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不见》诗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原注谓：“近无李白消息。”一般认为此诗是杜甫在蜀中怀念因入永王幕而获罪流放的李白而作。此诗诗意明了。惟“匡山”何指，古今争议颇多。综合各家之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指绵州彰明的大匡山。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杨慎《升庵集》(卷三)、王嗣奭《杜臆》(卷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杨伦《杜诗镜诠》(卷八)等。当代多数学者都持大匡山说，如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张忠纲先生(《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林继中先生(《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等。二是认为“匡山”指匡庐，即庐山。如王观国《学林》(卷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二)、黄生《杜诗说》(卷六)、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史炳《杜诗琐证》(卷上)、郭曾炘《读杜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

持大匡山说者中，萧涤非先生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萧先生赞成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四引杜田《杜诗补遗》和《唐诗纪事》卷十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所持匡山乃彰明大匡山之说，还引用晚唐郑谷《蜀中》诗“云藏李白读书山”(杨慎《升庵集》卷三亦引此诗，以为“读书山”即大匡山)，认为黄鹤、钱谦益诸人皆以匡山为指九江匡庐(庐山)是不对的，并详述其理由。其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李白是蜀人，非九江人，如指匡庐，“归来”二字讲不通；二，杜甫此时在成都，极欲与李白相见。如指匡庐，不合此情；三，庐山虽在六朝时已有匡山之称，但唐人一般皆称庐山；四，李白一生浪游各地，为何独独希望他回到庐山去呢？(《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萧先生持大匡山说，综合前人观点做了周详的论述，故信者颇众。而庐山说在当今学界可谓几无反响。笔者亦尝赞同萧先生之说，认为庐山说是错误的。后拜读莫砺锋先生《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而受启发，开始思考庐山说是否有合理的地方。莫先生对《不见》诗“匡山”何指问题，较倾向于大匡山说，但仍审慎地说：“‘匡山’究指何处，尚需存疑。”(《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笔者近因研究徽州杜诗学史课题，反复研读黄生《杜诗说》。其间再三揣摩黄生解说《不见》诗文字，遂再注目于大匡山说和庐山说之争。笔者以为大匡山说固有其立论的根据，而庐山说未必没有存在的空间。

大匡山说最关键的依据是杜田《杜诗补遗》和杨天惠《彰明逸事》的说法。但这两个依据本身有一些疑点。洪迈就曾批评杜田之说，认为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杜田说以驳匡山指庐山说是不可靠的：

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诗邪？”(《容斋续笔》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杜田《杜诗补遗》依范传正《李白新墓碑》立说，而范碑却无所谓大、小匡山之类记述。故洪迈以为其有附会之嫌。

《唐诗纪事》卷十八所载杨天惠《彰明逸事》文字，原非信史。杨氏自云补令于彰明，“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因此，钱谦益谓《彰明逸事》所载“乃委巷传闻之语”(《钱注杜诗》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是有一定道理的。王仲镛先生也认为杨氏所记“多载民间传说，未必尽实”(《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版)。莫砺锋先生则觉得“杨天惠、杜田皆为宋人，由他们首纪李白隐于大匡山之事，确实有些可疑”(上揭《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依据这样的文献所得之结论，自然不能说是十分可信的。

萧先生所引郑谷《蜀中》诗“云藏李白读书山”之句，也不能作为大匡山说的直接证据，至多属于推测。由郑谷诗我们无法确认其所谓“读书山”指的就是大匡山。其实，有关绵州大匡山的传闻，自身往往露出不可信的痕迹。如上面提到的《彰明逸事》就在“大匡山”前加上“戴天”二字而成所谓“戴天大匡山”。杨慎又把岷山之阳说成是大匡山(《升庵集》卷三)。我们在李白自己的诗文中只见到戴天山(《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岷山(《上安州裴长史书》谓“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而不见“大匡山”的影子。如果推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郑谷诗中的“读书山”可能是指戴天山或岷山。此外，《方舆胜览》卷五十三载眉州象耳山有“李白读书台”(《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那么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说郑谷诗之“读书山”有可能指象耳山吗？

以上种种疑问和不确定因素，说明大匡山说并不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庐山说自然不应轻易否定。如果庐山说不可轻废，那么萧先生的四个问题如何解答呢？我们先看黄生是怎么说的：

