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一直是正直的士大夫心中解不开的死结，也是今人研究杜甫难以理清的难点。萧涤非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做过深入的讨论，他认为：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忠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所有士大夫几乎无一不打上“忠君”的烙印。“问题在于你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还是想通过忠君取得人君的信任来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下面这段话最为辩证：
忠君与爱国爱民总是交织在一起。如杜诗“时危思报主”之与“济时肯杀身”，“日夕思朝廷”之与“穷年忧黎元”，便都是明显的例证。“报主”之中有“济时”，“济时”之中也有“报主”；“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因为在那个时代老百姓的命就是捏在那个“朝廷”上。
杜甫本人也曾用精警的诗句表达了上面这层意思：“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朝廷具有统一的号召力，“忠君”于时有其特殊的意义。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朝廷与百姓的利益也并不总是一致的。君王有时仅仅为了一己的“大欲”，不惜让百姓付出惨痛的代价。如至德年间，唐肃宗急欲回长安坐龙廷，不用李泌牵制敌军、待机直捣敌巢范阳的万全良策，乃借回纥兵，竟与之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条）朝廷残忍地出卖了百姓。后来杜甫有《留花门》，极写其“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杜诗详注》卷七）的悲愤无奈之心情。既收二京，肃宗又因猜忌郭子仪、李光弼诸将“功高盖主”，乃以宦官鱼朝恩统领九节度使，导致原本可以取胜的邺城之役大溃败，军民跌入苦难的深渊。杜甫“三吏”、“三别”写的正是这一悲剧。在社稷危难之际，朝廷却将一己私欲置于百姓存亡之上，身处下层官吏的杜甫又能怎样？面对“急应河阳役”的老妇，“对君洗红妆”的新娘，“子孙阵亡尽”的老者，他还得强忍泪水，劝他们上前线：“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杜诗详注》卷七）因而我们不但感受到时艰与民病，同时也感受到诗人那一颗为“两歧”所撕裂的心！其长篇巨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开篇反复地表达了这种痛苦：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漫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杜诗详注》卷四）
诗中“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一联，是该诗情结之所在。在大厦将倾国家危难的前夕，玄宗君臣犹在骊山作乐，如此“尧舜君”，真该像《东门行》主人公那样说：“吾去为迟！”然而“致君尧舜上”的承诺又使之“不忍便永诀”。《北征》开篇有云：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毕杜一生，无论是在位还是在野，不管君主是爱听还是不爱听，杜甫总是以谏官自居，出于“无可奈何的责任感”，不断纠正君主的缺失。杜之“忠君”，指归在“爱民”，这才是“不忍便永诀”的前提，也就是萧先生所说的“‘思朝廷’是为了‘优黎元’”。
是的，在对君与对民的情感上，杜甫是有所分别的。问题的关键还在“己饥己溺”上。王嗣奭《杜臆》卷一笺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有云：“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己溺己饥乃是“小欲”通往“一国之心”的桥梁。《孟子•离娄上》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将同情心上升为一种对“天下”的责任感，便是“一国之心”。然而同情心仍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出自理性的思考，一是出自亲身的体验。前者如白居易，后者如杜甫。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诸多作品，关心民病，为民请命，已属难能可贵，但将其《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吟》细读一过，便会发现白与杜之间的差距。白氏是在自己有了一件新绫袄“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这才“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是出自儒家“己饥己溺”的“理念”。但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处境下，尚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自家“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境况中，发此大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二者相比较，杜甫与底层百姓相濡以沫，更觉“十指连心”，感情更进一层，真切不隔。
理学家与西方一些哲人都主张诗人应成为“认识的纯粹主体”，只从“理念”出发，不著个性。这种将个性情感与群体情感对立起来，将特殊性与普遍性分割开来的看法是片面的。王夫之《诗广传》卷一曾厉声斥责诗人杜甫：
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之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呼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
殊不知正是杜甫能将一己之悲辛与沉沦社会底层的百姓打成一片，这才成就了“一国之心”（《毛诗正义》卷一）。须知“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这才是最基本的“民之性”。对杜甫而言，其情、志一也，“思朝廷”与“忧黎元”一也。杜甫继承、发扬光大的才是诗经中民歌的精神，谁曰不然？
