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还或多或少地有点“隔”。步入90年代后,研究者进一步摆脱了旧的思维方式和成见的束缚,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独特的艺术和精神世界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图建立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广泛联系。
从1990年到1997年9月发表各类文章160余篇,其中:论文约120篇;研究论著的书评6篇;史料、序言、随笔、杂感等30余篇(实际篇数会更多);译文7篇,均日本学者所作。1990年的论文最少,约为9篇。再加上9种研究著作,这七、八年的研究成果在规模上也超过80年代了。
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几位研究者贡献出了他们的研究著作,它们代表着本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最高成就,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1990年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两本周作人评传,它们是研究界努力走近周作人的引人注目的成果。周作人的外在生活相当平淡,真正值得一写的是他的精神传记,可能正因为如此两个作者都采用了评传的形式。倪墨炎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①以短章节结构全书,以传为主,评从传书,注意可读性、趣味性。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求实的态度评价周作人的一生,勾勒出传主的整体形象。他不回避重要、复杂的问题,力求从实际出发,尽量作出自己的解释。在评述过程中阐明传主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联系,显示了作者对这方面情况的稔熟。
另一本是钱理群的《周作人传》②。此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中凝聚了作者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强调了周作人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人生道路与时代的关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和悲剧,与几代知识分子的异同等,从而使这本评传具有了厚重的思想品格。尤其是钱理群写过大量的研究文章,把文章中的思想溶解在本书中,大大增加了思想深度。钱著再一个可贵之处是他避免了一些成见的干扰。像“兄弟失和”事件正好为人们的“褒鲁贬周”提供一次机会,钱理群没有这样做,他列出了种种材料,尽管已有的材料大都有利于鲁迅,但在缺乏最实质性材料的情况下他并不强作结论,还提示人们不要以简单的是非标准看待家庭矛盾。作者并非包庇周作人,在诸如附逆之类的事情上,他的叙述和审视又是冷峻的、批判性的。钱著还有使用周作人未发表日记的便利,这使得他的叙述更加细致,更贴近传主的生活和情感。
钱著之长在于其思想性,他和倪墨炎一样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感受和分析不够,这显露出他们与知堂的精神个性之间一定程度上的“隔”,因为散文的艺术、文体与作家的精神个性、思想并不是二元的,布封说过文体即人。我之所以把作品的艺术和文体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传主首先是一个作家,不管传记突出传主的哪些方面的特质,对其艺术世界的阐释都应该是传记的基本层面。
之后又出现两种周作人的传记:李景彬、邱梦英的《周作人评传》③和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④。前者重在“评”,是在李景彬第一本专著《周作人评析》的基础上改写而来的,增补了材料,修正了观点,是一部用心之作。后者相对于倪、钱二人传记著作厚重的学术品格,可以说是普及性的。作者以清新、畅达的文字描绘出了周作人一生的人生轨迹。
钱理群还出版了《周作人论》⑤。本书共分3编,第一编“‘周作人的道路’及其意义”,重点比较了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人生哲学、文学观;第二编“开拓者的足迹”,论述周作人的贡献,方面较广,包括性心理研究、儿童文学、民俗学、散文艺术、文艺批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等,这是书中成绩最大的一部分;第三编“周作人与同时代人”,采用了评述的方式谈了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废名,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湖畔诗社成员之间的关系,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重大的问题,作者钩稽史料,用力甚勤。
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⑥收录了他发表的11篇论文,是对他5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有些文章做了较大的修改。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大书,表现出了成熟的学术风格。我认为在他的书中有两个最值得称道的特质:第一,与同时期的研究者相比,更充分地估价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上的贡献,旗帜鲜明地追寻他身上的正面价值。譬如: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方面,周作人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第二,立论新颖、大胆,富有启发性、开创性。如他在新时期较早肯定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和价值。又如,相当多的研究者鄙薄周作人后期文章,他的《周作人概观》则是新时期最早对其予以肯定的文章。
80年代周作人研究的兴奋焦点集中在周作人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上,对他的散文艺术的研究则显得不够。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⑦是第一部以周作人的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受印象式鉴赏批评的影响,很少使用专业用语,以随笔式的批评文体写出了他解读周作人的独特感受。我以为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一、大大弥补了以前对知堂散文艺术和文体研究的不足。作者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让人感觉到他确实深入到了知堂的艺术世界中去。他给予周作人的抄书之作比他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向我们表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抄书之作其实也是曲尽其妙的。二、把周作人与同时代风格相对接近的散文家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凸出了周作人的特点和成就。这样就拓展了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联系,使人对周的散文有了立体化的认识。
