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任中国政府吗?可能你不屑回答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在2002-2013年期间做了3次“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专门测量东亚、东南亚各国政府所获得的信任度。◢
@一图观政向台湾大学独家申请了中国数据(不包括台湾),并进行了独家研究。数据显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在明显的持续衰退;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正从地方政府“上溢”到中央政府。
一、中国政府信任度的十年变迁:整体较高+持续衰退
政府信任度的满分是4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在2002年时竟能拿到3.91的高分,相当于百分制的97.75分,在亚洲各国实属好成绩,表明10年前大家对中央政府还是相当信任的。但是,之后10年的信任衰退也非常明显,对政府整体(中央+地方)的信任度从3.58一路下降到3.24,也就是从89.5分一路下滑到81分。
有人认为,民众更信任中央政府。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确实比地方政府高出一截,出现明显的“信任落差”。但是,这种情况在过去10年出现了微妙的反转: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触底反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却在持续下降。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两极的民众正在往中间靠拢,原本“比较不信任政府”的民众开始对政府恢复信任,原本“非常相信政府”的民众却降低为“比较相信”。例如,“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从2002年的92.6%骤降到2013年的53.1%,“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则从50.1%拦腰折断成20.4%。
二、什么样的民众更信任政府?
影响中国政府信任度的因素有哪些?@一图观政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是(从大到小):经济绩效、公共服务水平、“崇尚权威统治”的威权价值观念、政治绩效、民主价值、社会信任、政府接触、传统主义、向政府反映当地问题。
1、“因为成绩好,所以被信任”
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绩效”。只要经济发展得好,政权就会稳定。
@一图观政发现,数据肯定了这种观点:对经济状况满意、对政治绩效满意、对公共服务水平满意的民众,更加信任政府。政府信任度也就像是民众反馈给政府的“执政成绩单”。
还有一个最新的趋势是,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经济绩效,或将成为对政府信任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对“政治绩效”(包括制度自信、政治自由和对腐败感知)的关注,也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对政府的信任。
换而言之,民众越来越关心“我是否能生活得更好”、“政治是否更自由、清明”,而不仅仅是GDP。
2、“因为崇尚权威,所以信任政府”
“威权主义者”往往偏向于认为“人们应当服从政府权威”、“哪种话题可以在社会上讨论应该由政府来决定”、“多元思想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如果政治领导人道德品质高尚,人们就可以让他来决定所有事情”等等。
大陆学者马得勇发现,在“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会更高。主张“尊崇家庭权威”、“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主义者也更信任政府。
对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不应当是信任,而应当是审慎的怀疑。这种价值观很可能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3、“接触过,反倒不信任”
你会信任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大多数人的答案应该会是熟人。对政府的信任也会这样吗?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多年追踪调查表明:美国民众更信赖地方政府,州政府次之,中央政府最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台湾地区。
但是,@一图观政分析发现,中国大陆正好相反。与政府接触过的民众,更多地表达出对政府的不信任。
一方面,根源或许在于政府的“品质”——因为了解政府是什么“货色”,所以更不信任。以近年来倍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为例。《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统计,44.0%的群体性事件,是由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引发。以致于坊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不是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民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恶性接触”,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
另一方面,民众与身处前线的地方政府接触较多,与“深居幕后”的中央政府接触极少。独特的“归功于中央,归罪于地方”的政治文化,也使得绩效所带来的合法性主要集中于中央,而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又被归罪于地方政府的执行不力。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地方政府,形成“信任落差”。
三、最新趋势: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正在上溢到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并不能高枕无忧。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的负面效应,会逐渐向上“溢出”,形成对中央的不信任。相比于2008年,尽管地方政府2013年的信任度略有回升,但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依然处于下降状态,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研究了农民上访和政治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越来越多的“越级上访”,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逗留时间越长、走访部门越多,对中央的信任度也就越低。
四、建议
最后,@一图观政想说,如果政府信任度的衰退,仅仅是因为“威权主义”解体、“批评式公民”的成熟,那其实不必过分忧虑,因为这是社会由权威走向自由化的正常过渡阶段,它必将伴随着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然而,如果政府还在试图用“崇尚威权主义”来维持自己的信任度,恐怕难以为继。政府信任的来源,应该是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而不仅仅是所谓“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
当然,首先需要解决的应该是“接触过,反倒不信任”的问题。如果越相处,越反感,那还谈什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