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末自意大利发端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口号下，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神权，主张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从而对欧洲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外交等思想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欧各国，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最早，但它在政治上却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当时意大利半岛存在着许多的城市国家，地中海沿岸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些城市国家之间来往频繁，同时连接着东西方的贸易。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与拜占庭帝国也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拜占庭的外交风格对意大利城市国家外交的影响很大。12世纪末期，威尼斯人开始在东方的意大利殖民地设立领事职务。1455年，米兰大公弗.斯福沙第一个在热那亚设立了常驻使节。不久，这种做法为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所仿效，并迅速风行于西欧各国。由于常驻使节制度的发明，意大利人通常被认为是西方近现代外交的鼻祖，拉丁文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通用语言。在意大利人称雄欧洲外交期间，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特别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曾经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外交家如但丁、彼得拉克、薄迦丘、马基雅维利和吉查迪尼等。他们不仅担任过驻外使节，而且均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其中马基雅维利根据其外交及政治经验，撰写了《君王论》一书，成为西方政治学、历史学、战略学、军事学和外交学等许多学科的奠基者。
与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不同，16世纪的法国为当时西欧的强国之一。但是，其国内也面临着王权与封建领主的激烈斗争。因此当时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的主要任务又是相同的即借助或加强王权，建立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法国人布丹的国家主权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总之，意大利人对西方外交贡献巨大，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并完善了一种意大利式的外交方法。但是他们也有缺点，主要是受到了拜占庭外交风格的影响，在目标方面缺乏任何持续性，就象一个千变万化的万花筒一样。
第一节、马基雅维利的外交思想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1469年5月3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诗人，是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奠基者。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期，当时封建社会已经衰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封建母体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各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同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性国际社会也处于正在形成的时期。在马基雅维利的祖国—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最早，思想文化十分活跃，以倡导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即在此发端。马基雅维利在他父亲的指导下，从小接受了严格的人文主义训练，并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等人的影响。1495年，马基雅维利开始踏入仕途。29岁时，他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10人委员会秘书，负责军事和外交工作。任职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多次出使法国和德国等地办理外交事务。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法国之所以强大，就在于法国是统一的；而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则使意大利处于欧洲强国和罗马教皇的反复蹂躏之下，并可能面临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命运。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应当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有在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1452年，在马基雅维利43岁的时候，佛罗伦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曾被共和国推翻的美第奇家族在教皇的支持下复辟。次年3月，马基雅维利涉嫌一度被捕入狱。同年3月获释后移居到自己的圣卡诺庄园从事学术研究，过着隐居的生活。其间，马基雅维利曾上书美的奇家族的小罗伦佐，表示愿意为国效力，但不为所用。直到1519年小罗伦佐死后，他的堂兄红衣大主教朱丽奥当政，马基雅维利才得到了他一直渴望的美第奇政府的职务。经好友罗伦佐.斯特罗奇推荐，朱丽奥大主教先委任马基雅维利出使卢卡公国，不久又任命他担任史官。在此期间，马基雅维利曾上书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希望他恢复佛罗伦萨的政治自由传统。1523年9月，朱利奥大主教当选为罗马教皇，称克莱芒七世。1525年6月，马基雅维利完成8卷本的《佛罗伦萨史》，并献给教皇克莱芒七世，获赠120枚金币。1526年，马基雅维利任城防委员会秘书。次年参加教皇组织的科尼亚克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并随教皇的军队作战。同年，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所推翻，马基雅维利因一度追随美第奇家族而遭到新政权拒绝。从此，他心灰意懒，一病不起，在1527年6月21日郁郁而终，享年58岁。
恩格斯说：“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马基雅维利一生著述甚丰，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历史和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主要著作有：《君王论》（1513）、《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罗伦萨史》（1525）等。
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没有写过外交方面的专门著作，他的外交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政治、军事和历史著作中。1961年，F. 盖塔编辑出版了马基雅维利的《通信集》；1964年，S. 贝尔泰里编辑出版了《马基雅维利：驻外公使论集》；1965年A. 吉尔伯特编译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及其他》，这些后人编纂的著作对于我们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外交思想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马基雅维利的主要外交思想包括以下4个方面：
1．性恶论的外交哲学思想。马基雅维利从经验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性虽然有善的一面，但更有恶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恶的。马基雅维利写道：“一般说来，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吉避凶的，贪得无厌的；当你能施恩于他们之时，他们是完全属于你的，他们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献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孩子—只当，一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此种献身的需要还是遥远的时候；但是，一旦时机临近，真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却反叛了。” “人们心目中的贪欲如此顽强，无论他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得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欲望总是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已获得的总觉得不够多，结果对自己不满，……因为有些人想要更多东西，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东西，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
