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眼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也者、非凡俗，他的见识曾经超过常人。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比托洛斯基高明，“支部建在连上”，控制住了军队没有放弃枪杆子。到了延安，他比历届前任高明，知道“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活着的时候就可能被人打倒”；提出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意志。抗战，他比王明、周恩来等高明，不替蒋介石守卫国土，趁机扩张力量，奠定了建国基础。解放之初，他比刘少奇等人高明，迅速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一举掌控全国生产生活资料……。进而推动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业。
在其建国方针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文娱活动等等，虽然也会提到，不过是次等目标。因为他的价值观念不同常人。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到他嘴里轻描淡写地一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而已。“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自恃“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有资格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以事业为重、为事业牺牲。这是一个：不惜与资本主义打一场核战争，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赤旗世界的人。在他的眼里，区区生活琐事，怎么能与实践革命理想、推动历史前进相比？人民付出的生命财产、艰难困苦，不过是社会试验的代价。就像败在其手下的国军将领说的：解放军打冲锋，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真不在乎伤亡啊！
如此价值观念来自毛氏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方法。进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搞同甘共苦，在军内搞官兵一致，在根据地平分土地，进了城还是供给制……。这等做法，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毛泽东对于物质享受的警惕与排斥。看他的经历，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武装割据游击战争，一干二十多年，直到“进京赶考”，中间只去过一次破败不堪的重庆。至于党给他安排的特权生活，不过“一天一只鸡”的水平而已。在中南海，毛的朴素生活虽然昂贵，相比后来的党员干部，种植的野菜、织补的衣物，似不至于消磨他的斗志、使他沉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泥潭。
但是，普通百姓、升斗小民没有这样的境界。其麾下的战士之所以参加革命，大半是“穷则思变”，不是变成苦行僧，而是要变富裕，不止为了温饱，还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平民百姓对于新制度的期望也是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革命党人劫富济贫的江湖意识浓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毡”舒服多了。封资修自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共产党内于是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进城不久就出现了特权阶层。
看似毛泽东早有预料：人为理想的付出有是有限的。群体中的意志薄弱者，革命激情先行消退，其追求享乐的行为对周围有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文革前的社会状态颇为暧昧，“饱暖生闲事”似地，人们开始萌生追求富足安逸的愿望，与革命意志共存。这原是本能驱使、自然而然，却不为毛泽东容忍。他认为，发展私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其结果将是“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封建主义的才子佳人、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会毒化人民心灵。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既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是中国的灾难云云。
这次，毛泽东看的对却估计错了。他清楚地看到：社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意识，中共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却错误地将这个前景估计成国将不国、人民沦丧。一面，他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他不甘心，人民需要历史朝国强民富的方向发展。人们穷怕了、乱够了、代价付的太多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富。至于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姓资姓社又有何干？
毛泽东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着人们革命热情未泯，运用其全部智慧才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期“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抓革命、促生产”，在政治运动中让中国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走向繁荣昌盛。但是这次，其长期革命生涯中屡试不爽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但辜负了他，还彻底败坏了他的事业。让他当了一回自己嘲笑过的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的失败在于试图违反自然规律，“欲与天公试比高”另搞一套。事实证明，高明高超如毛泽东者，也打不破这样的定理：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只能偶一为之；个别人可能殉道到某个程度，维持群体的政治觉悟，非得大量物质利益不断滋养浇灌。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邓小平接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的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的预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估算：资本主义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市场经济道路让中国走进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退位，国人文娱生活才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如果毛爷子真的是为人民利益着想，其在天之灵看到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其惯不认错、会说巧话的性格，也许会这样为自己缓颊：从解放到我撒手人寰是二十七年，不过历史的一瞬，我们不是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吗，也得付点代价、交点学费啊。再者，我说继续革命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无不积极响应、没人说过一个“不”字哦。
弄权莫如毛泽东
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刘少奇争权。其实，倒刘用不着动那么大干戈。毛曾在中央的会议上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的妻儿合著之《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可见刘根本不是毛的对手。
毛泽东在党内、军中、全国的地位堪比神祇。主席之下虽然还有副主席，但在那时，这个半级之差、不啻千里之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无不要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其它位置上副职与正职的关系，大半属于党内同志，有事得互相商量。唯有毛泽东可以一言定人死生，因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文革之前下台的中共大佬高岗、铙漱石，军中将帅彭德怀、黄克诚，封疆大吏周小舟、舒同等等，直接打倒即可，无需动什么手脚。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过先扫了一下外围的彭、罗、陆、扬而已。刘眼见手下大将一一去职爱莫能助，心知马上轮到自己，既无还手之力、也无招架之功，只能一再表示辞职、回延安种地。其强烈的反应不过乍着胆子发几句牢骚：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啰。
传说刘少奇在党内根基浓厚，但在宣布其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中央全会上，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陈少敏一人弃权，麾下一干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无不举起了右手。尽管个中原因多种，无人敢违圣上之意则一。说明刘氏一脉，干别的尚可团结而有战斗力，一遇毛泽东，只有滚鞍下马、纳头便拜，丢盔角解甲、束手就擒的份。刘某当然不敌毛泽东。论文，他不过薄薄一册“黑修养”，论武，没有带兵打过仗；建党建军都没有他，白区工作纰漏颇多，还数次落入敌手，如何出狱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倒刘只是一带而过的文革序曲。