二
“思朝廷”与“忧黎元”矛盾双方互为因果，不但体现在“‘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所产生的向心力上，同时还体现在由于“忧黎元”而不满朝廷腐败所产生的离心力上。如前所论，杜甫在与百姓共患难的亲历、亲证中，洞见朝廷的腐败，事实上已产生了一种与朝廷的疏离感。浦起龙《读杜心解•读杜提纲》相当谨慎地接触到这一问题：
客秦州，作客之始。当日背乡西去，为东都被兵，家毁人散之故。河北一日未荡，东都一日不宁。晓此，后半部诗了了。……说杜者动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诗“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争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庐”、“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屈平传》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冀君之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的然。
浦氏的观察是细密的。他发现后半部杜诗口口声声想北还，却不是还朝廷，而只是还乡。（代宗广德年间杜甫有一次还朝机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赴。）浦氏暗示什么呢？从所引《屈平传》用屈原“不忘欲反”却又“不可以反”看，杜甫的“终无可奈何”的心情说穿了就是与朝廷的疏离感。浦氏认为《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诗，“朝士”、“五云”二联“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因而出峡不是直返长安，而是想往东南。原诗云：
老向巴人里，今辞楚塞隅。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卧疾淹为客，蒙恩早厕儒。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滟滪险相迫，沧浪深可逾。……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庐。旄头初俶扰，鹑首丽泥涂。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出尘皆野鹤，历块匪辕驹。伊吕终难降，韩彭不易呼。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迦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山林托疲苶，未必免崎岖。
此诗为杜甫晚年之作，久滞巴蜀，如今决意出峡本应是快心乐事，却云“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何也？浦解云：
“朝士”一段，表所以只到江陵，不即北归之故。盖朝廷久事戎兵，由首恶殃流京阙，是使甲士志得，儒生道消。君子居此世，固当如“出尘”之“鹤”，“历块”之“驹”，飘然远逐，无与此辈同列也。（《读杜心解》卷五）
“耻与甲卒同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儒生道消”，“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不相为谋也。是《独酌成诗》所谓“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杜诗详注》卷五）！杜甫亲朝廷的前提是得志行道，不能“行道”又何必回朝？然而结尾又兜回来说：“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本可以像大鹏举翼，乘风图南，却又回望长安五色庆云，仍然期盼着朝廷的自新自振①。还是当初“不忍便永诀”的心结，也是后半部杜诗反复出现的旋律。回头再看杜甫决然离开长安西行，根本原因不是“关辅饥”，而是与朝廷合不来。
乾元二年所作《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曾为被贬谪的吴侍御抱不平云：“不忍杀无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杜甫眼见朝廷是非黑白不分，身为谏官，十分无奈：“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杜诗详注》卷八）最剧烈的冲突表现在廷争救房琯一事上。《壮游》忆及此事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杜诗详注》卷一六）可见杜甫是将“廷争”与“忧黎元”联系起来的。廷争是爱君，更是爱民，而且事关个体的人格，不得不争。这就是上引《出峡》诗所说：“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天地生我刚正不阿，我得对得起天地良心。“道不行则卷”，我只好远走江湖。《秦州杂诗二十首》的最后一首，将这层意思挑明了：“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仇注云：“自圣，见谠言不能入。何知，见朝政不忍闻。故挈妻子而偕隐。”（《杜诗详注》卷七）又句下注明：“此讽肃宗也。”然而浦起龙却斥仇注“以‘自圣’为谠言不入，是为腹诽”。原因就在于浦起龙强调杜甫对君主是“一副血诚”。《读杜心解•发凡》称：
老杜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
浦起龙显然已意识到，杜甫的道德伦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已内化为道德情感，“从一副血诚流出”，对于老杜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血诚”，论者并无异议，自不必论。至如君臣之间的“血诚”，则犹有说焉。
君主犯错误，臣子如何做才是“一副血诚”呢？浦氏的意见是：
玄肃之际多微词。读者要屏去逆料意见、腹诽意见、追咎意见。老杜爱君，事前则出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事后则出以哀伤。这里蹉一针，厚薄天渊。（《读杜提纲》）
