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序言

杜甫是古代韩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诗人。韩国有关杜诗之最早记录，见于高丽人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其言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署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又李奎报(1168-1241)《吴先生德全哀词》并序亦云：“为诗文得韩、杜体，虽牛童走卒无有不知者。”由以上二文，可见当时韩国文人已普遍吟咏杜诗。

自此以后杜诗不仅对汉诗，而且对歌辞、时调甚至于今世纪的现代文学都产生了既深远又广泛的影响。杜诗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是杜诗本身的优秀性。当然这其中也有韩国文学史特殊背景的原因。韩国1443年以前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1443年当时的君主世宗大王与集贤殿诸儒创制了韩字。然而韩字创制以后，知识分子却很轻视韩字，他们在生活、学习以及文化活动中仍然爱用汉字。因此高丽、朝鲜文人很自然地从小学习汉字而更多地从事于汉诗、辞赋、散文等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的创作。虽然高丽以前的三国时代有“吏读”文字，但这吏读文字只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语音，是一种不够完备的文字体系，因此没有传承下来。同时汉诗又是高丽、朝鲜时代施行的科举制度中进士考试的必修科目。自从958年高丽第四代君主光宗遵从中国后周归化人双冀之建议，施行科举制度以来，朝鲜亦一直实施科举制度并从中选拔官吏。因此高丽、朝鲜朝的知识分子为了出仕当官都要学习汉诗。基于这样的背景，及杜诗本身的优秀性，而杜甫一生忧国爱民的情怀，非常符合朝鲜王室“崇儒排佛”的国策，因此朝鲜王朝于成宗十二年(1481)翻译并刊行了《杜诗谚解》。自此杜诗开始对朝鲜文坛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将主要考证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的影响，首先整理高丽、朝鲜时代在韩国所刊行的杜诗著作，然后根据高丽、朝鲜朝诗话书的记录考察其影响情况。

　　贰　高丽、朝鲜朝所刊行之杜诗著作

　　一、高丽所刊行之杜诗著作

有人认为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鹤补注《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元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诸书，高丽时都有覆刻本，可惜今天都没有留传下来。只在中国才有传，尚可见其一斑。清末黎庶昌编刊《古逸丛书·识跋》云：

予所收《草堂诗笺》有南宋高丽两本。宋本阙《补遗外集》十一卷。今据以覆本者四十卷南宋本，后十一卷高丽本。两本俱多模糊，而高丽本刻尤粗率。然颇有校正宋本处。即如陈景云所指“何假将军佩”“佩”字，宋本元作“盖”是其一也。今从高丽本正之，原书每卷叶第二三行。（注：见李丙畴，《韩国文学上的杜诗研究》，汉城：二友出版社，1979年，85页。）

又钱谦益《绛云楼丛书目录·宋版诗笺注》中也有“草堂诗有高丽刻本”之言，但韩国文献中不见，或因兵燹而荡然无存。

　　二、朝鲜所刊行之杜诗著作

　　（一）中文本

1.《纂注分类杜诗》二十六卷

李氏朝鲜《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五年癸亥夏四月条云：“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注释，会粹为一，故求购之。”于此可知，朝鲜朝做《杜诗谚解》，曾收购杜诗诸家注书，以利参校。此时朝鲜文人自己编辑的杜诗注本就是《纂注分类杜诗》。这是一个官修本，在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四月，国王命安平大君率辛硕祖等六位集贤殿学士，搜集各种杜诗注释，进行校勘编纂而成。当时所参考的主要文献是徐居仁编次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高楚芳编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及蔡梦弼会笺的《草堂诗笺》、《范德机杜诗批选》等。（注：闵庚三，《朝鲜刊杜诗集源流考》，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6,6-8页。）此本覆刻五次，试分述如下：

