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培林副院长，各位同仁，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能被邀请参加《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庆典，并作为“最高产机构奖”代表在此发言。其实，我也是一个作者、读者和学者的代表。首先，我谨代表我所在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同时也代表各个“最高产机构”，向《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为举办杂志付出卓越努力的历任主编、编辑人员和学界同仁表示崇高的敬意，特别是，我要衷心感谢《社会学研究》杂志对我校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我校社会学重建的奠基人郑杭生先生，就曾在《社会学研究》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这篇重要论文。

学术杂志的创办，直接关系到学科发展。所以，今天庆典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一本杂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大家知道，创办于121年前（1895年）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对于促进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乃至美国社会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该杂志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仍然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杂志。大家也知道，创办于101年前的《新青年》杂志，虽然只办了11年，但是其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改变了现代中国。

大约正是意识到创办杂志的重要性，尤其是创办学术杂志以支撑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在牵头重建中国社会学时，就提到了“五脏六腑”的基础建设：“五脏”包括了学会、研究所、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六腑”就是六门基本专业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西方社会学理论[①]。毫无疑问，出版社会学杂志应是费老所说的“五脏”内涵之一。按照费老的说法，1979-1985年，是社会学重建的第一阶段，从1986年开始，社会学重建进入了新的阶段[②]。而“社会调查与研究”内刊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正式创刊，这可以看作是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为一本专业杂志，《社会学研究》在学术界享有非常好的声誉。这种声誉的获得是与杂志主办单位的明确定位，以及杂志编辑人员的精心努力密不可分的，当然，也是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密切相关的。三十年来，《社会学研究》一直是社会学者交流学术的重要园地，是社会学机构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更是支撑和引领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凝聚社会学社区、促进社会学学术、引领社会学前沿，以及服务于中国社会实践等方面，可以说，《社会学研究》杂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回到《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创刊号，我们重温其“发刊词”，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本杂志的使命感以及其开阔的视野。该“发刊词”一开头的话就是：“中国，是一个具有七千多年文化、五十多个民族、十亿多人口、约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接着它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举世瞩目的社会变革之中”，“正是为了适应我国伟大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学发展的需要”而创办《社会学研究》杂志，这本杂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开展社会学的理论、历史、方法和应用等各方面的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这就是本刊的根本宗旨”。可以说，明确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是保证杂志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如果进一步去体会，我觉得当时杂志的创办者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交织了两个重建的进程：一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恢复和重建进程，二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重建进程。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提供观察、研究社会的一种视角，并且为社会重建提供各种参考的路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重建，不仅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为社会学重建的客观环境。实践证明，当两个重建进程结合得越紧密，互动越是良性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越顺利，成就就越明显。反过来，当两个重建过程出现张力之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会遭遇困境。

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社会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持续发展并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值此庆祝《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年之际，为了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我想重温一下我们重建社会学的出发点，与大家分享前辈们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远见卓识：

一是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社会学是外来学科，社会学的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从本本出发，移植国外的社会学，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不能等同于创建中国社会学。以国外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分析中国社会实践，往往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而简单地以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指导乃至规训中国社会实践，往往也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的确，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巨大社会变迁，但是这种现代化是几乎没有先例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固然有其理想类型的意义，但是中国社会的实践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现代与传统的紧密交织。面对这样一种变迁，我们需要直接深入实践，需要基于自身经验的理论建设，需要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③]。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沃土和热土。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980年，费孝通先生赴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颁发马凌诺夫斯基纪念奖时，曾经发表感言：“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庸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篇感言后来就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为题发表[④]。在当今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各种利益群体或者利益集团都在形成并且日益显著，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使得社会学从业者大可以谋得一个不错的位子，安身立命。所以，社会学是有可能为某些利益群体，或者为社会学从业人员自身服务的，这样无疑会局限社会学者的视野和担当，会使一些人忘记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初心，忘记我们的一切出发点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当我们不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不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我们就脱离了人民。而当我们远离人民时，人民终将远离我们。我们今天的社会学需要多一点社会关怀，需要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人民的社会学。

三是始终坚持以创新为驱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单纯模仿式、赶超式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单纯的移植与照搬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概念，是不容易在不同性质和不同文化的社会之间传来传去的”，“我们要赋予我国的社会学以新的内容, 这内容必须得之于我国自己的社会，不能向外国去现货现购的”[⑤]。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象，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需要创造出适合于我们自身社会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质而言之，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然要求我们努力创新，而且也一定会催生创新。唯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会有中国社会学的源头活水，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才能使中国社会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福祉。

如果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么这一工作已经过去了37年，即将引来她的不惑之年。在一代又一代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并在世界社会学社区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一种结果。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积极促进学科重建与社会重建的良性互动，中国社会学就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最后，我还想说，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我们愿意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建设，推动我校《社会学评论》、《社会建设》与《人口研究》这三本专业期刊与《社会学研究》杂志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的社会学同仁一起，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更好更快的发展。

衷心祝愿《社会学研究》杂志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注释

1.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

2.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载《社会》1986年第2期。

3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载《社会》1986年第2期。

4.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费老也提到“人民社会学”的概念，参见其《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孝通教授1981年10月6日在省委礼堂作的学术演讲》，载《江苏社联通讯》1981年第17期。

5.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