浦氏认为君主有错误，臣子可以有“微词”，但必须是站在君主一边，为之忧危、规讽、哀伤，而不是腹诽、追咎、讽刺②。综观《读杜心解》，的确是有其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而有意张扬其对于人主的幻想的一面；但无可讳言，杜诗中也的确存在着对君主割不断的情感。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的《收京三首》之二有云：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洒涕望青霄。（《杜诗详注》卷五）
哀痛诏，未见于是年史载。各注纷纭，皆不贴切，唯梁运昌《杜园说杜》所议通达，有云：
哀痛罪己之诏，必收京后所下。注家或引前此即位诏，则太远；或引还京十一月朔所下，则此时尚未还京。大约句语明白，是可依据，《旧唐书》疏略谬误，不得以彼而疑此也。③
皇帝下罪己诏，大抵是在关键时期作出的一种姿态，以唤起臣民对自己的信心。此诗表达的正是杜甫闻诏后的复杂感受。浦注云：“声与泪与眉端喜气，一并跃出。”（《读杜心解》卷三）王嗣奭云：“‘叨逢罪己’正指哀痛诏，而‘露洒望青霄’亦喜亦忧，恐其托之空言也。”（《杜臆》卷二）甚是。从“羽翼”一联看，玄、肃父子的矛盾已见端倪④，是杜甫“事前则出以忧危”的例证。可见杜甫对皇帝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闻罪己诏则深受感动，为之一洒热泪，充满了期待。然而经验告诉他，这并不可靠，“又下圣明朝”可见“罪己”已不是第一回了，故又“恐其托之空言也”。杜甫后半生总是陷在“期待——失望——再期待”的循环中。如后来《有感五首》云“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杜诗详注》卷一一），《往在》云“一朝罪己已，万里车书通”（《杜诗详注》卷一六），皆对皇帝翻然自新寄望殷殷。
正是“期待／失望”的张力，孕育出杜诗中最有意味的历史意象之一——孔明。《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诗详注》卷九）
此诗句句贴切蜀相，却意不在蜀相事迹，而在乎孔明与刘备间的“君臣相得”。如果说，李白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社会化了的人对自然的回归⑤；那么，杜甫的个性则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内在的悖论式的矛盾。萧涤非先生曾指出：“杜甫入蜀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很突出的变化，那就是他不再‘自比稷与契’，而向往于诸葛亮。”⑥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于杜甫在肃宗朝短暂的任职，使他痛感朝廷的黑暗，“思朝廷”与“忧黎元”难以两全。所以他幻想有一个孔明与刘备般“君臣相得”的环境，得到明君充分的信任，放手济世。人格独立与得志行道都在孔明这一意象中得到统一。事实上这种“统一”只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张力。借用浦起龙的话说：“晓此，后半部诗了了。”（《读杜提纲》）
三
我们感兴趣的还在于这种张力的表现形式。
对偶是中国诗的要素，其中“反对”尤为论者所深许。《文心雕龙•丽辞》云：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则详举反对云：
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至若上与下，尊与卑，有与无，同与异，去与来，虚与实，出与入，是与非，贤与愚，悲与乐，明与暗，浊与清，存与亡，进与退，如此等状，名为反对者也。
钱钟书《管锥编》认为对仗这一形式最适合表现事理的不同性能与正反两个方面，相反而相成。他说：“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⑦事实上杜甫正是充分认识到对仗这一特点，在诗中特多反对，使一联之间理殊趣合，一首之内理圆事密，既反映了充满矛盾对抗的外部世界，也表达了他那复杂无奈的内心世界。反对，成为杜诗中张力的最佳表现形式，不可不论。
大体说来，杜诗张力形式有两大类：一是在字句间形成张力；一是在内、外结构间形成张力。前者在杜诗中比比皆是，大抵如《文镜秘府论》所述者。兹举数例，以资隅反。字句间之张力，一种是将极不对称的事物铐在一起，好比荆轲把秦王之袖，五步之内一决生死，造成极其紧张的关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孟子•梁惠王上》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此联概括了孟子的这段话，但诚如《瓯北诗话》所说：“此皆古人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而觉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这与其反对之形式有关：十字之间，贫富悬殊立见，社会矛盾之尖锐自然令人震慑。且将此联辐射全诗，便凸显了诗人“思朝廷”与“忧黎元”之间两歧的处境，效果特著。至如《江汉》云“乾坤一腐儒”（《杜诗详注》卷二三），便产生逆反效果。诚如黄生所说：“‘一腐儒’上着‘乾坤’字，自鄙而兼自负之辞。人见其与时龃龉，未免腐儒目之，然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卷五）“腐儒”而能与“天地”抗礼，张力之巨大可知。
字句间之张力，还有一种是心理情感方面的。如《元日示宗武》诗云：
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训谕青衿子，名惭白首郎。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杜诗详注》卷二一）
仇注指出：“此诗皆悲喜并言。啼手战，是悲，笑身长，是喜。逢正月，是喜；滞远方，是悲。对柏酒，是喜；坐藜床，是悲。子可教，是喜；身去官，是悲。赋诗称觞，又是喜；忆弟泪行，又是悲。”诗人情感好比是交流电似的振荡，反对便是其导体。这种悲喜交集的情境在杜诗中颇为常见。更有一种是从表、里的对照中，见出诗人穿透事物本质的思力，如《有感五首》：“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杜诗详注》卷一一）对立面的转化就在上下句一转之间。总之，杜诗反对之丰富性与表现力言之不尽，当俟另文再议。
兹论内、外结构间之张力。所谓“内结构”，我指的是形式结构所以形成的内在思维方式。如《述怀》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杜诗详注》卷五）寄书探问消息，反畏消息回复，这是心理上的矛盾，不是字面上的矛盾。然而只有这样才能确切写出在战乱中生怕亲人罹祸那颗孤悬的心！陈贻掀先生说得好：“老杜当时因身许国和中顾私而激发出来的思想斗争是剧烈的，他的内心痛苦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⑧“身许国”与“中顾私”的矛盾形成张力，是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提纲》）。再如《彭衙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杜诗详注》卷五）反常的行为与内心的痛苦相激成章，倍觉感人。