(1)世宗二十六年(1444)，以新铸铜铸字“甲寅字”刊行，是为“甲寅字本”。

(2)成宗十六年(1485)，以新铸字复刊，是为“甲辰字本”。

(3)中宗十八年(1523)，又以新铸字刊行，是为“丙子字本”。

(4)光海君七年(1615)，有木活字之“训练都监字本”。

(5)孝宗朝（1650-1659，年代未详）木版本。

今五本皆传，内容相同，而体制则大同小异。

2.《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一卷

覆刻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今所存为残本，似是朝鲜初期覆刻木版本。

3.《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十一卷

覆刻宋黄鹤补注本，今所存为残本，未详刊行年代，似是朝鲜初期覆刻木版本。

4.《虞注杜律》二卷

覆刻明虞伯生《杜工部七言律诗》本，二卷二册，成宗二年(1471)覆刊。此书流通于学杜诗者中间共有10种版本，另有朝鲜末期活字版本。

5.《读杜诗愚得》十八卷

明单复（阳元）撰。燕山七年(1501)合铜、木（乙亥，甲寅）二种活字刊行。

6.《赵注杜律》二卷

据明赵汸注本，无序，大文，为本版本，另有数种版本。

7.《须溪先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诗》一卷

据苏城杜启集注本，有明正德壬寅(1518)苏城杜启序，乙亥铜铸字印本，别有木版本，前有序，次题“张氏隐居”，末有“人日”，共125篇，收录159首诗。

8.《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二十六卷

李植撰，成书于仁祖十八年(1640)，英祖十五年(1739)，由其曾孙李箕镇刊行，为木刻本。首有杜甫本传，次杜诗总评，又有泽堂李植序及李箕镇序，凡十四册，间有自注。

9.《杜律分韵》五卷

朝鲜摛文院考文馆奉勅汇编。正祖二十二年(1798)刊行，有生生字（正祖十六年刻）本，整理铜活字（正祖十九年铸）刊印本。后哲宗元年(1850)复印铜活字本。又有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朝鲜整理字本影印《杜诗丛刊》本。

10.《三大家诗集》二十二卷

正祖六年(1782)韩构铜铸字印本。李白、杜甫、韩愈诗钞集，首有杜工部本传，次有杜诗总评。别有二种本，也有潜谷金堉序木活字本。

11.《杜陆分韵》八卷

正祖二十二年(1798)整理铜铸字印本，别有四种木版本。分韵杜甫、陆游诗之汇编。

12.《杜陆千选》八卷

朝鲜二十二代王正祖御选，正祖二十三年(1799)丁酉铜铸字刊本，首载正祖御序。前四卷选杜甫律诗五百首，后四卷选陆游律诗五百首。

13.《杜工部分类五言律诗》二卷

据赵注本，为木版本，刊年未详，无注，大文。

14.《杜律》二卷

据赵注，虞注本，为木版本，无注，大文。

15.《杜律》一卷

据虞注本，大文，无注，袖珍本，木版，刊年未详。

以上十六种见李丙畴《韩国文学上的杜诗研究》所列《历代所刊杜诗书》中中文本之杜诗书目。又周采泉《杜集书录》所辑而未见于李书者，尚有三种。兹录之于后。

16.《杜诗分韵》

摛文院奉编。成书年代未详。有岭云重刊本，题乙未年，未知为朝鲜何朝所刊。

17.《草堂诗笺》五十卷

宋蔡梦弼会笺，朝鲜曹致重刻。朝鲜世宗十三年即明宣德六年(1431)翻刻麻沙本。

18.《杜少陵诗》十卷

未知何人所辑，刻行年代亦未详。此为白文本，因佚去第一卷，以致校辑人及刊行时代均无考。分体不分类，校勘颇精。审其刻书之风格及字体，颇有元末明初淳朴之风，在朝鲜刻本中应属早期者。

　　（二）韩文翻译本——《杜诗谚解》

李仁老、李奎报皆谓学诗当宗杜，可见自高丽开始，在韩国人心目中，杜甫就是学诗之典范。而朝鲜王朝又“崇儒排佛”，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杜诗，正符合了当时的国策。朝廷为普及儒学教化，乃通过王室之力，着手翻译杜诗，而注释杜诗，遂为先务。《世宗实录》云：

