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初期全国奉行的一种仪式，在所有集体活动之前举行。比如我们学生。进得校门，迎面就是一尊毛泽东塑像，每天第一次经过者，要自动站在下面按规定的格式行礼如仪，然后才能往教室走。这是“早请示”之热身。

上课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请示”——（大致情形）：

全体人员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某够资格的人站在前面发出号令带领：全体起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带领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带领人：唱《东方红》！（领唱）

全体齐唱……

（曾经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后来有所简化）

据说，各个单位部门和领导，还有各出奇招的：有对着毛主席画像汇报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当天需要选学相应毛主席语录的；有表忠心、表决心的等等，淋漓尽致地发挥。

晚汇报，则是放学、下班之前的必修课。不免再次挥动《语录》向毛、林两位敬祝一番，再由领导简单小结一下今天“学习和战斗”的情况，“总结成绩、找到差距、已利再战”云云。

最后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仪式虽然明显属于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只因文革那样颠覆一切的大运动，非“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实行了若干年，乃至殃及来华洋人。

各地各行业最终取消这个仪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后了吧？

尴尬的祝祷

前文说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最终取消，约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记得，有过一个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掉“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缩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对人们向革命领袖表达敬佩与忠心的兜头一瓢冷水，很快停办那套仪式顺理成章。其实，即便仪式热潮期间，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风险，威胁着所有的人，让人兴味索然。

例如：老师、学生陆续到校。进门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没人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辞的起点各不相同，音色、音量、节奏都不统一，结果是呢呢喃喃、嘈杂一片，“很不严肃”。

中午，以我们学校为例：许多人到食堂买饭，卖饭窗口对面墙上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此乃饭前“敬祝”点。谁要是想趁着来往纷乱之际，擅自简化敬祝仪式，早点排上队、吃上饭，八成是要后悔的。当某莘莘学子若无其事地排到窗口、刚把饭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员”（多为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师傅）或冷语一句或大吼一声“出来，你还没‘敬祝’呢！”，自作聪明立刻化作当众出丑。那可是个一切都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哦。

别说，当众抓典型的教育方式还真好使，只一两次抓了现行，再也见不到什么人显得那么饥肠辘辘了。

恨地无缝 欺软怕硬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云云，毕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单独作秀。但是，如果上课迟到，可就惨了。老师会让全班同学停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补课”。原理是“没做早请示，怎么开始一天的学习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时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体的仪式完了，你来。

这时，只见那个同学，独自一人站在教室进门处，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连说带唱，全班师生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那可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个性泯灭的时代。不比现在，孩子们可以借机搞怪，以炫个人的妙想奇思。那时，独脚戏对于一个初中年纪的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训练与考验。若是男生，无论平时多么大大咧咧，此时也语乱声颤；本来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难启樱唇了。终于熬过“恨地无缝”的几分钟，再也没人会迟到了。

“敬祝仪式”还是对校内“牛鬼蛇神”的额外惩罚。那时，革命师生到食堂买饭，按规距比划完一通就行了。群众专政中的各种阶级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就吃得上饭。他们会排列成行，在红卫兵的押解下，鱼贯进入食堂院内，站好，依次报名，自我简介罪行罪名，并向毛主席像礼拜如仪。此时，腹中已饱、找乐消食的革命师生会聚拢围观，看谁口齿不够流利或哪里不太顺眼，只消一句“不行，重来！”，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来一遍。如是者无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员急着下班了，才会出面圆场让他们打扫残汤剩饭。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能。当时，排队来食堂吃饭的还有“流氓学习班”。是学生中的小偷流氓。饭前他们也得完成自报家门、万寿无疆那一套。但是，围观者有之，但“不行，重来！”则从未与闻。却原来，小偷流氓是“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班”又是“走读”，他们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闷棒、报复人哦，等闲之人谁敢招惹？

后来，饭前“敬祝”先免了，据说因有外国人见了说：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不好意思了,传令叫停。对着毛主席像挥动语录、念念有词，则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仪式减半、办不下去了，才在广大群众或乐此不疲或意兴阑珊中正式取消。

毛主席著作大小本

文革伊始，先是“停课闹革命”，待到“复课闹革命”，就有新规矩了。如：校门口站着几个人，检查每个学生有没有带齐三样东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是红卫兵的还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没带齐的：回家去取，毫无商量余地。

