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唐、宋两大诗学传统形成以来，对唐、宋诗的取舍、接受即“宗唐”、“宗宋”就成了后代诗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还是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人们都就唐、宋诗的评价及接受方式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到清代遂演成尖锐而复杂的论争。要理解各种分歧很大的看法，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对清代诗学史的线索作一番细致的清理。近见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文学遗产》1995.2）一文，有个很好的说法：“纵观有清一代诗歌发展全程，‘宗唐’、‘宗宋’常常是诗坛论争的交点”，“对该问题作出的不同解答毫无例外都可视为其总体诗学认识的基石。因而，诗人们对唐宋诗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个人趣味的体现，对唐宋诗的评价也不以作家的成就及影响为唯一标准，而往往与时代精神、诗坛风会、诗人个人学术修养、生活经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不过他论朱彝尊扬唐抑宋的内涵及原因，在注意到诗坛风会的同时却忽略了风会的时序及演变。他指出朱彝尊对宋诗的批评实际针对的是程孟阳、钱谦益一派之推崇宋诗主要是陆游，不无见地。但他所举朱说，乃发于康熙中叶，此时钱氏早已下世，诗坛风会已非牧斋所主宰，而是为王渔洋所左右了。竹垞对当时宗宋之风的批评与其说着眼于四十年前的程、钱一辈，不如说着眼于当时诗坛的风气。据我对清代诗学的考察，清人的任何理论主张都与诗坛风会，与流行的诗风密切相关。或者说理论的矛头始终都指向一定的创作实践，一个理论口号的背后必有相应的创作背景在。本文不打算辨析朱彝尊的扬唐抑宋，而只想讨论一下与此有关的清初宋诗风气。这个问题我思考、准备了很久，束忱的论文促使我把初步形成的一些粗浅看法表达出来。
一、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论及王渔洋诗学，谁都会注意到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引渔洋晚年对平生论诗的回顾：
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皆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味》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这段话在渔洋本人，不过意味着自己的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可联系到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它就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诗史，一股流动的诗潮。渔洋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不只是他个人诗歌观念的阶段性变化，影响所及，在一段时期内，整个诗坛都流行着宋诗风。时过境迁，这段历史象干涸的河流一样被岁月的尘沙湮没了，我们的教科书和论著中看不到它的踪迹。虽然上面那段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渔洋诗学的演变（注：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仲联《清人诗文论十一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但真正注意到这段话所包含的历史事件的，我所见只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台湾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和友人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前言（注：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 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青木先生曾就所见的文献约略论及清初的宋诗风气，张健则探讨了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但两位对宋诗风气消长的过程本身及其诗史背景却未加深究，遂使这一富有考古价值的课题错过了被发掘的机会。
王渔洋主盟诗坛近四十年，康熙朝的诗风演变与他有关是毋庸置疑的。他自述宋诗风起于他的倡导，也并非过甚其辞。计东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
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注：计东《南昌喻氏诗序》，康熙刊本《改亭集》卷四。）
钱谦益确实提倡过宋诗，但他去世太早，康熙朝的宋诗风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汪琬应该说是当时宋诗阵营中的一员主将，但钝翁本以古文名，在诗方面的影响远不能和王渔洋相埒。现存资料表明，只有王渔洋才是康熙诗坛宋诗风的真正领袖，不过他还不是最早提倡宋诗的人。这是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在此我想不避繁琐地征引一些史料，以便勾勒出宋诗风萌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据我考察，诗坛对宋诗风产生反响， 最早的资料是康熙十一年（1672）沈荃为曾灿《过日集》所作的序。沈荃说：
近世诗贵菁华，不无伤于浮滥，有识者恒欲反之以质，于是尊尚宋诗以救弊。（中略）今之号为宋诗者，皆村野学究肤浅鄙俚之辞，求其如欧阳永叔所云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者，百不得一焉。此不过学宋人之糟粕，而非欲得宋人之精神也。（注：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此所谓“尊尚宋诗以救弊”者，我认为是指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同编的《宋诗钞》，其书选于康熙二年（1663）夏，