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注释，会粹为一，故求购之。（《世宗实录》卷百，15）

命桧岩住持卍雨移住…（中略）…卍雨及见李穑，李崇仁得闻论诗，稍知诗学，今注杜诗欲以质疑也（《世宗实录》卷百，15）。

又朝鲜王朝初大学者成伣《慵斋丛话》亦云：

斯文柳休复与其从弟柳允谦亨叟精读杜诗，一时无比，皆受业于泰斋先生。先生虽以文章著名，而缘父之罪禁锢终身，斯文亦不得赴试。世宗尝命集贤殿诸儒，撰注杜诗，而斯文亦以白衣往参，人皆荣之。

由此可知，当时召集学杜诗名家会于集贤殿，搜罗中土诸注本，而加以补注，当时以编辑《纂注分类杜诗》为底本，而精校之，后来在世宗二十六年(1444)又以新铸铜铸字“甲寅字”刊行，此甲寅字《纂注分类杜诗》即杜诗韩译之中文底本。《杜诗谚解》以《纂注分类杜诗》为底本，其编次完全相同，注解亦从《纂注分类杜诗》抽出，再行译解。另外无目录，检索阅览亦不容易，只好依《纂注分类杜诗》而检阅，由此可见，当时编纂的主要意图是将此书作为《纂注分类杜诗》的副本而用，即“读杜而有谚解，其不犹迷涂之指南乎！”（注：闵庚三，《朝鲜刊杜诗集源流考》，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27页。）翻译本杜诗则名曰《分类杜工部诗》，亦曰《杜诗谚解》，或称《谚解杜诗》。计二十五卷，十七册。是书初刊于成宗十二年(1481)。今所传已非完帙，其中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十二已佚。仁祖十年(1632)再刊，今存。

　　叁　杜诗对高丽文坛之影响

朝鲜大儒徐居正在他的《东人诗话》中评论高丽文风时曰：

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注：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卷1（汉城：东西文化院，1989年），204页。）

可见当时的文人是很钦慕东坡诗文的，科场及第的文章中大部分也是效法东坡作品的，因此徐居正如此说。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东坡为中心的宋代诗文是高丽文坛效仿的主要对象。就连林椿、李仁老等大文人亦不例外。崔滋《补闲集》中说：

林先生椿赠李眉叟云，仆与吾子虽未读东坡，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中者暗与之合。令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世以椿之文得古人体，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注：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卷1（汉城：东西文化院，1989年），90页。）

眉叟是李仁老之号。林椿赠李眉叟之全文如下：

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伏膺呻吟。然徒玩其文而已，就令有挦撦窜窃，自得其风骨者，不亦远乎。然则学者但当随其量，以就所安而已。不必牵强横写，失其天质，亦一要也。有仆与吾子，虽未尝读其文，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耶？近有数篇，颇为其体，今寄去，幸观之，以赐指教，不具。（注：赠李眉叟书：《西河集》卷4；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1，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

从中可见，林椿自视颇高，但崔滋对他的评价却不然。又崔滋曾记录李仁老杜门看《黄山谷集》和《东坡集》，然后用心地模仿作诗。（注：崔滋《补闲集》卷中：“李学士眉叟曰：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道然韵锵然，得作诗三味。”（赵仲业编，前揭书卷1，98页。））如此钦慕东坡诗的李仁老也肯定，自诗经遗风亡佚以后只有杜诗独步一时，而且对杜诗之琢句法和忠义之节评价甚高。他说：

自雅缺风亡，诗人皆以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箐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珑其声其质玉乎，盖是也。（注：《破闲集》卷上（赵钟业编，前揭书卷1，43页）。）

李仁老的这一评价很允当。事实上，不但杜诗的琢句法出众，杜诗更是忧国爱民精神的集中体现。杜甫生存的唐朝和李仁老生存的高丽朝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因此知识分子对君主忠诚是很自然的生存选择。李仁老在讨论琢句法的时候，非常肯定杜诗的优秀性，所以常常杜诗为例：

