公’吗？”吃饭的时候，他还亲自给我儿子夹菜。饭后汤一介送别我们，在林荫小路上说：“看来今后形势会宽松一些，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谁也没有想到，接着来的，竟是一场反右运动的疾风暴雨，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也未能幸免。
我1979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在宁可的家里曾见到汤一介和吴增棋，还有他们的南开中学校友、也是四院老同学的赵立生（原名赵鸿志）。劫后重逢，分外欢愉。汤一介谈起今后将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领域作些进一步的探索，朋友们都很高兴。1984年，汤一介在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等的支持下，创立“中国文化书院”。我看到许多关于书院开展活动的材料，如举办传统文化的讲座、讲习班和学术研讨会，请一些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主讲，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弘扬传统文化的高潮，开辟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之风。1985年，他应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之请，给学员开讲座。我听说后，利用讲座的休息时间去看望他。1989年5月18日，我参加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和部分工作人员组织的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游行，听说“中国文化书院”的大旗，也曾经飘扬在全市大游行的队伍里。为此，我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作为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汤一介，也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警告。我为我们又一次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高兴。
1993年1月初，我到汤一介位于中关园的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起，我今后准备在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上下点功夫，写些东西，很希望能向一些在这些问题上有研究的学者请教。他说：中国文化书院最近要在泉州举行一次“东亚地区文化和经济互动学术研讨会”，杜润生、李慎之、吴江、吴明瑜、吴象等都会参加，你来参加这个会吧，一起开会，就有机会交流思想，向他们请教了。我求之不得，当然愿意。在泉州的会上会下，我接触了不少学者，特别是会后游览武夷山，有一个晚上同李慎之长谈一个多小时。李慎之十分健谈，我主要是倾听他的高见，此后同他建立联系，获益匪浅。会后我整理了一篇关于这个会议的报道，由孙长江送到《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
参加这次会议后，我自告奋勇，帮助汤一介编印了《中国文化书院简报》，1993年出了3期，1995年出了1期。后来大概因为我头晕频繁，我负责编印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交给冼宁去编，《老同学通讯》由李洪琛、刘淮、王笠荃接办，《中国文化书院简报》也没有再编了。
2001年9月，我正式受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同汤一介见面的机会不少，但个别的深入交谈却不多。去年听说他一度病重，我曾打电话问候，乐黛云说已经转危为安，略微放心，想不到9月9日就走了。我10日接到北大哲学系的电话讣告后，在当天晚上的微博里发布了这个信息，“七名室友，现在已去其五，不胜怅惘。”并且附发了我们在1948年春天拍的合影，照片上除我们七人外，还有宁可的恋人刘淮，汤一介等的南开中学同学潘道扬。11日上午，我到设在北大人文学苑的灵堂吊唁，在签名簿上写了四句话：“一介书生，胸怀经纶；功在国学，遗泽长存。”进入灵堂向他的遗像三鞠躬后出来，站在灵堂门口，凝视着他的遗像，回想他一生的曲折和业绩，虽然不无遗憾，但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应该可以含笑离世了。15日到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后，我在当晚的微博里写道：“人生有限，学问无涯。一个人在有限的人生能掌握尽量多的学问，造福后人，就不虚此生了。汤一介做到了这一点，颇为难得。”
（十三）简短的结语
1993年4月，我在《老同学通讯》上报道杜攻病逝的消息时，在结尾里写道：“杜攻一生为实现青年时代所确立的伟大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同时又执着地追求真理，求真求新。这双重品格的叠合，典型地反映出我们四院老同学的时代特征。”这里说的“双重品格的叠合”，当然也是我们仁字11号几位室友的共同特征。所谓“青年时代所确立的伟大理想”，包含着双重的涵义，一是从意识形态上接受共产主义，我们7人中有6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明证。而在我们青年时代的观念形态里，总是把工作看成为“为共产主义加砖添瓦”，这也是诚心实意的。但是，共产主义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把人们召唤到共产党的红旗下的引力，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是《论联合政府》里那些更具吸引力的高调。如那里一再提出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们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等。因此，在我们的头脑里的“伟大理想”，抽象的是共产主义，具体的却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口号，民主主义才是实践。至于“追求真理，求真求新”，既是我们参加学生运动的推动力，也是我们在曲折而苦难的几十年生活中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伟大理想和追求真理的叠合，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苦苦追求、为之努力奋斗的，不应是虚幻的共产主义，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在关于杜攻去世的报道里，我最后还说：“他的去世使我们深感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岁月已经不多，需要尽快选择为社会继续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更使我们体会到晚年健康之可贵。因为只有身心健康，才能真正为今后的社会发展作出一砖一瓦、一点一滴的贡献。”这是21年前说的话，今年去世的宁可和汤一介，在我说这些话以前，就已经选择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在他们从事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青年时代的挚友，我为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感到高兴。我将继续在我晚年所选择的坐标上，作出应有的努力，不弃不懈，以告慰今年先后去世的宁可、汤一介，和早逝的贺恒、杜攻的在天之灵。