毛泽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周恩来的解释更为简单扼要：“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资产阶级、国民党不是早就被打倒了吗？却原来，毛与之不共戴天的还包括了与以他的敌人为代表的文化、思想，所以要革一革文化的命，另建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老毛为了此事谋划、铺垫已久，但是刘少奇等对“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另有看法与安排。出于矛盾对抗、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眼里，不合作者既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
倒刘当然要用权，但无需“权术”，“权势”可矣。权术，势均力敌或力量相差不多时才用得到。用时，不免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途中或有失手败北之虞。比如斯大林之与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列宁的政治遗嘱白纸黑字地说了：斯大林不宜作党的总书记；一流的理论家是布哈林、最能干的人是托洛斯基。打倒这两个人，斯大林当然要动一些计巧、煞费一番苦心。后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一人独大的地位，再拿掉卡岗诺维奇、季诺维也夫等，就用不着周密策划、精心安排，以势压人就行了。党文化，只要“势力”够大，既便手段笨拙、理由牵强、做法生硬也必胜无疑。文革当中，毛主席、党中央，那么多简单粗暴的指示、布置，亿万革命群众不是都深入挖掘其伟大意义、领会其精髓、精神了吗。
“弄权”须至“成势”才入“化境”，即毛泽东所谓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宋吕本中有《官箴》一卷，其中道：“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语出《韩非子》所辑先秦人言。可见中国统驭术的渊源之远。但是，古代虽然是家天下，臻此境界的帝王却屈指可数；近代权倾朝野者如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等，说到在政治范畴指东打西、任意驰骋、予取予求的“势”，到了毛氏泽东面前都要甘拜下风哦。
毛泽东有此造诣，大概因为他生就“三头六臂”、会“七十二般变化”吧。要“理”，他有“雄文四卷”；要“法”，他定政策方针；要“权”，他“一元化领导”；要“术”，他先娴熟“革命的两手”……；他就是以这十八般武艺，领导党和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难怪自命不凡如邓小平者都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看来，毛泽东的“势”其来有自，非止巧取豪夺、欺瞒压榨可办。趁其势，十年文革，老毛不再需要长篇大论、苦口婆心。一句“造反有理”，神州上下便地覆天翻；再一句“革命委员会好”，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千万知青奔赴农村；再一句“要斗私批修”，人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条最新指示，都像吗啡，令七亿五千万人兴奋不已。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革命运动、社会改造的利器，莫过于“威势”-----“理”有穷时，“法”有范围，“权”有限度，“术”或有尽；样样具备，也不够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唯独已成之“势”：在外威震四方，对内慑服心灵。从此，“理”不需讲而自通，“法”无须设而自律，“权”不动用也顺从，“术”不用多已膺服。面对“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孤傲清高如林彪者顺水推舟说：“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想把一人一付花花肠子的中国人步调统一起来，万众一心大干快上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非横空出世地竖立起那样的“威势”不可吧？
有过这么个先例和榜样，虽然人们当过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遇事，大到国家建设、小至驱使妻女，想要多快好省，仍旧不免向往集权的便利与盲从的简洁。
折腾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如果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永远不得翻案；他的目的就达到、文革就该鸣金收兵了。事实上，那时，文革方兴未艾，大戏连场而来呢。也许是红烧肉给了他足够的能量、红辣椒刺激他心跳加速、思绪飞扬，毛氏一生躁动不安，晚年老当益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如果是别人领导中共，或许满足于江西、陕北的割据称雄；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也够享用了。亏得他响鼓重槌、快马加鞭，才能建党28年、就从五十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之微薄之力，壮大为夺取全国政权。按照农民起义的常规，天下抵定，不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醇酒美人地享起福来。如此，国家资源用于恢复经济，人民大众得以休养生息。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介普通农民，斯大林给他一个后缀：农民党、农业社会主义。已经说明毛泽东之志，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改变了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还不过瘾，更大的动作紧随其后：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并且以此为标准，改造全民的世界观。
老毛曾是“五四青年”，立志打倒孔家店。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瘠民贫、列强蚕食，东亚病夫、世人不齿。沦落至此，普遍认为因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社会改革之道曾经有过多种选择，体育救国、医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效果不彰、推行不利，虽因社会制度掣肘，传统文化积弊过重则是更加顽强的深层阻力。动文化需先改制度、改制度目的是动文化。所以，一进城，毛泽东就挽起袖子磨刀霍霍地，向社会上、人心里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宣战了。
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毛泽东一共发动了多少次/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查：胡甫臣的《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是52次；有人指出：那其中，仅1958年至1959年期间，就遗漏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双反”、“向党交心”等运动；美国学者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中是70多次，各级地方的运动则10倍于此。反正多不胜数就对了。仅就大事而言：电影《清宫秘史》1950年3在内地上映，5月就批为卖国主义了；次年，《人民日报》社论指《武训传》“狂热宣传封建文化”。接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论；党外人士不得染指文艺政策，而抓胡风反党集团；阳谋反右；江青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放映“鬼戏”昆剧《李慧娘》；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然后就是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
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围绕文化文艺和旧传统的代表人物。穿插期间的三反五反、农业集体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看似经济工商，政治意义更强，意在掌控全国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为政治运动保驾护航。毛泽东规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无日无之，全国军民乐此不疲。最后弄出个文革，看似大势所趋。
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了，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可见文革前十七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摸索、准备和铺垫。
毛泽东有话：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他并没有把政治路线设计完整，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和策略。社会主义的“四新”形象模糊，如何扩展、充实，无凭无据，没法推动、执行；此其一。其二，文革中身负创建新式文化艺术的，多半不是学者、文化人，秀才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党棍而已；旗手如江青、刘庆棠、钱浩梁等只是演员。熟读历史如毛泽东者竟然忘记：文化是民族生活的自然产物，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萌芽、产生、成长、传播。以新汰旧，也会新旧文明文化并存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优胜劣汰，在竞争中筛选、在比较中传承。
当然，创造过历史的毛泽东不信这个邪。他要建立新的规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用其权、动其势，全国上下能不竭力而为？十年文革大运动，期间“战役”场连场，人们在批判旧世界和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身心俱疲。曾经，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作品，按封、资、修标签分类，全部排斥。然而，“知易行难”，弃旧图新谈何容易。结果，凭空捏造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几个样版戏、红电影、新小说，靠政治威权风行一时，未能传代。批判材料、内参电影、灰皮书、黄皮书……，反倒喧宾夺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思潮准备，奠定了社会基础。