钱笺云：白初卧庐山，为永璘所迫致，公怜其因此得罪，故七八云云。予初疑匡庐本白客游之地，安得期其归老于此？继因钱语思之，盖白本读书学道不屑世务之士，其误落尘网，实从匡山发足，故望其仍归于此，以遂初志。只“读书”二字，白之非罪放逐，已在言外，其用意之深，诚非浅学所易识。余初阅虞山笺注而是其说，后觉其不然而抹之。兹更重阅，则仍主是说，而推广其意如此。注杜之难，于此益信。(《杜诗说》卷六，黄山书社1994年版)

黄生详细地叙述了他对《不见》诗“匡山”问题反复斟酌的过程。黄生曾赞成钱注庐山说，后又怀疑钱说。其致疑之因，或出于李白不是九江人，如萧先生所言“归来”二字讲不通。但黄生最终仍主钱说，并伸发钱注未揭之意。黄生对“匡山”问题的反复斟酌，启发我们庐山说不应轻易否定。有鉴于此，经反复思考，笔者觉得萧先生的疑问是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的。

一，李白虽非九江人，“归来”庐山说仍可通。持大匡山说者，多认为“归来”即归故乡，且“归”当和发语者所在地相关。其实不然。“归来”固可指归故乡，亦有他解。其例极多。如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引李白诗文均出此书)有“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句。《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有句云：“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堪卧君早归。”这两首诗中“归来”或“归”均不指归故乡。就发语者所在地而言，则亦有身在此而意指彼的。如李白身在夜郎时写了这样的诗句：“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李白此时身在夜郎，却不妨说“来”庐山。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云：“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杜诗详注》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八哀诗》作时有异说。黄鹤认为《八哀诗》非一时之作，“盖自宝应、广德至大历初有此作”；仇兆鳌则以为乃一时追念之作，其时“当是大历元年之秋”(见《杜诗详注》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贻?{先生赞同仇说(见其《杜甫评传》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二说具体时间虽有不同，但都属入蜀以后。因此，所谓“归来”系就苏源明归何处而言，与杜甫当时身处何地无关。因此，我们不能说杜甫身在蜀中，其《不见》诗中之“归来”一?定指归蜀中。至于萧先生第二个疑问，即杜甫此时身在成都，如果希望李白归庐山于情不合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述。

二，萧先生谓唐人多称庐山，其说不误。但唐人以匡山称庐山者亦不少见。如：李白《送二季之江东》有“匡山种杏田”句，王琦注谓：“匡山，即庐山也。”并引《神仙传》释此句所据之典：“董奉还豫章庐山下居，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余万株，郁郁成林。……”此句“匡山”显然指的是庐山。韩愈《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白居易《题浔阳楼》：“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白居易集》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韩诗诗题有“西林寺”、白诗诗题有“浔阳楼”，所以这两首诗中的“匡山”无疑指庐山。由此萧先生唐人不以匡山称庐山之疑可解。

三，李白一生浪游各地，所到之处时发归隐之慨。如《江上望皖公山》有句云：“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而杜甫此诗为何独独望其归隐庐山，却是有根据的。李白对庐山情有独钟，有多首诗歌赞美庐山，尝发归隐庐山之情。其《望庐山五老峰》诗即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后来“误落尘网”(即应李璘之征)时李白正隐居庐山，即黄生所说的是“从匡山发足”的。而李白自己也多次提及于此。应征前《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永王失败后，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说：“……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则直云：“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由此三例，可清晰勾勒出这样的脉络：李白于安史乱中隐居于庐山，因永王之征而出山(至于是否如其所言是完全处于被动则是另一问题)。失败获罪后仍发欲归隐庐山之愿。循此思路以解杜甫《不见》诗，“匡山”指庐山就顺理成章了。杜甫希望李白能平安归来，遂其隐居庐山之愿；或许还蕴涵着杜甫对李白无辜获罪(即受永王胁迫而入其幕)的理解与同情。这似乎可以解萧先生的第二个疑问。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见》诗“匡山”何指问题不能做简单处理，大匡山说和庐山说各有其立论的依据。在没有发现确凿证据以前，较为稳妥的办法是两说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