刊于康熙十年（1671）秋，翌年已流行于世（注：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二《寄雪客》自注：“在都下时以《宋诗钞》赠雪客，答云将归献老亲也。”按：此诗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是年吴之振上京。雪客，即周亮工子在浚。）。吴之振自述其对宋诗的看法，曰：“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中略）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则见与不见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他不仅揭示宋诗的佳处，同时也对明代以来的尊唐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所以马上赢得学宋诗者的响应。是年汪琬有《读宋人诗六首》（《钝翁类稿》卷八），首云：“夔州句法杳难攀，再见涪翁与后山。留得紫微图派在，更谁参透少陵关？”后历论南宋大家及元好问。是冬，李良年也有《题宋人诗后》（《秋锦山房集》卷五）一诗，首云：“三唐已渺典型在，俨若金石万古垂。有明晚叶吁可怪，弃厥根本寻其枝，小儿开口笑宋诗。岂知良工意惨淡，能事不贵师藩篱。”嗣后历数有宋名家的造诣，连四灵辈都不吝褒词。末云：“呜呼往哲秋云高，愧从井底论妍媸。少小只解弄柔翰，鼓柁欲涉无津涯。藏书万卷发未半，劫火到处宁吾私。拟抛生事访遗帙，手欲缮辑力已疲。”当时宋集流传稀少，宋诗选本只有明代李子田的《宋艺圃集》，《宋诗钞》的出现客观上为宋诗的走红创造了条件。不过，以吴之振的人微言轻，学宋诗并未立即形成强大的潮流。这从几年后吴之振的感慨中即可体会到，《黄叶村庄诗集》卷四《次韵答梅里李武曾》写道：“王李钟谭聚讼场，牛神蛇鬼总销亡。风驱云障开晴昊，土蚀苔花露剑芒。争诩三唐能哜载，敢言两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战谁来撼大黄？”此诗约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注：《秋锦山房集》卷五有《吴孟举以宋诗选刻并所作种菜诗见贻走笔奉柬》，即李良年赠吴之振的原唱，列于《哭刘蒲庵吏部》之前。据李绳远撰集序，卷五所收诗为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冬“（由黔中）抵家历戊午及近游滁颍间诸诗”，考刘体仁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春，知吴诗作于康熙十四至十五年间。），吴之振回顾明季以来的诗学嬗变，慨叹世人竟趋三唐，无视两宋，希望能有人挺身而出，举起宋诗的大纛。其二云：“钝翁类稿读题词，遥想尧峰唱和时。莫到外间殊不尔，且容吾辈共论之。”汪琬是当时有名的宋诗作家，吴之振读汪、李二人的唱和，引为同志，正表明了他与时尚趣味的对立。此外，宋荦《漫堂说诗》回顾自己诗风的演变，曾说：“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所谓旗东亦东，旗西亦西，犹之乎学王李学三唐也。”这表明，《宋诗钞》在京师流传后，朝官间已开始有议论宋诗者。曹禾序陈廷敬《午亭集》，说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与田雯、谢重辉夜访陈廷敬宅，读其诗，有云：“先生之诗，眉山氏之诗也。今人动诋诃宋诗，不知承唐人之宗者宋人也，而承杜、韩之大宗者眉山也。”（注：曹禾《午亭集》卷首，康熙四十二年刊本。）这一记载正可与吴诗相印证，说明起码到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宋诗仍是遭轻视的。即使有陈廷敬、曹禾这样的爱好者，也未形成风气。显然，宋诗风之盛行还有待于王渔洋的提倡。
那么王渔洋提倡宋诗是在何时呢？这个问题他自己没说过，只能由他人的说法来推定。考陆嘉淑有《与王阮亭》诗云：“风雅历绵祀，遗芳一何繁。无论汉唐彦，变化难具言。扬波挹其澜，岂必卑宋元。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吾家老放翁，笔力差澜翻。盛明起诸子，才力洵绝伦。欲使百家废，坐令群论喧。不闻杜少陵，崛强妄自尊。阴何与庾鲍，时时见推论。蜩螗沸排击，大雅弥荒屯。矫矫王仪部，沉博破其藩。网罗八代遗，英华列便蕃。朗然发光耀，如映朝日暾。”（注：陆嘉淑《与王阮亭》，《辛斋遗稿》卷三，道光间蒋光煦刊本。）诗中对王渔洋反潮流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王渔洋官仪部即礼部仪制司员外郎是在康熙七年正月至十年二月间，其中八年九年两年是在清江榷署，诗只能作于康熙六、七年间。但这似乎是对渔洋《论诗绝句》在观念上肯定宋元诗的赞赏。因为据曹禾《海粟集序》回忆：“往予与纶霞、蛟门、实庵同官禁庭，以诗文相砥砺。是时渔洋先生在郎署，相率从游是正，时闻绪论，益知诗道之难。予辈时时讲说，深痛俗学之肤且袭，而推论宋之作者如庐陵、眉山、放翁、石湖辈，皆卓然自立，成一家言，盖以扩曲士之见闻。使归其过于倡导之渔洋先生，夫有祧有祢，则有学有不学，是乃世人之学耳，岂论诗者溯流穷源之意哉？”（注：顾复渊《海粟集》卷首，雍正八年刊本。）这才是渔洋倡导宋诗的时候。渔洋于康熙十一年典四川乡试，随即丁母忧，至十五年五月方补户部四川司郎中，则曹禾等人闻其绪论只能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即《居易录》卷五所载丙辰、丁巳间宋荦、王又旦等十子“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的时候。看来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是在乡居服阕入朝以后，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始强劲起来。曹禾反对将学宋诗的流弊归过于渔洋，自然是为老师开脱，但这恰好表明了渔洋在煽动宋诗风气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健曾据渔洋《论诗绝句》与计东《宁益贤诗序》中所述渔洋对黄庭坚的推崇，将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推断在顺治末。这似乎太早了些，个人趣味与提倡于诗坛毕竟是两回事。
王渔洋提倡宋诗的具体言论，除了《鬲津草堂集序》（《蚕尾集》卷七）说的“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我想大约与金居敬《渔洋续集序》所述渔洋之言相近：
世有相沿之论，曰诗当为唐诗，又当为大历以前诗人之诗。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极盛，其诗之传者隽异瑰玮，非其人未有能为之者也。谓元和以后之诗可废也，抑固矣。凡名为为唐诗者，必诋诃宋诗，而訾毁西江尤甚，斥之为山魈木怪，著薜萝之体。实则西江之音节、句法皆本于唐，其原委不可诬也。盖有宋诗家自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推扬李杜，以振杨刘之衰弱，而靡声曼响中，于习尚未能遽移，至黄鲁直而后，有以窥三唐之窍奥，力追古之作者，而与子瞻苏氏抗行于一时。其后学者派分为二，所谓各得其性之所近云尔。其一唱一和，于彼于此，之变之正，或离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论者顾弗之深考与？
可与这段文字及上文对渔洋提倡宋诗时间的推断相印证的，是当时诗歌批评对宋诗风气流行的强烈反应。众多诗人、诗论家对此的关注，即使在今天仍使我们感受到宋诗风给诗坛带来的强烈冲击。毫无疑问，它在当时是一个谁也不能回避的话题。请看当时诗人们的反应：
康熙十七年（1678），施闰章致颜光敏书：“诸诗伯持论，近多以宋驾唐，殆为肤附唐人者矫枉，去唐渐远，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己能不河汉其言乎？”（注：颜运生辑《颜氏家藏尺牍》，道光丁未刊海山仙馆丛书本。）
