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信任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以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政治信任的分布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对政治信任的成因进行了探讨。根据分析结果，目前对政治信任起源的两种理论视角，即，制度的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对政治信任成因的解释均具有意义，两种解释理论至少在实证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分析结果部分地修正了目前关于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
关键词：政治信任；起源；权威主义价值观；亚洲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信任近年来日益成为政治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信任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点：1、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从而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2、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过低将意味着目前的政治体系或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将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阻力，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围绕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评估与测定、政治信任的起源两个方面。以欧美国家为对象的政治信任研究成果已较为多见，但是以亚洲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治信任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国内还相当少见。本文拟对目前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进行简要回顾以后，对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及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试图对目前有关政治信任的理论予以修正。
二、有关政治信任的主要理论
政治信任在政治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实际上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资本学者所设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中，政治信任被当作测定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不同的（R.Hardin，1998；Levi Stoker，2000；K.Newton，2001；E.Uslaner，G.Badescu，2004）。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民众对于政治组织（如政党）、政府机构（政府、国会）、军队等的信任，而社会信任则指的是民众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信任。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测定社会信任的指标，即“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这一问题并没有具体的信任对象，比如家人、朋友、陌生人，而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而被当作衡量一个社会信任水平高低的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未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Newton Norris，2001）。因此，纽顿（K.Newton）认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具有不同的起源的非常不同的事物。”[1]
由于政治信任与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信任不同，也由于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来说，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都是必须的，因此，纽顿等学者也把政治信任当作一种“政治资本”来看待。[2]不过，纽顿（2001）虽然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尽管如此，把政治信任看作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想法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过高的政治信任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水平较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高度的政治信任可能会纵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
对于政治信任的起源，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即制度的解释和社会文化的解释。[3]文化的解释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是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其起源于“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人们成长早期社会化而形成的，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对制度的信任是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延伸”。[4]具体来讲，也就是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性因素，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高度的社会信任导致高度的政治信任。在这一点上，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又和社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当数普特南（1993）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该书较为系统的阐述了社会信任、市民组织以及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了政府的绩效。而制度的解释则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估”。[5]当一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增加了民众的福祉，民主制度的运行获得了民众的首肯，同时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得到了控制，那么政府或者制度的可信性（trust worthiness）就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或政治制度信任的增加。反之则反。米施勒（William Mishler）与罗斯（Richard Rose）在对中东欧和前苏联10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进行实证分析以后指出，无论是微观层次（即个人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即社会层次），制度主义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目前，从制度主义角度探讨政治信任的学者居多数，其中不少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Chanley，Rudolph，and Rahn，2000；Susan Pharr，2000；Newton and Norris，2000；Leviand Stoker，2000；Luke Keele，2007）。此外，在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制度下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都更容易形成，而独裁或者权威主义政权下，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则较难容易形成（Uslaner，1999；Levi，1998）。
那么，以上对于政治信任的解释是否也适合用来解释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信任的起源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任源于社会信任的解释，对东亚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答案。笔者认为，权威主义价值观同样可以成为政治信任的一个文化上的原因。权威主义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遥远，可是对于东亚国家来说，仍然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的价值观念。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都有着历史漫长的专制或权威主义统治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中，权威主义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概括出了中国人的四种社会取向的特征，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在家族中的父权至上和国家中的君权至上，两者“相辅相成，便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家族内外，自幼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自然会形成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和行为取向”。[6]权威取向具体来说有三个特征：1.对权威的敏感；2.权威崇拜；3.权威依赖。[7]权威主义倾向不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东亚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以韩国为例，即使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后，韩国人的权威主义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韩国人的日常行为中，而且还体现在韩国的语言结构中。从一般的观察来看，韩国人在师生、上司和下属、父母和子女、长幼、甚至上下级学生之间的等级尊卑比中国要严格得多，韩国甚至存在着年龄相差7岁就不会成为朋友的说法。韩语的语言结构中对敬语的使用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对不同的年龄、地位的人应该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和不敬。
权威主义价值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吗？从逻辑上讲，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领袖是整个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威象征，对权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赖自然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为了从经验角度对这一假设加以证明，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权威主义价值观将被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可能的成因加以重点考察。