轻信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的精神导师马克思，填写过一份问卷《自白》，其中一条是“你最容易原谅的缺点：轻信”。此议颇堪玩味。有时，“轻信”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一种美德。善良、单纯才会轻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真的因为这样才不在乎人们的轻信吗？不得而知。但是，政治领袖需要信徒轻信，古今则一。毛泽东时代，人民和他自己都呈“轻信”状。
西谚：世界上的成功有两种：一种靠的是自己的勤奋；一种靠的是别人的愚蠢。毛泽东两者兼备。他那个时代，中国和国人，贫穷落后、智识低下又闭关锁国。革命队伍内外大多数人，徒具一颗向善之心、空有一股献身精神；历史屈辱感强、改变现状心切；而又知识经历缺乏、独立分析能力差。他自己却手不释卷、好学深思、见多识广。更兼人情参透、权术娴熟。其所制定的统驭方式，非常适合那时的中国。
如：自己的文韬武略充分宣传、不惜夸大；其他人士、党派的救国方略，竭力贬低抹杀。以其一家之言统一全国意志，控制筛选资讯，推行愚民政策。正值革命事业有成，建设成就瞩目。对见贤而不思齐，只顾自愧不如的芸芸众生来说，毛泽东怎能不成“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中国文化的忠孝节义，早已教会人们盲目信奉、敬者不疑。在那样完整而严密的崇敬氛围中，人们几乎无从发现毛泽东的缺陷与谬误。只能“轻信”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喜欢引经据典、论古谈今。这招非常好使，让他在读书人寥寥、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革命队伍中树立威望。有一个“毛泽东解寿张县名”的段子：1951年6月，山东聊城地委一干人等，因江青调查《武训传》的事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彭真、罗瑞卿等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先问山东来人：寿张县归不归聊城管；然后又问：“知道你们这个县为什么叫寿张吗？”在场中央和地方大员都摇着头说“不知道”。老毛见状龙颜大悦道：“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手下的宰相叫张九龄，张九龄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因活到九十岁，人们才叫他九龄。在他九十寿辰时，武则天送给他一片土地做寿礼，这片地就在那个地方，因此称为寿张。”如此信手拈来，众皆叹服。座中有人后来问过很多寿张、聊城一带的老人、读书人，没人知道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省志、县志也没有相关记载。其实，《旧唐书》和《新唐书》上明白写着：张九龄只活了68岁，武则天去世时张27岁，他59岁当尚书右丞相时，武则天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到处翻阅俾官野史，想证明毛之言呢。
要人轻信并非毫无道理。中国革命千头万绪、民族复兴任重道远。中国本来人多，一人一个主意，若是真的民主协商、百花齐放，怕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精力大半浪费在扯皮上了。而毛泽东以正义和真理的代表自期，个性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统一意志、执简驭繁、步调一致，便于集中资源、多快好省、纲举目张。平心而论，在建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曾过关斩将、一路凯歌。
为了招徕信众，毛泽东把党内国内的资讯采集、表述方式、汇报机制，都设计成便于加强和利用民众的“轻信”。时间一长，事情开始异化。虽然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因其惯以先入为主的意识解读所有资讯，从中央到地方，为免动机、立场受到怀疑，无人敢将与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不匹配的资讯报上来。毛泽东只能看到其伟大战略部署战无不胜、高歌猛进。尊贵如毛泽东者，其实也是凡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百万军民山呼万岁、热泪滚滚，神仙降临也会动心。
经年累月、事无巨细，都有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连篇累牍的报导；好不容易检讨了几句大跃进的失误，还被林彪等一本正经地拒绝了他“伟大的谦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于是，毛泽东不免被“其人之道”还治了自家之身，轻信起自己来。以为他个人真有那么大本事，扭转了历史进程、社会规律；并且又发现和发明了新的社会规律：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为全国人民都已经被他教化、一切都顺理成章。晚年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深居简出，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多无奈”。投其所好的两报一刊、广播电台和往返于其驻地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给他提供的信息，就像袁世凯称帝前阅读的那份为他特别编印、劝进的《顺天时报》。
其实，以往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因势利导、顺应潮流。如果以亿万民众付出的惨重代价计算，值得与否还有待计议呢。如果他知道文革之倒行逆施之，已经透支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恐怕不会劳而无益、自废武功地今天“一打三反”、明天“抓五一六”；如果他意识到林彪事件已经宣告了文革破产，也许不会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斗私批修”……，最终得罪了全党全国，从而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加速了资本主义复辟。
其实，轻信离失望并不遥远，轻信还是有条件的：你得真的能把我们带到繁荣和富裕；创造历史是你的政治爱好，我们的兴趣只限提高生活水平----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哦。
失算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颇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看似一个高瞻远瞩又谨慎实际的人。这一特质，对其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比较适宜。作为一个游民造反者，非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雄心、足智多谋的才干不可。进城以后，敌人变成了文明文化、思想意识，就藐视不得了。它比政党、政权强大得多，根基深厚得多。如果要变，也是历史提出要求、让人们去执行。若是不请自来地以传统文化、社会意识为敌，无论多么强大的团队、多么高明的安排，不消几个回合就会败下阵来。
文革前，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有所斩获，共产主义信仰全国普及、社会主义制度日益牢固。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破产的危机已经潜藏下来了。如果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惨痛的牺牲，跟着毛主席开展阶级斗争、改造世界观、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能改善生活、处境、地位等等，革命的功能与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需要温饱、追求丰富的本能就会取代肤浅的献身精神。
也许毛泽东对此有所警觉，但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治本之方却是“形而上”的，以为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可以提升、固定在某个程度的政治信念上。其从亲手打造的资讯系统中得到的概念是，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已经温饱有余，足够支撑那个信仰的空中阁楼。其所推算出来的工农大众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革命信念远远超出实际。今天看来，文革中的毛泽东，出于那个基本估计而来的一系列“伟大战略部署”，其实是“自毁长城”的误判和失算。
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据说，文革之前，中央就有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往农村安排、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具体打算，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文革一来，推动此事更加容易，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让几千万学生争先恐后打起了背包。不料，城乡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生活，革命气氛也大不一样。下乡的孩子人数虽多，年龄却很集中，少的十四五岁，大一点不过二十出头。正是人生价值观成形的时候。下乡前的所谓政治信仰本来就是不知所以、人云亦云，根本经不住考验。在政治空气稀薄的乡下遇到艰苦的环境、落后的意识，与报纸广播描述的“公社是棵向阳花”完全不符，不免大失所望。高涨的革命热情瞬间冷却，很快消失无踪。经此“热胀冷缩”，这代青年，恐怕是比其父兄还早摈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人。
毛泽东做事一向是算政治帐的。“五八年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过程像个笑话，结果是个灾难。但是打起了旗号、鼓起了士气，使用了多年。按照老毛的价值观，就是合算。然而，革命需要接班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数以千万计的一代青年，轻易放弃了革命理想，等于毛泽东的事业后继无人，即使上山下乡解决了就业，对毛泽东而言也不合算。何况，下乡与返城几乎同时进行。短的几个月、长者数年，知青下乡并没有形成人口迁徙、屯垦戍边，最后还是回到城里、散布到各行各业。连副总理李先念都说“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毛泽东应该更不满意，没有料到他的基本队伍贫下中农，非但没有把孩子们教育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而让他们看到了革命的限度、反作用和阴暗面。毛泽东等错打了如意算盘，不仅没有解决就业难题，还永远地失去了一代青年。
上山下乡的非仅中学生，大专院校、各级机关无一不成立“五七干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效果与学生一样。但是，一向机敏的毛泽东，对于此事竟失查麻木到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1971年林彪出事，抄出了林立果等拟的“五七一工程记要”，揭发批判了诸多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按照那个时代的常规，这样的资料应该是特级保密、严防扩散。可是，毛泽东竟于次年向全党全国公布了这一文件。意在“肃流毒”，以为人们已经具备了在批判中坚定政治觉悟、革命理想的水平。