康熙十八年（1679），顾景星撰《青门簏稿诗序》：“今海内称诗家，数年以前争趋温、李、致光，近又争称宋诗。夫学温、李、致光，其流艳而佻；学宋诗，其流俚而好尽，二者皆诗之敝也。”（注：见《邵子湘全集》卷首，青门草堂刊本。）
康熙十九年（1680）宋荦卸虔州榷关任返京，夜泊鄱阳湖，与儿至论诗：“迩来学宋者，还其骨理而挦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谓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谁为障狂澜于既倒耶？”（《漫堂说诗》）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丁炜撰《春晖堂诗集序》：“今谈诗家不务宗汉魏三唐，以渐追夫《三百》，而顾变而之宋之元，争为诡胜，究且失其邯郸之步。”（注：丁炜《问山文集》卷一，咸丰间重刊本。）
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澄中序周屺公诗，谓：“近世诗人，类祧李唐而宗苏陆。”（注：李澄中《白云村文集》卷一《周屺公证山堂诗序》，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康熙二十四年（1685），陆嘉淑撰《黄湄诗选序》：“今之言诗者，步趋王、李则訾謷苏、黄，刻意两宋则简略王、孟。”（注：王又旦《黄湄诗选》，康熙刊本。）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来章撰《观澜亭诗序》：“今天下之诗喜为宋，渐且为元。”（注：李来章《礼山园文集》续集卷一，康熙刊本。）
同年五月，靳治荆撰曹贞吉《鸿爪集》题辞：“昔人读唐诗至韩、杜，读宋诗至苏、陆，每有望洋之叹，以其无所不该、无一不为世宝也。兹四十四首中，而吸精硾髓，各尽四家之精华而兼臻其妙，唐耶宋耶？不昔分而今合耶？（注：曹贞吉《鸿爪集》卷首，康熙间刊《珂雪全集》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刘廷玑作《读宋诗有作》：“颇觉新来得句迟，案头几卷宋人诗。最真切处说能道，极现成中世共知。山水之间生妙景，性情以内有佳思。诸公有意开生面，不向唐人后补遗。”（注：刘廷玑《葛庄编年诗·戊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钞本。）
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觐祖撰《莘野集序》：“厌常喜新，翻尽窠臼，□前贤所论定。弃者取之，取者弃之，色求腴而气骨渐凋，意欲逸而音节不振。宋元诸家迭出相轧，不仅如昔所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已也。”（注：康乃心《莘野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王泽弘撰《丛碧山房诗序》：“若今之为诗者，余惑焉。厌薄汉唐，崇奉苏陆，一则曰吾学子瞻，一则曰吾学放翁，鄙琐以为真，浅率以为老，自谓直接风雅之传，而风雅道消久矣。”（注：庞垲《丛碧山房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以上所举各家之说，于宋诗褒贬不一，但论者心中显然都有唐宋诗之争的情结在。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汪瑶刊《二冯批才调集》，冯武在凡例中还说“今学者多谓印板唐诗不可学，喜从宋元入手”，可见宋诗风的影响持续甚久。不过，这并不意味自康熙十五、六年间王渔洋提倡宋诗后，举世就流行宋诗，天下风靡。实则学宋诗之风初流行，就已为人不满，而其弊端则不久即逐渐显露。安致远序李渭清《渔村文集》，称赞渭清康熙十八年（1679）应鸿博入翰林后能不随时风转移，说：
其时之主坛坫者，方且倡为诡异可喜之论，以窜易天下之耳目。曰：诗何必唐？苏、陆、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泽、毗陵而已。而浅识薄殖之夫，承响窃影，恣意无范，以纤巧为新奇，以空疏为古淡，诗文一道至于嵬琐卑弱而不可读。（注：安致远《玉硙集》卷一，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又见李渭清《白云村文集》卷首，末署日期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上元后一日。）
这里说的“主坛坫者”应即指王渔洋。安致远所述虽是多年后的回顾，但宋诗风当其初兴即为一些诗人不满与抵制却是毫无疑问的。前引施闰章、顾景星、丁炜三家的议论表明，正当宋诗风盛行之际，对宋诗的批评就开始了。施闰章在为宰相冯溥《佳山堂集》所作的序文中，还曾从诗的气象上对宋诗提出批评：“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祧前，古风渐以不竟，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学源堂文集》卷七）朱彝尊则一向认为“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刘介于诗集序》，《曝书亭集》卷三九），学诗也主“务以汉魏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李上舍瓦缶集序》，同上）。面对当时流行的宋诗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在《题王给事又旦过岭诗集》（《曝书亭集》卷十三）中写道：“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朱彝尊对当时宋诗风的抨击，束忱的论文已有论列，此不赘引。由于竹垞博学有识，他的批评深中宋诗之敝，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不过学宋与宋诗本身毕竟是两码事，对宋诗风气的批评不能不引发对宋诗的价值重估和对宋诗与唐诗关系的深入思考。朱彝尊引述友人许廷慎的看法，说：“宋诗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见也。大都宋人务离唐人以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为法。究之离者不能终离，而合者岂能悉合乎？”（《南湖居士诗序》引，《曝书亭集》卷三十九）所以叶燮《原诗·内篇下》针对当时“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指出：“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则学诗者，使竟从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汉、魏、唐人之诗而不问，不亦大乖于诗之旨哉？”学唐学宋从艺术上说只是个风格问题，本可斟酌，但要紧的是这关系到时代的艺术理想。我们知道，康熙的诗歌趣味是独宗唐诗的，张玉书《御定全唐诗录后序》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纶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注：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四，乾隆五十七年松荫堂刊本。）