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署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且人才如器皿方圆，不可以该备，而天下奇观异赏，可以悦心目者甚夥。苟能才不逮意，则譬如驽蹄临燕越，千里之途，鞭策虽劝，不可以致远。是以古之人，虽有逸材，不敢妄下手，必加炼琢之工，然后足以垂光，虹霓辉映千古。至若旬煅季炼，朝吟夜讽，捻须难安于一字，弥年只赋于三篇，手作鼓推，直犯京尹，吟成大瘦，行过饭山，意尽西峰，钟撞半夜，如此不可缕举。及至苏黄，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注：《破闲集》卷上（赵钟业编，前揭书卷1，41页）。）

李仁老所举的例子中，前二句是律诗《衡州送李大夫七文勉赴广州》的第三联，后二句是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第一联。李仁老觉得上两联诗句对偶巧妙故此选用为例。根据以上所引李仁老二文可见，虽然李仁老喜好代表当时思潮之苏黄诗，但他更推崇杜甫，视杜诗为学诗之典范。除了李仁老之外，崔滋、俞升旦等高丽文人对杜甫的评价也比东坡高。

噫！时文大变至于俚，俚一变至于俳，不知其卒何若也。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岁效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剽窃，不足导也，况敢学杜甫得其皮耶。文安公常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注：《补闲集》卷中（赵钟业编，前揭书卷1，98页）。）

文安公就是俞升旦。可见在高丽文人的心目中杜甫已经是学诗之宗，因此高丽文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模仿杜甫的作品。

古今警绝句不多，如《草堂江上》云：‘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遣闷》云：‘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陈补阙云：杜子美诗，虽五字气吞象外，殆谓此等句也。然白水之联，用‘唯’‘赤’二字为妙，欲味其妙，当闷中咀嚼。崔壮元基静《四时词》云：‘侵雪还萱草，占霜有麦花’，白拈草堂语。吴先生世才自叙云：‘丘壑孤忠赤，才名两鬓华’，暗窃草堂格。皇祖初入金闺，奉使江南留题曰：‘云霄茅下才连茹，原隰蓬间忽断根。’诗人以为与杜子美‘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或云此等句格，琢为五字则绝妙，七言则未工。眉叟破闲云：古今琢句之法，唯杜少陵得之，如‘日月笼中’句，吟味果如啖蔗。陈补阙云：‘三年旅枕庭闱月，万里征衣草树风’，未若草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语峭意深。李史馆允甫平生嗜杜诗，时时吟赏‘干戈送老儒’一句，曰此语天然遒紧，凡才固不得导。宋翰林昌问工部‘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辞易意滑，傥可及导。史馆笑曰：其语意豁远，固非汝曹所识，如‘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此工部寻常语体。古今几人学杜体，而莫能仿佛，唯雪堂‘欹枕落花余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其语格清紧则同，遗意闲雅过之，盖有欹枕闭门之语耳。史馆尝与李翰林文顺公宿安和寺留诗，翰林曰：‘废兴余老木，今古独寒流。’史馆曰：改‘独’为‘尚’，则草堂句也。归正寺壁云：‘晨钟云外湿，午梵日边干。’此夺工部‘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句也。于晨钟言湿可警，于午梵言干疏矣，但对触切耳。石堂烟句，是气吞之类也。补闲只载本朝诗，然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故编末略及之。凡诗琢炼如工部，妙则妙矣。彼手生者，欲琢弥苦，而拙涩愈甚，虚雕肝肾而已。岂若各随才局，吐出天然无斧凿之痕。今之事锻炼者，皆师贞肃公。李眉叟曰：章句之法不外是，如使古人见之，安知不谓生拙也。（注：《补闲集》卷下（赵钟业编，前揭书卷1，103页）。）