还有两本著作需要提到。张铁荣的《周作人平议》⑧是一本周作人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周的新诗、1949年后的散文、日本文学翻译、“语丝时期”之日本观、遇刺未遂事件、出任伪职经过、与《文字同盟》和《古今》杂志的关系等,有些是周作人研究中别人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方面。作者以平实的态度为周作人研究做了切切实实的工作。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⑨叙述了周氏兄弟的关系,比较了他们的个性、思想、影响等,记录下作者与他们进行精神对话时的感悟。作者对“二周”是有很深的体会的,不过相比较而言,他似乎对鲁迅更为熟悉一些。本书在写法上近诸读书笔记,它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而是面向一般的知识界读者。
二
周作人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的研究也比80年代更为深入,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突出表现在对周作人附逆问题和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研究上。
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1939年元旦周作人的遇刺是其附逆过程中的关键事件,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于浩成在1991年第9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周作人遇刺真相》一文,全文引录刺周的一个当事人发表在非公开出版的纪念刊上的回忆录,首次披露刺周系当时的一个地下组织“抗日锄奸团”所为。1992年第2期的《上海文史》杂志又发表陈嘉祥的《周作人被刺真相》,也持与于浩成同样的看法。我进一步在京津两地采访了刺周的两个当事人,证实了以上两位作者的说法。另外,知道刺杀行动共有两次,地下组织确切的名称应为“抗日杀奸团”。我于是发表了《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⑩,报告采访的情况,并进行了研究总结。常风发表回忆文章《记周作人先生》 ,提供了关于周作人拒绝离开北平的新的史料:1938年7月,西南联大教授叶公超自昆明回北平安排家属南行,另外受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委派敦促周作人去昆明,而周作人以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为由婉言谢绝。
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原因的新解。他说:“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我觉得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否定礼教与气节,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特征。”当八道湾11号笼罩着生计、遇刺和被日方猎取种种威胁的时候,“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并不想为国家民族的名分去牺牲个人的生命,这时候,圣达节的思想会是他最好的下水理由”。周作人超越气节和道义之事功化的思想在战前既具有,不过明确用来其附敌辩护是在1949年致周恩来的信中。最初引发他这种思想的是外患迫近而产生的民族失败主义。陈思和第一次强调了超越名节的思想是周作人附逆的重要原因,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我想在分析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原因时应该把这一条考虑进去,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在《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 一文中捋出周作人对人生和民族的悲观的思想线索,认为它们是周附逆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因,并由此索解他在附逆事敌期间的复杂表现。
30年代初康嗣群、苏雪林等明确地视周作人为深刻的思想家,后来由于他的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就讳谈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这个问题又被显著地提了出来。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入选的思想家有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周作人等。属于周作人的一本叫《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 ,这本书凸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高瑞泉在《编选者序》里说:“这本集子选编的标准,自然不在它的文学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在于它的思想史价值。编者希望这些篇什能够反映一个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精神探险历程和最重要的思想建树”。此文当然不是全面评价周作人的思想,但揭示出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两个基本的特质:启蒙主义与中国化的自由主义。
高瑞泉的序言初步揭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内涵。在此之前,钱理群曾说周作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中,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都提到周作人的思想家的身份。承认周作人为一个思想家与充分肯定他的后期散文一样对周作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然会带来研究格局调整。尤其是承认周是一个思想家意义更大,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和过去大不一样的周作人。康嗣群、苏雪林等人是从同时代人的切身感受来得出这个结论的,今天的研究者是从更宏观的背景出发来论述的,这说明周作人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也认为周作人的思想家的地位是无疑的。我很赞成王富仁对鲁迅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辨析:“假若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么,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 我想这段话对周作人来说也大致适合。具体一点说,他在现代思想史上最具特色的思想是他的人的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对封建礼教的掊击,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还有对自由与宽容的提倡。承认周作人是思想家,我们会面临新的研究课题:他提出了哪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他的思维方式、命题的提出方式及表达方式,等等。这又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必然会引起一些异议,因为在不少人眼中一个失去民族大节的人和一个思想家是难以调和的。问题既然鲜明地提出来了,可以以学术的态度来讨论。