这么说来，“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这一判词就非同小可了。它对康熙十七年（1678）初刚受皇帝称许“诗文兼优”，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当时众所公认为风雅正宗的王渔洋来说，尤其是必须引以为诫的。当时正值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辞试前后，康熙虽摆出“锐意向用文学之士”（《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的姿态，但博学鸿词诸名士后来的境遇并不顺利（注：参看竹村则行《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与清朝文学之起步》，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1990年11月。）。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宋诗风的流弊及来自坚守唐音者的猛烈批评，王渔洋还能泰然处之吗？
二、返回唐音的步履
王渔洋对唐诗派的批评自不会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本人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黄湄诗选序》（《渔洋山人文略》卷二）时，就已对唐宋门户的分立表示不安：“予习见近人言诗辄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他对当时“欲祖宋祧唐”的担忧后来曾详述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作的《鬲津草堂诗集序》中。但直接给他强烈刺激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与徐乾学、陈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北京城南祝氏园亭的一次聚会。席间徐乾学等盛称渔洋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而门人汪懋麟却说：“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结果，他被徐乾学讥为升堂而未入室。在徐乾学看来，渔洋指授弟子，各依其天资。汪懋麟性近宋诗，即以宋诗教之。而渔洋自作，只有七古颇类韩、苏，其余各体未尝废唐人尺度。徐乾学在谈了他对诗歌源流、正变的看法后，劝渔洋仿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渔洋笑而颔之（徐乾学《十种唐诗选跋》）。
徐乾学的话，似乎对渔洋触动很大：连门人都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想法，何况世人？他似乎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对诗歌的观念认真清理、说明一下，以澄清误解，重新确立自己的论诗倾向。于是就在这一年，他着手编《五七言古诗选》，五言以太白为归，七言以老杜为宗，宋元明以后隶附之，一一论其源流高下。这可以说是他对宋元诗看法的一个总结，书中对唐诗正宗地位的肯定是毫不含糊的。书初辑成，京师同人钞写，马上流传开来（注：见《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香祖笔记》卷九：“余初撰五言诗七言诗成，京师同人钞写，只有七部，即蒋京少景祁所刻阳羡本也。”），他对宋元诗的态度随之彰示于世。翌年《渔洋续集》刊成，门人金居敬序又转述了渔洋对当时学宋的批评：“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这一来，他对学宋的态度也明白陈示，因此施闰章、徐乾学序都为他辩护，希望扫除世人对他祧唐祖宋的印象。施闰章说：“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徐乾学则说：“（阮亭）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者也。”这年冬渔洋出使南海，又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香祖笔记》卷三载：“予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岁梢次桐城。大雪中，陈默公焯初未相见，即过予客署，二从者背负巨囊。揖罢，即呼具案，顾从者取囊书数十大册，罗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来所辑《宋元诗会》若干卷，闻公奉使当过此，喜甚，将待公决择之，然后出问世耳。已过其涤岑，雪中远眺龙眠诸山，纵观是书，竟日宾主谈谐，无一言及世事。此亦冠盖交游中所少。”这里的记载，只见对陈焯其人及与之巧遇感兴趣，而对他历二十多年辑成的书却不置一词，似乎显示出一种姿态。别忘了，渔洋在称赞人这一点上向来是最慷慨的。
经过两年丁忧乡居，王渔洋冷静地反省了对唐、宋诗的看法，从而对严羽的诗论有所会心。康熙二十八年（1689），汉阳王戬游滇南归，逗留历下，访渔洋于西城别墅，以所著《突星阁诗集》求序。渔洋为论诗家根柢、兴会之别，云：“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又称“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戬于斯二者兼之”。（注：文见《渔洋山人文略》卷三，其系年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这正是受严羽启发而确立起来的对唐诗传统的重新认识，在经历宋诗的洗礼后，他不仅认识到宋诗的局限，也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体认了唐诗的精神。为扭转诗坛学宋诗带来的流弊，他开始改弦更张，重新倡导唐诗。不过这既不是明七子的唐诗，也不是竟陵派的唐诗了。他针对“时下伪盛唐”（吕留良《晚村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揭示唐诗的魅力及特征，“欲令海内作者识取开元、天宝本来面目”（《蚕尾集》卷八《答秦留仙宫谕二首》其一）。这项工作他是通过编选唐诗来实现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夏间，他取宋姚铉《唐文粹》所收诗删为六卷，名曰《唐文粹选诗》。翌年春自京奔太皇太后丧归后，又日取开元、天宝诸家诗读之，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论更有体会，遂录盛唐诗中尤为隽永超诣者为《唐贤三昧集》三卷，自序首先引述《沧浪诗话》：“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一段，表明他神韵论诗美观的确立。姜宸英序云：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诗各如干卷，复有《唐贤三昧》之选，盖选五、七言者，所以别古诗于唐诗也。然诗至唐极盛矣，开宝以还，盛之盛者也。选《唐贤三昧》者，所以别唐诗于宋元以后之诗，尤所以别盛唐于三唐之诗也。（中略）今人厌苦唐律者，必曰宋诗，正以新城先生尝为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