《江上》之“功业频看镜”各本大都作“勋业频看镜”，不知此文根据何处。而“功”与“勋”其意思和声调皆同。崔基静所举“侵雪还萱草，占霜有麦花，白拈草堂语”中之草堂语，可能是仿自《腊日》之三、四句“侵凌云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是杜诗《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下得上岸别王十判官》之颈联。

由上文可知崔滋、补陈阙、李仁老、李允甫等高丽文人都对杜诗评价很高，因此模仿杜诗也多。高丽的诗话书中有关杜诗的资料虽然不多，但上文所提到的文人都是高丽时代的代表性文人，他们如此推崇杜诗，由此可知杜诗对高丽文坛的影响力。

　　肆　杜诗对朝鲜文坛之影响

如前所述，高丽时代已有覆刻的中国杜诗书，一直到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初刊杜诗翻译书《杜诗谚解》。因此杜诗的读者非常广泛。至仁朝朝《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之著者李植(1584-1647)写了一篇仅一千余字的《学诗准的》，在这篇文章中李植也以杜诗为学诗之准的。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记》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此周诗三百篇宗旨也。韩子曰：诗正而葩，朱子取之，此诗之体格也。反是而志尚频僻流荡，词意粗浊险怪，皆诗之外道也。今当以三百篇为宗主，熟读而讽咏之，此诗学之本也。

楚辞，诗之变也。先儒取其忠义恳侧，怨诽而不乱，然屈贾之外，流而扬马宏侈靡丽，去性情远矣。今当读诵朱子所选数十篇，为之羽翼也。

五言古诗，无出汉魏名家，然其近于性情者，古诗十九首外，曹（三曹）、阮（籍）、郭（璞）、左（太冲）、二陆（机、云）、三谢（灵运、惠运、眺）词理圆畅者，五六十首，可以抄读。渊明诗，性情严正，朱子以为可学，但文字质朴，不可专学，最好者四十余首。抄读唐人古诗，不必学陈子昂及王维、孟浩然之作，最好者若士篇，韦应物、柳宗元数十篇并熟看。

李白古诗飘逸难学，杜诗变体，性情词意古今为最。记行及离别等作，分明可爱者，不可不熟读摹袭以为准的。其大篇如《八哀》等作，非学富才博不可学，亦非诗之正宗，姑舍之。

律诗非古也，而后世诗人专用是鸣世，而古诗晦矣。今当于平居述怀叙事等作，以五言小篇发之，此则不待习作可效也。日用酬应，则专用律诗不可已也。然唐以下律诗百家浩汗，必须精选熟读。又必多所习作，可以谐适音韵，名世擅场可期也。初唐则沈、宋之流，若干篇可以抄览，盛唐则王、孟、青莲近于古诗，不可学也。高适、岑参、李颀、崔颢若干篇可观，所当专精师法者，无过于杜为先。熟读吟讽，然其横逸难晦之作，不可学，专取其精细高迈者，以为准的，然不参以唐律则自不免堕。于宋格须以韩、柳、韦、钱起、皇甫人（非一人）、窦（五窦之类）、两刘百首参之（长卿诗多抄），摹袭其声色，方为专美。

绝句则律诗类也。五言绝则无出右丞王维，同时名作近于右丞者略取之。七言绝则初唐不可学，太白以下皆可取。晚唐绝句亦佳，并抄诵数百首以为准的。七言歌行最难学，才高学贱者韦、柳、张籍、王建，如权石洲所学庶可企及，然未易学也。李杜歌行雄放驰聘，必须健笔博才，可以追蹑，然初学之士，学之易于韦柳诸作，以其词语平近故也。必不得已，姑学李杜，参以苏黄诸作，以为准的。

排律虽当以杜诗为主，然甚无次第，不可学。学短篇绝妙者且不易学，须参以韩柳律以为准的，七言排律古无可法，须从俗酬酢，无过二十韵。

宋诗虽多，大家非学富不易学，非诗正宗不必学。惟两陈（后山、简斋）律诗近于杜律者，时或参看大明诗，惟李（梦阳）善学杜，时与杜诗参看。

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五山东岳所教塔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吾虽学浅。殊不欲读韩，既被诸公劝诱，熟观一遍，其律绝固唐格也，不妨与杜诗并看。大篇杰作，则乃扬马词赋之换面也，与读其诗，宁读扬马之为高也。惟晚学笔退者抄读百余遍，则如敬字之补小学功容可救急得力，若才学俱赡者，不必匍匐于下乘也。