周氏兄弟的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一直吸引着研究者们的注意。陈漱渝曾在《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兄弟俩失和前后的情况,还提供了新的材料。《30年代周氏兄弟分道思想探源》 从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特性、待人接物的个性气质等几个方面探讨题目所标明的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杜圣修的《鲁迅、周作人“失和”原委探微》 探讨了兄弟失和问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鲁迅与周作人、羽太信子接触密切,而信子则有癔病,在人格和性格上有明显的病态,对鲁迅的亲近产生了错误的领会和判断。为什么周作人会相信子虚乌有的所谓鲁迅对信子“失敬”的话呢?“其原因可能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是与他所接受的西方现代性心理学理论影响有关”。所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双方“误会”引起的;虽然如此,“其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家务纠纷起因于经济问题。这个说法较为圆通,不失为一种解释。
周作人和鲁迅、胡适一样,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开风气的大家,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对认识一部色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化史是必要的。陈漱渝在《双峰并峙 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 中考察了周作人与胡适40余年的交往史,评述了他们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中的配合,他们思想上的异同,以及后来不同的人生归宿。在另一篇文章《鲁迅·周作人·胡适》 中,他把这种比较扩大到周作人与鲁迅、胡适三个人之间,对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三条不同的道路作了初步总结。这样的题目是有趣而又重大的,还可以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顾琅川的《论周作人的“人学”理论》 论述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的“人学”理论体系,分析了其总体构架、深刻性及潜伏的危机。他的《论周作人的中庸主义》 使我们对周作人的“中庸”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理性是周作人思想和思维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顾琅川的《论周作人对科学理性的追求》 认为“强烈的否定倾向与犀利的批判锋芒”、“鲜明的实践理性”是周所追求的理性精神的主要特征。王恒的《周作人理性精神初探》 认为周的理性精神具有自然性、怀疑性和实用性三个主要的特征。李同路的《抗拒信仰,逃入理性———对周作人宗教意识之一侧面的描述》 寻找出理性在周作人心理世界中的意义,时有比较独到的论述。肖方林的《周作人与佛教文化》 、高秀芹的《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周作人的影响》 展开的是周氏思想意识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
周作人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的一个标志是选题具体,很少泛泛而论。常强生的《论周作人“五四”以前的文艺思想———“周作人文艺思想论略”之一》 阐释了周作人早期的文艺思想,指出它们与他在“五四”时期文学主张的联系,肯定了其开拓意义。丁亚平发表《自己的园地:无声潜思与独立探询———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个性》 ,他说:“在新文学批评的开拓与建设途程中,周作人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立的个性特征。这种批评个性与独立追求,大体反映在(1)印象;(2)趣味;(3)表现;(4)艺术等方面。换言之,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就其理论与实践的范式意义而言,是一种印象感悟式的,倚重趣味与表现的艺术的批评。”温儒敏的《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与批评》 主要评介了周作人所提出的几种散文批评的审美概念。表现论是周作人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的文艺观,我的《论周作人“自己表现”的文学观》 把它放在周作人的人生和思想的发展道路上进行了研究。沈卫威的《周作人的新文学探源之路》 对周作人追寻新文学历史源头的文化心理的分析很有见解。罗岗的《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 通过层层细致的分析,通过建立周作人的历史叙述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阐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被众多‘言外之意’环绕着、簇拥着”的“一个不堪重负的历史文本”。这是一篇富有深度和启示性的论文。《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一文认为,“周作人早期以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评介外国近代小说等方面的实绩,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注意到的发表于九十年代的论文有11篇之多,一批在儿童文学方面有素养的研究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来,构成了周作人研究的独特景观。宋其蕤的《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 在总结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儿童观的基础上,从儿童文学的“儿童的”特点、“文学的”特点、对儿童文学样式的要求、建设儿童文学的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韩进发表长达4万字的论文《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 ,肯定“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不仅是他文化思想中最重要一翼,还是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上最初一批成果。”文章从时代背景、内容和特点、成就和影响、局限以及对今天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诸方面全面研究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虽然是“论纲”,但已明晰地勾勒出周作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的深刻联系。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是一篇颇见理论深度的文章,指出西方人类学派为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念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他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周作人个人的思想背景。