至此，他选古、唐诗的苦心终于披陈于世，他的诗歌理想也明确树立起来。这就是门人盛符升说的“直取性情，归之神韵”。正由于他对唐诗精神的发掘凌前邈后，迥然出众家之上，而他的立场又鲜明地表现出来，于是其“论诗之宗旨，益足征信于天下”（《十种唐诗选序》）。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渔洋将《唐贤三昧集》稿寄盛符升，俾刻之昆山。翌年书刻成，“读者靡不叹其神简”，反响强烈。释智朴与渔洋书云：“捧读佳选，妙绝，真可谓得《三昧》而后识三昧也。”（注：释智朴《电光录》载《与王侍郎阮亭书》之六，康熙三十八年刊本。）康熙三十三年，阎若璩致书赵秋谷，说：“江南北盛传阮亭先生《唐贤三昧集》专以盛唐为宗，某亦购而熟读。”（注：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五《与赵秋谷宫赞》，乾隆十年刊本。）翌年五月，渔洋招友朋门生结消夏文字之会，何世璂赋诗曰：“我读渔洋诗，奇秀视西湖。《十种》暨《三昧》，大声而疾呼。从兹染翰者，何当有迷途？”（注：《何端简公集》卷十《司徒王夫子招同门诸子饮集分韵得镜湖五月凉》，道光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刊。）而王渔洋本人，这时却在读宋诗。就在《唐贤三昧集》付刻的同时，他读了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一一评次，著之笔记（《居易录》卷十六）。这是耐人寻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渔洋对宋诗实际上是有着自己的爱好和评价的。他决不是个狭隘的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
《唐贤三昧集》应该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可它终究还有缺陷——它毕竟只是盛唐诗的选本，在“令海内作者识取开元、天宝本来面目”的同时，会不会因“别盛唐于三唐之诗”而导致对三唐之诗的盲目排斥呢？何世璂所记《然灯记闻》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渔洋论诗语一则很值得玩味：
初八日，登州李鉴湖来谒，问：“某颇有志于诗，而未知所学。学盛唐乎？学中晚乎？”公答曰：“此无论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注：《何端简公集》卷八，其写作年月之考证别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
由此可见，渔洋与明七子对唐诗态度的不同，不只在于“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还在于四唐俱可师法，而非“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注：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沧溟集》卷首。按：世习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明七子之艺术主张，其实此言出《明史·李梦阳传》，而与二李之主张微有出入，说见叶庆炳《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晚鸣轩论文集》，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这样，独标盛唐以为鹄的就不合适了，所以他将《唐贤三昧集》选定后，接着又取汲古阁刊本唐人选唐诗加以删定，益以五代韦庄《又玄集》，合前所选《唐文粹》诗，编为《十种唐诗选》。盛符升序云：“先生之意，以为后人选唐诗，不若求之唐人，足见当代之遗则。”其实这是渔洋树立其诗学理想的另一个步骤——《唐贤三昧集》将古典诗歌的理想规定于盛唐，而《十种唐诗选》则将他所勾勒出的盛唐面目推广到全部唐诗，于是全部唐诗经他删定后就剩下一种王渔洋所见的盛唐面目。虽然并不能说唐诗在他手中只剩下一种色调，但的确形成了一种总体的倾向，那就是《鬲津草堂诗集序》所发明的：
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到此为止，他可以说完成了对唐诗美学理想的塑造。尽管这种理想的偏颇在当时就已为友人所察觉，但它与宋诗大异其趣则是显然的，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力挽尊宋祧唐之习”的作用（注：宋荦《漫堂说诗》：“近日王阮亭《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原本司空表圣、严沧浪绪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负，韩之鼇掷鲸呿，尚有所未逮。”顾嗣立《寒厅诗话》引此说，许以“持论极当”。）。值《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问世，“南北词坛尊宿见之者，动色相告，曰：诗学宗旨，其在斯乎！”（《十种唐诗选》重刊本郎廷槐跋）于是王渔洋彻底摆脱了宋诗风的阴影，俨然成为唐诗的守护者。《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张趾肇诗序》说：“众方拾苏、黄、杨、陆之余唾而去其菁华，或见以为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风格，毋乃龃龉而难入乎？虽然，学宋、元诗于今日无异琴瑟之专一，或为听者厌弃。（中略）今户部尚书泽州陈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诗未尝不操唐音，试以质之，当必有所遇矣。”渔洋官左都御史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至三十八年十一月间，此时朱彝尊话中虽还有所保留，但已将他视为唐音的中坚，所以说张趾肇可以从渔洋那儿得到知音。而渔洋的诗风和神韵说至此愈益凸显出他的独特性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吴陈琰序《蚕尾续集》，就称渔洋诗“能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照他的说法，神韵就是司空图说的“味外味”，学诗就要“得古人之神韵”，所以他要读渔洋诗者“先求先生之神韵，而会意于色声香味之外，庶几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可与参诗家最上乘也”。