余儿时无师友，先读杜诗，次及黄陈《瀛奎律髓》诸作，习作数千首，路脉已差。然后欲学选诗唐音，而菁华已耗不能学，又不敢舍杜陵而学唐，故持疑未决。四十以后，得胡元瑞《诗薮》，然后方知学诗不必专门，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乃是《三百篇》《楚辞》正用。故始为定论，而老不及学，惟以此训语后进，大抵欲学者，不可不看《诗薮》也。）（《泽堂别集》卷十四）（注：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88，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

在上文中李植综述了中国诗歌之大略，以三百篇为宗主，以楚辞为羽翼。接着于古诗、律诗、绝句、歌行、排律等各诗体中推荐可学的楷模性诗人与作品。除了绝句，在各诗体中都提到了杜诗，总之“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乃是《三百篇》《楚辞》正用”云云。李植自述自己的论点是受了明胡应麟《诗薮》的影响，可知李植的主张与《诗薮》中胡应麟所说的“盛唐李杜，气吞一代，目无千古”是同轨的。胡应麟的主张与明“后七子”首领王世贞的持论也是同轨的。《明史·王世贞传》云：“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这代表了当时复古主义思潮的观点。如上所见，李植的《学诗准的》与胡应麟、王世贞等明代文人的主张是相同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植不推崇李白而特别推崇杜甫。此不外乎诗圣杜甫作品的卓越。由此亦可见《杜诗谚解》对朝鲜文坛的影响。另外两位朝鲜朝文人申钦、尹春年也同李植一样力主学诗应效法杜诗。申钦在其著作《晴窗软谈》中云：“王维、贾至、岑参皆绝唱，少陵诗为最优，后来效而作者皆不及。”尹春年亦谓车轼“君应读盛唐诗，必老杜也。”轼对曰：“然，余方致力杜诗。”由此亦可见杜诗对朝鲜文坛之影响如何。在王室的积极倡导下，在对杜诗的理解和评价日臻成熟之际，出现了被当时文人视为效法杜诗效法得最成功的诗人卢守慎(1515-1590)。卢守慎是光州人，字寡悔，号苏斋。苏斋在中宗癸卯年状元及第，宣祖时历任领相，有《苏斋先生文集》十卷。他所处的中宗、明宗、宣祖时是汉诗创作最完备的时期，也是杜诗广泛流传的时期。因而苏斋读杜诗二千回而深得杜法。此事被当时的文人记录于他们的诗话书中。许筠(1569-1618)在其著作《惺叟诗话》中叙述云：

我朝诗，至中庙朝大成，以容斋相倡始，而朴讷斋详，申企斋光汉，金冲庵净，郑湖阴士龙，并生一世，炳烺铿锵，足称千古也。我朝诗，至宣庙朝大备，卢苏斋得杜法。（注：许筠，《惺叟诗话》（赵钟业编，前揭书卷1，720页）。）

《惺叟诗话》完成于1611年，即苏斋死后21年，可见当时朝鲜文坛对苏斋得杜法一事是有普遍认定的。许筠同时代人梁庆遇亦言及此事：

卢苏斋五言律酷类杜法，一字一语皆从杜出，其‘诗书礼乐末，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传诵，实出于老杜咏月诗‘羁棲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可谓工于依样矣。杜诗长律纵横雄宕，不可学而能之，故苏黄两陈俱不敢仿其体，而苏斋欲力追及之，难矣哉。（注：梁庆遇，《霁湖诗话》（赵钟业编，前揭书卷2，237页）。）