不料，该纪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共鸣，尤其是其中几句话点醒了懵懵懂懂的知识青年：“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所谓：越批越香、越批越被认同；所谓：水能浮舟亦可覆舟，上山下乡的人们，趁兴而来、随即就对文革彻底失望了。林彪父子，成了另外一种为民申冤的彭德怀。对此不智之举的唯一解释，恐怕只有：毛泽东对局势、对人心、对政治感染力、对自己的误判。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乏术回天。只能在一封知青家长的来信上批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老爷子自掏腰包补助上书的李庆霖，政府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百元。这点钱当然不足以补偿他们的过失、笼络我们的人心、掀起扎根农村的新高潮。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黯然收场了。
走偏莫如毛泽东
曾经有人说，毛泽东一生有“三不碰：不碰枪、不碰钱、不碰马列原著。”这里的“不碰”大概有几层意思：
毛虽号称“用兵如神”，却有故事说他不会打枪。那件事不知确否，但在一张持枪瞄准的照片上、他的姿势很笨拙。此事用“韩信善于将兵，刘邦善于将将”可以解释。就像某著名游泳教练，率队获得世界冠军后，小伙子们表示祝贺把他扔进水里，惊见他其实不会游泳。另有人称，通读毛著后发现，毛氏基本不曾直接引用过马恩列斯原著。这事也好理解：毛读马列已入化境，无需寻章摘句，早“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所以并不妨碍毛泽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唯有“不碰钱”这条，于已于人一体视之，原因是畏惧。
“大内总管”汪东兴和一些毛的近侍，都讲过毛泽东“手不摸钱”的事例。据说，按照古代“帝王术”，皇帝不宜触摸银钱。看似意为：贵有天下者，碰钱有失身份。毛泽东对己，用钱而不碰钱；对于臣民，因知人性本能趋利、玩物丧志，遂将金钱视为革命意志的天敌，畏之如虎，绕行惟恐不远、避之惟恐不及。先是供给制、尔后低工资；文革中则猛烈批判金钱挂帅、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而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另外一种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替代“金钱为社会运转润滑剂”的法则。为其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具体实践。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哦。
“宏观经济学”，一度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称“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初经十七世纪法国人蒙克来田提出，亚当·斯密把它发展为“国民财富产生和分配”的科学。到了马克思，则将之变成了“政治的经济学”，又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点是政治地看待经济意义、政治地设计经济结构、政治地组织经济生产……。因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时发现，“商品”的特点是具有“剩余价值”，此乃资本家追逐的目标，不惜为此剥削工人农民、毁坏社会道德，是社会沉沦的万恶之源，必须铲除云云。
既如此，社会主义生产就不能与之相同。釜底抽薪、生产资料全民或集体所有；“商品”变成了产品，产量质量没有市场、服从计划可矣；“剩余价值”因不进资本家腰包、直接上缴国库而改名“利润”。生产既不是为了钱，也就不需要钱来推动了，人们根本不知“奖金“为何物。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靠什么？靠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抓革命、促生产”。因为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世界革命，都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所以，毛泽东不是不搞生产。解放后，与苏联签订几百个援建项目；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文革稍一稳定，1972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成套设备等，都是他的经济宏图。但是他不懂科学，又不信非按经济规律发展经济之邪，另辟徯径：生产目的政治化，生产过程运动化，生活享受道德化。此情此景，最初令人耳目一新，颇有效果，却未能持续。工农业技术老旧落后，生活资料全凭票证，致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也许两百年以后的人，在社会史、经济史读本里看到，当年，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种经济管理方法、运行模式，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实施方法后，看到其结果是计划无据、生产停滞、生活困顿，可能会宽容地将这种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富于勇气和想象力的尝试；但是一定会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年代。
那绝不是把荆棘开辟成大路，付出辛苦换来便利；更不是“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毒”，用自己的牺牲为民谋福。而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就像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发明的DDT，起初功效卓著、风行世界，并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随即发现其只利用了部分生命法则，在更高的层次上违反了自然规律，消灭害虫的同时、有毒杀所有生灵之虞，遭到全球范围禁用。毛泽东等的政治经济学，用政治信条重塑生产关系，用革命理想排斥物质享受的同时，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科研里的创造性、交流领域的灵活性也一并被忽视、限制、扼杀了，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与生机。可见，人类文明几千年形成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替代不了的。
被畏惧说明它强大，尤其金钱之原动力于生产生活，躲开、绕过都不可能。当今之世，商业社会、产品丰富、人欲横流。看似中国人在社会改革的方法上走极端；追金拜物造成的道德滑坡，远远超过毛泽东的想象与担忧。然而，历史的进程却证明，非金钱招唤、人们不肯早起；非物质刺激、产量不能增加；非占据拥有、何谈主动积极。政治改造经济、革命冲击生产，也许用心良苦、也许事出有因，而且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是，如果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就整个社会而言，组织、促进、提高生产和生活的途径，就离不开金钱鼓励和物质诱惑。至于防止其产生弊端的方法，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律监管，自尊自律而已。
过气莫如毛泽东
文革初起，地覆天翻。看似无人跟得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不得不顾兵家之忌、频繁临阵换将。其中一批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据说，毛泽东援引唐诗布置了打倒王力一干人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对此，文革之后的官方解释是：文革以来，那几个人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被历史的车轮压倒云云。于今看来，毛引的诗和《党的文献》所做的注解，更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文革遭遇。
其实，前三四年的乱象，是文革因没谱而失控，全面内战、替罪羊多产。但是，毛泽东做事遇到麻烦，常常不是退回去重整兵马、再图良谋，而是勇往直前，用开辟一个新战场的方式让局面改观，从而把旧的问题甩掉。如其名言“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因其不计代价，伤亡惨重的大小战斗后，多不充分休养整顿，而是打破常规继续作战。那时，这招给他带来胜利（如三大战役等）多于失败（如抗美援朝的第四五两次战役等）。如同人们常说的：毛泽东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方法、马上治天下的。
毛泽东自创了一套哲学语言，其中有“遇事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等表达其思路的说法。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在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构成“旧世界”，他们只是旧世界的党内遗产、卫道士。打倒他们是扫除障碍，就像攻城掠地、需先清扫外围碉堡，才能铲平敌人的大本营。在中国，旧世界的大本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明文化。这是文革的主要对象，而深植亿万人心的儒家思想，对革命事业有意无意的对抗，是运动的主要矛盾。
对于这个主攻方向和主要矛盾，毛泽东一刻也没有犹豫、放松过。解放前的准备、文革前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个“总决战”。本来，文革伊始已经着手破四旧、立四新，更换文化体系了。不料，被层出不穷的枝枝节节耽搁了几年。后来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里处理批判，查抄其宅邸时竟有意外惊喜：却原来，老毛的亲密战友林彪，正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室内高悬“克己复礼、惟此惟大”等儒家格言。批林正好与批孔一并办理。以林彪的反党行为做实例，上挂孔孟儒家的思想体系，岂不现成！运动也就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了。