《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锋奉为“粮食、武器、方向盘”了。据自称有所研究的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若考虑到《毛选》印行之时间集中，那么同期，《圣经》的需要量恐怕还曾稍逊一筹呢。

《毛泽东选集》初版大概面世于晋察冀边区时代，及至文革，已经有过几个版本了。我们所见到的，先是四卷分开的四大本；后来出现了合订本，而且是字典纸的，都是32开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纸印的64开本，对视力的要求颇高。《毛主席语录》则一出来就是64开；再出更缩小了一倍。

少不经事的孩子于是开始了攀比，看谁的《毛选》、《语录》开本小，以至扛着四卷本、装满半书包的同学，都羞于拿出来。当年，报纸上说每逢发售《毛泽东选集》，广大工农兵群众欢欣鼓舞，漏夜在新华书店门外排队购买云云。我们认为那不可信：《毛选》、《语录》都是发的，取得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单位里发，各种各样会议、活动上发；各式比赛的奖品是它；同学、战友分别纪念也是它；要是结婚，还会来个《毛选》、《语录》大丰收……。

老师批评说：大本小本里面都是同样的“毛泽东思想”，要比应该比谁学得深、领会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开本、白报纸还是字典纸。他们哪里知道，学生间的攀比另有深意：因为“毛著”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单位，而发放之先后以按机关层级高低为序：中央机关、军队、省、直辖市、地级市、市县等等。谁的书包先轻了、掏出来的是缩印本了，说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国固有的“版本学”，于本文无涉，我们哪里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内容依时代需要有所改动。老师也没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动继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的等级观念，及其连带的零零碎碎。

混搭旧军装

等级观念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多半与那个时代尚武的气氛有关。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令行禁止，威严而又震慑，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然学，当然先捡容易上手的——标志，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包装”。或曰：先求形似，再说“神似”的事吧。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京津卫戍区部曾经下令不准市民穿军服。但是，那时的人太穷，能省则省，所以没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军装，多因家长是军人，有“省下买衣服的布票和钱”的途径。一学解放军，穿军装的意义立即提升：体现着家庭出身、政治立场乃至理想和抱负。有了这些铺垫，当人们看见毛泽东穿着军装上天安门了，能不追捧疯狂？

1966年，军衔制取消不久，陆军换上了颇嫌鲜艳的“国防绿”；空军军服上绿下蓝，了无新意；海军那一身，则被讥为“耗子灰”。新旧军装同时上街。只见早至苏式斜襟的女军装，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蚕丝军服、斜纹布的黄军装、“人字呢” 黄军装、深黄色呢子军装和的卡布的“国防绿”等，争相斗艳。

在青年中间，新军服一时不敌退役的旧军装，原因之一是：质地。它昭示着级别。经查，刘仰东所著《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人饰衣服、马饰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里地看出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标准代不相同。着装讲究的是“搭配”。黄军装（时称“屎黄”，因颜色相近而得名，并无不恭之意）搭配红袖章和红色主调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蚕丝和国防绿都协调，从而成为“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的统称）的标准着装。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将校呢套在里面，外层还是“屎黄”。切记，风纪扣和第一个扣子不能扣，让人们看见：里面穿着将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黄”也不好看，不是适合上下颜色都浅的颜色，犯了美学某忌（浅灰色的海军军服终文革全程都没“受过待见”就是一例）。裤子的颜色要比上衣深。这时，“国绿”可以容忍了，空军的“藏蓝”军裤差强人意。当然，若是你下穿将校呢军裤，就最“够派”了。

那是个普遍贫穷的时代，既使高级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几个活钱。“名店新款”从未与闻，自己设计更不可能。孩子只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源“混搭”得富有含义。虽然来自部队大院，幸好不在编制。于是，军装在孩子们身上的穿法，恕不沿习部队陈规，另搞了那么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制军装者当然不屑于“国防绿”（俗称“国绿”）了——呢军服的尊称是“将校呢”哦。“国绿”则只有四兜与两兜的干部、战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标志。裁剪缝制上，军衔制下的军装，号码多些，也不像“国绿”一律松垮肥大。

只此寥寥所及，已经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实际涵义了吧？毕竟，出身将帅者少，向往纨绔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门楣的、东拼西凑的、甚至“山寨”，纷纷出笼、为市容增光。攀附之风起自部队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于大家都以“国防绿”为时尚，则是“平民意识”占上风以后的事了。