此后朝鲜文人言及杜诗时常提及苏斋，说苏斋时亦常提到杜诗。金得臣《终南丛志》云：

古今绩学之士靡不以勤致之，我东文章钜公多读书者，亦可历数。世传金乖崖闭门读书不窥外，下堂见落叶，始知秋天。成虚白昼读夜诵，手不释卷，如厕或至忘返。金驲孙读韩文千遍，尹洁读《孟子》千周，苏斋读《论语》、杜诗二千回，林白湖读《中庸》八百遍，崔简易读《汉书》五千周，偏读《项籍传》至一万回。车沧洲读《周易》五百遍，李东岳读杜诗数千周，柳于于读庄子柳文千回，东溟郑君平读马史数千遍。（注：金得臣，《终南丛志》（洪万宗《诗话丛林》卷之四，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385页）。）

上文中可见卢苏斋深得杜法并非偶然，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论诗中唯一言及的是杜诗，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朝鲜文人看来，学汉诗就是学杜诗。金昌协亦在《农岩杂识》中云：

卢苏斋诗在宣庙初最为杰，然其沉郁老健，莽宕悲壮，深得老杜格力。后来学杜者莫能及，盖其功力深至，得于忧患者为多。余谓此老十九年在海中，只做得夙兴夜寐，箴解而亦未甚受用，后日出来，气节太半消沮，独学得杜诗，如此好耳。（注：金昌协，《农岩杂识》（赵钟业编，前揭书卷4，607页）。）

金昌协说苏斋得沉郁悲壮的杜法，又说“得于忧患者为多”，这当是因为杜诗出于杜甫的忧患意识吧。18世纪的朝鲜文人成涉亦在其诗话《笔苑散语》中说：“我国得杜法者，惟苏斋先生诗耳。其孝陵诗，杜之后不可多得”云云。

以上是朝鲜文人对得杜律的卢守慎的评价。除了卢守慎以外，权韡、李安讷、朴枝华等诗人亦以杜甫为师而推尊其作品。权韡，字汝章，号石洲，安东人。因得罪当时的君主光海君而一生不遇，唯以诗酒自娱。因此对杜甫有同病相怜之情，曾推崇杜诗而作《题杜子美诗》：

杜甫文章世所宗，一回披读一开胸。

神飚习习生阴壑，仙乐嘈嘈发古钟。

云尽碧空横快鹘，月明沧海戏群龙。

依然步入仙山路，领略千峰又万峰。（注：洪万宗，《洪万宗全集》（汉城：太学社，1986年）卷下，325页。）

于中可见权韡对杜诗评价很高。梁庆遇对权韡诗亦评价很高，云：

权教官韩，号石洲，成癖于诗，不事科业。其诗祖老杜，袭简齐语意，至到句法，软嫩一时，能诗人皆推以为莫能及，近世诗人之得盛名者，石洲为最矣。（注：梁庆遇，前揭书卷2，231页。）

根据权韡诗与梁庆遇文，权韡钦慕并效法杜诗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李安讷(1571-1637)，字子敏，号东岳，德水人。任礼曹判书和大提学，能书法，有《东岳集》三十卷。前面提到的金得臣的《终南丛志》已有记载，安讷读杜诗数千回，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很客易看到杜诗的影响，当然也难免单纯模仿之作。梁庆遇在《霁湖诗话》云：

金南窗玄成，以善书名于世，自言学子昂，而亦不类。赵体楷字颇美。其诗琅然可爱。《咏新月》诗一联曰：‘光斜恰照蓂三叶，轮缺才容桂一枝。’人称其工。东岳次韵曰：‘钩沉剩恸潜蛟窟，弓挂偏惊睡鹤枝。’虽不及原韵，而押韵有先后之难易，东岳之高才可见。老杜《对月》诗曰：‘光射潜虬动，明翻宿鸟频。’又王元之《中秋月》诗曰：‘冷湿流萤草，光凝睡鹤枝。’盖东岳使此两诗之语矣。（注：梁庆遇，前揭书卷2，236页。）