三、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的实证分析
1.使用的数据库及变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数据库是由亚洲民主调查（Asian Barometer）研究组提供的。该研究组以东亚和东南亚8个国家和地区的18岁以上成年人为对象，包括中国（分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地区）、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蒙古。调查时间为2001-2003年，调查以问卷调查形式，以随机抽样确定样本，通过直接访问被调查者，共获取了12，217个有效样本。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分布为：中国大陆：3183；香港：811；台湾：1415；韩国：1500；日本：1418；蒙古：1144；菲律宾：1200；泰国：1546。该项调查为美国及东亚各国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来主持，调查的可信度较高。[8]中国大陆地区的调查由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主持，中国社科院具体实施调查。
关于因变量政治信任的测定，可以选择某一个政治组织，如政府、政党、国会、军队等分别进行测量。但是这里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上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对自己喜欢的政党或政府可能会更加信任，对自己不喜欢的政治组织可能会倾向于不信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将民众对7个政治组织的政治信任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政治信任，这样就可以更接近政治信任的一般情况。这7个政治组织是：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安部门（警察）、议会（中国大陆为全国人大）、军队、政党（中国大陆为共产党）。为了能够更为形象的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状况，我们这里并没有采用7个组织的因子分析值（尽管这7个变量可以提取出一个单一的因子值）来作为描述政治信任的指标而是采用了平均值来描述。获得政治信任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注：政治信任=对7个政治组织的信任（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会、政党、警察、军队），回答“信任”者为“1”，“不信任”者为“0”。N：样本数。T1-T7分别代表7个政治组织的信任。该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信任度，各国的政治信任度的分布值将在0-1之间。]
在影响因变量政治信任的自变量的选择上，反映制度视角的变量有三个：即“对现在国家经济整体形势的评价”、“对目前民主制度的运行状况的评价”以及“对目前地方政府腐败状况的评价”；反映文化视角的变量有两个：即“对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与否”和“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9]笔者认为虽然可以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很多角度来分析，但是这些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终可以通过受访者的价值观以及对政府绩效方面的评价中反映出来，因此不作为单独的自变量来考察。
2.政治信任的分布
通过公式计算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结果来看（图1），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处于最高水平，为0.907，其次为泰国，为0.664，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按政治信任的高低排序，依次为香港（0.662），蒙古（0.538），菲律宾（0.475），台湾（0.451），日本（0.387），韩国（0.371）。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屋”的分类，中国大陆属于“非民主”制度，日本属于“老牌”民主制度，中国的香港地区属于“半民主”制度，台湾地区、泰国、韩国、菲律宾、蒙古均属于“新生民主”制度。[10]从我们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被认为是新生民主国家的韩国，政治信任处于最低水平，在民主制度确立时间较长的日本，政治信任的水平也较低。其他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蒙古、泰国、菲律宾、中国的台湾地区以及“半民主”的香港的政治信任分布都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是最高的，而被认为是“非民主”国家的中国（大陆），政治信任却最高，这一结果显然与许多西方及其他国家学者的主张相左，按照政治制度来解释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分布显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政治信任的原因作进一步探讨。
[注：政治信任：对7个政治组织的信任度，问题：请问你对下列组织的信任程度：1、中央政府，2、地方政府，3、法院，4、军队，5、公安部门，6、议会，7、政党。“1”=信任：“0”=不信任。数据库：Asian Barometer（2001-2003）]
3.对政治信任的原因分析
对政治信任原因的分析，可以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来探讨。宏观层次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信任产生差异的原因，而微观层次的分析则主要是为了探讨在相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人的政治信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宏观层次两个变量存在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微观层次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在社会信任高的国家政治信任也高，但是根据这一现象这并不能得出社会信任就是政治信任的一个原因的结论，只有当两个变量在微观层次也存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即，对他人更加信任的人对政治或政府的信任也更高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信任可能是政治信任的原因。
这里，我们不打算对所有变量都进行宏观和微观层次的分析，而只打算对我们加以检验的“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一重要假设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其它变量仅在微观层次进行分析。为了获得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状况，我们依照计算政治信任的办法对宏观层次的政治权威主义价值加以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注：政治权威主义为各个国家或地区所有样本关于5个问项的平均值，问题：F1-F5表示测定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5个问项。F1：我国的政府形式目前仍然是最好的；F2：一般来说你认为我国政府的官员所做的事都是对的；F3：政府的首脑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F4：什么样的话题可以在社会上讨论应该由政府来决定；F5：如果政治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好，我们就可以让他来决定所有的事。（肯定回答为“1”，否定回答为“0”）N=样本数。该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信任度，数值的可能分布范围是0-1之间。选取这5个问题是因为可以从5个变量中提取一个共同的因子值，即政治权威主义因子。这里使用平均值只是为了使各国间的比较更为直观。]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的政治权威主义指标按高低分布依次为：中国：0.717，泰国：0.684，蒙古：0.65，菲律宾：0.54，韩国：0.446，台湾：0.365，香港：0.356，日本：0.248。为了能够清楚地了解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笔者以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为横轴，政治信任为纵轴，描绘出两者关系的散布图（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这一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了笔者的假设，即，政治权威主义是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一分析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信任分布上的差异。政治权威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也越高。不仅如此，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可能并不是儒家文化所特有，而是所有曾经具有专制或权威主义政权统治历史的国家和社会所共有的现象，至少，在本研究中被认为不属于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泰国、菲律宾的例子部分地支持了这种看法。另外也可以看到，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而逐渐递减，社会经济的发展比政治制度因素对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明显。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在个人层次上成立，即，权威主义倾向越强的人是不是更倾向于对政府信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为了清楚了解在个人层次上，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强度，我们选取了东亚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部调查样本（8个国家和地区）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通过标准化系数（β）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哪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更大。负号表示影响作用是相反的。可以看到，代表制度主义解释的三个变量在各个国家或地区对个人政治信任度的影响都很明显。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和对民主制度运行状况的评价分别从正面角度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即对国家经济状况评价越好，对民主制度运行状况的评价越好，人们的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而对腐败的认识则从负面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即对腐败状况的认识越严重，人们的政治信任度越低。代表社会文化解释的两个变量有所不同，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变量在各个国家对政治信任均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即当一个人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越强的时候，那么他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越高。从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权威主义价值观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蒙古还是中国，都与政治信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表明权威主义价值观并不会轻易地消失。当然，在人数上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呈现递减趋势。