2．权力政治观。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实质是一种权力政治，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一个君主，应以夺取权力或保持权力为目的，而为此所用的手段，总会被人认为是光明的，且为人人所称颂。 同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权力主要表现为武力，在国际政治中，则表现为以武力为核心的国家实力。他写道：“一切国家，不管是新的、旧的或者混合式的国家，其主要基础是好的法律与好的武力。只因没有好的武力便不能有好的法律，所以我现在不想讨论法律，而只将谈谈武力。”君王若“能依靠自己力量，且能应用武力，那他们便很少会失败的。因此，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则归于失败。”摩西等“如果给解除了武装，那末他们推行的法律、制度不可能让人民遵守得这么长久”。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实力是最最重要的。他说：“一个王国没有它的军队，永远都不可能安全；相反，它将完全为命运所摆布，因为到了拂逆来临的时候，它既没有人民的勇武也没有人民的忠实足资防卫了。” 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应建立自己的常备军，而不能使用雇佣军，更不能依靠外国的援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说；“一个国王用以防卫其国家的军队，我说，或者是他本人拥有的，或者是雇佣军或客军，或者是几种方式混合而成的。雇佣军与客军是既无用而又危险的；谁若企图将国家建立在雇佣军身上，它永远不会稳定或巩固；因为这种军队是分崩离析的，野心勃勃的，没有纪律的，不忠实的，他们在朋友中勇敢，在敌人面前懦怯，对神无畏惧，对人无忠信。只当敌人延迟进攻之时，他们才暂免于灭亡；在和平时期你是让他们给抢劫了，在战争时期则他们让你被敌人所抢劫。” 与在多次出使法国的经历中，马基雅维利亲身体验了佛罗伦萨由于缺少自己的军队以及缺少实力而带来的屈辱。法国大主教曾当着他的面把佛罗伦萨的使节称为“乌有先生”。对此，马基雅维利在给佛罗伦萨执政团的信中曾哀叹：法国“只看重那些军事上强盛和付得起钱的人，这两种东西都是我们所缺乏的。”
3．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马基雅维利认为， 所有的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在彼此敌对竞争的状态中生存，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靠自己的资源来生活，”他们总是倾向于“试图统治他人，”因此，“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平静无事长期享受其政治自由。”为此，一国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扩张主义政策，这样既能保证自己的祖国“能够防卫自己免于他人袭击，又可以粉碎那些阻止他兴盛强大的任何人的企图。”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中，马基雅维利曾对古罗马的扩张主义称赞不已，认为“从来没有过一个共和国有这么多的适于扩张和征服的正确制度。”从古罗马的历史中，他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追求对外扩张是保证国内政治自由的前提。马基雅维利还写道：“能给君王带来崇高威望的，莫过于去奋雄图，立大业，大展其个人的才能。在现代，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今王—阿拉贡的斐迪南的例子。他几乎可以视作新君的；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君王，由于其名望与荣誉之故，却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首席国王了。如果我们把他的行事观察一下，那我们便会看见它们全都是规模巨大的，其中有些更是非常杰出的。当他在位之初，他向格林纳达进攻，这次武功乃是他伟大的基础。最初，他从从容容地进行这次战争，毋需害怕受到阻扰；因为他使卡斯梯尔邦的贵族们忙于这件大事，一心想着战争，不去注意国王所采行的种种革新。这样，贵族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受到他的威望和权力的支配了。”
4．外交权谋论。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他说：“一位君王，特别是一位新君，为的要保持他的国家，时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的以及反宗教的行动，所以他不能奉行人之所以贵乎为人的种种事情。因此，他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可以随时看准风向，按照不同的命运的指示，去求得适应；同时……如果可能，君王应不违善行，但为时事所逼时，他又是能够做坏事的。” 在他的著作《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权术，后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其中与外交权谋有关的涉及到欺骗、扶弱抑强和实力政策等。
马基雅维利主张，君王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口是心非、内残酷而外仁慈，甚至进行公开的欺骗。他说：“人人知道，为君者能言而有信，其行为能完美正直，不事机巧，不耍手段，那是多么的值得称颂。虽然如此，我们这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几位干大事成大业的君王却对信字非常轻视，他们能以手段乱人心智，且终于征服了那些信守诺言的君王们。”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马基雅维利还举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例子。他说，亚历山大六世教皇“除了骗人之外，不干别的好事，他也不想干别的好事，而他却总能找到受骗者；世上没有谁比他更能提出保证，没有谁比他能以更大的誓言来肯定这些保证，同时，却没有谁比他更不信守这些保证；但是他的欺骗总能如愿得逞，因为他对于人类这个方面的弱点是了解得甚好的。” 因此，马基雅维利建议君王在国际政治中要兼具狮子和狐狸的本领，因为“狮子难保它不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敌豺狼。因此，人必须是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是能威慑豺狼的狮子。”
马基雅维利还主张在外交上采取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这样的君王也是受人尊敬的：他或者做人的真实的朋友，或者做人的真正的敌人；这就是说，他是毫无保留的宣布自己赞成一方，反对另一方。这种政策常较中立态度为有利。”但“一个君王决不应该和一个较自己为强的君王缔结联盟去攻打别人，除非他是象我们在上面所说，他这样做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然，你不应该缔结这种联盟，因为如此而他若打了胜仗，你就得仰他的鼻息，而为人主者却应该尽其可能来避免仰承任何人的意旨的。”
但是，马基雅维利外交权谋的核心还是实力政策。他说：“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办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不过第一种方法会时常觉得不足的，必须借助于第二种。因此，为君的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善自利用兽，又善自利用人。” 他还强调：“君王不应该有其他思想或其他目的，他只应该为战争艺术及其军队的组织与纪律而操心，他应该拿别的事情来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因为战争乃是他这个君临天下者所应学会的唯一艺术。
马基雅维利在西方外交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外交学的角度来看，他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外交学之父，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
1．马基雅维利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第一次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政治、外交问题，从而把对政治、外交现象的研究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他对政治、外交的观点包括他对人性的看法都是他个人以及他研究古罗马共和国等历史经验的结晶。正如马克思指出：马基雅维利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2．马基雅维利第一次严格区分了道德和政治，并对政治权力和国家实力等问题做了研究，为后来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从近代马基雅维利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因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就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3．马基雅维利主张在意大利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并通过强力手段结束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潮流。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在当时的意大利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的“这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