老兵、新兵、片汤兵

先来个“提要”：这里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后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两个阶段的红卫兵。“兵”带“儿化音”，读如“兵儿”： “老兵儿”、“新兵儿”。“片汤兵”一语，则“儿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儿汤兵”。不按北京土话读，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看似为当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实未必。众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会地位与群众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红卫兵也者，朝野追捧不过文革之初的两三年，恐怕还要短些。随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俗称“老兵”）犯错误，（什么错误？一言难尽，不赘），红卫兵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学校虽然还有这个组织、“两报一刊”也在正面报道，但其所指，已经是市民子弟为主的“新兵”了。时间约在1968年。

“新兵”为“老兵”所不齿，佩饰也为他们所不屑，如红卫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创”地位，代表正宗、正统。最初的红袖章：一块红布，简单地印着从毛泽东手书里摘出的三个字“红卫兵”。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的那种，视为正宗。所有后来衍生出来的附有“零碎”的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乃至“清华井冈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机关宿舍院里，有一个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红卫兵组织发祥于郊区“清华附中”，被人“引进”到城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老兵”。虽“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一干人等暂时还未散伙，不时在我们院子里聚会。可能是缅怀昔日的辉煌吧，经常上演的一幕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质地的袖章比较、议论。我等在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混在人群里看热闹。

因不明究里，依稀记得，他们只认“三字箍”（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袖章都是红色织物，但有“黄字箍”和“黑字箍”之别；个中含义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面、有绸料、甚至还有天鹅绒的，其中等级昭然若揭。袖章的规格也不划一，约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纤箍”，是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的。

“化纤箍”，是“新兵”统一、标准的袖章，上面还有一说明性小字“首都红卫兵中学红代会”，以别于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不料，“新兵”里面，有许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为何物？理解极为有限，他们的兴趣多半围绕那些表面现象和恩恩怨怨。落实到“戴袖章”：为了表示勉强，走到学校门口才掏出来、一出校门马上摘掉；校内，则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这些举动没少被喜欢“个色”、标榜“异类”的孩子们效仿。

至于传说中的“红小兵”，前身是小学生里的“少先队”，受红卫兵影响改名而来。一度不戴红领巾，胸前或左臂挂一个塑料片，上面印着“红小兵”，形式也不统一。后来规范为左臂种牛痘位置、横向棱形软塑料臂章。“红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泽东手书里辑出来的。因其形状像北方面食“片汤”，而被中学生等揶揄为“片汤兵”。再后，不挂“片汤”了，还系红领巾，但是名称没改，仍旧叫了几年“红小兵”。

罗贵波的帽子

罗贵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于东交民巷原“六国饭店”。一个冬日，副部长先生携夫人李涵珍离开外交部、安步当车下班回家。突然后脑遭受一击，瞬间头顶发凉。原来，戴着的皮帽子被一骑着自行车急速掠过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离事发地点仅一箭之遥。于是，老罗不免就近报案、警察不免深感丢脸、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无头绪云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飞帽子”现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时，按一定规格装备自己的青少年自称“顽主”，以别于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头都是军服。唯冬装中的帽子引进民品。实因军装棉帽无论布面还是呢面都是“栽绒”，非外面一种叫做“羊剪绒”的帽子可比。这种帽子硬壳皮面、外覆光滑厚实的羊剪绒，形状规整。王府井建华皮货商店有售，价格分17和23元两种。贫穷落后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一身将校呢、国防绿、海军蓝者，头上“绝配”非“羊剪绒”不做它想。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时各行各业的豪言壮语，也是顽主们的行动纲领。在那个暴力、尚武的时代，不言而喻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但顽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抢”，叫“飞”。因其方式为骑车与戴帽者擦肩时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们也“飞”单军帽。持续多年。

罗大人的故事是这样收尾的：据说，“飞”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乡去当知青，为了置办行装，便到“委托商店”（今称“当铺”）去卖那顶帽子。因为“飞”到手里定睛一看，此帽并非“羊剪绒”，与戴剪绒的同伙站在一起，顽主身份会被怀疑。然而，委托行的师傅是识货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獭皮，与区区“羊剪绒”远隔档次。遂知此物来路不正、报警处理云云。