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1、先修班相当于早年的预科。1946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因抗战八年积压的考生太多，三校在招满正取的名额之后，又扩大招收了一些学生，编为先修班，经过一年学习后考试合格者，可以升入各系的一年级。北大先修班学生共有三百余名，1947年秋，大部分升入各系大一，先修班即告结束。汤一介、宁可和我都是先修班的学生。
2、圆楼紧挨着大礼堂，初建时是供国会议员休息的，因系圆形建筑，故名“圆楼”。
3、当时的学生膳团由学生选举五六个同学管理，被选者再举一人为总务，每期一个月，期满后另选。
4、沙滩是北大校本部所在地，也是学生最多的地方，文、法、理、工等学院的学生都在那里，只有医、农两学院和先修班在别处。当时沙滩的学生还没有成立自治会，学生组织是以院系联合会的形式出现的。四院的临时自治会以他们为榜样，唯他们的马首是瞻。
5、抗暴是抗议美军暴行的简称。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皮尔逊在1946年圣诞夜强奸北大先修班女同学，因而激起学生的抗议浪潮，史称“抗暴运动”。北平各大学在12月31日举行抗美大游行后，以抗暴联合会的名义成立全市性的学生联合组织，这是华北学生联合会的前身。
6、智字7号住的是张秋逵、郭鉴海、毛信枨、黄葆均、王敬光、肖承熹等，号称“七兄弟”。他们处心积虑同自治会为难。1947年3月我再度主持膳团，张、郭、毛三人赖账不交一个月的膳费，同时贴大字报说我贪污膳费。我没有办法，只好借钱把他们三人的膳费垫上。
7、先修班的主任是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兼任的，陈雪屏不能常驻四院，就派他的秘书黄季仁住到四院的口字楼来，替他主持先修班的日常工作。我因膳团和临时自治会的工作需要，同他有过多次接触。每次他都很亲切地问长问短，呼我“Mister 林”如何如何。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摸我的底，可惜他完全摸错了。四院一些同学在1946年12月成立基督教青年团契，我被选为总干事。抗暴运动期间和运动过后，我曾用团契的名义发表一些声明、抗议，如1947年1月底的罢考，2月抗议北平警方逮捕社会人士等，引起黄季仁的特别注意。他在3月下旬召见团契的发起人、灵修干事杨蓝陌（后改名方青），对他说：学校已经查清林道茂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先修班结束后，我们决不会让他升入大一。你们现在最大的目的是升入大一，如果继续跟着林道茂，就会影响你们升入大一，除非把他开除出团契，不让他把你们团契当做共产党的工具。杨蓝陌当天晚饭后瞒着我召开团契的会，传达黄季仁的意见，提出把我开除出团契，逼着副总干事但庆棣表态。但庆棣说开除不好，可以劝他退出。会后蒋智、刘光廷来告诉我，我气得找但庆棣和好几个团契成员绝交。团契无形中就解散了。至于黄季仁说的不让我升入大一，则是明显的谎言。我已升入大一，杨蓝陌却因为考试不及格不能继续留在北大，黄季仁不可能因为他排挤我搞垮团契有功而保送他上大一。从整个先修班来看，自治会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上了大一，而孙兆金、黄存实和智字7号的“七兄弟”，却由于他们旷课太多或考试不及格，没有一个升入大一，他们并没有因为对国民党有功而得到保送。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北大的独立和自由精神。
8、1948年1月13日，上海同济大学校方下令“禁止学生自治会一切活动”，并开除、处分学生多名。学生罢课抗议，得到各大学学生的积极响应。29日晚，大批军警到同济大学，包围、殴打正在礼堂开会的学生，打伤七十余人，逮捕二百余学生。接着，校方开除107名学生，其他各校也有217名学生因声援同济大学学生而被开除，是为“同济血案”，或“同济事件”。（据《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
9、第一批名单有北大学生71人，其中四院同学6人：黄羽钟（后改名左羽）、史道钤（曾改名康永年）、秦素文（后改名丁方）、谢会娥（后改名方文）、曹平堃（后改名曹岚）、叶际秀，第二批名单有北大学生20人，其中四院同学有有闻人昌、胡传德、屈翠荷和我。我在大一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自治会理事的竞选活动中，都以最高票数当选理事，并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学生运动中总是站在前列，所以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地下共产党员。
10、闻人昌，后改名李天民，浙江金华人，先修班和大一时期均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1948年上半年与我同为常务理事，同被列入特刑庭的第二批传讯名单，他当时是共产党北大四院的支部书记。我于1948年9月在河北泊镇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介绍人之一（另一介绍人是石羽，原名吴谟）。后入中央团校学习留校，五十年代初进外交部，八十年代曾担任我国驻埃及公使，1998年11月19日因病去世。
11、几天之后，地下党为我假造的“国民身份证”上，用的也是这个姓名。到了平山填写登记表时，我嫌中间那个“国”字难写，把它去掉，于是我的姓名就成了“杜光”，一直沿用了六十多年。但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一个多月是“杜国光”，这个姓名恒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2、南宋刘克庄词《沁园春·梦孚若》中语，这几句话是那一代志士仁人的共同感叹。令人遗憾的是，“机会方来”的善良愿望，仍然未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