内外结构的矛盾往往达成杜诗特有的悖论、反讽、自嘲的叙事方式。兹以《释闷》为例：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杜诗详注》卷一二）
萧涤非先生称：“诛求应当改辙，却偏未改辙；嬖孽不应全生，却偏能全生；国事竟是这样出人意料之外，所以说‘错料事’。”⑨事实上通篇都以反对形成反讽，是仇注所说：“通篇一气转下，皆作怪叹之词。”这股“正与反”的张力凸显了诗人的价值判断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所谓反讽，相当于修辞学上之“倒辞”。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称：“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意思包含在内的。”⑩这种方法一旦成为观察、提示事物本质的整体思维，则上升为内结构，是推动全局的血脉之所在。本文第一节论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长篇巨制，正是以“忧黎元”与“思朝廷”这对矛盾为血脉，深度地反映了杜甫当时“不忍便永诀”的内心矛盾，是徐复观所论杜甫创作冲动之源：“杜甫对于他的时代的痛切感受，并不是想飞越，而是去承担下来。要承担却又无法承担，这便形成杜甫一生的苦难精神。”(11)而这种叙事方式在杜甫后期排律中，因其形式的独特性而尤为常见，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凡四十韵》、《夔府书怀四十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诸作中都有典型的表现，因笔者有另文发表，兹不赘(12)。
这种内、外结构形成的张力还存在于组诗之间。《诸将五首》的主脑是通过一组诗对近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批评，意在激发朝廷将领报效国家的责任心，所以多反省语、设问句，从正反两方面叙事。尤其是第二首：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求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永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杜诗详注》卷一六）
前四句言事与愿违，不该发生的事却发生了。后四句言“地利不如人和”，“独”字暗示君臣离心，对诸将的谴责，以设问句出之，婉转而严厉，通篇具有很强的反讽意味。仇注引陈廷敬曰：“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陈氏已发现组诗结构的独特性，尚未发露其与内结构之对应。末首何以“另为一体”？试读原诗：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杜诗详注》卷一六）
此首从正面肯定严武与朝廷一心，能守边安民。钱注称该诗“感今而指昔”，颂严武可当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可知，诗指远而词文。由此可知，末首与前四首又形成正反相对照的张力，直如古建筑的“钩心斗角”互为斗拱，句与句，联与联，篇与篇之间，形成张力，紧相钩连。至如《羌村三首》，偷生与报国，《秋兴八首》盛世与乱世，同样是外结构与内结构对应，形成反讽的张力。感受杜诗的沉郁顿挫，不能不注意其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张力。
注释：
①五云，浦注引《隋书》：天子气，或如华盖在雾中，或有五色。证以杜诗《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云近蓬莱常五色”，蓬莱宫即大明宫，以五色庆云指代天子所居，浦注是。太甲，旧注不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编今注本《杜诗全集》（第2082页）引《史记•殷本纪》，认为当指成汤之嫡长孙太甲，曾被伊尹流放至杜甫家乡附近的尸乡，“联想到太甲能悔过自责，修德使诸侯咸归而百姓以宁，因用以喻当今皇帝；可见杜甫内心始终寄希望于皇帝”。兹用其说。
②事实上更有一些士大夫是直接批评杜甫诗中的“微词”，如杨慎《升庵诗话》卷四直指杜诗“慎莫近前丞相嗔”、“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等，是“类于讪讦”。而王夫之《诗绎》第十二则、《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三十七则（见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注中讽刺更是厉声抨击。可见君主专制日甚的封建社会后期，杜甫对君主批评的态度已引起一些儒者的强烈不满。还有一点要注意，古人对“规讽”与讽刺是有区别的，前者“宅心忠厚”，后者则有站在君王对立面之嫌。
③［清］梁运昌《杜园说杜》，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④详参陈贻掀《杜甫评传》上卷第十章第一节“如此中兴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页）。
⑤参看拙作《“布衣感”新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⑥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1页。
⑦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75页。
⑧陈贻?{《杜甫评传》上卷，第359页。
⑨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⑩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35页。
(1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12)详见拙作《论杜律铺陈排比的叙事方式》第三节，《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