时至林彪出事，战争时期打这个打那个，政治运动批这个斗那个，毛泽东都算得心应手、应付裕如，无往而不胜。然而，政治上的成败与商业盈亏不同。做生意，每成一单大约都是资本积累、实力壮大；政治则不一定，政治上的斩获，有时是竭泽而渔、有时是入不敷出。如《红楼梦》所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无以为继。文革到了中期，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社会资源、历史机遇，基本用到尽头，物极而反、强弩之末，从此再也没有拿出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的战绩。有点像如今不具“杀伤力”的过气明星。
但是，就在“运去英雄不自由”之际，毛泽东却向其此生最大的敌人、最坚固的堡垒搦战了。鼓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批林批孔、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回头看去，对于此役最客气的评价，恐怕只能是“毛泽东余勇可嘉”了吧。作为毛泽东的敌手，常胜将军林彪并不足道，还没正式交手就吓跑了。两千年前的孔丘、孟珂却不一样，孔孟之道是一大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华历史中发育成长、锤炼成形。与之渗透民族文化基因之根深蒂固相比，莫说只有几十历史的毛泽东思想，加上百八十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算襁褓之中、发育未备，风头虽健，也是小巫见大巫。
人类文化体系的建立与衍生，与整个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同行并存。虽然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但是，社会的等级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等，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解放以后，儒家文化只在名义上退居幕后，暗中活跃在社会上、生活中。毛泽东等人创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并不完整，社会结构、生产生活也未与之成龙配套，以此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几于杯水车薪、蛇吞象。
当年，我们都领到一些批判材料，如三字经、名贤集、子弟规，乃至四书五经的章节片段，并有人予以古文解释、指出批判要点。不料，年轻人从中发现了有口皆碑的至理名言；中年人重温了少时读过的格言经典；老年人则感慨深厚的文化渊源。那场来势凶猛的“评法批儒”运动，变成了“五四”以来，规模最大官方推行的儒家文化大传播，没有帮毛泽东“废旧立新”，反而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了前站。
上述两句唐诗，是晚唐罗隐的一首七律《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惯会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在决定抛弃一批文革干将时挑的是第二联，不妨这样理解：“英雄”为毛自喻；“天地同力”者，君臣共创辉煌；“不自由”乃“挥泪斩马谡”，相当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让杨玉环带受“安史之乱”之过。所以，毛随后指示：不许提审王力。
至于“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只有上天了解人间的是是非非，但是，她不厌其烦的评价与解说，有谁能听懂呢？
超前莫如毛泽东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某人从未说过的事，可能正是他一心一意、极端重视的事；不说，是因为太重要、到了不宜提及的程度。就像：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以毛泽东为例，他一生谈天论地、中外古今无所不及，却很少涉及宗教迷信。但是他却一直以教主之姿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其倡导的标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
解放的时候，中国有人口四亿五千万，到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少说也有七亿五千万了。老毛意在让这么多人全部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抱负之大，足令古今中外所有大小宗教、江湖会道门等瞠乎其后。
林彪送他四大头衔：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一展伟大的谦虚道：讨厌！只留一项“导师”吧，因为我是师范出身。其实，中国文化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不妨视为：给儿童灌输、给成人洗脑。毛泽东一生“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战天斗地得靠人，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斗”。
古之“斗人”，攻心为上。人的行为受思想驱使，统一民众的世界观，当然具有极大的好处和需要，看似从事革命和建设运动多快好省的治本之法。于是，精通驭人之术的毛泽东，不免借用宗教皈依、笃信、殉道等概念和做法。与基督教相似，人人都有原罪-----剥削阶级思想；与伊斯兰教相似，一切荣誉归于真主-----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佛教相似，普度众生-----解放全人类。把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统一起来，一旦认同，人们就会为偏离轨道而自责。就像唐僧给孙悟空的头上套的环，那泼猴儿一不听话，便有紧箍咒响起、让他头痛！
思想改造，毛泽东一到延安就开始了，建国之后，行事更加方便。全国人民争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曾从中受益。到了文革，人民群众更加配合，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党和毛主席的要求相比较，一旦有所不符，不消政府前来惩处、纠正，广大革命群众先就自惭形秽、自愧不如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深入持久地开展着的。
毛泽东利用人的行为机制，借用宗教传播的形式，指导芸芸众生，又与世俗宗教有所不同。宗教多半是修来世，今生修炼兑现了多少不用负责，真理与否无从拆穿，从而千秋万代地传了下来。但是打造“共产主义战士”，则今生今世就要见结果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称无产阶级世界观，因其将个人的所作所为，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了人的生命价值，一度非常诱人，全国军民趋之若骛-----修成一个革命英雄、精神永存，价值不亚于成佛成仙。
然而，长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学习、工作和改造，人们发现，世界观的树立与改造十分模糊而迷茫；树立和改造的每一步，都是自我否定。此等事情，偶一为之可矣、行不得一世。如果说，旧社会过来的人带有些许封资修的思想意识、需要改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为什么也要进行改造？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则很难理解经济地位与政治立场的必然联系。
起初，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崇拜，人们不惜自我折磨，自觉自愿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拼命约束自己、检讨自己，弄得人人自卑、人人自危，人人都像清教徒。最可怜是那些划成各种“分子”的人，对比当时的政治标准，难免有所差池，被指反革命又心有不甘。他们都自诩紧跟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做的不够、绝非有意反党。为显示衷心，便在竭力表现的同时，猛烈揭发批判别人，加重了那个时期的人间悲剧。
古往今来，人们的世界观有所变化，是跟在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水平改变后面的。作为群体，生活状态没有改变，世界观是无法改造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似应在社会生产力大增、民生物资极大丰富到各取所需时，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深入人心。超前推行，顶多算是试验。其违反常识、代价之大、过程之惨痛，令所有经历者不堪回首、愤恨不已。
毛泽东大概是中外统治者中，惟一不遗余力推动改造全民世界观、并以此作为己任的。不料，凡事有所更新，理应配合某种改善。但是文革前后，以暴力和准暴力形式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持续地给社会带来新气象、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解放后，看似人们的世界观有所更新，其实不过二十余年。文革失败的社会基础，人们对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厌倦与反感、占很大成份。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国立即变本加厉的回到了封、资、修一统天下的状态。
同为暴君，毛泽东不像斯大林，斯大林喜欢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和敌人，毛泽东则试图而通过思想改造，让人心悦诚服地向他顶礼膜拜、低头认罪。斯大林动辄就杀，真的消灭了不少苏维埃的敌人。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折磨俄国人达七八十年。而毛泽东，则留下了大批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等等分子，成为“党变修、国变色，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使中共得以于建国三十年后顺利转型，算是国人不幸中的大幸吧。
扫兴莫如毛泽东
中共进驻延安之前，也许是毛泽东忽略了或者是顾不上染指文学艺术。虽然有所吟咏，尚未提出详细具体的文艺方针；后经萧军先生问及，遂于1942年5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萧军先生的提醒，意在让毛泽东补上文学艺术传统和潮流中缺失的一个方面。不料，毛泽东竟顺势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创作原则；并且以之作为文艺创作、传播的唯一内容。虽曾令人耳目一新，却是史上最为贫乏、扫兴的文艺美学理论。