在渔洋返回唐音的同时，其他提倡宋诗的人目睹流弊，也开始作拨乱反正的思考。但这些人不像渔洋处在诗坛中心，一言一动都产生反响，所以相对来说反应稍迟缓，从而与渔洋的反拨形成一个时间差。康熙三十九年（1700），刘廷玑访吴之振于黄叶村庄，有诗云：“曾倩东床寄宋诗，十年今慰梦中思。（中略）高论君诚砭世医。要起沉疴当脱换，恐伤元气更扶持。”自注：“孟举又选唐诗，将完五六，其论如此。”（注：刘廷玑《葛庄编年诗·庚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钞本。）这是宋诗主将吴之振的转向。朱彝尊则一如既往地保持对宋诗的批判态度，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七十六岁时还在《斋中读书十二首》（《曝书亭集》卷二十一）中说：“吾观赵宋来，诸家非一体。东都导其源，南渡逸其轨。纷纷流派别，往往近粗鄙。”到康熙末年，对宋诗的批评达到顶峰，其中焦袁熹的态度也许是最激烈的。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作《阅宋人诗集》十七首，字里行间满是火药味。其二云：
一变唐音混佛魔，缘情不奈宋聋何。谩夸昭代根经术，尔辈堪登学究科。
这是针对戴复古“本朝诗出于经”而发，指出宋诗浸染佛教之深。其三云：
兴观群怨圣师言，余者都无但可观。此是宋人真面目，一家文字任君看。自注：总之不是诗也。
这是对宋诗彻头彻尾的否定，较之严羽“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批评更为严厉。康熙朝流行数十年的宋诗风至此遂告消歇，学唐学宋只剩下一个话题，留与乾隆间的诗家去论说。
三、源于师法策略的观念冲突
唐宋诗之争是文学史上历时久远的话题，齐治平先生《唐宋诗之争概述》已有专门论述。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宋诗如何走红，唐诗的典范意义终究是不可取代的。清初孙廷铨曾说：“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善为诗者必不伧。”（注：孙廷铨《沚亭文集》卷下《梁苍岩蕉林近稿序》，康熙刊本。）而学宋诗的结果则难免流于伧，正像冯班说的：“图骠褭之形，极其神骏，若求伏辕，不免驾款段之驷；写西施之貌，极其美丽，若须荐枕，不如求里门之妪。万历间王、李主学汉、魏、盛唐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骠褭，写西施者也。牧斋谓诗人如有悟解处，即看宋人亦好，所谓款段之驷、里门之妪也。遂谓里门之妪胜于西施，款段之驷胜于骠褭，岂其然乎？”（注：《二冯批才调集》冯武述凡例引，康熙四十三年刊本。）这里的问题涉及诗歌的终极理想与师法策略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时代诗学的楷模有时是与终极理想无关的，这常取决于诗歌发展的运会与诗家取法的策略。由冯班语明显可见，钱谦益说宋诗可学是讲取法策略，而冯班论宋诗之粗恶则是执著于终极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身为牧斋弟子的冯班，在诗学上未传其衣钵，以杜甫为宗，而是由盛唐转向晚唐，上溯汉魏六朝的缘故。冯班用《才调集》教后学，认为“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袴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注：《二冯批才调集》冯武述凡例引，康熙四十三年刊本。）。这不正是出于师法策略的选择么？到康熙后期杜诏倡晚唐诗，以温李为宗，不外是重复了冯班的思路。这样的选择本不难理解，也不应该引起误会。即使有不同看法，应该是探讨现实的取法何者为宜，而不应该是争论优劣高下。然而，康熙中一些诗家似乎重复了冯氏的误会，所以形成断然否定宋诗的一派。
从前文所举的尊宋与排宋两种意见来看，当宋诗风初兴之际，唐诗派和宋诗派即已分成两大阵营，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就难在时过境迁，如何勾划出两大营垒的大体阵容。为此我曾大费踌躇——当时那么多诗人，一家一家鉴别谁学唐谁学宋，无异于沙里淘金。幸而后来读到邓汉仪一则笔记，这条珍贵的记载给了我莫大帮助。他说：
今诗专为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有孙豹人枝蔚、汪季用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而与余商略不苟同其说者，则有施尚白闰章、李屺瞻念慈、申凫孟涵光、朱锡鬯彝尊、徐原一乾学、曾青藜灿、李子德因笃、屈翁山大均等人。（注：邓汉仪《宝墨堂诗拾》附，北京图书馆藏钞本。）
其实没有这则笔记，我们也知道上述诗人的诗学倾向，至于说他的提名，更是很有限，比如黄宗羲、吕留良、宋荦、叶燮等倾向于宋诗者他就没提到，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等独尊唐音的诗家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然而可贵的是，这条材料作为过来人的实录，替我们的问题划出了一个大致的限度。我们由此可以从容地检阅唐宋两派的阵容，从而理解他们宗唐宗宋的立场和出发点。因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的：尽管这些诗人在宗唐宗宋上针锋相对，但他们对宋诗本身的评价并不因观念的冲突而水火不相容。像朱彝尊，虽是宋诗风激烈的批评者，但他自己是收藏宋集最丰富的藏书家，其诗也时常阑入宋调。而唐诗派的徐乾学，虽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构了宋诗的存在根据，但也只能说明直接法唐而不该师宋的道理，并不能否认宋诗的美学价值：
近之说诗者厌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为归，孰知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诗，浑涵汪茫莫若苏、陆。合杜与韩而畅其旨者，子瞻也；合杜与白而伸其辞者，务观也，初未尝离唐人而别有所师。然则言诗于唐，犹乐舞之有韶武，而絺绣之有黼黻也。今乃挟杨廷秀、郑德源俚俗之体，欲尽变唐音之正，毋亦变而不能成方与？（《渔洋续集序》）
既然说宋诗皆源于唐，是唐诗的综合和引申，那么唐、宋诗就必有相通之处，即使徐乾学劝人越宋学唐，也不能断然否定苏东坡、陆放翁诗之佳处。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说，宗唐宗宋在当时更多是出于师法策略，而不是绝对的价值判断，因此两派冲突的焦点就不在宋诗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取法的着眼点，我认为即曾灿所谓“尚唐音者取声调，作宋诗者喜酣畅。而于古人意格相去倍蓰”的差异（注：曾灿《与丁雁水》，《六松堂尺牍》卷十四，豫章丛书本。田同之《西圃诗说》：“今之言诗者，多弃唐主宋，……一切粗厉、噍杀、生涩、平熟、俗直之音，弥漫于声调间也。”也指出宋诗派对声调的伤害。）。于是，两种观念的碰撞所带来的也就不是对宋诗本身价值的否定，而是从另一种标准作出的重估。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时唐宋之争中，不仅有宋诗派自己的反省，有唐诗派不无苛刻的批评，还有折衷派的调和意见。