文革结束后，罗贵波出任山西省长，著有《革命回忆录》一部。在历数此生行经的枪林弹雨、险滩暗礁，不知有没有“落平阳猛虎被犬戏，干瞪眼獭帽被人飞”一节？

他们的鞋

前面，衣帽服装一一提及，下来就到鞋了。北京土话里也有：“脚上无鞋穷半截”之说。其意，“无鞋”不是光脚，而是要有一双好鞋，不然，衣服、裤子多么讲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们普遍不讲究，穿鞋就更随便。即便上文中的“顽主”鞋子也颇将就。比如，冬天最“飒”（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的“酷”）的装扮：头戴羊剪绒皮帽，一身将校呢军装，脚上最好是一双“将校靴”，才相得益彰。试想，若是足蹬大头靴、老棉窝乃至解放鞋，确实很不般配。

有人说，将靴和校靴是两种军靴；还说，为取鹤立鸡群之效，有把帅靴也穿了出来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给人订做“将校靴”倒是确有其事。说明脚底之物，在观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么重要——穿错鞋则头重脚轻、枉费心机。

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时，最受“顽主”青睐的是“白回力”。这是一种球鞋，不分运动项目可以通用。那时的“回力”还有蓝颜色的，因被认为与上面的军装不搭，而无人问津。

夏天太热，装宜轻巧，正好市面上有一种“懒汉鞋”，因不用系鞋带而得名。塑料底、黑灯芯绒面，配黄、绿、蓝装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懒汉鞋”分三种，鞋面都一样，鞋底则因颜色白、红、黑（胶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边懒”，余者类推。“顽主”只穿“白边懒”，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两种不在此例。

试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面之下、薄薄白底陪衬轻盈，红、黑鞋底就没有这个效果。看来，“顽主”一族还有点审美意识。难怪人家说：许多美的服装饰物乃至动作姿态，是从一些不太正经的人那里流传开来的。

手抄本长诗《决裂 – 前进》

前面几节说的是文革时北京“顽主”的服装、派头。他们刻意显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与“胡同串子”划清界线。然而，“形势比人强”。那十年，如官方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转变。没有哪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稳坐钓鱼台。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从未跟随过主流，但他们也因“老兵犯错误”、上山下乡、林彪事件等等而见多识广，其做派中的军旅色彩很快消失殆尽，并迅速“堕落”，混同于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们“倒追”文革前“老炮”（旧式流氓）的装束。只有口吻还是那么狂妄，姿态还是那么优越。

约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记述这个过程的长诗，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诗的题目是《决裂 - 前进》，采取对话体裁，一个走正统革命道路，劝诫那个沦落的“老兵”，抒发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终因话不投机而分道扬镳云云。

这首诗的基本情况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谁？有说名叫王靖、一名彭忆东；全文多长？有人说约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约百行；且错字病句触目皆是。

从断简残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边，让他尽情发挥。虽然不是什么好诗，却因直言不讳、恬不知耻，真实记录了一代干部子弟的颓废之态。让后人看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另外一面：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不仅从来没拿革命当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阶级和父兄。陈寅恪不是主张“以诗证史”吗？这首诗里体现的人性本能、政治无能、革命失败……颇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意义，而具史料价值。

这里将采集到的、描写他们穿着打扮变化的部分转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长街阔步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这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

还我飞机 纪念章

文革期间，因政治需要而起却迅速形式化了的东西还有一样：毛主席像章，简称纪念章。因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铸造像章的资格。过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没太被人当回事。早期的纪念章，大小不过酱油瓶子盖大小，有个边，里面铸着毛泽东侧面的头像。“文革军兴”，需要更上层楼地特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各种辅助个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为道具之一。

人们首先发现纪念章个头变大了。正面头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进去了；像章一大，只毛泽东一人，会显得孤单。于是，旗子做进去了、松柏做进去了、天安门做进去了、长城、山川也做进去了。早期纪念章形如钱币，圆圈带边。受“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语启发，边框取消了。形状则圆的、方的、横的、竖的、多边形的一应俱全。质地也多元起来，不限铝制，瓷、竹、漆、塑料都开发出来了。直径则做到碗口大小，让人穿绳挂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给像章赋予了美术价值，成为胸前的饰物。一时之间，每个人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时戴上好几个。先是为了每天有得换，继而唤起了收藏意识。一个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动机，比现在的“藏宝”单纯多了。收藏纪念章，完全不涉经济利益。除各种途径免费领取，就是相互交换了。北京饭店后身靠王府井南口一侧，北京最繁华的商品街口，出现了交换点：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那群人营造的气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那时的北京，人们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会，就是大辩论，一律吵吵嚷嚷，火药味十足。换像章的人们，则音量适中、和颜悦色，一派祥和。