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说，他老人家读古书，看到满篇写着仁义道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代表了“五四思想”，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毛泽东则对采访他的爱德加·斯诺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小说戏剧的故事，多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主体劳苦大众鲜少出现？其说不乏事实根据。所以，“把剥削阶级唱主角、劳动人民跑龙套的现象颠倒过来”，并非无凭无据。
于是，从陕甘宁边区开始，红歌、红戏陆续涌现，到了解放，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工农兵的比重逐日上升。因全国人民的呼应、国家机器的推动，文艺舞台上，社会主义新文艺与封资修的旧作，经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进文革而一统天下了。但是，十年间，本来恣意汪洋的中国文艺，竟萎缩到八个样版戏和少许革命剧；歌曲、美术、雕塑等艺术门类的题材，也萧条地局限在歌颂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电影则一度全部出自三个制片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
新鲜劲过了、人们才发现，问题出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规定：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大原则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与“中国古人、外国死人”兼容共存、各自表达。而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作品才是香花，其余都是毒草，须铲除不怠。文革所要建立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等不出这个范畴，而工农兵的形象和行为方式，又被赋予了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文艺一派刻板、僵硬、单调、无趣的形象。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魅力因其高于生活；生活很丰富，艺术更多样。而政治一向是艺术的死敌。既然“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什么艺术作品经得住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政治审查；既然西洋无标题音乐也被禁止，革命文艺当然是全部自主创新。一时间，国歌有曲无词，因为词作者田汉是反鲁迅的“四条汉子”；青年的古文知识仅限于鲁迅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注释所及。泱泱文化大国的社会平均文化艺术水准，降低到可怜的地步。
虽然毛泽东给中国的文学艺术补上了工农兵这一课，但是，工农兵欣喜之余并不因此满足。人性多面，情感复杂，抒发、寄托的形式和途径，并不遵从阶级所属和政治立场。六欲七情、百感交集，岂能简化成几分革命浪漫、一段壮志豪情。他们同样喜欢甚或更想看的、是企慕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契合性情的群魔乱舞、靡靡之音。以样版戏为代表的工农兵，距离真实生活颇为遥远，基本是江青等生硬造作而来。“高、大、全”实为“假、大、空”，表达能力非常有限。因社会基础有限，传播范围和时段也就围绕在文革周边了。
至今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曾经批示，盗版一些外国书籍，文艺类是用黄色封面，史称“黄皮书”；政治类用灰色封面、史称“灰皮书”；放映一些电影，史称“内参片”；一并用于批判，名曰：了解敌人。文革中，这些作品从内部流散到社会，深深吸引和影响了一代青年。文革后成名的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多经它们启蒙；电影里西方生活方式，则令观众目眩神迷、向往不已。按理，如此社会效应，应该上报中央乃至主席，但是书却越出越多、电影越演越频、尺度越大。恐怕是经手的人们也深陷其中，成了封资修货色的俘虏，向上封锁消息了吧？
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本来是要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文明、新文化。在此同时，毛泽东却允许发放一些敌对阵营的产品。那些东西成熟又多样，是幼稚的革命文艺最强大的竞争者。虽然革命文艺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封资修的文化艺术，与深藏社会上和人们心里的旧文明、旧文化里应外合，还是稳操胜券。看似，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也过高地估计了工农兵的政治觉悟。整个文化改造运动的结果适得其反。
被政治浸透的毛泽东，习惯性地把一切事物政治化。生产有自身的特点、科研有自己的规律，他用政治信条取而代之还不算，文学艺术本与党派政治冰炭不能同炉，毛泽东却想把它更加完全彻底地政治化。看来，在毛泽东这里，社会政治就是科学里的哲学，可以指导一切。但是，政治是理念，文艺是情感，动若参商、风马与牛。所以，毛氏文艺不仅没有帮助他改造和传播新文明和新文化，反而成了一道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命符。
过瘾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个地广人稠、民族众多、时代激变、豪杰辈出的中国，有生之年能做到纵横捭阖、过关斩将、万众敬仰、由人而神，实为异数。同为血肉之躯，在人们感叹人生短暂、世事惟艰、庸庸碌碌的时候，他却度过了多姿多彩、影响深远的一生。悬想晚年毛泽东，庞大而僵硬，不良于视、口讷于言，却思路清晣如常。回顾其漫长的人生，恐怕多次偷笑“这辈子真过瘾”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有没有计算过：谁在为他过瘾付代价、付了多少代价？
中国的传统文明，有儒家文化，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游民意识如“量少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之类。可以视为个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这些，毛泽东不仅兼而有之，而且善于巧妙包装。不然，说破大天也难一而再而三地，让亿万人民为了他的理念抛头颅洒热血。以推动历史、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毛泽东，非常人。其境界在九天之上、视野在地平线以外，区区温饱饥寒不屑顾念。一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解救大多数人的痛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让多少人热血沸腾。要是原汁原味地说“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就是一般的农民领袖了。
毛泽东与山大王的区别在于，他深谙人性，知道人的内心深藏忘我的殉道精神，只须设法让人感到精神境界与生命价值被提升、“天降大任于斯人”，人们就会按捺不住地秀出高尚与无私。与毛泽东同样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理想的人，各党各派都有，然而，其他人等不如老毛那么深通驭人之术，有话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只有毛泽东曾被歌唱成：毛主席的话像旱地下的及时雨、小苗挂满露水珠；句句说到我心坎上、照得心里亮堂堂……。
据说，搞政治的人都知道，若能来几句唐诗宋词，以示学问和境界，易使百姓折服。但是，他们多半只会引用别人的作品，自己不具诗人气质。而毛泽东则堪比隋炀帝杨广、唐后主李煜，以文采论也够资格当皇帝。在那个沉闷的时代，只有他能发表洋洋洒洒的演说、文章。自撰激动人心的警句格言，如：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文化大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主流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是革命和奉献，只有在那样的氛围里，才会出现毛泽东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千百万少男少女便忙不迭地奔赴农村边疆的荒唐事。
没有超凡的禀赋和过人的才智，毛泽东不可能予取予求，过瘾空前。遇上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众也很过瘾。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够大，给工农大众的面子够足。古往今来，公开声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毛泽东吧；号称志在“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只有毛泽东吧？到了文革，工农兵进而登堂入室，占领文艺舞台和一切上层建筑。虽然弄得他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被人看得起是要报恩的。不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做人也好、掌权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夫复何求。但是毛泽东没有满足，他要从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于是：中共造神弄假成真，养虎自啮、自讨苦吃。因为，伟大、英明，离膨胀、固执比较近，容易走向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尤其神祉选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不是傀儡，取得无限权力、至尊地位之后更加无法控制。眼见他一步步地成为正义、政策的化身；任意而为改变集体决意，即使做错了事，也能指鹿为马、以败为胜。
中共的造神运动是从延安开始的，到了建国，毛基本上可以呼风唤雨、信口雌黄了。只见他指东打西、处处奇兵，全党全国眼花缭乱、疲于奔命：入朝参战、打败美国野心狼；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一死、争夺世界共运指挥权；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统购统销、票证治国；阳谋整风、驱逐政府中的民主人士；跃进大灾而不言败，却道士气可鼓不可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归结成“三年自然灾害”；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整肃频繁、运动日复一日；“四清四不清”、纠党内走资派不解气，干脆来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角连连、战役不断……。