折衷派的看法是最能说明唐、宋之争的问题实质的。就我所见，折衷派的代表首推宋荦，他早年论诗虽也阑入宋人，但康熙十九年（1680）与男至论诗，开宗明义就说“唐人诸体咸备，铿鍧轩昂，为风雅极致”，要学者“考镜三唐之正变，然后上则溯源于曹、陆、陶、谢、阮、鲍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则泛滥于宋、元、明诸家，所谓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浏览以广其波澜，发其才气。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模唐，不必模古，亦不必模宋、元、明，而吾之真诗触境流出。（中略）汉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汉魏不唐不宋亦可。无暇模古人，并无暇避古人，而诗候熟矣。”（《漫堂说诗》）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为丘象升《南斋诗集》（康熙）作序时，又指出：“迩来称诗者往往尊宋黜唐，夫宋诗未尝不佳，第沿唐以及宋则可，尊宋而黜唐则不可。”他像徐乾学一样，也指出宋诸家与唐诗的关系，认为“唐人尚酝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鬯之情，纵横驰骤，无不可竭之才与学，故好奇者赏之，其实皆唐人之支分派别也。尊宋而黜唐，譬之知有祢而不知有祖”。与宋荦关系很密切的邵长蘅、尤珍也是折衷意见的代表，邵长蘅诗本有“得唐人三昧，间阑入宋人”（宋荦《井梧集序》）的评价，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也作调停之论。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后作《吹万集序》云：
余怪夫百余年间谭诗者之日陋也：主汉、魏、三唐者诋宋、元人诗，曰旁门曰小乘；主宋者诋前之所作曰膺曰剿，甚则奴其子孙乃并其祖父而訾之。波流云扰，诋諆蜂出，不惟其是之折衷，而规规焉分流派，别异同，以蕲其胜而后已。（中略）余以谓诗顾其成与不耳，成则皆足以传，而流派异同固可亡论。（管棆《据梧诗集》卷首）
《青门簏稿》卷十一《与贺天山》又云：
宋诗何尝不佳？惜今人只挦扯皮毛，原不识宋诗真源流耳。果识宋人源流，则于汉、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隔篱，强分畦畛也。
类似的话也出现在他所选刻的王渔洋、宋牧仲《二家诗钞》自序中，可见是他的成熟看法。那么，什么是宋诗的真源流呢？他在《渐细斋集序》指出，宋人诗多学晚唐，“今海内谭艺家盛宗宋诗，玉局、剑南几于人挟一编。夫学宋人不足病，诗学宋人而不知宋人所从来，则为诗学病不浅”。此文收在《青门簏稿》卷七，该集作品止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是宋诗风兴起之际的议论。针对当时唐诗派的批评，他认为宋诗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知道它源出于晚唐，从而避免晚唐遗传的不良基因。他曾在《与金生书》中说：“晚唐自昌黎外，惟许浑、杜牧、李商隐三数家差铮铮耳。余子专攻近体，就近体又仅仅求工句字间，尺幅窘苦不堪。世界尽空阔，何苦从鼠穴蜗角中作生活计耶？”（《青门簏稿》卷十一）这显然是砭世良言，看得出他对晚唐诗的弊病有清醒认识。由此也可以领会，唐宋诗之争实质上就是从写作角度出发来判断宋诗宜不宜学，而折衷派的意见代表着最理智的态度。我们从尤珍《沧湄文稿》卷二《黄蕺山诗序》等文，都可以看到在唐宋诗之争问题上所持的冷静、持平的态度。在考察宋诗派返回唐音的转变过程时，这种来自折衷派的温和告诫，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为挽流波之荡，非用过正之论不可。折衷派的意见经常是不能耸人视听的，因而也就难以引人注目，但是文学史不能忽略这微弱的声音。
四、宋诗风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经过以上的论述，康熙朝宋诗风的消长已大体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诗史叙述任务似乎已完成。但文学史研究也像所有领域的历史研究一样，不仅仅满足于事件的究明，还希望获得对事件的起因、内部运动即有关历史连续性的揭示和阐释。我同样关心康熙朝宋诗风的起因，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在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一是康熙后期冯武撰《二冯批点才调集》凡例：“今学者谓印板唐诗不可学，喜从宋元入手。盖江西诗可以枵腹而为之，西昆则必要多读经史骚选，此非可以日月计也。”他认为时人趋鹜宋诗是明代以来的空疏学风所导致的后果，这很难让人同意。因为宋诗是讲学问、重书卷的，决非“可以枵腹而为之”。他在书卷上将西昆与江西对立起来，适足表明他于宋诗尚未入门。另一种说法是邵长蘅的解释：
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泛逸唐轨，大放厥辞。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鬯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青门剩稿》卷四《研堂诗稿序》）
这只说明了宋诗何以值得学，而不曾点透今人何为争趋宋诗。我认为当时的趋宋之“势”，从根本上说，乃是对明人专主盛唐以前，不读大历以下诗的狭窄趣味的反拨，一味的伪汉魏、假盛唐，已使诗歌走到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绝境。改头换面势在必行，只不过看如何改而已。钱谦益推崇陆游，其弟子冯班及吴乔等则推崇晚唐、西昆，宗尚不同，出发点则一。然而晚唐诗风伤于侧艳，自非盛世正大之音，势不可取。李来章《真味集序》云：“予谓世方群尚西昆，以浮艳纤巧为宗，其轶而上者或祖严仪卿之论，举禅为喻，以妙悟为玄关。”（注：李来章《礼山园文集》后集卷一，康熙刊本。）为我们保留下一个关系到宋诗风兴起的诗歌语境的线索。至于汉魏六朝诗风，渔洋在《鬲津草堂诗集序》里已说“三十年前，予初出交当时名辈，见夫称诗者无一人不为乐府，乐府必汉《铙歌》，非是者弗屑也；无一人不为古选，古选必十九首、公宴，非是者弗屑也”，业已声名狼藉。在明代以前的诗歌中，只有宋诗尚未被“学”过，是个相对陌生的对象。所以从消极的方面说，宋诗也是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朱彝尊晚年在《斋中读书十二首》中说：“吾观赵宋来，诸家非一体。东都导其源，南渡逸其轨。纷纷流派别，往往近粗鄙。群公皆贤豪，岂尽昧厥旨？良由陈言众，蹈袭乃深耻。”他将宋诗风的兴起归于诗家耻于蹈袭陈言，可以说是事后的深刻反思。
其次是程孟阳、钱谦益的提倡。从现有文献看，明代以来对宋诗的肯定始于公安派，而后来实际的取法宋诗者则肇自程孟阳，王渔洋说他“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渔洋诗话》）。程孟阳对钱谦益的影响很大，牧斋自言“孟阳诗律是吾师”（注：钱谦益《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之一，《牧斋初学集》卷十七。），“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辙易向”（注：钱谦益《复遵王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所以他后来也很推崇陆游，“素称宋人诗当学务观”（《西河诗话》）。以牧斋在当时的影响，其意向无疑将左右诗坛的好尚。于是“海内宗虞山教言，于南渡推放翁”（注：毛奇龄《盛元白诗序》，《西河文集》卷二十八。），就出现了贺裳所说的“天启、崇祯间忽尚宋诗，实不知宋三百年事迹，而惟见一陆游”的局面（注：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这一点已为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所指出。）。叶燮在《原诗》内篇上指斥“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正是暗指牧斋而言。王渔洋之提倡宋诗，实际是遥承钱谦益的衣钵，推广了钱谦益早年倡宋诗的波澜。