当然，可以说毛主席像章之没有物化，是因为全国取缔了自由市场的缘故。其实，别说没人知道如何给像章作价，即便有人开了头，第二天就会因“大不敬”之罪，场所取缔、参与者抓！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间大众追捧，纪念章的花样日新月异、产量扶摇直上。1969年深秋，我们下干校是戴着像章走的，一年后回京，惊见纪念章已经从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人佩戴。唯有周恩来，一枚长方形像章：左侧是毛泽东侧面像，右侧是毛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始终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动”啊。

如此泛滥的、走俏的纪念章热是怎么戛然而止的呢？有一个说法：因铸造像章耗费了大量优质铝材，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我飞机。”不知确否。

换零件的工科男

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以物易物、比类交换的，还有半导体零件。当年，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从“基督教青年会”到“红星”电影院之间的街区，有一排店铺。其中之一，是一个半导体器材商店。这个商店的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些年龄约在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那么大的男孩子。一边交流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一边交换零件。商店则服务而已，不当生意做的。任凭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门外解决，店方乐得清闲。

那时的Wi-Fi是无线电信号，只能传播简单的信号，接受器也不复杂。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算高级的了，而且所费不赀，贵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呢。而我党我军向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矿石收音机又结构简单，正是性喜动手、钻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项目。几分钱、毛儿来钱他们没有；交换和组装的过程，却包含不可替代的乐趣。只见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线缠一个线圈，再拿各种途径得来的零件，到那个地方去交换，拼凑成套。

“工科男”这个词虽然是现在的，这类人却早已行走世间。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望可知：这些衣着朴素、慢语轻声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红卫兵，一个穿军装戴袖章的也没有。红卫兵忙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根本不屑于鼓捣什么矿石收音机。应该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迹其间。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换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出身不错、虽然对革命大业不够热衷，却也没有什么反对之举。在各方面“提醒”其革命责任的空档间，溜过来满足一下个人爱好。逼急了，则可以“为了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诘抗之。人家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而，就是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学习、在积累，文革之后考大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群类。他们同样也没想到，当年的游戏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类，用换来的零件攒成的矿石收音机，远比当年商店里摆的半导体收音机值钱

原始Wi-Fi招蜂引蝶

“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那时住房不用钱

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广大分房无望的劳苦大众，还得在房管所门口碰运气。后来，人们生活好一点了，可以附加钱物，互换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后来，机关的房子也可以参加互换，平添了许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还在私下交换，而且规模扩大。有人专门组织运作此事：几十户人家集拢在一起，交叉拼接，造福的面积就更大了。

瓦片终有硌牙时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岂能“一条就过”？怎么也得再凑几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为生活资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后一度允许私人持有。北京土话有“吃瓦片”一语，即指拥有多余的房产，坐收租金的行为，一向为人艳羡。文革前社会上还颇有其人，文革风暴一来，瞬间扫荡无踪。房产全部收归国有，昔日的房东，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户。“瓦片”也一再给主人带来难堪。

从文革后期起，“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抄没的私人财产按户退还，房产也在其中。但是，房地产市场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发还财产则早在此前约二十年。大言不惭的是，办理交还手续时，房管部门要与房主结算这些年的修缮费。那时候人们，柴米油盐之外普遍没钱。OK，交纳不出修缮费的，可以把房子折价卖给国家。但“市价”和修缮费都是房管局订的，折算下来，大多数胡同里的破旧平房，所值抵不了维修所费，户主只能纷纷放弃。既使个别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后维修的花费和麻烦，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时，政策落实到头上，忙不迭地感谢中央、感谢党。至于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只说：“劫后余生、自愧无能”；而劫者何人？是谁造成了连还给你的债务都不能收回的局面？多年被专政的无妄之灾，为何不能折抵维修费用等等，则因心有余悸，无人敢去追究。

文革结束观察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没有人料想中国的经济能够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房价动辄以天价计。随便出手几间破旧、狭窄的市内住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买下规规整整的洋房花园。那些因怕维修不起、怕文革重来而放弃收回房产的人们，肠子都悔青了吧？