这其中，需要的见识和魄力、铺垫与启动、运筹与统驭……，在在是些大胆略、大手笔。若是寻常之人，参与其中任何一次的谋划与推动，就是一生最大、惟一的亮点了，但是人家毛泽东，是这一切的“始作甬者”。“其无后乎”？他无后也。起初，平民百姓以供这样的历史伟人驱使为幸为荣，紧跟惟恐不及；日久，凡俗之态就显出来了，付出的身家性命、温饱劳乏，都是他老人家的试验品，人民大众毫无所得。人们方才意识到：领袖不必是伟人，最好是个凡人，不然，多少社会民间资源，也不够他挥霍。
穿越莫如毛泽东
马克·吐温十九世纪末所作《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国人》的写法，今天忽然大行其道，称作“穿越体”的小说、影视作品成为一类，故事多为浪漫的时空穿越。按物理学家的说法：真的回到过去和未来，非以思想的速度旅行不办。延伸来看，思想可以超越物理定律，就能穿越社会和历史定律，不受任何制约、随意跨越界线。这个意义上的“穿越”，现实社会也能发生，常人很难，毛泽东却一生与其始终，如入无人之境。
毛泽东穿越的是党派政治、国家民族、统一分裂的界线，在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个人与集体等等水火不容的领域自由出入。因为，他学马列、却不死于句下，读史书、而非食古不化；他尚武、同样重视文化，经营中国、意在整个世界。在辽远的理想和模糊的意境中，他洞悉人性优劣、哪里可资利用、哪里应该制约、哪里需要改变。他的价值观念在于创造历史，所以才不体恤民生。他百无禁忌，故穿越无碍。
军事上，他有一些信条，如：“敌进我退”、“保存有生力量”。使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经营多年的陕甘宁边区，“战略撤退”，把老区人民丢给国民党追究、屠杀。他适时强调在野之身，以便放弃为国守土的责任，致力扩大敌后根据地，积蓄力量打内战。他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为了大踏步前进”，打破胜负界限，让对手陷入重负，终于夺取了江山。
政治上，他有灵活的原则，如：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破除“盗亦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类束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随时可以让位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故意模糊革命阵营的界线。待到尘埃落定，随时清理“革命事业的同路人”。
组织上，他不受党际限制，主动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罗织罪名，一举清除建国之初装点政府门面的非共人士，狠狠教训了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在党内，则不顾“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子，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太基层，则发动文革，不论中央、地方，军队、民间，没有行业之别，凡阻碍其伟大战略部署的，全部打倒、砸烂。文革中的斗批改，则始终时空大穿越，时间上联两千年，空间外挂帝修反。
不受概念限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自由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者，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舍此并无自由民主可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在此例。还穿越精神与物质地，狠斗生活、学习、工作的“私字一闪念”。
毛泽东嘴上说：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实际上，不分何人与何事，他一概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问题靠暴力革命的手段。落实如：穿行政治与军事的界线，党指挥枪；开通运动与生产的藩篱，“抓革命、促生产”；无视知识与历练，让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文化艺术舞台……。
一个人，既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失去的是锁链，赢得是整个世界”的气概；“死掉一半人口，迎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决心……；行为举止怎么会有某种限制和界线呢？如此思路与个性，足以慑服芸芸众生。事实上，魄力很危险，它离莽撞不远哦。
有人说：浪漫与堕落其实是一回事，区别是发生在谁身上。壮举与蛮干也差不多，就看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定义了。
无奈莫如毛泽东
爱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北京，回去写了《漫长的革命》。书中说，国庆那天，他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红旗如海、百万游行群众由衷向他山呼万岁。斯诺问他：感觉如何？“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厌。
应因中国的传统与民情，毛泽东虽然发动个人崇拜自造为神，但是他心里有数，这些政治手段功能有限。例如，尼克松来访，不无真情地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则语带无奈地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只改变了北京和周边一些地方而已。那是1972年初，林彪反党集团粉碎不久，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成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后来，毛泽东盘点一生功业时进而说到：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还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悬想说这话时、毛泽东的表情也颇落寞吧？
毛泽东具有做超一流政治家所需的一切，如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高超见识、渊博的知识；论手腕，他集古今中外统治术之大成；论能力，他文有雄文若干、武则“用兵如神”；论资历，建党建军他都有份；论人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气魄，他从无卿卿我我、柴米油盐小家子气；论魅力，他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而且不是月亮是太阳；……。
细看毛泽东的主张与事业，好像也于史有据又切中时弊。如废除私有制，省却多少人间悲剧；取缔市场，消除多少弊病、减轻多少腐败；限制自由民主，做事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改造世界观，或可净化心灵、返朴归真；批判孔孟儒家，以新汰旧乃文明文化进步之需；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共产主义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心向往之；而要推动诸如此类，则非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泯灭个性、集体主义不可。
毛泽东从其领导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人这个高级动物，也有两重性，革命和不革命。到一定的条件下，就要互相转化。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历史进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心知肚明，演习也者等于政治赌博。所以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叫二次革命是准备失败的。准备让人骂个狗血淋头的。不但右派骂，左派也会骂。争论它个百十年。这没有关系嘛！无非就是人类历史多总结些经验和教训罢了。”时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1969年。看来，贵为政治全才、无往不胜的毛泽东，对于文革：因其“史无前例”难免心里没底。
说毛泽东有魄力，是指他竟敢挑战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强大的传统文化，落后的科学和生产水力平，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等等。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人的劣根性上时，就表现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故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建设，行得一时行不得一世，没有物质刺激，机器运转不灵、科研不出成果、庄稼也不好好生长了；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故艰苦奋斗、舍己为人，只能偶一为之，因为人性趋利而又贪婪，尤其政治运动恶化了人际关系，“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鼠目寸光、蝇营狗苟，故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关卿何事？”只因利他之举、牺牲精神不曾带来任何个人利益，既非初衷又非动机。
挟私带利才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的终极目的。面对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文化、科技、生活阶段，改造社会、推动历史，欲速则不达。需在不违反人性本能、顺应浮华享乐的愿望、逐步进行。现实和历史已经证明，即使私欲是毒药，人们也要饮鸩止渴；明知市场是雷区，人们也会赴汤蹈火。无论什么制度、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在世间传播，也改变不了这种社会生活常态。如此看来，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几乎就是缘木求鱼或曰与虎谋皮。
人们之所以曾经付出偌大代价配合毛泽东类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而后又悔青了肠子似地大呼上当受骗。多半是误以为既然是“社会进步”，就应该理性、有序、文明……。其实，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历史阶段是那样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非理性、跌跌撞撞乃至痛苦挣扎；因为传统是惰性的、现实是混乱的、环境是敌对的……，所谓“衣败絮、行荆棘中，处处掣肘”。那些成功的取得，大都出乎意料、改善有限、不尽人意。