再次是王渔洋本人的自觉。这关系到他的艺术趣味、师承和修养。渔洋生性宽和，乐取人善，“士之以诗投先生者，一篇之善，一句之佳，一字之工，未尝不循环吟玩，言于人，至以为不可及”（金居敬《渔洋续集序》）。对后进的态度与人不同，对前人诗的评骘当然也会不同，相同的是宽容的胸襟。陆嘉淑《渔洋续集序》：“窃尝见先生与宣城施（闰章）先生论诗矣，宣城持守甚严，操尺绳以衡量千载，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则推而广之，以为姬、姜不必同貌，芝兰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再从人的兴趣来说，青年时喜欢唐诗，中年以后喜欢宋诗乃是人之常情。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注：钱钟书《谈艺录》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订补本。 ）王世贞就是个典型的例证。与渔洋名位相埒的同僚张英就说：“唐诗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尔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诗如纱如葛，轻疏纤朗，便娟适体，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诗，断当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适意，阑入于宋，势所必至。”（注：张英《笃素堂杂著》卷一，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31年印本。）渔洋早年以诗呈钱谦益请序，牧斋赠以长古，有“代兴”之语，期望至殷。到康熙十六年前后王渔洋主坛坫时，重张牧斋倡宋诗的大纛，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宋诗“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金居敬《渔洋续集序》）正是渔洋手段所自出、深体而力行的三昧呢。渔洋并不是个想象力和艺术感觉都很好的诗人，雕琢意象、研炼字句尤非所长，所以冯班、吴乔等倡导的晚唐诗风就会成为其矛头指向。
最后是书籍的流通。如果说以上三点都是诗家学宋的主观意愿，那么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学宋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朱彝尊说：“自李献吉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曝书亭集》卷四十《柯寓匏振雅堂词序》）宋荦也说：“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漫堂说诗》）无论读清初人的藏书目录、题跋或是笔记，都能够感觉到，当时宋集流传极少，除朱彝尊、黄虞稷、曹溶等藏书家外，一般人能看到的宋诗总集、别集与选本非常有限，以至吴之振喻为“秦火后之诗书”。在这种情况下，《宋诗钞》的问世不啻如久旱甘霖，它带给人们的喜悦至今还可以从李良年《吴孟举以宋诗选刻并所作种菜诗见贻走笔奉柬》（《秋锦山房集》卷五）一诗中品味得到。在《宋诗钞》之外，康熙年间还刊行了好几种有影响的大型宋诗选本，如吴绮《宋元诗永》、顾贞观《积书岩宋诗删》、陈訏《宋十五家诗选》。有意思的是这些选本的编辑动机完全不同，除吴之振《宋诗钞》是为鼓吹宋诗而作外，后出者都是针对宋诗派，从批评的立场出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十八年（1679）吴绮编的《宋元诗永》。吴绮本人诗以三唐为宗，他明白当时学宋是要打破明人学唐的摹拟和狭隘，可是当他看到学宋也出现学唐一样的流弊，未得精髓却沾其恶习时，便发愤要发掘宋人的真本领。《诗永》自序曰：
宋元人之学唐，取其神理；今人之学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弥远。今不探其本，转而以学唐者学宋元，惟其口吻之似，则粗疏拗硬佻巧窒涩之弊，又将无所不至矣。
此后张世炜撰《宋十五家诗删序》也说：“今三十年来，天下之诗皆宋人之诗，天下之家诵户习皆东坡、放翁之句也。（中略）宋人之诗妙在灵动警秀，不袭前人，而其病则在粗浮轻率，世之学宋人者徒以粗浮轻率为工，并其灵动警秀而失之，乃曰此宋人之法也，我学宋人者也。坏天下之诗者，莫此若也。”（注：张世炜《秀野山房二集》，道光二年重刊本。）尽管这些书矛头都指向学宋风气，站在批评宋诗派的立场上，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宋诗流传和普及的作用。没有这些书，很难设想宋诗在短短几年内能造成全国范围的影响，并持续流行数十年。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五、康熙朝宋诗风的意义及影响
王渔洋倡导的宋诗风气，持续数十年，跨越大半个康熙朝，对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像他在词学中所作的贡献一样，首先是拓宽了诗歌的传统，将更丰富的诗歌艺术经验包容进来。在公安派重申宋诗的价值后，明末云间派曾对宋诗极力加以排斥。宋徵舆《既庭诗稿序》云：“诗贵雅而宋喭，诗贵远而宋肤。诗有时而广，而宋则荒；诗有时而俭，而宋则陋；诗有时而怨，而宋则怼；诗有时而文，而宋则缋。君子之于诗，非贱宋也，贱其与诗反也。”（注：宋徵舆《林屋文稿》卷四，康熙刻本。）他在此先预设了一个诗的标准，不合则去之，于是将诗的趣味及格调限定得非常狭隘，这对诗歌的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王渔洋倡导宋诗，不仅造成学习宋诗的风气，也使人们对宋诗的理解因唐诗派的尖锐批评而加深，使宋诗的艺术精神愈形突出。正由于吸收了宋诗的精华，诗歌创作的经验积累得更为丰富，最终才形成了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清诗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特征，如题材的纪实性，取材的日常生活化，艺术手法的写实倾向，以及渊博、典雅而有书卷气，深于人情世故，长于议论、咏物，都得力于宋诗的滋养。这是我们论清诗时不该忘记的。
【附记】本文1997年7月5日曾在日本九州大学“第169 回中国文艺座谈会”上报告，得到九州大学文学部竹村则行、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两位教授的指教和启发，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