启功也要挤公交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换房的原因有多种，为了靠近工作地点肯定名列前茅。因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时，没有“错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点到单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称“抓革命、促生产”，谁也不能迟到。交通工具，则地铁只有一条，自行车并非人手一辆，挤公共汽车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期，公交系统及其行业叫做“公交战线”，车辆则称“公共汽车”。

无冬历夏，上下班时间，每个公交车站都鹄首站立着几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颈盼望汽车远来、进站。一旦汽车接近，等车的人就蠢蠢欲动，须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气力才能挤得上去哦。人们本来就站在马路边上，再往前涌，汽车就快停在马路中间了。车门在售票员“先下后上！先下后上！”的呼喊中打开，下面的人根本不管车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车门处混战、咒骂、埋怨。站站、天天，如此这般。全无风度、体面可言。

其实，挤车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时的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戏弄群众，进站不是近靠就是远停，从来也不停在牌子前面。上车的人群就要蜂拥而上抢夺车门。这时，你需靠后一点，看清那车将不到站就停、抑或过了站才停；然后在人潮侧后方、贴着车身，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后，车子照例会戛然煞车，就在那个瞬间、顺势把前面的人用力推到车门那边去，你则正好留在门前。这着，在汽车与人群相对运动时最易得手！

功夫虽然练就，混乱之中，有时不得机会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挟、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你需干脆留在最后，这时，车子已经启动，车门仍然敞开，你就握紧两侧扶手、两脚卡住车门底部，任车门大开，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员为你叫喊，让前面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贴半步！”给你让出半尺空档，也就够了。

然而，常有这样的时候，眼看那车：过来了、在减速、往里靠呢；车站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不料，那车突然加速、向左转舵，呼啸而去。留下惊诧一片（或曰：怒骂一片）。却原来，每当到站，司机、售票员都会高叫：“XX站有人下吗？没人走了啊！”一面做着进站或甩站的两手准备云云。

中青年人尚有战斗力，老弱妇孺无不将乘公共汽车视为畏途。坐不上车、挤得半死，把公交公司骂上千百遍也无济于事，只有幽默化解。如启功先生自嘲的：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并非铁肋铜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屌丝乘客售票员

公共汽车服务再差也得买票，票分一次一买与月票两种。可恨的是，那时的月票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贴玉照。记得学生月票两元，职工三块五，只能乘坐城区电汽车。城区加某一路郊区车，就四块一张了。还有“通用月票”，顾名思义，所有的车都能坐，五块。最贵的是“通用+地铁”：十块！

那可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谋人的“手艺”分几种：一曰“晃”。这是个“楞”招儿，手持别人的月票，下车时趁乱在售票员面前晃动一下，蒙混过关。二曰“换”。换照片。至于照片上盖的章，首选办法是找一张一角带着一道蓝色弧线的照片贴上去，不然就只能用蓝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画”。真有“高人”，会画月票。用不着整张地画，只画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时候不这么说。表达这层意思的文革标准用语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售票员，金晴火眼。经常远隔一两米、克服角度刁、光线暗等不利因素，一举识破投机取巧者的拙劣伎俩。这时，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时脱身，就会被带到公交总站遭受处罚，罪名大约是“伪造有价证券”。后来，“晃、换、画”的月票使用者总结出一条通用法则，下车之前任售票员怎么叫着要查票，假装没听见；或者等在后面、收敛下车行迹、悄悄跟在别人后面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车门关了才作恍然大悟状，要求下车；要点在于脚踩地面了、才迅速出示、瞬间收回。即便如此，确也见过司售人员弃全车人于不顾，奋而追捕“晃、换、画”者。

每次买票的话，则根据路途远近，票价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当然，蹭车逃票的也时有所见。被抓者只能乖乖补票，后来，处罚加重，无论哪里上下，补票要罚全额云云。场面不免尴尬。却有那么一回，一屌丝青年，两手空空、下车就走，被女售票员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丝青年准备不足。

“跟你要票呢！没票补票！”女屌丝售票员声色俱厉语带不屑。周围人默默注视。

屌丝青年猛然发飙：“给你，不就五分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叫什么叫！”

塞了一枚硬币给她，扬长而去。伶牙俐齿的女屌丝售票员从没见过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一时语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钱是你爹啊，捏着不撒手！”

蹭车被抓锦上添花

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

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