4．马基雅维利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斗争的需要出发，首次对封建集团内部政治斗争及外交斗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化，这种总结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维护权力所采用的各种阴谋手段，不加掩饰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因而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对此，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指出：“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应掩盖其‘实质上的革命性’。” 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曾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是一部为君主的绝对统治设谋的极好的反面教材，他“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在看到马基雅维利外交思想进步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思想上反动落后的方面，特别是他的有关政治权术和以“目的说明手段正确”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即这种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东西后来被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利用，成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压迫人民的工具。
第二节、布丹的国家主权学说
让·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 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近代西方国家主权理论的创始人。
布丹出生于法国安吉尔省的一个富裕贵族的家庭，曾在土鲁木大学学习法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法学讲师。不久独立开业担任律师，同时从事学术研究。1556年，布丹出任安吉尔省议会的代表和法国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1576年，布丹获得法王亨利三世垂青，出任宫廷辩护官。晚年，布丹为阿朗松伯爵的顾问，并参与法国宫廷的政治活动。
布丹是一位通今博古的大学者。他对法学、哲学、政治学、天文、地理、医学等多种学科都有涉猎，并精通希伯莱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布丹在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国家论六卷》（1575）。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及其理论。
布丹所在的法国与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意大利有很大不同。16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尽管封建生产关系占有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然而教会和贵族的势力在法国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反对加强王权，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情况由于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以及法国国内发生的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徒的战争，而更加严重。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与王权结成了联盟，并要求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布丹实际上是“给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 他在其著作《国家论六卷》的开头中曾写道：“我想以这部著作来巩固因内乱而动摇的法国王权的基础，来实现关于国家的理想。”
布丹的外交思想主要就是国家主权的学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概念、性质和特点。布丹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并给它下了一个定义。他指出：主权是国家的最本质特征，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这样，布丹首次把国家与主权联系了起来并形成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布丹指出：“国家是由许多家庭及共同财产所组成的，具有一种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而国家主权则是一个国家“超乎公民与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 布丹的国家主权的定义明确地说明了国家主权的性质和特点。一是最高性和绝对性，强调了国家主权是高于其他任何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权力的，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为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说，主权者享有高于一切的权力，即“一般的对所有人民和个别的对每个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而制定法律的权力；从对外关系而言，它也是不受其他权力约束和支配的权力；二是永久性和不可转移性，主要指国家主权在时间和任期上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国家主权依靠自己的权利而存在，所以它也是不可转移的；三是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它也是主权的基本特性。但是，布丹同时认为，主权和主权者是有区别的。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但握有主权的君主必须服从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并高于国家和国家主权的“神命法和自然法”。如果君主不遵守神命法和自然法，任意侵害人民的自由和财产，甚至残害人民的生命，则该君主就是暴君，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甚至可以杀死暴君。
2．国家主权的来源。布丹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主权来源于家长的权力。他说：“一个国家是由许多家庭及其财产组成的，” “家庭是一切国家的真正由来和起源，”“一个国家就象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统治者，一个领主。” 他指出，人类最初建立了家庭等社会团体，这些家庭团体曾因利益冲突而发生战争。战争中的胜利者自立为王，并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有主权的国家。后来，许许多多的家庭为了摆脱相互争夺的混乱状态，并因共同防卫和共同利害的需要而通过协议形成为国家，国家就是合乎正义和自然法的合法政府。布丹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为君主专制政体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
3．国家主权的内容。布丹认为，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是立法权。因为主权者就是立法者，法律则是表示主权者意志的命令。主权者的意志高于法律，是法律的来源。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出发，布丹主张立法权是不能分属于他人的，除主权者以外，一切人均不能拥有立法权，议会也无权立法。除立法权外，布丹认为，国家主权还包括宣布战争和缔结条约的权力、任免国家官吏的权力、最高裁判权、赦免权、对臣民提出忠节和服从的权力、货币铸造和度量衡的选定权以及课税权等等。
布丹的国家主权学说，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影响，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的由来、发展和本质特征，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