李东岳安讷诗格浑厚浓丽，实罕世之才，佳作不可胜记，其宰秋城日，余亦知长城，偕登俯仰享赋诗。仆敢唐突先手颔联曰：‘残照欲沉平楚阔，太虚无阂众峰高。’自以得隽语。东岳次曰：‘西望川原何处尽，南来形胜此亭高。’下句隐然与老杜‘海右此亭古’，语势略似，可谓投以木果报以琼琚。（注：梁庆遇，前揭书卷2，239页。）

“海右此亭古”是杜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的第三句。梁庆遇的看法甚妥当。朴枝华(1513-1529)是旌善人，字君实，号守庵。其诗文高绝，精博于礼书，有《守庵遗稿》二卷。朴枝华写了一首有关崔致远的诗。许筠对这首诗评论说“深得杜陈之髓”云云。

世传崔孤云得仙，守庵以为不然，作诗曰：‘孤云唐进士，初不学神仙。蛮独三韩日，风尘四海天。英雄那得测，真诀本无传。一入蓬山去，清芬八百年。’许筠云：渊捍简质有思致，深得杜陈之髓。（注：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卷5，18页。）

以上是根据诗话书的记录来考察朝鲜文人为何以杜诗为学诗典范和宗祖的背景原因，同时通过探讨有关得到杜法的代表诗人卢守慎以及权韡、李安讷、朴枝华等的资料来考证杜诗对朝鲜文坛的影响。

　　伍　结语

本稿从两个方面考察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就在高丽、朝鲜所刊行之杜诗著作而考察杜诗的影响，第二方面是根据高丽、朝鲜的诗话书而考察其影响。

然而中国文献上可见高丽有《草堂诗笺》等覆刻本。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覆刻书籍是非常重大而不易的事情，不可能由个人以及个人集团做出，可能是当时王朝主动或者积极支持做的。另一方面虽然高丽诗话对杜诗的记录甚少，然而《破闲集》的著者李仁老、《补闲集》的著者崔滋以及俞升旦、李允甫等大文人力说杜诗之优秀，他们称杜诗已超越当时文人之偶像东坡，因而崔滋说“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由以上的事实中可知高丽文坛普遍受到杜诗的影响。

到了朝鲜时代，对杜诗的理解渐渐成熟，加之忧国爱民的杜诗情怀正符合朝鲜王室“崇儒抑佛”的政策，所以王室积极倡导杜诗。因此朝鲜时代刊行了十九种杜诗书，其中有朝鲜王朝自己编辑的杜诗注本《纂注分类杜诗》。此本是在国王的命令之下，搜集各种杜诗注释，进行校勘编纂而成的。然后以此《纂注分类杜诗》为底本翻译杜诗而成《分类杜工部诗》，就是《杜诗谚解》。如此出现的此本书，使杜诗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莫大的影响，难怪朝鲜诗话中有关杜诗的记录达到千余条。

李植写了一篇全文一千余字的《学诗准的》，他提出的“学诗准的”，最终归于《诗经》、《楚辞》、杜诗。申钦、尹春年等学者亦认同杜诗的优秀，对后学力说“学诗应学杜诗”。

在朝鲜文坛对杜诗的理解和评价日臻成熟之际，出现了被当时文人视为效法杜诗效法得最成功的诗人卢守慎。他所处的时代是汉诗创作最完备的时期，也是杜诗广泛流传的时期，因而苏斋深得杜法，此事被当时的文人记录于他们的诗话书中甚多。除了卢守慎以外，权韡、李安讷、朴枝华等诗人亦以杜甫为师而推尊其作品。

以上是本论文所考察之结果，希望将来接着研究卢守慎等效法杜法诗人的实际作品来更详细地考证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尤袤，《全唐诗话》；清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本，台北：艺文印书馆。

2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年。

3　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汉城；东西文化院，1989年。

4　徐居正撰、张鸿在译编，《东人诗话》，汉城：学友社，1982年。

5　洪万宗编，《诗话丛林》本，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