有几篇文章研究了周作人的文化思想和文化心态,写得都很不错。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不解之缘,胡令远的《周作人之日本文化观———兼论与鲁迅之异同》 考察的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有无独立的地位与价值这一观念性前提的回答。文章综合周作人对日本文学艺术及生活习性的具体分析和阐述,认为“其对于日本文化虽是取之中国与西洋,但仍有自己的独创性,因而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的意见,可谓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堪足凭信的了。”张铁荣的《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 从两个方面评述了周作人“语丝时期”的日本观:介绍日本文学艺术,寻觅日本文化总体精神;列举社会实例,正确认识日本。30年代中期,周作人特别推崇日本作家永井荷风,高恒文的《周作人与永井荷风———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指出个中原因:“一是与周作人1935年前后谈论日本文化的动机有关,二是与两人对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的独特理解有关,与他们对妇女的态度有关。”李晓航的《故乡之思:一种精神现象的文化解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比较》 选择了“故乡之思”这一视角,探究了兄弟两人的文化心态的差异。作者说,鲁迅对故乡有一种诀别的情感,反映了鲁迅与自己身上的历史的阴影与惰性作决裂的理性自觉。周作人则不同,“从一定的角度说,在周作人那里,故乡之思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乡土(甚至本土)的怀恋与回味,周作人的‘故乡感’实际上与‘传统文化’有密切的精神联系,当他的思想感情开始向传统倾斜时,故乡之思才翩然而至。”
研究周作人散文的论文不多。胡绍华的《周作人的佛禅意识与小品散文创作》 对论题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谈论可给人以启示。王向远在《文本·材料·趣味·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写生文比较观》 中指出,从总体上看,二三十年代中国小品文的创作和日本写生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相通与联系,并以趣味、题材、个性化几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我的《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 从语体、风格特征、语言、抄书与“抄书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探讨。
几篇谈论知堂散文的书评、随笔特别值得注意。舒芜在新时期最早肯定周作人后期散文,在为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所写的书评《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 中明确表示,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抄书之作,但最推重的还是周晚年那些刊落浮华、枯淡瘦劲的也不大抄书的本色文章,———他指的是《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中的文章及解放后写的少数篇什。金性尧(即文载道)早年为知堂散文的追随者,他这样评价两本《知堂集外文》:“这两本书的特点是短,大部分不满千字。内容还是风土人情、草木虫鱼、童心女权、掌故佚闻、评诗论文,给予我们以流连的,一是见解,二是文风。琐琐写来,涉笔成趣,如在夜航船中听野老聊天,说完大家喝一口茶,会吸烟的就吸几口。……如用前人的分类法,应是属于子部杂家类,也即笔记,但他比前人的笔记多了一种境界,里面有外国的事物。”他看重知堂30年代以后的散文,不过意见与舒芜有所不同:“知堂的文集,我个人最爱读的,还是中期写的《夜读抄》、《苦茶随笔》、《瓜豆集》、《苦竹杂记》等,后期的如《药堂语录》,便觉涩味过重,情趣稍逊。” 张中行在随笔《再谈苦雨斋》 中对知堂的散文艺术也有精彩的阐明,他指出,要说知堂散文的写法有什么特点,“这比谈《滕王阁序》之类的文章要难,因为那是浓,这是淡;那是有法,这是无法。还是先由印象说起……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说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语),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总的一句话,不像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火气。”他的作品“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四
“周作人热”大约初兴于1985年前后,从那时到现在经久不衰,事实上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家热。周作人的作品对世俗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然而却能在这个喜新厌旧已经成为风尚的时代里热起来,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知假如生前寂寥、失意的周作人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
“周作人热”的持续,研究的推进,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出现了不同意见。
对周作人和周作人研究最激烈的否定意见出自何满子的杂感《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 。文章对周作人先从人格到“文格”进行了全盘否定:“要谈人,首先要定个性。周作人嘛,首先第一他是一个汉奸。必须郑重其事地说,这不仅是个政治定性,也是人格定性。如果‘风格即人’这命题不错的话,那么这个定性也是文格的定性,其他的这样那样都得靠边站。”进而这样评论周作人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周作人做汉奸,不是日寇占领北平后才一时突然坠落。早的不说,从1923年和鲁迅反目起,他当汉奸的道路已经铸定了,或脚步已经跨出。”周作人“从此便把鲁迅作为他要压倒、超过、反对的‘终极关怀’。一直到死,周作人心目中都把鲁迅当作头号敌人而加以损害。”他骂周作人夫妇为“一张床上睡的两个同样的货”,“狼狈为奸”的两个“枭獍”,“泼妇孽弟”,等等。对周作人研究也是一棍子打倒:“研究周作人如今十分时髦,论文连篇累牍,专著一本接一本,剖文风,抉文心,屎里觅道,臀上贴金,探幽寻微,妙不可言。或拈出‘苦涩’的妙谛,或颂为‘一览众山小’;或曰有此‘真赏’才是‘斯文未坠’。舔嘴咂舌,唾溢涎滴。”文章里还有很多类似的骂街式的语言。有些观点如说周作人在兄弟失和之时已经踏出了当汉奸的脚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何满子此类文章至少还有《读〈老人的胡闹〉》 、《周作人对鲁迅的“终极关怀”》 、《庄严与无耻、伟大与卑鄙———为纪念鲁迅而谈周作人》 ,妙论迭出,不胜枚举。