代表社会文化解释的另一个变量——社会信任，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对政治信任有正面影响，但是在韩国、蒙古和台湾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分析结果也同以往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未必具有相关关系，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是否产生影响可能会因具体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从全体样本来看，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影响最为强烈，权威主义价值观紧随其后。两个变量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变量。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但是是5个变量中最弱的一个。
[注：NS：统计上不显著。*P<0.05,**P<0.01,***P<0.001。分析方法：enter.因变量：对7个政治组织（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会、政党、警察、军队）的信任度提取的公共因子值（共提取了一个公共因子）。1=完全不信任；2=不太信任；3=比较信任；4=完全信任。对目前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Q1）：“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整体经济形势怎么样？”1=不好；2=不好也不坏；3=好。对民主制度运行的评价：问题（Q98）：“一般来说，您对民主在我国实施的情形满意不满意？”1=很不满意；2=不太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对腐败程度的评价：问题（Q114）：“请问您这里的地方政府贪污腐败严不严重？”1=几乎没有；2=没有多少人；3=相当普遍；4=几乎人人都贪污腐化。社会信任：问题（Q24）：“请问您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越小心越好？”1=可以信任；0=小心为好。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对5个变量提取的公共因子值（共提取了一个因子值）。5个问题参见公式2注。1=非常反对；2=反对；3=赞成；4=非常赞成。数据库：Asian Barometer（2001-2003）。]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制度主义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对分析政治信任的起源来说都是有益的，两者在实证分析中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至少在我们分析的8个国家和地区中是这样的。
2.制度和文化两个分析角度相比之下，制度角度的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社会信任作为文化因素，并不是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在一些社会中（日本和中国大陆）对政治信任有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社会（如韩国、台湾、蒙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3.本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被许多研究政治信任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Levi，1998，2000；R.Hardin，1998；Uslaner，1999）容易忽视的对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因素就是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西方学者习惯于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出发，把人们设想为可以进行合理的、理性的判断的个体，以此作为分析政治信任成因的理论起点，但是他们却往往容易忽略文化因素对人们政治信任形成的影响。在一个具有专制或权威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是基于政府的表现，而且也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本文的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都有力地支持了笔者的观点。
4.从长期来看，持有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人群会随着现代化、民主化而逐渐减少，其对政治信任的正面影响也会减弱。因此，对一届政府来说，对腐败的预防和控制、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特别是政府在改善国家经济状况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都将是提高政治信任、增加其合法性的有效的手段。
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信任目前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这对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来说或许是个“不坏”的消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支撑政治信任的因素不仅来自体现政府执政能力方面的因素，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因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当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因素对政治信任的正面影响日渐减弱的时候，政治信任的下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对政治信任的评价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表现的时候，政府如何以提高其执政能力来避免政治信任过快下降将是今后需要持续加以关注的事情。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东亚特别是中国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并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原因。
注释：
[1]K.Newton ，2001，“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2，No.2，p.203.
[2]出处同上。
[3]有关政治信任起源的研究请参阅：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2001，“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Studies ，Vol.34，No.1，pp.30-62.
[4]出处同上，p.31.
[5]出处同上，p.31.
[6]杨国枢，2006，“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见《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37页。
[7]出处同上，37-39页。
[8]详细情况可参阅该组织的网站：www.asianbarometer.org
[9]这里之所以称作“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是因为所选代表这一变量的因子（即问卷中的问题）其政治性更为突出，而不适合作为一般性的权威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指标。
[10]参见该网站：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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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Political Trust in Eight Asian Societies
Ma Deyong
Abstracts ：Political tru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regime legitimacy.Based on empirical data，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statu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origins in eight East Asian societies.Contrary to some earlier studies，this article finds that both institutional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significant in explaining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trust ，and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Most importantly，in EastAsian societies ，authoritarian values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politicaltrust.These findings suggest some of our existing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trust may be in need of revision.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Origins，Authoritarianism Value ，Asia
作者单位：天津市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邮编：300071. Email ：mdy8888@gmail.com
作者简介：1973年生于甘肃，1991-1995年就读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1998-2001年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攻读硕士，获硕士学位，2001年9月-2007年8月，在韩国首尔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获博士学位（2007.8）。最近的研究成果：“Stock taking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fucian Culture Zone’of East Asia：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rust，Tolerance and Cooperation”，Political Science in Asia ，Vol.2（2007），No.2，pp.75-102.《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资本比较研究：以社会信任为主》（博士论文，韩语）。
原文出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