有个段子讽刺当今政府对国内的社会乱象无能为力，说毛泽东要从水晶棺里爬出来再展雄风。其实不必。如果他老人家真的懂得历史与人性，应该心悦诚服地认输，败在自然规律手下并不丢脸。也无需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表示“尽人事、听天命”的无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作为一介凡人，毕竟他一生翻云覆雨，而且是慷他人之慨。都说人生苦短，平淡而又重复，毛泽东却过足了生命之瘾。与此同时，他的社会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渗透社会、人心，可望部分地进入中国文化，长期流传。这是他最大的成功。
至于名声：其实，古代有名字传世的帝王，无一不是暴君。时间久了，人们只记得他们的事功成就，羡慕其挥洒张扬，几人提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摧残与迫害？
附旧文两则：
鬼多莫如毛泽东
周作人先生有一篇散文《两个鬼》。大意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它们两个交替地支配周作人的行为，使他为处事为人表现出绅士与流氓的两面云云。依此类推，毛泽东心里的鬼一定不止两个，不然他不会呈现为一个那么复杂的多面体。
毛泽东只说自己身上同时具备了“虎气和猴气”，其实何止于此。大略算来，毛泽东心里应该还住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人鬼，“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的暴力鬼，“论十大关系”的建设鬼，“造反有理”的革命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迫害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看家鬼，“节约闹革命“的小气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帝王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教师鬼，“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老粗鬼；谈古说今扮成个学士鬼，替卫士写情书客串过捉刀鬼，诸如此类。所以，他的一生的功业炫人耳目，呈现着复杂、立体、丰满、模糊的形象。我们资讯有限，论毛不免盲人摸象、人言人殊。这样议论下去或许能形成一门“毛学”呢。
在周作人那里，绅士鬼和流氓鬼是相互牵制的：待将真正撒野的时候，绅士就出来高叫“着即带住”；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了，流氓便赶出来骂道“肉麻当有趣”！毛泽东也类似，不过他心里住的鬼多，角色变换比周作人多一些罢了；有时候几个鬼一齐出台、各挡一面，场面更加可观。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人，对于历史学家研究著述、老百姓茶余饭后，当然是极好的题目，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以一概全自是通病，解颐、泄愤可矣，于史无补；还原其人其事的本来面目又谈何容易。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党乃至那个时代中国的处境、民情、历史背景连在一起，住在他心里的鬼不但分工合作，社会上还有同党、相互呼应，有些事情很难厘清主从。
看来，毛泽东是一个多面体，是一个历史的人、文化的人、政治的人，是血肉之躯。评价他，是非、好坏、对错、善恶之类简单概括就不够用。近百年来，海内外歌颂、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毛和他的事业、他的时代、他的行为，被人争辩不休、莫衷一是，因为立场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可见简单概括法不足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非不清、好坏难定、正误交织、善恶莫辨的史实。显然，毛泽东单枪匹马、共产党全员出动，也不能包打天下。邓小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智慧吗。他们成就也许真有几分“历史的合理性”呢。而分析毛泽东事功的难点，大都见于这里。既然“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在心理和感情的距离上站远一点去看，或许会心平气和一些、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接近事实。
看似，周作人先生用“鬼”来形容人们的潜意识，约等于“情不自禁”加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政治人物喜欢把自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推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上，也有这个意思。其实，历史的局限性不能成为豁免历史人物功过的理由。毛不是说过他们的权力是人民大众给的吗。权力不是免费的午餐，享有它就得接受人们的点评、甘作众矢之的。政治人物的价值是社会性的、历史的，对他的评说不仅是褒贬个人；民众也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会少受愚弄和对统治者提出要求。如唐相魏征所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难弄莫如毛泽东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嫔妃尚且如此，帝王饮食起居之铺张奢靡可以想见，伺候他们的难度也能在“起居注”里略见一斑。而毛泽东的侍从、近臣写的文章书籍（代表作如红旗出版社之《毛泽东遗物事典》）却说毛：“一生俭朴清贫，从不贪图享受”。还有人证物证。可惜，那些事不说还好，仔细一看，许多都是反证。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如，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条毛巾“打有形形色色的五十二个补丁”；现存毛的一件木薯棉睡衣“补了七十三个补丁”等等。真是不可思议：一本书上影印着“毛主席稿费清单”中的一页：“1959年底结存款，248，689.30；1960年共收入稿费237，404.99；1960年共收入利息，14，986.24；1960年底结存款，487，090.12”。五十几年前，四十八万人民币存款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时至今天也是巨款。至于毛的工资，据说是404.80元，比城市平均收入高出不到十倍。相形之下，在几角钱一条的手巾上补几十个补丁，俭朴的程度只怕数倍于升斗小民了。
我们知道，毛泽东绝不是巴尔札克笔下葛朗台式的人物。众口一词的是，他为亲朋好友、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学习花过不少钱。若不深究，毛律己如此之严可谓善莫大焉。所谓“言多语失”，炫耀自己尽心尽职服侍主公的话说多了，难免披露真相。细看描述毛泽东生活起居的篇章，才发现：毛之俭朴并非要做艰苦朴素的表率，实在只是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节约是能将就、会凑合，而毛是一个很少将就、凑合于一时的人。为了不改变他看似不高的生活方式，有时要付出难以估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像“撕扇子千金作一笑”。
就拿那些补了又补的毛巾、棉毛衫裤、长筒线袜来说吧，毛的侍从写道，这些东西多是从北京带到上海去织补的“织补出来的，比缝补丁美观、精致”。织补的费用何如置办新品？毛泽东的用具要到上海修整，不能待有便人出差顺手带去、再等什么时候顺便带回北京吧？那些破毛巾、旧衫裤自京至沪，专机专列虽不至于，“政治任务”的待遇是免不了的；上海缝纫师傅的人工不用算钱吗？书里还说：“毛泽东一年四季只盖毛巾被。工作人员……便时刻注意其室内的气温保持在摄氏22度左右……当时，毛泽东所居之处使用的是单暖空调，由专人负责看管小型锅炉，24小时保证为毛泽东卧室、办公室、客厅等处供送暖气。”保持恒温的花费比给他买齐所有高级卧具贵好多吧？
据说，毛的俭朴还表现在饮食上。毛泽东喜欢吃湖南霉豆腐，读者只道那是一种价格低廉的街边小吃，可是那时北京没有这玩艺儿。工作人员就到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军队饭店“京西宾馆”，找有这个手艺的人学做；因学得不像，就责成京西宾馆“常年供应”。“毛氏霉豆腐”岂是街边摊可同日而语的。官方发布的毛泽东食谱上，还有证明其平民之风的野菜，如“马齿苋”。野菜也者，生长在乡下路边渠畔，深宫中南海不产这玩艺。管伙食的人“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不时之需，便与京郊的农场联络，要求农场落实种植计划……将马齿苋列于‘重点保证供应的蔬菜’一栏的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肥嫩，没有籽’。”《红楼梦》里，荣国府的厨房烧茄子，配料远贵于主菜，是为茄子的“贵族吃法”；毛泽东这边的霉豆腐、马齿苋堪称“帝王吃法”；各擅其趣哦。
人的生活习惯直接体现他的性格，性格又是行为方式的特征。毛泽东的说一不二，对他治国理民的政治作为产生哪些影响，自有历史学家评定。我们只看到，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有某些特殊讲究的人，是很难侍候的。毛说过几次：“我习惯了，不想变了。”殊不知，他的不肯通融使粗茶淡饭变得昂贵不堪。那些文章作者也提到，毛泽东有时会亲自查看家庭收支帐目，并有所指示。作为农民出身，他应该知道其工资够不够为那样的开销买单。
毛用惯了竹木筷子，非此不食。一次出巡，卫士忘记带上他的竹筷子，用膳时为他摆了一双象牙筷，“毛泽东一眼便看到了这付象牙筷，顿时脸色阴沉，火冒三丈。……任凭大家怎么规劝，就是不肯用餐。”毛餐室里的“筷子风波”闹过不止一次，最终的解决是，“他的家乡湖南……派了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经过苦苦寻觅，他们终于在一个老乡家门口找到了这种木材。”那样制成的黄羊木筷子一直用到毛临终。
传扬毛氏平民作风的人只说：毛泽东宁愿睡地板也不在沙发床上过夜；他穿不惯新皮鞋，买来新鞋让卫士先穿，穿软了再还给他。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当众用餐吃红薯，老区人民感动得奔走相告。却不知，老毛碗里的红薯并非当地盛产，而是千里迢迢从北京的“特供农场”带去的。毛要穿一种布鞋，“但鞋店做不了这种特殊的鞋，后几经周折，经人介绍，找到了河北大兴县农村一位老太太……”毛那张著名的倾斜着的大木床、他的餐桌、沙发等等，都是按照他的生活习惯特制的。
那些用品所费不多，劳民伤财的也有。毛泽东晚年因呼吸道疾病而缺氧，他不肯戴氧气面罩和输氧管，人们只得往他活动的房间灌氧气，增加空气中的氧含量。毛要抽一种特制雪茄烟，“这种雪茄烟本来产于四川……有关部门便在北京南长街81号开了一个分厂，烟叶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四川过来的，卷烟的封口设备则来自越南。”但是他却不准把用过的火柴盒丢掉，“以便买来散火柴装上再用。”……
其实，像毛泽东那样一举手一投足，三山五岳就要起震动的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并不在于生活上的奢与俭，只要他能把国家治理得物阜民丰，给老百姓民主自由，哪怕他食必龙髓凤肝、饮必玉液琼浆，居必金屋华厦、出必宝马雕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