袁良骏也对“周作人热”甚为不满,发表《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 、《周作人余谈》 。两文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外,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然而,在一个广泛传播的新闻媒体上赫然写着前一篇文章那样的题目,只会煽动人们的感情,给本来就深受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周作人研究再添新的障碍。作者列举一些不正常现象,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很容易导致不熟悉情况的人把帐算在周作人研究者的头上。作者的口气是新闻发言人式的,但文章中却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说周作人从监狱里出来是“沾了乃兄鲁迅的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说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绍兴同乡”。
解志熙的《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从一个角度对周作人研究提出批评。他认为,“近年来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分寸感,以至于有意无意地用文化的尺度来淡化或代替历史的原则”,“犯了非历史而唯文化的错误”。“这在近年来的周作人研究中有突出的表现。”为此,他向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和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董炳月的《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 发难。本文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周作人研究者重视的,但作者的火气太盛,口气是审判式的,对别人的观点的引用也有片面之嫌。
周作人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徐中玉认为研究周作人主要应该研究他的汉奸问题,以惩前毖后。他说:“我认为除掉或非常淡化他晚年投敌这一段,又过分吹捧他早年什么什么成绩如何重要之类的做法,会给今天读者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这已模糊了对一个学者、作家评价上至少应有的界限:爱国的还是民族危急关头变节投敌为虎作伥的。” 我们同意“除掉或非常淡化”、“过分吹捧”之类都是错误的,应该摒弃,“进步思想家”的头衔也可以扣发,可是为什么连周作人的文学大家的身份也不予承认呢?徐中玉的观点有一定的典型性,我又想到了曾镇南评周作人的话:“他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正确评价这个人物,就必须抓住这个大关节,推源其失节的根由,以重训后世。”
简单地否定周作人反映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儒家伦理道德往往把个人的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像孟子就曾对杨朱、墨翟一骂了之。在文学批评上,往往出现“因人废文”或“因人重文”的现象。在西方,海德格尔在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过亲纳粹主义的就职演说,且是一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庞德于二战爆发时在罗马电台发表过数百次抨击美国的广播讲话。他们的政治行为都曾受到惩罚,然而这些似乎并不妨碍人们去理解海德格尔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欣赏庞德卓越的诗艺,也没有听说有谁怀疑他们的大哲学家、大诗人的身份;可是我们的不少人偏偏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
研究者们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展望未来,周作人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今后的研究工作需要继续在深和广两个向度上推进。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与其他现代著名作家研究相比,周作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中有待研究的问题还太多;细小的问题姑且不说,就是对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已有的研究,不少也需要补正、充实、提高。对周作人作品的研究在总体把握的同时,更有必要提倡细读,并把对他作品的艺术感受落实到对他的语言的分析中去。从更广的方面来说,他与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与外国文学、文化的多层面的关系,如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反思和研究,他对古代作家、思想家如陶渊明、王充、李贽、公安三袁、俞正燮的谈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学者、作家如蔼理斯、安特路朗、弗莱则、吉田兼好、柳田国男等给予他的影响,他与外国社会文化思潮如新村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有重要的文章可作。有的文章虽然已经涉及到了上述的一些问题,但不能令人满意。周作人知识渊博,现在还没有在这方面堪与周作人比肩的研究者,将来也难以出现。因为周作人产生于一个新旧交替中国文化百废待兴的时代,时代需要拓荒者们身兼数任,而如今社会、文化趋于成熟,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更为细致。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协同努力,把周作人研究推向深广。
如何使周作人研究的成果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发生更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展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联系,从而对文学史的研究格局进行调整、补充、修改,则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从研究方法来说,更需要宏观的探视。周作人一再强调“常识”,但他在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中是具有某种异端色彩的。我觉得,周作人代表着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世界观、文学价值观、思维方式,少了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其丰富性、复杂性和成熟性就会大打折扣。他的被忽视———姑且不论原因———曾给新文学自身的发展带来悲剧性的影响。
周作人研究需要躁释矜平,需要宽容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